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賣到勝利為止”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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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賣瓜子,請同胞買瓜子!買一包瓜子,就是支援抗日!”
南洋街頭,華僑鄭潮炯身背布袋,一聲聲叫賣。每包瓜子的包裝上,都印有這樣一行字——
“請同胞買建國瓜子,得款悉救濟祖國孤兒寡婦。同胞同胞莫忘國恥,予決定義賣到勝利為止!”
1904年,鄭潮炯生於廣東,17歲隨父下南洋;1937年,聽到盧溝橋事變的消息,鄭潮炯決定義賣瓜子,籌集捐款,支援抗戰。幾年間,他的足跡遍佈南洋戲院、茶樓、碼頭、車站……
他一包一包地賣瓜子,一分一毫地攢捐款,每一筆義賣所得,都記在賬上,分毫不取。最終,鄭潮炯將18萬元義款,全部交至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
這筆錢,在當時可買下整整40萬斤大米。
1939年,鄭潮炯的家鄉淪陷,噩耗傳來:包括年邁的父親在內,他的30多名親人慘遭日軍殺害。但國恨家仇沒有將鄭潮炯壓垮,更堅定了他的信念。他對妻子説:“日本打來了,如果國家沒有了,哪裏還有家?有國才有家!”
抗戰勝利後,鄭潮炯仍未停止義賣。他把義賣所得,全都支援家鄉戰後重建。

圖為鄭潮炯。
二
白雪嬌,一名生於馬來亞檳城、曾就讀廈門大學中文系的華僑。在檳城,她是當地婦女抗日救國的骨幹;1939年,她放棄教師的職業,回到中國支援抗戰,成為“南僑機工”的一員。
臨行前,她給父母留下一封信——
“親愛的父母親:
別了,現在什麼也不能阻撓我投筆從戎了。我知道父母親一向是明情達理的,對於女兒的行動,是不會有異議的。
我之所以不別而行,這是女兒勇氣不夠的緣故,因為骨肉之情,總是難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這意思,母親一定是激動而流淚的。我雖然立志報國,為了這天生感動的弱質,或許是會被私情克服的。所以為補救這劣點,只得硬着心腸,瞞着你們,走了。
我知道,母親是會因此傷心一場,但是我相信,父親是不會因而責怪女兒的,一定是引為光榮的事。
走之前,我是難過極了,在每分鐘內,我的心起着往復數次的矛盾衝突。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弟妹是我所愛的,但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所以,雖然幾次的猶疑躊躇,到底我是懷着悲傷的情緒,含着辛酸的眼淚踏上征途了。
這次去,純為效勞祖國而去的。雖然我是社會上一個最不值得注意的蟲,雖然在救國的大事業中,我的力量簡直是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盡我一滴之微力。
親愛的雙親,此去雖然千山萬水,危安莫卜,是不免悽愴辛酸。但是,以有用之軀,以有用之時間,消耗於安逸與無謂中,才是更令人哀惜不置的。因為生活就是鬥爭,尤其是在祖國危難的時候,正是青年人奮發效力的時機。
這時候,能親眼看見祖國決死鬥爭以及新中國孕育的困難,自己能為祖國做點事,就覺得此是不曾辜負父母親的養育之恩。
女兒是不孝的,望雙親寬懷自慰,善自珍重。臨行匆匆,僅留此作別,後會有期。
最後,敬祝健康!”
三
廣東開平赤坎鎮騰蛟村,潭江水緩緩流過一座碉樓的基座——南樓。

圖為南樓七烈士雕塑。
1945年7月16日晚,暮色低垂。南樓內,7名自衞隊隊員攥緊鋼槍,神情嚴峻;樓外,3000名日軍步步逼近。這是一支開往廣州的日軍,赤坎是他們的必經之處。
敵眾我寡,從南洋回鄉抗日的司徒煦、司徒遇與另外5名僑鄉子弟決定:堅守南樓,阻擊日軍!
7比3000,力量對比懸殊,他們卻死守了10天。最後,久攻不下的日軍公然違反國際公約,用毒瓦斯炮彈炮轟南樓。7名隊員中毒昏迷後被俘,受盡酷刑,英勇就義。
他們當中,最大的38歲,最小的18歲。
1939年9月30日,廣東台山,餘景舜給遠在美國的父親餘積中寫信,告知“敵機常過境,僑匯時斷”,希望父親增加匯款,“以應戰時之需為慰”。
得知家鄉困境,旅居美國、加拿大的餘氏族人發起聯合捐款,賑濟故鄉。“積中君、利和君、宏禮君……”很快,一張“航空箋”信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捐款者名字。
這筆捐款,總計“國幣壹萬貳仟員”。
匯款的僑胞,以“各埠昆仲”自稱,意思是捐款者都是“自家兄弟”。這份跨越太平洋的航空箋,承載了34名僑胞的熱血丹心,也記錄下一個家族救家、援鄉、紓國難的壯舉。

餘氏家族成員從美國紐約、檀香山及加拿大寄給家鄉的賑濟款捐款名單。
四
1945年9月2日,在中國等9個受降國代表注視下,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全民族歡欣鼓舞之時,印尼華僑吳道善,給汕頭家人寄了封信。許是怕通訊不暢,這封寄往家中的寸稟,兩面均寫滿了字——
“滿望你後輩奮發有為,繼承你哥你姑父之志,以慰在天之靈!……在此百難聲中,自己堅定意志,擊破障礙,拓開路徑而循平坦大道!”
是的,拓開路徑而循平坦大道。繼承前人事業,接續今日奮鬥,開闢明天道路,是那一代人對後輩的殷切期望。
中國的華僑,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愛國、愛鄉、愛家人。抗日戰爭期間,他們當中有的投身“飛虎隊”,有的驅馳在滇緬公路運送補給;有的回鄉組織抗日誌願隊,有的通過聯合捐款賑濟家鄉……
80年後,他們依然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