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科學嗅覺早察日本侵華之心，積弱之下以何抗衡？_風聞

氣象學家竺可楨非常早就意識到日本有全面侵華之心。在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中國不僅在主權和軍事上受日本侵略，即便在學術上，在氣象學領域也曾與日本有一場持續多年的正面對抗。為了國家長遠利益和學術主權，竺可楨設法開展了一系列抵抗行動……

撰文 | 劉元慧（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人的抗戰事業不是從日軍炮轟宛平城、槍響盧溝橋的那一刻才開始的。我們無法枚舉，在那以前的許多年裏，有多少中國人在各自的戰線上為抵抗日本侵略或聲勢浩大或默默無聞地進行準備。可是，中國人，人同此心，這一點，毋庸置疑。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前的一二十年裏，在日本逐步蠶食和侵略中國資源和領土的同時，中國第一代科學家陸續學成歸國，白手起家，開啓獨立自主的進步科學事業。這些代表着新知識、新文化、新思想的年輕學人，他們面對的第一件事，就是救亡圖存。

可是，書本知識、實驗室探索要轉化為得以抵禦侵略的實實在在的力量，談何容易。在這一批愛國科學家中，有一位很快找到科學方案併為抗戰作出積極準備的年輕人，他就是氣象學家竺可楨。

1937年4月30日拍攝的竺可楨頭像 | 圖源：李玉海先生提供

一

竺可楨是較早意識到日本有全面侵華之舉的有識之士。自1910年以後，他在許多公開發表的文章與講演中都對日本侵華野心有過論述。他講日本侵華野心，往往是用科學原理去擺事實講道理。

1917年，竺可楨將當時的學界領袖之一、地質學家丁文江的英文論文《中國之煤礦》翻譯成中文發表在《科學》雜誌上，“譯者識”裏有這樣幾層意思：今日之世界是煤鐵之世界。中國儲藏煤炭很多，為列強羨妒。東鄰小國更是虎視眈眈，已在逐步侵佔。[1]

《中國之煤礦》首頁| 圖源：《科學》雜誌第3卷第5期

1927年，竺可楨從日本考察回來，在南開中學演講，綜合人口、資源等因素解釋了日本對外發展的必然性。他尤其提到：由於日本缺煤鐵，成為強國根基不穩。1915年日本對中國的“二十一條”中首先着眼煤鐵，而最近日本報紙又在注意此事。竺可楨説“日本的對外發展，中國適當其衝。”[2]事實上，日本多年來對中國資源的蠶食已將“適當其衝”坐實。此處竺可楨還有一層言外之意，舊事近來又見報端，想必日本正在醖釀比較大的行動。

當然，當時意識到日本將要大舉侵華的知識界人士並不少，而竺可楨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很早意識到了氣象學與戰爭的關係，這種敏感度是他所處科學領域的特殊性賦予他的。

1932年3月，竺可楨在金陵大學做了一個演講《從戰爭講到科學的研究》。當時剛剛發生“一·二八”事變，也即淞滬抗戰。竺可楨評價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時認為，十九路軍很是驍勇，但日軍還是佔了很多便宜，根本區別就在於“科學與非科學爾”，因為日軍用了煙幕、毒氣等手段。在這個演講中，竺可楨提到了地質、氣象，提到了地震觀測，籠統地講了科學對戰爭的影響。[3]

1932年3月21日竺可楨於南京金陵大學演講《從戰爭講到科學的研究》|圖源：《科學》雜誌第16卷第6期

同年10月，竺可楨發表了一篇文章《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專門講氣象測候對戰爭的作用。其中兩句“近世戰術之有賴於氣象者以飛機與炮隊為最”，“近世海軍之戰爭，所賴於天時者尤巨”，足見氣象測候對現代戰爭整體性的影響。[4]

竺可楨在30年代初頻繁地向公眾做這些科普，並不是因為他到此時才意識到氣象學在戰爭中的作用，而是要通過這些宣傳來加持他正在推進的全國氣象測候網絡建設的整體計劃，併為這個氣象事業網羅更多的青年人才。所以，竺可楨不僅意識到氣象學和戰爭息息相關，而且還從氣象學的角度為抗戰做了積極準備。甚至可以説，竺可楨對全國氣象測候網絡的推進，是對國內將發生大規模反抗侵略戰爭有明確洞察後，所採取的直接行動。

二

竺可楨為何如此看重這個計劃呢？這個計劃為何又與抗戰相關呢？於國內而言，這意味着將出現一個科學佈局、統一管理、統一規制的氣象觀測網絡，高效傳遞並即時彙總全國各地氣象數據，為軍事民生諸多用途提供精確參考。於國際而言，這意味着中國將以平等身份進入國際合作網絡，填補東亞氣象數據極度缺乏的現狀，與各國共享科學資料，實現在科學研究、軍事行動中的各類合作。

這個計劃不是個人之力可以推進的。1921年竺可楨擔任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之時就曾建議應在位於南京的北極閣上建築觀象台，雖然得到郭秉文校長鼎力支持，但最終未能如願。[5]

所以，竺可楨在等，等一個關鍵時機。1927年，為實現學術獨立之目標而籌辦的中央研究院正在醖釀，籌辦氣象台亦在計劃之列。當年上半年，竺可楨還在天津南開大學教書，東南大學希望他回南京。其妻張俠魂5月給張其昀（地理學家，竺可楨學生）寄了一封書信，其中一句提到“如中央有建設氣象台之決，屆時再往接洽亦不為遲。”[6]竺可楨在1927年最終選擇回到南京，根據這封書信推知，這一決定與建氣象台這件事有很大關聯。何況，當時不僅僅是要建氣象台，而是整個氣象事業都有可能被中心化、機構化了。這個機構就是後來由竺可楨親手籌建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

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 | 圖源：《竺可楨年譜長編（第二卷）》（待出版）

1928年6月，氣象研究所籌辦半年後，第一份對外公開的宣言就是《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竺可楨將全國分為十區，計劃每區設氣象台一座，頭等測候所三所，二等測候所十所至三十所。[7]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通盤計劃。

《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首頁|圖源：《地理雜誌》第1卷第2期

可是，想推進一個全國性的計劃，就要有號令全國的能力。這一計劃是以科學文化事業的名義來請款和自居的，而原有的測候機關大都嵌於政府部門之中且因各地情形不同各有統屬。這個計劃如何由科學家竺可楨為主導來推進呢？

中央研究院第一本年度報告中，竺可楨就在氣象研究所部分指明:“本所以名義論，雖純粹研究機關，以職責論，實兼中央氣象台之任務”[8]。這是在中央研究院內部明確氣象研究所的職能定位。1929年3月，中央研究院公函財政部，其中一句“嗣後關於全國氣象事件，當以本院氣象研究所為總樞”[9]，這是目前可考的第一次明確在政府部門間公函中表述氣象研究所統領全國氣象事業。從行動看，竺可楨可算是有氣象“總樞”意識的國內第一人。此前，測候機關往往是附屬於各類各級有特定需要的部門，因此這些機關之間是斷裂的。竺可楨以此全國氣象測候網絡的推進，在混亂的政治局面中，有意識地去爭取一項科學事業的全國一盤棋，這才是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的應然之舉。

1931年7月竺可楨獲准調查全國氣象觀測機關，圖為當年10月昆明私立一得測候所回覆的調查表| 圖源：《竺可楨年譜長編（第二卷）》待出版

從此時起，竺可楨採取了一系列有效行動。氣象研究所開始設立練習班培訓氣象測候人員，為包括建設、軍政、航空、交通、水利、漁業等各類各級部門輸送專門人才。練習班中湧現了一批優秀人才在竺可楨的指揮下去往全國各地建站設所。竺可楨先後推進氣象觀測規程會議、全國氣象機關聯席會議，逐步完成了全國氣象機關的規範化、標準化管理。竺可楨尤其注重與航空部門、無線電部門的合作，到全面抗戰之時，實際上已經掌握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無線電台網絡。等等。

竺可楨與氣象研究所第三屆練習班同學畢業合影| 圖源：《風雨百年——陳學溶口述自傳》第44頁

三

我們並不知道也很難估計竺可楨試圖建立的這個氣象測候網絡在抗戰中到底發揮了多少作用，也許只是微乎其微。但是，竺可楨做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對侵略行為的抵抗。

氣象研究所成立之時，法國、英國、德國、日本、蘇俄、瑞典已經先後在中國領土之上設站測候，在《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中，竺可楨説：“若此越俎代庖，宣賓奪主，固足為吾國學術界之羞，而言念國防亦應為國人所不許。”他還説，“軍事與商業上侵略，固應抵制，而學術界上之侵略，亦不能不加以抗衡。”[10]那麼，這份計劃書，就是他的抗衡。建立全國最高氣象科學學術機關，也是他的抗衡。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中日之間在氣象學上也曾有過一場關乎主權、持續多年的正面對抗。青島觀象台是當時亞洲最先進的觀象台之一，自1918年開始，把持觀象台的日方人員就先後以不具備專業素質為由拒絕中方接管觀象台，以尚未有官方科學機構為由妨礙信息數據通過中方名義進入國際氣象網絡，以地磁觀測為由拒絕撤出人員。1931年2月9日，中央研究院聯合中國氣象學會要求外交部與日本政府溝通，正式要求撤回青島觀象台所有日方人員。[11]10日，《社友》第6號頭版刊登由蔣丙然（天文學家、氣象學家，時任青島觀象台台長）、竺可楨、楊銓（中國管理科學先驅、人權運動先驅，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起草《中國科學社為青島觀象台日員懸案事敬告政府當局及國內各學術團體》[12]，由《申報》於2月18日以《中國科學社為青島觀象台日員案宣言》予以報道，是以將此事正式宣告於公眾。

持續在國際科學界發聲，亦是一種抵抗。

1933年6月初，竺可楨與地質學家翁文灝、農學家沈宗翰一同代表中國出席第五次太平洋科學會議。竺可楨在會上宣讀論文《中國氣流之運行》，備受各國學者之推重，普遍認為是巨大成功。次日加拿大、美國各報皆用頭號字刊登首欄。消息傳回國內，各大報紙都爭相報道“我國科學家在國際受到普遍讚譽是國家之榮譽”。

《時事新報》1933年7月15日太平洋科學會議相關報道

但是，蔡元培在此時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認為“太平洋學術會議純系帝國主義之工具”，中國學者參會“僅為點綴文章”。[13]早在這一年3月24日的《盛京時報》中，就有報道稱此屆太平洋學術會議是“以日美兩國為核心，網羅關係太平洋之十數國學者”。[14]

可是，即使“點綴文章”，也要一往無前。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中國學者更有參會之必要。這是在無聲地吶喊，中國還有自己的研究者，還有容得下科學研究的領地。竺可楨在此次會議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僅獲得了國際聲譽，也再一次提振了國內各界的士氣。

為第二次國際極年計劃所建的泰山日觀峯氣象台全貌 | 圖源：李玉海先生提供

在那一代有報國之志、推動“科學救國”運動的科學家之中，竺可楨是幸運的。他所專長的領域在軍事、民生方面的重要價值非常直接地凸顯出來，使得他有機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抗戰作出直接行動。尤其是，全國氣象事業得以推進後，竺可楨使得中國科學家自主運行的氣象測候網絡自然接入了國際測候網絡之中，參與如“國際極年計劃”等全球性的科學事業，以平等的科學身份與西方大國開展科學合作、共享科學資料。當一個代表中國的科學家站在國際科學網絡之中時，就代表着中國仍是一個保有主權的國家，中國沒有倒下。這些走上全球科技事業合作舞台的中國科學家，以他們特有的方式維護着祖國的尊嚴。

參考文獻

[1] 竺可楨：《中國之煤礦》，《科學》1917年第3卷第5期，第564頁

[2] 李玉海、樊洪業、潘濤著：《竺可楨年譜長編（第一卷，1890—1927）》，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490頁

[3] 竺可楨、朱炳海：《從戰爭講到科學的研究（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京金陵大學講）》，《科學》1932年第16卷第6期，第859-870頁

[4] 竺可楨：《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國風（南京）》，1932年第5期，第11-21頁

[5] 《南京觀象台之籌設》，《史地學報》1922年第1卷第3期，第246頁

[6] 李玉海、樊洪業、潘濤著：《竺可楨年譜長編（第一卷，1890—1927）》，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501頁

[7] 竺可楨：《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氣象年報》1928年第1卷第2期，第1-3頁；王東、丁玉平：《竺可楨與我國氣象台站的建設》，潘濤主編《竺可楨與他的時代》，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172-178頁

[8]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第211頁

[9]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第317頁

[10] 竺可楨：《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氣象年報》1928年第1卷第2期，第1頁

[11] 《五.本院公牘:(丁)關於撤退青島觀象台留台日員案:4.致外交部、中國科學社函:第一八九一號:二月九日》，《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1931年第2卷第8期，第37頁

[12] 《中國科學社為青島觀象台日員懸案事敬告政府當局及國內各學術團體》，《社友》1931年第6期，第1頁

[13] 《蔡元培談 太平洋學術會議純系 帝國主義之工具 我學者參加僅為點綴文章》，《益世報》1933年6月16日。7月1日，蔡元培致函《華年》闢謠：“該報所載，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見，而適為相反。”《蔡元培書信集（五）》，商務印書館，2025年，第1703頁

[14] 《泛太平洋學術會議 六月一日在加拿大開會》，《盛京時報》193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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