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華語片,我給10分_風聞
电影杂志-电影杂志官方账号-电影杂志——为你发现好片09-04 21:49
作者 | 我是影小妹
近年來,香港電影雖未出現現象級爆款,卻在題材多元與深度探索上持續發力。
從《白日之下》《年少日記》到《破·地獄》,一批作品以紮實的敍事和人文關懷重現港片風骨。
今天推薦一部小眾冷門佳作——
《看我今天怎麼説》

豆瓣評分高達8.3、口碑極佳卻略顯冷門的佳作。
在今年2月上映的時候,還擊敗了《哪吒2》拿到了港區的票房冠軍。
這部電影以聾人羣體的生活與身份認同為核心,通過三位青年的命運交織,冷靜而深刻地呈現了少數羣體在主流社會中的處境與抉擇。
影片圍繞三位聾人青年展開。

方素恩自幼因病失聰,六歲時接受人工耳蝸手術,依靠設備恢復部分聽力,並通過刻苦訓練掌握口語能力。
她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成長,一路就讀主流學校,最終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精算系,更成為人工耳蝸品牌的宣傳大使。
在她的認知中,努力融入“正常”社會、甚至期待“世上再無聾人”是理所當然的目標。
另一位主角葉子信則來自聾人家庭,手語是他的母語。

童年時,他就讀於強調口語教學的聾校,卻因堅持使用手語而屢遭壓制。
成年後的他拒絕使用助聽設備,從事洗車工作,並夢想成為潛水教練。
他堅信“以聾人為榮”,反對將聾人視為需要被“矯正”的羣體。
第三位角色吳祉昊(Alan)介於二者之間。
他佩戴助聽器,也使用人工耳蝸,能進行口語交流,同時也精通手語。
作為一名廣告攝影師,他在兩個世界之間遊走,卻也不免面臨身份認同的拉扯。
三人的命運在一次人工耳蝸宣傳活動中交匯。
素恩在台上分享自己“戰勝缺陷”的經歷時,表示希望科技能“消除聾人”,這番話激怒了台下的子信。
他踢翻椅子,以手語激烈回應:“我以聾人為榮。
”這一衝突讓素恩第一次意識到,自己長期以來所信奉的“正常化”敍事,可能正傷害着另一個聾人羣體。

隨後,素恩開始接觸子信及其所在的聾人社羣,並向他學習手語。
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發現手語並非她原本想象中的“次等語言”,而是一套豐富、靈活且極具表現力的溝通系統。
手語不僅可以表達日常用語,還能描述抽象概念如“通貨膨脹”,甚至傳遞詩意的情感與視覺意象。
與此同時,影片通過聲音設計讓觀眾沉浸式體驗聾人的聽覺世界。

藉助助聽器或人工耳蝸聽到的聲音往往模糊、混雜、缺乏方向感,而完全寂靜的場景則通過震動與視覺線索來呈現。
這種技術處理不僅增強觀影的真實感,更讓聽人觀眾得以近距離理解聾人的感官體驗。

劇情逐漸推向高潮。
素恩畢業後進入保險公司,卻發現自己被當作“吉祥物”——老闆不讓她接電話、不派重活,同事建議她“用打字溝通”。
她第一次體會到被“區別對待”的窒息感。
另一方面,她因人工耳蝸設備故障,聽力狀態不穩定,口語能力也開始退化,反而在依賴手語的過程中找到更自在的表達方式。
子信則面臨更現實的挫敗。
他想要考取潛水教練執照,卻因香港沒有同時精通手語與潛水的考官而無法參加考試。

他組織的聾人洗車團隊也因溝通問題難以與聽人公司競爭,甚至常因聾人身份遭到歧視。
他的朋友雖努力考上大學,卻因缺乏手語翻譯支持最終退學。
這些情節冷靜而殘酷地揭示出:即便個體再努力,系統性支持的缺失仍會不斷將邊緣羣體推回原點。
素恩與母親之間也因此發生衝突。

母親一直堅信“雙倍努力就能追上常人”,卻從未接受女兒作為聾人的身份。
素恩第一次對母親説出“我就是聾人”,標誌着她開始拒絕內化那種“必須正常”的社會壓力。
影片結尾並未給出廉價的解決方案。
子信決定申請去美國向聾人潛水教練學習,繼續追夢;素恩辭去工作,轉行成為手語翻譯員,並説服母親學習手語;Alan則繼續在他的跨界限生活中尋找平衡。

他們的選擇雖不同,但都在試圖回首屬於自己的主體性。
《看我今天怎麼説》的價值遠不止於題材的特殊性。
它冷靜而清晰地指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所謂“正常”與“異常”的界定,往往是由主流社會單方面決定的。
歷史上,聾人教育曾長期推行“口語政策”,禁止手語使用,這種看似“為你好”的邏輯,實則剝奪了聾人使用最自然語言的權利,導致許多人錯過語言發展與認知成長的黃金期,甚至造成深遠的心理創傷。
影片中素恩的原型人物李菁,現實中選擇結束生命,遺書中自稱“怪物”。
她的悲劇折射出聾人在兩種文化之間的撕裂:既無法被聽人世界完全接納,又因早年脱離聾人社羣而遭受排斥。
這種結構性困境遠非個人努力所能克服。

電影並未簡單批判科技(如人工耳蝸)或浪漫化手語文化,而是試圖呈現多元選擇的合理性。
無論是選擇口語、手語,還是兩者兼用,真正的關鍵,在於個體是否擁有選擇的權利,以及社會是否願意提供支持而非強制同化。
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恰恰體現在它如何對待少數與弱勢羣體。
是在強調“融入”的同時推卸責任?還是真正願意搭建無障礙溝通的橋樑?是以“幫助”為名行控制之實?還是尊重差異、肯定多元?
《看我今天怎麼説》通過這些年輕人的故事,向每一個觀眾提問:我們是否在無意中也成為了“正常主義”的共謀?我們是否願意看見那些被沉默的聲音?
這部電影或許沒有提供答案,但它打開了對話的空間。
而對話,正是改變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