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教不好兒子的語文，孩子寫不好作文正常嗎？_風聞

8月29日，《齊魯晚報》微博視頻號發了著名作家馬伯庸的一段視頻，他在視頻中談到與兒子的對話：“……你説你爹天天出去，給人講文學的意義、寫作的道理，到你這，我得給你送個作文班……”

這件事在不少平台引起了熱議，“知乎”平台就有人邀請我這種井底土蛤蟆作評。面對文學圈中可謂率馬以驥的“驥”字號著名作家，還是評價人家的家事，哪敢氣定神閒坐着評，還是信馬由繮、貫通古今胡亂評一評吧。

8月20日，中國工程院官網發佈了《關於公佈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的公告》，其中“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的73名候選人中，有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的劉建國教授（排第30位）。

網上有些網民不知是不是心懷不滿，扒出了劉教授不僅把同一篇論文發在不同刊物上，4年前還曾被媒體揭露為了幫兒子特招進合肥重點高中，指導其子劉某陽發明“便攜式霧霾污染氣體快速識別和檢測裝置”，後來該裝置獲得多個省級、國家級獎項。

在這件科研領域的大事情中，幾乎沒有人認為這位院士增選候選人，能把自己的兒子教成早慧天才，上中學就能掌握科研捷徑獨立做出檢測裝置，大家都認為這就是典型的以權謀私、弄虛作假。劉教授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堅持拿硬成果託舉孩子進重點中學，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可謂清醒得很，絕不會自信到認為自己教育孩子一定比中學教師強。

世界著名發展和認知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在他的《智能的結構》一書中，曾把人的智能劃分為以下七種：言語—語言智能、音樂—節奏智能、邏輯—數理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自知—自省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觀察智能。

無論是哪種智能，既不可能完全遺傳，也不可能主要靠家長來教育培養孩子成才。

我們回到語文教學的問題上來，如果我們揆諸歷史，就會發現文學大家沒教好自己孩子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

最典型的是李白的子女。唐朝文學家李華在《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並序》中寫道：

嗚呼!姑熟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

李白的首任妻子，是前宰相許圉師的孫女，可謂不折不扣的高知家庭子女。他們在公元727年結婚後，李白在她家裏生活了十年。兩人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兒子名叫伯禽，小名明月奴，他們的女兒名叫平陽。許氏雖然於公元738年去世，但在兒女幼年時期他們倆有充足的教育和陪伴孩子的時間。可是一直到李白在當塗去世，定居於當塗的伯禽，也只是默默無聞地過着布衣的生活，然後於唐德宗的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去世。

另外據唐代文人魏顥（原名魏萬）於上元二年（761年）所作的《李翰林集序》：“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訣別，離婚）。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

李白的二兒子頗黎，本名李天然，頗黎是其乳名。這個孩子更是一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史書上根本找不到什麼記載。李白的最後一任妻子，是成語“千金買壁”的創造者宗氏，她是前宰相宗楚客的孫女。他們在宋州（河南商丘一帶）結婚後，也許因為李白年事已高，歷史沒有他們生育子女的記載。

李白的子女沒有能發揚李白的才華，著名詩人杜甫的情況也是如此。杜甫的長子杜宗文和次子杜宗武，以及他的幾個女兒，都在歷史上鮮有聲名。而在近現代歷史上，諸如魯迅、沈從文、老舍、冰心等等，就沒聽説過誰能親自教好子女走上文學之路的。

那麼當代作家教不好兒子的語文，孩子不喜歡閲讀、寫不好作文正常嗎？其實再正常不過了！深層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兩代人的生活環境差異。清代的詩人趙翼曾經在《題遺山詩》中寫道：“身閲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大多數有成就的文學家，都是命途多舛閲歷豐富，情動於中而欲言於外。即使文學家想教孩子，他們的孩子因為生活環境迥異，也很難在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上和父母產生共鳴，父母要是説教多了還會和孩子“相看兩生厭”。

其次是兩代人的興趣愛好不同。隨着物質世界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逐漸加深，生活環境和娛樂方式加速演進，讀文時代逐漸被圖文結合時代代替，青少年的主流興趣點在快速地發生形式、內涵的變化，文學家們感興趣的讀物根本引不起青少年的興趣，想要教自己的孩子連切入點都很難找。

其三是兩代人的主動性天差地別。這人世間人與人之間的悲喜並不相通。在普遍內卷、作業堆積、生活單調、睡眠不足的狀況下，青少年哪有主動性去讀那些憂國憂民、情感深摯、主題宏大的作品，而要他們寫作文就更是折磨他們。青少年們的普遍看法是，閲讀和寫作純屬沒苦硬吃，他們缺乏學習語文的主動性。

其實即使杜甫同時代的唐朝權貴，也是難以被“三吏三別”感動的。因為戰亂是野心家們最喜歡的場景，他們的眼裏人民的苦難不過是“歷史的曲折”，是“必要的代價”，除非他們也去河南陝縣觀音堂鎮的石壕村逃過幾次難，看能不能改變看法。

寧波天一閣所藏古籍《[浙江鄞縣]鄞邑管江杜氏宗譜十八卷》

在這人世間，其實最容易傳承的，是權勢和財富；而最不容易傳承的，是智慧與才能。正是因為傳承的特性，才有了社會階層固化的感嘆。

如果文學家、科學家、演員、運動員的孩子都繼承父母的地位，那就是血統論取得了全面領先地位，普通人就真沒有什麼活路了。

1720年前，左思在《詠史》中感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如果我們當代人還認為作家一定能教好自己的孩子，那就在認知水平上遠遠不如古人了。

（聲明：文中部分圖片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