從“傑利蠑螈”到“特朗普蠑螈”：美國選區重劃規則碰撞與兩黨鬥爭新態勢｜戰略與安全_風聞

編者按**·  2025.09.01**

選區本應只是人口與代表權的數學映射，如今卻成了操縱權力的工具。本文回顧“傑利蠑螈”這一古老的選舉操縱手段，指出從2019年最高法院Rucho案為黨派操縱選區開閘，到近期特朗普推動得州中期重劃打破十年慣例，“特朗普蠑螈”正在現身。這一手段正推動全國性的“政治軍備競賽”：共和黨公開以鞏固權力為目標，民主黨則陷入道德與戰略的兩難：既譴責對方破壞民主，又在部分州採取類似操作。雙方陷入“囚徒困境”，在缺乏互信的環境中，背叛成為理性選擇。

文末進一步指出，內政中的權力集中與規則重塑，已折射到美國對華戰略：以短期利益為導向，輕視既有國際規則，可能加劇大國競爭中的安全困境。全文為觀察美國民主韌性與對外政策走向提供參考。

引言

“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起源於1812年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里奇·傑利（Elbridge Gerry）的一次選舉策略。彼時，傑利為確保選舉勝利，簽署了一項法案，劃定了一個形狀奇特、類似蠑螈的選區，從而開啓了政黨通過不公正劃分選區以獲取政治優勢的先例。**其核心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打包”（Packing），即將對方陣營的支持者儘可能集中劃入少數特定選區，消耗其票力，使其在其他選區難以形成優勢；二是“拆分”（Cracking），即將對方陣營的鐵票支持區域打散劃分到多個選區，稀釋其投票影響力，使其在每個選區都無法形成多數。**儘管這一操作手法由來已久，但其始終被視為一種政治上的不正當行為。那些操弄選區劃分的人，往往以維護“社區完整性”或促進“地區代表性”等理由來為其行為辯護，試圖為其策略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然而，這些選區地圖，因其形狀之怪異、劃分之不合理，常常成為媒體和政客口誅筆伐的對象。

“傑利蠑螈”政治漫畫（圖源：Britannica）

“傑利蠑螈”的政治演化

在2019年“Rucho訴Common Case案”（Rucho v. Common Cause）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裁決。法院認為，黨派不公正的選區劃分不是聯邦法院可以審理的問題，而是由州法院等來決定。**這一判決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在實質上賦予了“傑利蠑螈”一種合法的外衣，即只要其行為的邊界未觸及明顯的種族歧視，任何黨派基於自身利益的極端操縱，在聯邦司法的層面上都難以受到有效的挑戰和制約。**這也加劇了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因為它使得黨派能夠更加肆無忌憚地操縱選區劃分以鞏固自身權力，從而削弱了反對黨在選舉中的競爭力，進一步固化了兩黨之間的對立和分裂。**在這樣的背景下，選舉不再是一場尋求共識和政策優劣的較量，而是演變成了兩黨之間的“零和遊戲”。**在這場遊戲中，規則的制定權成為了比政策本身更為關鍵的爭奪焦點，它決定了遊戲的規則和最終的勝者。

近期，**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推動由共和黨主導的得克薩斯州（以下簡稱“得州”）啓動“中期重劃”，標誌着選區操縱現象出現顯著升級。**此舉打破了美國每十年基於人口普查重劃選區的政治傳統，轉而純粹服務於短期選舉利益。特朗普高調介入本屬州權範疇的選區事務，甚至暗示可能動用聯邦權力（如FBI）進行干預，進一步模糊了聯邦與州之間本應明晰的權限邊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人公開承認，重劃旨在“提升共和黨的政治表現”。這一行動迅速觸發全國性政治對抗，共和黨控制的佛羅里達、俄亥俄等州與民主黨主導的加利福尼亞（以下簡稱“加州”）、紐約等州相繼啓動報復性重劃。至此，“傑利蠑螈”已從一種隱晦的政治伎倆，演變為兩黨間公開的全國性“政治軍備競賽”。這一趨勢不僅侵蝕民主選舉的公平基礎，更深刻挑戰美國政治體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蠑螈”（Trump Gerrymandering）應運而生。

“政治軍備競賽”：美國選區重劃中的制度武器化與民主危機

為權力而劃：特朗普如何推動共和黨改寫選舉地圖

在美國政治版圖的暗面，一場由特朗普主導的、旨在重構選舉地理的戰略行動正悄然展開。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策辯論或民意爭取，而是一場關於權力的規則改寫，他試圖通過操縱選區邊界，為共和黨在未來的選舉佔據高地。特朗普推動共和黨進行“中期重劃”，不僅是對政治慣例的顛覆，更是對美國選舉民主制度韌性的一次嚴峻考驗。

特朗普此舉的動機源於對現實政治計算。2024年大選後，共和黨雖以219對212席的微弱多數控制眾議院，卻面臨歷史性的中期選舉劣勢與自身支持率持續走低的雙重壓力，近期民調顯示，特朗普支持率已降至40%。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意識到，許多共和黨主導州（如得州）的人口結構正發生不可逆的變化——少數族裔，尤其是傾向支持民主黨的拉丁裔人口快速增長，長期來看將侵蝕共和黨的選民基礎。在這一背景下，選區重劃不再僅僅是技術調整，而成為共和黨維繫權力的生死之戰。特朗普的目標明確而徹底：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將共和黨當下的優勢固化為長久的制度性優勢，從而為其第二任期的政策議程掃平立法障礙。

為實現這一目標，特朗普採取了一系列激進的策略。首先，**他公開打破“十年一劃”的政治傳統，強力推動得州在2025年（距上次重劃僅隔五年）進行“中期重劃”。**此舉的核心在於將選舉操控的常態化時機提前，以追求短期內的最大政治收益。此外，**他高調介入傳統上屬於各州事務的選區重劃進程，公開敦促並施壓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採取行動。**他甚至暗示可能動用聯邦權力進行干預，這種模糊聯邦與州權邊界的做法，不僅展現了其強勢的政治風格，更折射出美國聯邦制在此類黨爭中所面臨的危機。

美國得州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20日在州議會大廈，就重劃選區法案進行辯論（圖源：法新社）

而從共和黨的戰略視角來看，這是一場不容猶豫的權力博弈。共和黨內部普遍認為，當下選舉不再是理念之爭，而是一場“零和遊戲”，共和黨必須“先發制人”，這充分利用2019年聯邦最高法院對“Rucho訴Common Cause案”的裁決——該裁決實質上為黨派重劃賦予了法律上的豁免空間。共和黨議員們不再遮掩其動機，他們公開承認重劃是為了以最大限度地實現黨派利益。這種從遮掩到赤裸的轉變，標誌着美國政治已從爭奪選民支持，異化為一場爭奪規則制定權的“元遊戲”。也意味着權力的鞏固不再僅僅依賴於爭取民心，而可通過精確的制度設計與規則操縱來實現。在這場為權力而劃的博弈中，短期選舉利益壓倒了程序正義與長期制度健康，而美國民主，正不得不面對其規則被徹底武器化後所帶來的深遠危機。

民主黨的政治豪賭：正當性敍事下的兩難抉擇

面對共和黨主導的“選區重劃攻勢”，民主黨不僅僅是在應對一場政治博弈，更是陷入了一場深層次的政治哲學與實踐策略的雙重困境。這一兩難處境在前總統奧巴馬公開讚許加州民主黨推出的重劃方案後愈發凸顯：**他稱其為“一種負責任的回應”，試圖為這場本質上仍是黨派操弄的操作賦予捍衞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在這一敍事掩護下，民主黨在道德、程序、戰略與政治風險四個維度展開了一場精心策劃的“正當性敍事”，既是一場高風險的政治豪賭，也是對美國民主制度韌性與公正性的一次嚴峻考驗。

民主黨得克薩斯州參議員卡羅爾·阿爾瓦拉多 （Carol Alvarado） 在波士頓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外的其他民主黨州議員人羣中發表講話（圖源：美聯社）

首先，從道德層面來看，民主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角色認同撕裂。在得州等共和黨主導的州，民主黨人一方面以“民主衞士”的姿態激烈抗爭，指控共和黨通過選區重劃“稀釋少數族裔投票權”和“破壞選舉公正”；然而，在加州等自身主導的州，民主黨卻同樣為維護自身黨派利益推行有利於自己的重劃方案，這無疑讓其陷入了“偽善”的指責之中。通過旗幟鮮明地抗拒共和黨的“傑利蠑螈”，但又在自己的土地上親自操盤“實操傑利蠑螈”，民主黨在公眾眼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過去作為“改革者”的道德信譽遭遇質疑，其長期以來所堅守的原則是否真誠，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其次，程序正義與結果至上的衝突，迫使民主黨陷入了制度忠誠的悖論。**在2010年，加州公民通過公投成立了“公民選區重劃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設立本意是超越黨派利益，確保選區重劃過程的公正性和程序的純潔性。這一改革舉措曾被民主黨視為美國民主政治的典範。然而，在面對共和黨推進選區重劃的壓力時，民主黨卻選擇繞開這一獨立委員會，直接通過黨派化的州議會推動重劃，儘管他們將此辯解為“臨時措施”和“選民公投”的過渡方案，但外界依然廣泛批評其“為權力背叛原則”。這種拋棄程序公正、重視結果的戰略選擇，無疑損害了民主黨本身在公眾中的道德信譽，進一步加劇了選舉制度的信任危機。

第三，民主黨陷入了一個關於戰略選擇的深刻困境**。**若其堅持“不與之同流”的清高，拒絕採取操縱手段對抗共和黨的操作，則可能會因共和黨的激進選區重劃失去對眾議院的控制，進而導致立法議程的停滯，政權的平衡被打破；然而，如果選擇“以牙還牙”，採取類似的重劃策略，黨派間的極化將加劇，從而坐實“兩黨一樣爛”的言論。奧巴馬曾提到，“我們不能單方面允許操縱遊戲”，這也揭示了這一困境的殘酷性：在黨派對立嚴重、缺乏信任的環境中，任何一方的自律都可能導致被對方壓倒，而自我約束在這種環境中似乎意味着失去未來的競爭力。在這種背景下，民主黨面臨的選擇無疑是充滿風險的。

**第四，民主黨面臨的抉擇不僅僅是道德與策略之間的對立，還有政治風險。**其採取的策略雖然可能有效鞏固核心選民基礎，但同時也可能疏遠那些厭惡黨爭、渴望政治平衡的中間選民。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月的民調顯示，64%的美國人認為兩黨都在為自身利益操縱選舉規則，僅19%的年輕人信任聯邦政府，這一現象本身反映了公眾對兩黨政治行為的普遍厭倦。如果民主黨在選區重劃問題上的做法被視為與共和黨無異，則可能面臨選民對其道德號召力的質疑和對其政治立場的疏遠。此外，法律挑戰與打破“十年一劃”慣例的惡性先例，可能使美國選舉地圖陷入長期的不穩定與動盪，進一步削弱民主制度的穩定性與合法性。

在這場政治豪賭中，民主黨試圖通過“防禦性正當敍事”將其行動包裝為“守護民主的必要之惡”，試圖把自己的策略合理化。然而，無論最終的勝負如何，真正受損的，或許是公眾對民主程序本身的信任；制度在極端對立中的帶來的凝聚力與共識，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通過一場爭奪選區重劃的博弈，民主黨不僅在政治舞台上拼殺，更是在對美國民主的未來構建一個充滿風險與挑戰的歷史命題。

一場關乎選區重劃與民主存亡的“囚徒困境”

**在美國選區重劃的政治舞台上，兩黨的行動邏輯與“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完美契合。**從博弈結構上看，雙方的最優選擇本應是共同放棄操縱、維持選舉的公正性——這最符合民主制度的整體利益。然而，在極度缺乏互信且高度極化的環境中，背叛成了壓倒性的理性選擇。**共和黨深知，若己方主動操弄選區而民主黨恪守原則，他們將獲得巨大的席位優勢；反之，若民主黨背叛而共和黨自律，則自身將處於弱勢地位。對民主黨而言，邏輯同樣如此。**在無人遵守規則的情況下，獨自堅持原則無異於政治自戕。於是，儘管明知合作才是最優解，背叛卻成了每一方個體計算下的必然策略。

這一困境迅速從理論推演轉化為全國性的政治現實。得州的共和黨人率先打破“十年一劃”的慣例，啓動有利於己的中期重劃；作為回應，加州的民主黨人宣佈將推行對沖性的選區方案。佛羅里達、俄亥俄等紅州與紐約、伊利諾伊等藍州也相繼捲入。一場旨在鞏固權力的行動，由此觸發了兩黨之間全國性的“政治軍備競賽”。選舉地圖不再是人口分佈的客觀反映，而淪為黨派意志的角力場，其形狀的扭曲程度，成為衡量政治極化的可見尺度。

鬥爭的形式也隨之升級，從議會內的程序博弈蔓延為逾越常規的政治對抗。在得州，民主黨議員一度以集體離場的方式試圖阻撓表決，導致州議會因人數不足而停擺；而共和黨控制的州政府則以吊銷缺席議員資格、發出逮捕令和提起司法訴訟作為反擊。特朗普甚至公開暗示可動用聯邦執法力量介入，此舉不僅突破了政治慣例，更模糊了聯邦與州之間的權力邊界，將地方性爭議推向憲政衝突的邊緣。

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州議會大廈舉行的會議召開會上，州民主黨人選擇缺席（圖源：美聯社）

最終，這場囚徒困境所帶來的，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制度性消耗。兩黨或許能通過操縱在短期內獲利，但長遠來看，公眾對選舉公正性的信任將持續流失。當“兩邊一樣爛”成為普遍共識，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根基便遭侵蝕。更深遠的是，這場困境徹底重塑了美國的政治邏輯：選舉的重點從爭奪選民支持，轉向爭奪規則制定的特權；從“在規則內競爭”變為“為改變規則而鬥爭”。

內政的鏡像：美國對華戰略的深層邏輯

美國這場關於選區重劃的“政治軍備競賽”，折射出三個關鍵維度，**即權力集中、規則操縱和囚徒困境式的國際競爭。**這些維度不僅揭示了美國內部政治策略的轉變，也反映了其對外政策的邏輯，尤其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

**首先，“傑利蠑螈”的實踐反映了一種權力集中的趨勢，其中政策的制定往往服務於特定的政治集團或黨派利益，而非廣泛的國家或國際利益。**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種傾向，其政策選擇往往強調短期的國家利益，如貿易保護主義、移民限制和對盟友的經濟壓力，這些措施旨在鞏固其政治基礎和選舉支持。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對外政策的制定更加偏向於維護特定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基於更廣泛的國家利益或國際合作的考量。例如，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通過提高關税和重新談判貿易協定，旨在保護美國國內產業和就業，但這種做法可能損害了長期的國際貿易關係和全球經濟的穩定性。同樣，對移民的限制政策雖然短期內可能滿足了一部分選民的需求，但長期來看可能對美國的多元文化和創新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特朗普推動的“中期重劃”和“特朗普蠑螈”策略，體現了一種對現有規則的操縱和重塑，這種策略的升級不僅改變了美國的選舉地圖，也改變了國內政治的運作邏輯。**在這種邏輯下，權力的鞏固不再僅僅依賴於爭取民心，而是可以通過對制度和規則的精確操縱來實現。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種對規則本身的工具化傾向，即規則和制度不再是維護公平和正義的基礎，而是成為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這種對內政治策略的運用可能揭示了美國在對外政策上的某種傾向。特朗普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一些決策，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等，顯示出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輕視。這種態度可能源於一種信念，即在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過程中，制度和規則的操縱比遵守規則更為重要。這種策略可能會對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它可能導致國際社會對美國承諾和可靠性的懷疑，從而削弱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鼓勵其他國家採取類似的策略，從而破壞國際合作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最後，美國選區劃分的政治演化所體現的“囚徒困境”邏輯，與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大國競爭的分析有着相似之處，**在缺乏信任和有效溝通的背景下，自我保護的本能驅動了對抗升級的循環。**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是指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引發與現有大國之間的衝突，而當下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在學界被廣泛討論的議題。在缺乏政治互信的環境中，每一方都可能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這不僅在美國國內政治中表現為選區劃分的策略運用，也在中美關係中表現為雙方的戰略競爭。中國崛起被美國視為對其主導秩序的威脅，而美國的遏制措施又被中國視為對其發展權利的壓制。雙方的一系列強硬措施和反制措施，正不斷推高緊張局勢，呈現出一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惡性循環。美國強化亞太軍事部署、實施“對等關税”，或在高新技術領域扼住中國的咽喉，以保持其全球領導地位。而中國通過開拓多元出口市場（如東南亞）與加強軍事巡演等方式，以確保其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可能被視為理性的自我保護行為，但長期來看，它們可能會加劇雙方的緊張關係，導致一個惡性循環，即雙方的行動和反應不斷升級，最終可能走向衝突。**打破這一困境需要建立和加強互信，通過對話和合作來解決分歧，以及在共同關心的全球性問題上尋找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

吳雨彤**：**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學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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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詹藴第

排版 | 吳雨彤

初審 | 王希聖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