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九三閲兵後美軍交底：“中美作戰理念趨同，但陸地力量存在根本差異”_風聞

 Brennan Deveraux、Joshua Arostegui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 陳蕊(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閲兵現場集中亮相的“4支軍種+4支兵種”的新型軍兵種結構與新一代武器裝備，令公眾直呼“震撼”。閲兵前夕美國陸軍部下屬的戰略智庫發佈了一份重磅研報，以中國陸軍為參照，系統重估了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指出一個驚人事實：所謂的美國相對優勢不但正被中國趕超，還存在重大缺陷。

作者指出，自冷戰以來充當世界警察的美軍憑藉聯合作戰塑造了軍事優勢，“客場作戰”的慣例強化了美軍對前沿軍事陣地的依賴，以便向東道國進行力量投送。然而，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的敗績證明，這一擴張性的軍事部署不僅效果有限，更無力應對印太、亞太的複雜局勢。報告認為，美軍在軍事介入中面臨着遠距離軍事輸送的挑戰，而中國是基於領土和海洋權益進行主場防禦。此外，在美國國防部的傳統思維中，盟友關係是“最大的全球戰略優勢”。目前，美軍已在五個印太國家部署了軍事力量，並向盟友兜售軍事訂單來達成軍事互操作性、創造地區進入條件。然而這一戰略使美方過於依賴盟友關係，與中國“結伴不結盟”的思維暴露出本質差異。

本文指出，隨着美俄相繼捲入地區衝突，中美都在依據戰場變化重新部署陸、海、空、天、電、磁、網絡等多維空間的作戰形態，兩軍不僅彼此博弈，還在互相學習，在對未來戰場的準備上處於同一起跑線。在備受關注的裝備現代化領域，美軍在退出《中導條約》後大力發展了“堤豐”“暗鷹”等遠程導彈系統。耐人尋味的是，這卻觸及到了美軍內部的關鍵利益羣體，激化了官僚主義，以至於有美空軍高層公開指責，陸軍發展戰術導彈是重複建設。在美方看來，中國陸軍正通過列裝紅旗系列導彈升級防空能力，在沿海形成戰略保護罩。近年來，美國通過不斷升級的聯合軍演施加威懾，但軍方內部也擔憂演習淪為形式，遑論應對持久戰和大規模衝突。鑑於中國的對抗演習獨立性較強，中國陸軍中規模最大的專業化藍軍旅“朱日和之狼”受到了美方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立足美國軍部現狀流露出的憂患意識，構成了美國渲染“中國威脅論”的一環。然而，這也側面印證了一個現實：美軍的轉型方向，已不得不對標中國。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重點區域國家的內情與遠略”之二十四，編譯自智庫戰略研究所（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SI)。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5年第33期  總第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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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中美陸軍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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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軍事能力的發展，美國陸軍必須瞭解這個崛起的競爭對手，以便在組織、訓練和裝備部隊方面做出明智的決定。事實上，美國陸軍的轉型方向，本質上與這個潛在對手的戰略和優劣勢息息相關。

在美國的戰略文件中，中國被視為首要的“步調威脅”（Pacing Threat，譯者注：這是自特朗普時期起，美方用以定義中國的重要軍事術語。它意味着，美國應將自身軍事發展的步調建立在超越中國的基礎上）。這為各軍種的軍事決策提供了驅動力。儘管海上力量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但陸軍在潛在衝突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在不可預見的未來，美國陸軍的組織、訓練和裝備應致力於創造或擴大相對作戰優勢，但先決條件是，辨別中美兩國陸軍之間的關鍵差異。

從傳統視角來看，評估軍隊實力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對同類項目進行比較，例如統計艦船和飛機的數量。然而，在陸軍方面，這種比較並非恰當。畢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常備軍，且很可能很快在主戰坦克、現代火炮系統等裝備數量上超越美國。考慮中國的規模優勢不太可能改變，美軍在裝備數量上的落後是必然的。

過於依賴數據往往扭曲事實，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評估陸軍實力時，只看數量的弊端尤為明顯。因為與空軍和海軍相比，陸軍對裝備平台和彈藥庫存的要求沒那麼高。因此，以西方標準來對標中國，只考察一些簡單的量化指標就希望為美國提供戰略信息，將存在重大缺陷。這一投射性的分析沒有考慮到軍隊功能的差異性。此前，曾有美國專家提出，改變傳統的分析方法，轉而關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構成。在該文作者看來，中國的軍事體系已根據不斷變化的國情作出了調整，只有通過詳細分析理解了這一體系，才能把握其與美國軍隊的區別。還有一個現實考量是，從數量劣勢出發唱衰美國的軍隊力量，可能會給美國帶來戰略誤判。

**▍**如何定義軍隊的陸地力量

對中美陸軍進行力量比較時，最根本的是理解兩國對陸地力量的定義。在美國的《作戰條令》出版物3-0中，陸地力量是指，“通過威脅、武力或佔領的方式，獲取、維持和利用對土地、資源和人員的控制的能力”。儘管其中包含了標準化的作戰任務，但美軍對陸地力量的定義並不侷限於戰鬥。

相反，《作戰條令》中涵蓋了擴展性的系列活動，從衝突前、衝突中延展到衝突後。例如，條令中強調了要為“政治和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在應對災難性事件時“恢復基礎設施和重建民用服務”。這要求陸軍強化“在作戰環境中施加影響、塑造、預防和威懾”的綜合能力，而不單單是作戰。這是理解美國陸軍在軍事衝突之外，多樣化角色定位的關鍵，對於前沿部隊而言尤為突出。而中國陸軍並不強調這一點。

在美國的軍事部署中，陸軍是軍隊系統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獨立存在的單元。《作戰條令》中指出，“陸軍通過支援聯合部隊完成任務”，陸軍“作為聯合部隊的一部分”，“陸軍既依賴聯合部隊，又為其提供支援”。這種聯合性曾被理解為是美軍的相對優勢。蘭德公司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重視國防部發起的聯合行動，這是過去30年美國軍事行動成功的關鍵。”文中還提到，“美軍在聯合作戰上的進展提高了指揮控制和一系列關鍵任務的整體效能，這對於應對未來的大國衝突至關重要”，聯合優勢也有利於美軍應對印太地區的各種危機。然而，這一所謂的獨特優勢，正逐漸消失。

此外，《作戰條令》還強調了美國陸軍的四個戰略角色：塑造作戰環境、預防衝突、在大規模地面衝突中取勝，以及鞏固戰果。其中，塑造作戰環境要求，“旨在促進地區穩定和為在軍事對抗中取得有利結果創造條件的所有活動”。這一戰略角色強化了美軍對前沿軍事存在的重視，便於美國軍方在“和平時期和緊急情況下打通東道國的進入通道”，實現更廣泛綜合的力量投送。

事實上，對前沿部署的重視預設了一個關鍵前提，即武裝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在外國領土上，而美國本土能夠倖免。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美國陸軍的前沿部署範圍並不侷限於太平洋地區，其兵力和關鍵打擊能力遍佈全球，承擔着多樣化的任務。因此，單純以地面部隊的數量衡量美國陸軍的整體實力，會產生誤導性的結論。

中美兩國在定義陸地力量上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和平時期的陸軍職能方面。

歷史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其成立後的前75年裏，一直以陸軍為主，重點是本國領土防禦，並延伸至第一島鏈。不同於美軍在《作戰條令》中的多樣化規定，中國軍隊專注於形成領域優勢和特定的軍種戰略。

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媒體發表文章稱，在現代信息化聯合作戰中，中國軍隊不斷加強地面力量建設。中國軍網202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通過綜合防護和對陸戰場控制，能滿足自身作戰體系戰場生存和行動自由需要；通過對一定陸域空間內作戰力量的有效部署和行動的適時調控，將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進一步轉化為行動優勢，獲取陸域作戰行動主導權，創造和保持陸戰場有利態勢；利用陸戰場取得的作戰“優勢窗口”，在多維空間為其他領域制權提供持續有效支持，滿足空基、海基、天基以及網絡信息武器系統效能發揮所必需的地面保障條件，並將其他制權領域奪取的短暫優勢轉化為持久優勢。

在此背景下，中美兩軍都強調各軍種之間的協同性，地面力量則是更廣泛作戰行動的基礎。這一趨勢意味着，中國軍隊逐步向聯合作戰的方向轉變。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詳細介紹了中國軍隊的努力：自海灣戰爭目睹了美國的全球軍事行動後，中國軍隊已經認識到“迫切需要發展一支有效的聯合部隊”。報告中還提到，過去30年來，中國軍方通過開展各種軍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訓練和理論發展計劃，展示了建設聯合部隊的努力。美國海軍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中國和印太安全事務部主任戴維·芬克爾斯坦指出：通過在演習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對外國軍隊（特別是美國和俄羅斯）的行動分析以及對現代戰爭性質的評估，中國正打造出一支具備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這證明了解放軍是一個持續學習的組織。

這意味着，美國所強調的聯合作戰優勢很可能將成為職業軍隊的常態。因此，關鍵在於這種強調是停留在理論上，還是會轉化為作戰決策。

2022年中國軍網的一篇文章闡述了未來智能化戰場對地面力量的要求，即不僅強調物理域空間的重要性，也需要依託“戰術雲”（tactical clouds，譯者注：或稱“作戰雲”（Combat Cloud），這是網絡中心戰（Network Centric Warfare, NCW）的最新表現形式，近20年來，網絡中心戰概念化了網絡所獲得的信息和決策優勢。它包括將基於商業雲技術的數字網絡最先進的能力帶入作戰飛機駕駛艙，以加強空中力量的效率、效率與恢復能力，從而改變空中力量的作戰職能。“作戰雲”將成為未來空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乃至成為所有武裝部隊的重要組成部分）鏈接有人、無人武器平台；通過信息域帶動物理域能量精準釋放，運用非接觸、非線性精準火力打擊方式，從敵指揮中樞、信息節點等防禦較弱的要害入手，加速“偵－控－打－評”循環，實現火力制陸；綜合運用數據鏈、衞星、電台等手段組網建鏈，快速共享指揮控制、偵察情報等功能；並運用認知領域的優勢來控制輿論。

在2014年出版的《由陸制權：處於十字路口的陸軍及其戰略理論》中指出，“陸軍戰略運用是陸軍通過適宜的手段和途徑實現戰略目標的活動”，“陸軍戰略運用的基本方式有威懾運用、戰爭運用、非戰爭運用”。儘管威懾和戰爭運用與美軍的相關定義一致，但分析人士認為，不應將中國軍隊的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與西方的塑造行動混為一談。

MOOTW涵蓋的範圍廣泛，包括衝突（反恐、反海盜等）、執法（國際維和等）、援助（救災、海外護航、撤僑等）、合作（國際軍事聯合演習等）。儘管兩國在執行此類任務方面明顯有重疊，但一個重要的區別是行動背後的根本動機。

中國軍隊參與MOOTW並不是為了建立盟友關係或確立軍事存在，而是為了加強軍隊的能力建設：這些行動致力於維護和平與穩定，提升了軍隊的威望，有利於大國形象建設；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夠以最小的軍事力量遏制事態升級；為執行任務的部隊提供了動員、後勤規劃和快速部署等作戰經驗。

在2020年出版的《戰略學》中提出：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不僅是完成任務的需要，也是對部隊的考驗和鍛鍊，有利於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在實施非戰爭軍事行動過程中，部隊的計劃、決策、組織、實施、指揮、保障等能力能夠得到鍛鍊和提高，這為打贏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面對這一戰略，中國問題分析專家John S. Van Oudenaren認為，MOOTW任務是中國克服“和平病”的一種手段，部隊能夠通過執行類似任務“彌補戰場經驗的不足”。儘管動機存在微妙區別，但至關重要，這凸顯了各國在地區中的不同角色。如果説美國正在爭奪軍事存在感以塑造未來戰場、建立前沿陣地，從而為客場作戰做好準備。相比之下，中國則立足太平洋地區專注於強化主場優勢。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對陸地力量的不同定義意味着兩國截然不同的目標。對美國來説，向外推進和擴張是關鍵，而中國則致力於保衞固有的領土範圍。

美國和中國對陸軍力量的理解差異影響了兩國的軍事重點。通過交互戰略，美國陸軍在印太地區進行前沿軍事部署來施加力量投射。這意味着，美國陸軍的力量部署並非侷限於單一區域，這既可能導致軍事部署的分散，也可能在特定地區過度投入有限的資源。

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結伴不結盟”戰略，並拒絕加入任何軍事集團，因此中國軍隊不存在擴張性的域外力量投射。

**▍**陸地力量與夥伴關係

中國曆來不願結盟。與此同時，中國也明白，與夥伴國進行聯合訓練並建立信任也很重要。中國的軍事戰略文章提倡，使用聯合演習作戰來保護國家利益，並提升中國作為戰略伙伴的國際形象。因此，中國陸軍會定期參與全球各地舉辦的演習、軍事技能競賽和小型部隊比賽。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進行聯合演習的次數在2023年創下新高，大多數演習的規模有限。

西方分析人士一直擔憂中國與俄羅斯進行的聯合軍演。中國的地面部隊曾參與俄羅斯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演習，其中，在俄羅斯遠東地區舉行的“東方-2018”和“東方-2022演習”，規模相當可觀。此外，中國還在寧夏舉行的“西部·聯合-2021”演習中邀請了俄羅斯部隊。自2022年俄烏衝突以來，中俄之間的大多數雙邊活動都集中在空中和海上訓練上。但據我們評估，中俄之間的合作難以與美軍的盟友夥伴體系相比，更難以促成同等水平的戰略合作。

之所以存在這種差異，是因為中國的戰略並不強調盟友關係。因此，與美軍持續在其他印太國家部署部隊的做法相比，中國陸軍不訴諸軍事盟友關係。

事實上，美國陸軍常年派遣數千名士兵前往印太地區參與軍演，包括泰國的“金色眼鏡蛇”演習、菲律賓“肩並肩”和“薩拉克尼布”演習、韓國“乙支自由之盾”演習、印尼“超級加魯達之盾”演習以及日本“山櫻花”演習等。這些演習旨在建立盟友夥伴關係，並涵蓋兩棲聯合後勤、近海作戰、地面部隊機動以及炮兵和防空聯合訓練等任務。美國太平洋陸軍部隊前司令General Charles A. Flynn將軍最近評論説，陸軍“在領土防禦和維護國家主權方面發揮着核心作用”，是“凝聚該地區的基本安全架構”。更重要的是，美國對盟友的重視不單單指向訓練。事實上，美國利用盟友關係和培訓機會，以幫助實現現代化為依託，向合作伙伴重點推銷軍事採購訂單。

自2019年以來，美國為泰國採購了“斯特瑞克”步兵運輸車，為菲律賓採購了攻擊直升機平台，併為印度採購了綜合防空武器系統。這些訂單間接增強了美國的國防實力。通過建立軍事聯盟，增強了參與國軍事體系的互操作性，為美國的軍事介入創造了機會。

除了提升合作伙伴常規的陸基作戰能力之外，美國陸軍提供的現代化更新方案還包括，嵌套在美國陸軍領域中心戰中的先進系統、防空系統、新興的海防平台、能夠擾亂海軍行動的無人機裝備，以及網絡戰和電子戰的能力建設。與美國陸軍實打實建立的戰略關係相比，中國軍隊通過聯合訓練中獲得的，仍是戰術上的經驗。

美國陸軍安全力量援助旅（US Army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Brigades）的創建和發展體現了美中在建立夥伴關係上的區別。美方依託這些顧問部隊能提供持久、擴展性的地面軍事存在。與太平洋戰區聯動的美國陸軍顧問部隊（成立僅數年）已將其工作從圍繞演習轉變為發展長期的合作伙伴關係。該部隊目前在五個印太國家部署了軍事力量。這為美國未來與盟友的聯合作戰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陸軍在軍事模擬中，並非把所有作戰都假想為衝突。相反，美國的重點在於，提高東道國克服內部障礙、應對未來威脅的能力。例如，協助蒙古建立士官教育體系、協助泰國軍隊操作“斯特瑞克”裝甲運兵車，訓練馬爾代夫軍隊操作無人機執行搜救任務。這些任務有利於發展軍事上的互操作性，擴大了美國陸軍的力量投射範圍，尤其是在和平時期幫助美國創造有利的地區進入條件。

陸軍在建立夥伴關係方面發揮的不同作用，為中美陸軍的力量對比增添了一個新的變量。事實上，“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軍事用語，意為迅速提高一方軍事力量的戰鬥力因素）一詞經常被用來描述盟友對美國的價值，一些戰略文件宣稱，盟友和夥伴是美國的“重心”，也是美國國防部“最大的全球戰略優勢”。這種説法符合美國客場作戰的心態，其依託的歷史認識是，在域外衝突中，美軍需要進入、駐紮和飛越的權限。根據不同的夥伴關係，盟友可以幫助美國彌補劣勢。因此，在美軍看來，聯合戰爭的可能性不要求美軍強化規模優勢。美軍的數量或許有限，但美國並不打算孤軍奮戰。

在此背景下，擁有盟友和夥伴的優勢往往被鼓吹為最終的制勝法寶：這為美國如何戰勝對手提供了總體解釋。但值得注意的是，盟國面對未來衝突的態度很難衡量，過於依賴這種盟友關係是危險的。

相較之下，中國建立的夥伴關係致力於促進經濟繁榮，以“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為基礎，且夥伴關係“不同於聯盟”。美國傳統的聯盟框架旨在改善國家安全，而中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則強調“更高水平的雙邊合作”。

**▍**戰爭概念

在比較各國軍隊時，需要了解他們對未來戰爭及其在戰爭中作用的設想。各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部隊上存在的巨大差異，正是取決於各自預期目標的不同。因此，如果不能充分了解軍隊打算如何使用這些武器，那麼僅僅統計一支軍隊擁有的坦克或遠程火炮數量就毫無意義。作戰理念為軍事現代化提供了動力和轉型方向，也為訓練和實驗提供了行動腳本。

這對美國來説尤為重要，因為美國陸軍在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後迅速調整了戰略重點。從介入反叛亂行動到轉向應對潛在的大國衝突，美國陸軍全面重審了對未來戰爭的設想。在經過數年詳細評估後，美國陸軍接受了多域戰鬥（multidomain battle）概念，並迅速將其更名為多域作戰（multidomain operations, MDO）。其面臨的核心挑戰在於，在摧毀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守方通過構建海、空、導彈一體化的防禦網絡，比如用驅逐艦、戰機、岸基導彈組成 “火力圈”，阻止攻方艦艇、戰機進入特定海域或空域）系統的同時，美軍如何進行力量投送。

當前，美國陸軍圍繞三大原則構建了多域作戰概念：兵力校準、多域編隊和融合。“兵力校準”指的是美軍的兵力結構和態勢調整，包括“能力、實力、位置和跨戰略距離的機動能力”。這要求平衡前沿部署（常備和輪換）與遠征部隊，增強每支部隊的能力，且獲得行動授權。“多域編隊”的原則為陸軍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包括創建能夠獨立機動、隨時利用各種火力資源的編隊，並最大限度地發揮士兵潛力。“融合”的原則側重於運用綜合性物質裝備和能力來對抗敵人。

2022年，在美國陸軍更新的《作戰條令》中，正式將多域作戰（MDO）編纂為陸軍的作戰概念，並指出，“這些概念上的變化將對陸軍未來幾十年的作戰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從廣泛的概念到作戰理論的過渡，包含了更精細的作戰原則：敏捷性、持久性、融合性和縱深性。

陸軍的多域作戰概念及後續條令的發佈代表了美國對未來戰爭的獨特認知視角。但是，這一理解越偏離傳統的、長期存在的機動作戰和坦克戰的理念，就越有可能遭遇阻力。這種潛在的文化衝突最近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實施的“部隊設計2030”改革中得到了體現。前國防部副部長Robert O. Work指出，改革的反對者在國會山進行遊説，並在各種期刊上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評論文章，質疑這些變化具有破壞性，甚至可能是非法的。公開的反對並沒有阻止海軍陸戰隊的轉型，但確實凸顯了潛在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並非是唯一一個明確了新的衝突領域和未來戰場特徵的國家。事實上，在對未來戰爭的概念理解上，美國和中國展現出了驚人的相似。

與美國陸軍類似，中國軍隊的轉型依據的是全域作戰（all-domain operations, ADO）概念。2017年，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的兩位專家在《國防科技》雜誌上發文指出，陸軍“作戰區域已由傳統的陸地一維戰場拓展到陸、海、空、天、電、磁、網絡等多維空間，並從單純的軍事領域拓展到以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為主體的諸多領域”。

這種對現代化的重視正是推動變革所需的力量。具體的舉措包括，研發新型武器和傳感器，使陸軍部隊擺脱長期以來的大規模作戰模式，轉向中遠程非接觸和非線性精確作戰模式。

到2019年，中國陸軍已經認識到，未來的防空作戰需要對通過信息網絡連接的新技術進行大量投資。地面部隊融入新的全域指揮結構將依靠大數據和雲計算實現跨軍種協調，地面部隊需同步支援防空作戰。

中國軍網2019年7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對比科索沃和伊拉克這兩場戰爭，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海、空、天、電等多維作戰力量軟硬兼施可對陸戰場目標實施精確毀癱，產生重要影響，但卻無法達成直接佔領的目的，所以無論戰略格局和戰爭形態如何演變，陸地仍將是多維戰場的根基，戰略地位不可替代。”為了支持空中、海上和太空等多種作戰能力，陸地戰場的作用至關重要，而未來陸戰現代化的要求是強化全域作戰能力。“隨着武器裝備的高速發展，陸上目標呈現小型化、動態化、分散化的發展趨勢，粗放密集型火力不能形成有效殺傷，取而代之的是精確毀傷型火力，尤其是進入信息化戰爭時代後，“偵－控－打－評”流程反應時間大大縮短。”

中國軍隊並沒有孤立地理解ADO概念。相反，中國國防研究人員密切關注美國陸軍的多域作戰（MDO）發展，以及最近美軍採用的聯合全域作戰（JADO）和信息優勢。

曾有中方研究人員指出，美國計劃整合傳感器和通信系統，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其他技術，在不同領域的平台和武器之間共享目標數據。然而，美軍的JADO只強調陸、海、空、天、網絡空間和電磁頻譜等物理和信息領域的作戰，並未涵蓋認知和社會領域的作用。

隨着美國和俄羅斯相繼捲入世界各地的衝突，未來戰場的變化已經能被公開觀察和評估。這對中國借鑑並改編MDO、JADO或其他國家的改革提供了基礎。美國和中國立足於MDO和ADO等戰爭概念進行的現代化轉型，雖然存在很大相似性，但也可能導致不同的道路和選擇。

**▍**現代化轉型

評估一支軍隊的重要指標是考察其前沿技術能力，這是支撐戰爭理念並影響未來兵力運用的實質性要素。每支軍隊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優先級將決定其未來發展方向。隨着技術的不斷發展應用，潛在的優勢或不足也將浮現出來。值得注意的是，隨着時間和資金的不斷投入，今天的現代化轉型決策可能會影響十年後的陸軍組織架構。

2017年，美國陸軍明確闡述了現代化目標。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Mark A. Milley和陸軍代理部長Ryan D. McCarthy承認：“我們近期專注於打擊叛亂和恐怖主義，這使得我們的對手得以改進其現代化建設，削弱了我們自二戰以來固有的優勢。”他們認為，美國陸軍現代化應有六大優先事項，以幫助陸軍重獲在未來戰場上的作戰優勢：遠程精確火力、下一代作戰車輛、垂直起降平台、先進網絡、防空反導能力以及士兵殺傷力。兩年後，在吸收了新的多域作戰概念後，美國陸軍發佈了《2019年陸軍現代化戰略》。

由於太平洋地區的地理位置限制了美國陸軍的作戰能力，垂直起降平台和遠程火力成為尤為緊迫的優先事項。在美軍看來，在太平洋地區，陸軍在駐地以外所形成的力量投射很有限。反過來，內部起降能力和遠程打擊系統能使美國陸軍從遠處介入衝突。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陸軍的進展可謂參差不齊。

美國陸軍在未來垂直升力（future vertical lift）方面的建設，主要基於兩款系統。第一款是未來攻擊偵察機（FutureAttack Reconnaissance Aircraft，FARA），美國陸軍將其設想為一種武裝偵察直升機，其性能、敏捷性和航程都比目前裝備的老式旋翼機更好。但在2024年2月，美國陸軍宣佈終止該項目。這是美國陸軍在過去20年中第四次取消直升機現代化計劃。項目遭取消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防空系統的擴散、無人平台的興起以及現代戰場特徵的變化。儘管面臨這些挑戰，陸軍仍在繼續投資其未來垂直升力：未來遠程突擊機（the Future Long-Range Assault Aircraft）。陸軍打算用這個新平台替代黑鷹直升機，並從2030年開始投入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陸軍在發展遠程火力方面取得了更大的進展。目前已研發了多種類型的導彈系統，包括新型短程、中程和遠程系統。

美國陸軍在射程上的大幅提升，很大程度意在制約中國。此前，這類導彈系統受到《中導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INF。譯者注：在1987年12月簽署的《中導條約》是冷戰時期最重要的軍控成果之一：美蘇雙方承諾在全球範圍銷燬並永久禁止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陸基彈道與巡航導彈，並建立前所未有的核查機制）的限制。

在2019年，美國退出了該條約。隨後，美軍部署了新的導彈系統。其中，第一個是精確打擊導彈（Precision Strike Missile,PrSM），它使得陸軍火力的有機打擊範圍擴大到 600公里。在“英勇盾牌2024”演習中，美國陸軍驗證了該系統的移動打擊能力。第二個系統有多個名稱：中程能力系統、戰略中程火力系統和“堤豐“（Typhon）導彈系統。該系統可以發射雷神公司生產的現有導彈，例如搭載“戰斧”巡航導彈。美國陸軍最近在太平洋地區展示了戰略中程火力系統的威力，並於2024年4月部署到菲律賓，以支持雙邊的Salaknib演習。

最後一個系統是陸軍的戰略導彈：遠程高超音速武器“暗鷹”。它的設計射程超過2700公里，其特性在於難以被攔截器識別和攔截。在2023年遭遇一些技術挫折後，美國陸軍於2024年對新系統進行了兩次成功試飛，並很快開始列裝武器。

雖然這些新武器的加入無疑增強了美國陸軍在太平洋地區的能力，但它們的研發也凸顯了軍隊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官僚主義挑戰。由於《中導條約》在陸軍戰術導彈和空軍戰略導彈之間製造了區隔，美國陸軍對導彈系統的創新投入引發了軍種之間的相互競爭。2020 年7月，美國退役的空軍中將David A. Deptula稱，陸軍投資這些導彈的決定“荒謬可笑”，這“侵犯了空軍的角色和任務”。一年後，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Air Force Global Strike Command）司令Timothy M. Ray將軍對陸軍的導彈發展計劃提出了質疑，認為與空軍建設形成了重複投資。儘管軍隊內部存在爭議，但陸軍仍在繼續推進這三種導彈系統，並致力於更新組織結構適應系統變革。

此外，現代化轉型不單指向武器裝備，教育和人才管理也被提上日程，目標是“確保陸軍擁有訓練有素的士兵，組織成配備現代武器系統的高效作戰編隊，並具備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戰場、任何衝突中取勝的足夠能力”。2024年2月，美方在一份題為《陸軍結構轉型》的簡短白皮書中強調了在未來戰場上提高生存力的必要性。為此，美國陸軍正在發展能夠防禦間接火力的新部隊、用於對抗小型無人機系統的新炮兵連，以及專門用於短程攻擊的部隊。這些新組建的部隊新設了7500個新崗位，其中許多是技術崗。為了滿足這些新出現的需求，陸軍必須解決人才招募上的挑戰。

與美軍不同，中方雖未公佈各軍種的現代化計劃，但通過一些側面信息，能瞭解大概的方向。2018年末，有中國軍事研究人員指出，需要對五項關鍵能力進行改進，以提升中國軍隊的能力：從多個渠道獲取戰略和戰術情報來源；系統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在複雜的電磁環境下攔截空天目標；遠程精確瞄準和火力攔截；以及具有對時間敏感目標進行高效打擊的能力。

中國2019年國防白皮書進一步指出，中國軍隊需要加強現代化建設。具體而言，解放軍需要完成機械化建設，並提高信息化水平，以克服技術突進和日益擴大的技術代差帶來的風險。為了瞭解中國各軍種現代化建設的優先事項，我們重點分析了媒體報道和出版物教科書，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的《戰略學》系列叢書。

其中，在2020年版的《戰略學》中，作者認識到陸軍從區域防禦部隊向以反恐為主要任務的轉型過程中，精簡部隊規模進行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在過去二十年中，美國陸軍為提高機動性和快速部署能力在輕量化和模塊化方面的轉型得到了認可。此外，中國陸軍開始重視美俄陸軍在戰場上部署無人系統方面的進步。該書的作者建議，中國陸軍應優先實現多種能力的現代化，包括持續地面攻擊、中遠程精確打擊、立體機動和突擊、野戰防空以及特種作戰。

過去十年，中國陸軍一方面部署現代武器平台以實現全域機動作戰能力，另一方面又在開發先進的全域技術以便與新系統集成。例如，陸軍的大多數炮兵旅沿海部署了PCH191模塊化遠程火箭發射器。該系統能夠發射多種彈藥，包括射程達500公里的精確制導火箭彈，以及反艦導彈。這些裝備的超遠射程同步配備了彩虹-4無人機系統，用於瞄準目標，並進行戰損評估。這兩個平台的結合實現了對中遠程精確打擊能力的要求，以及防空作戰要求。

與美國陸軍的現代化努力相一致，中國重視對戰術防空能力的提升。中國陸軍合成旅的防空營，可為在空中優勢有限時作戰的機動旅提供防空反導能力。長期以來，中國陸軍重型旅一直裝備着紅旗-17（HQ-17）履帶式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以及 PGZ04A 25毫米和PGZ-09（07 式）35毫米履帶式防空火炮平台，並依賴紅旗-7A輪式近程地對空導彈系統和牽引式高射炮。

自2021年起，輕型和中型旅開始列裝新型紅旗-17A（FM-2000）輪式防空導彈系統。此外，自2023年初起，這些旅還列裝了新型8x8輪式一體化防空導彈和六管25毫米防空火炮系統，為機動部隊提供高機動性的短程防空能力。防空現代化不僅限於機動性，還包括提升多域作戰能力。例如，集團軍的防空旅通過配置電子防空營，用於支援空域感知。

中國陸軍部隊每年新裝備的武器系統數量之多，彰顯了對現代化的堅定投入。但可以預計，全軍的全面現代化升級仍需時日。

中美兩國都已開始對陸軍進行現代化改造，以強化以領域為中心的作戰能力，提升火力打擊和防護能力。比較來看，儘管美國陸軍的現代化計劃重點突出，但對傳統歐洲坦克戰模式的擺脱還停留在概念階段，各領域轉型的實際成果則存在差異。

中國陸軍一直致力於增強現有的部署結構和裝備能力。中國軍隊的現代化轉型延續了其領土防禦和維護海洋權益的訴求，並通過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來強化區域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從始至終就是一個西方概念，用於描述依靠防空和反艦導彈陣地在對手勢力範圍周圍構建防護罩的對抗性戰略。這一系統的部署是防禦性的和非威脅性的。

**▍**戰場模擬

僅僅擁有數量可觀的兵力和裝備，並不能決定一支軍隊的作戰能力。儘管人數無疑是任何戰鬥中的關鍵因素，但和平時期的前期準備可以抵消數量優勢。自冷戰以來，這一原則一直是美國軍事戰略的基石。

中美陸軍都建立了區域作戰訓練中心，士兵可以在中心所模擬的作戰環境中訓練，檢驗各自的作戰理念和現代化成效。

中國興建訓練基地，旨在磨練部隊在境內複雜環境下的作戰技能。東部戰區的陸軍擁有多個沿海訓練基地，用於發展兩棲和瀕海作戰；南部戰區也擁有自己的兩棲訓練基地，包括輕步兵和特種作戰部隊。中國陸軍還充分利用西部的開闊地形進行遠程和防空火力演習。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來，中國軍隊還在機動訓練中心大力發展假想敵部隊（opposing forces）進行對抗演練。其中，在中國陸軍中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專業化藍軍旅被稱為“朱日和之狼”。對實戰訓練的重視還包括進行藍軍聯合對抗，藉助空軍飛行員和相關領域專家來測試陸軍的新興防空能力。外國軍事研究辦公室分析師Peter Wood最近表示，“中國軍隊把紅藍對抗演習作為快速提高基層駐地訓練水平的一種手段……至少在東部戰區的一些旅中，一些營正建立專門的藍軍排，以提高訓練的真實感和節奏。

相比之下，美國陸軍則強調在作戰訓練中心加強與國外盟友的聯合作戰能力。美國除了在境內建有國家訓練中心和聯合戰備訓練中心外，還在海外設立了訓練點。

聯合多國戰備中心（The Joint Multinational Readiness Center）長期以來一直是盟國在歐洲進行地面訓練的主要場所。其在太平洋地區設立了三個訓練中心：夏威夷基地用於熱帶和島嶼訓練、阿拉斯加基地用於極寒天氣和北極地區訓練、以及一個機動中心。

在印太地區複雜環境下進行的模擬作戰演習旨在強化盟友間的融合。例如，2022年10月，美國陸軍在夏威夷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中心進行了測試，第25步兵師的一個旅級戰鬥隊和來自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350名士兵在熱帶環境進行了作戰演練。在2024年2月的阿拉斯加訓練中，參演部隊包括美國第11空降師旅級戰鬥隊，和蒙古、加拿大、瑞典、芬蘭、韓國等國的部隊。

然而，在這些訓練活動中強調盟友的存在必然會帶來一些權衡。雖然吸納其他國家能夠為美國聯盟作戰構建更廣泛的能力，但也分散了美軍發展新興技術的注意力。

這些訓練演習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它們模擬的是戰鬥，而不是戰爭。事實上，美國陸軍在太平洋地區附近，並不具備整合的戰鬥力。由於陸軍高度依賴前沿軍事存在，而這一戰略能否在後續部隊推進中形成支點還未可知。即使在聯合軍演中模擬遠程強行進入，但這還只是戰術訓練。一旦發生激烈衝突，將可靠的作戰部隊遠程輸送到太平洋地區無疑面臨艱鉅挑戰，而後勤方面的壓力更是突出。這意味着，美國陸軍目前的訓練只是基於局部衝突場景，而在更大規模衝突中的表現仍無法被預演。因此，如果美國陸軍面對持久戰的可能，那麼潛在挑戰將不容忽視。

當前，中美陸軍都依賴在多樣化環境中進行復雜的訓練演習。如果説美國陸軍藉助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中心提升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和能力，形成戰術迭代，那麼，中國陸軍在訓練中的獨立性則需要更多考察和評估。

**▍**結論

美國軍事分析人士不應固守毫無根據的西方優勢論，鼓吹美國陸軍訓練有素或裝備精良，也不應將盟友的“力量倍增器”視作戰時的決定性因素。中美兩國陸軍雖然存在重要區別，但令人驚訝的是，兩軍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並有互相學習的趨勢。明晰這些事實是美國陸軍強化能力的基礎。具體來看，美國陸軍面臨以下7大挑戰：

1.當軍隊強調聯合作戰時，如何從理論走向實踐，一個關鍵環節是理順各軍種之間的資源分配和競爭關係。

2.相較中國陸軍依託主權領土施加戰略影響，美國陸軍則過於依靠盟友部署前沿軍事存在進行“客場作戰”。但考慮到美國駐軍的有限，遠距離力量輸送的難度，以及聯合作戰潛在的矛盾，戰場上的力量對比將變量重重。

3.如果未來發生衝突，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盟國將扮演什麼角色還是未知數。

4.長久以來，美國陸軍形成了以機動為中心的作戰文化，習慣在開放地形進行坦克戰。隨着多域作戰等新式概念興起，陸軍轉型觸動了美軍內部的關鍵利益羣體，受到了不少阻力。

5.近年來，美軍在開發新系統方面並不順利，除了技術因素，軍工制度方面的影響是否被忽略了？

6.考慮到中國在軍事演習方面的獨立性，美國能否恰當評估中國的戰術決策？

7.倘若未來有爆發持久戰的可能，裝備維修能力、消耗品庫存以及人員重建能力將極大影響美國陸軍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