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獨選9月3日？從東京灣到南京：由中國來定義勝利_風聞

又一個十年，在鋼鐵洪流的轟鳴聲中，在廣大軍迷們朝盼夜想的期待裏，9.3勝利日閲兵這場盛典即將拉開大幕。為什麼9月3日是抗戰勝利紀念日？中國的9.3勝利日閲兵不僅是一場軍事力量的展示，更是一場關於歷史話語權的無聲宣言。

1945年的幾個時間節點，至今仍推動着不同國家的歷史敍事：

俄羅斯延續了前蘇聯5月9日的紅場閲兵，紀念德國投降及“偉大的衞國戰爭”勝利；

美英法會銘記1944年6月6日於奧馬哈海灘的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加速德國法西斯的滅亡；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終戰詔書》宣佈停戰，同期韓國則在 8月15日慶祝 “光復節”；

9月2日，日本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籤署投降書，儀式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主持，美國主導。現場照片中，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站在角落，鏡頭罕見；

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典禮在南京原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

對中國而言，最具象徵意義的日子，既不是日本天皇宣佈“終戰”的8月15日，也不是美軍主導東京灣受降的9月2日，而是9月3日。這一選擇，遠非一個簡單的日曆標記，其背後是對敍事主導和歷史話語權的有力宣示。

為何不是8月15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佈《終戰詔書》。這份詔書通篇1000餘字未提“投降”，更無對侵略罪行的絲毫反省，反而將戰爭美化為“解放東亞”。 對中國而言，接受這一天意味着默認了日本粉飾侵略、逃避罪責的“終戰”史觀。這是一種概念的偷換，中國絕不接受。

為何不是9月2日？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上，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然而，這場儀式的主角無疑是美國。從麥克阿瑟將軍的主持，到那面象徵美國重返亞洲秩序的“佩裏叩關”時期的舊國旗，無不彰顯着美國的絕對主導地位。參加儀式的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雖然在場，但在當時的歷史鏡頭中卻並非焦點。將這一天作為勝利日，無異於將中國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爭，置於“美國勝利”的宏大敍事之下，成為配角。

9月2日在密蘇里戰艦上的徐永昌將軍

9月3日：屬於中國自己的勝利時刻

真正的轉折點是1945年9月9日，在南京，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方代表何應欽遞交投降書。這是日本侵略軍在最主要的“東方主戰場”上，向中國軍民的正式低頭。而在此之前的9月3日，國民政府就已通告全國，慶祝抗戰勝利。中國各地陸續舉行受降儀式，從芷江到廣州，從台北到越南河內——這是中國抗戰勝利的實質性起點。

芷江受降

9月9日南京受降

這一天，標誌着勝利的榮光真正迴歸中國大地。

2014年，中國以國家立法形式，將9月3日正式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這一舉動，是對歷史的鄭重追認。隨後2015年的勝利日大閲兵，84%的受閲裝備首次亮相，更是向世界清晰地傳遞了一個信號：中國不僅是二戰的戰勝國，更是“東方主戰場”，以犧牲3500萬軍民的巨大代價，牽制了日軍主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8月15日那份語焉不詳的《終戰詔書》，到9月2日東京灣上那場“美式勝利”的定格，再到最終屬於我們自己的9月3日。日期的變遷，劃出了一條清晰的軌跡——這不僅是時間的推移，更是一場關於歷史記憶和民族尊嚴的無聲角力。

 

將9月3日以立法形式鐫刻於國家記憶之中，每一次勝利日的紀念，每一次閲兵的轟鳴，都是在向世界重申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我們不僅贏得了戰爭，更贏回了定義自身勝利的權利。

每一次9.3閲兵的轟鳴，都是對歷史話語權的再次確認。這本日曆，由我們親手寫下。它告慰着浴血奮戰的先烈，也昭示着一個民族走向復興的堅定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