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理形勢的準確判斷，是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的關鍵原因”_風聞

劉炳輝上海電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文化縱橫》華東研究中心主任

【導讀】我國於今年9月3日隆重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閲兵儀式，其相關消息不僅被中國廣大人民羣眾高度期待，也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廣泛關注。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侮、爭取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這場戰爭歷時十四年，付出超過三千五百萬軍民傷亡的巨大代價，最終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贏得了完全的勝利。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近代史中是前所未有的。這也使得我們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彼時作為極度落後之農業國的中國得以戰勝作為世界頭號列強之一的日本的原因。

本文指出，對地理因素的準確判斷和利用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中取得輝煌戰果的關鍵原因。日本在入侵中國時，其主要目的在於掠奪中國的煤、鐵、鎢等重要工業和軍事資源。因此，日軍爭奪與控制的區域是依據資源的類型與分佈而有優先順序的。那些具有關鍵資源的地區往往會發生中日雙方的激烈交戰和反覆爭奪。據此，本文指出要從戰爭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日本的軍事決策，並詳細了分析了日軍出於礦物和農產品等資源而入侵各地區的考量。

而我黨正是深刻認識到了日軍軍事行動的資源動因，以聚焦重點地區而非均衡的策略打擊日軍，從而破壞了日軍以戰養戰的策略，使其戰爭成本收益嚴重失衡。因此，日軍逐漸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潭，而最終招致失敗。作者還強調，地理固然重要，但是“人和”也是必不可少的。抗日期間，我黨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以土改和民兵兩個方法成功動員和組織人民，由此廣泛激發了農民的參戰熱情。以“人和”駕馭“地利”是中國抗戰成功的關鍵。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從抗日戰爭勝利看中國革命地理學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九三閲兵更成為歷史標誌性事件，中國展現了震撼世界的國防軍事力量，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徹底祛除。回首80年前，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中國實現偉大革命的關鍵轉折。但當年的先輩們沒有我們今天的先進武器，他們是在極為落後的武器裝備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先輩們到底利用了哪些因素進行英勇鬥爭？“地利”與“人和”是關鍵法寶。重温那段慷慨悲壯可歌可泣的歷史，學習先烈們的精神與智慧，依然是我們緬懷先烈的重要形式。

近代中國革命的核心任務有二：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而且反帝還在反封建之前，即毛澤東1937年在延安指出的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日本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最兇殘的敵人，為了打敗這個最兇殘的敵人，中華民族進行了空前的總動員，在抗日戰爭中開啓制度、文化、社會結構的全面重塑。

抗戰全面爆發時，日本已經進入工業社會，而中國仍處於農業社會。當時日本一年鋼產量數百萬噸，而中國只有幾萬噸，也正是這一點讓日本產生了“速勝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具備現代工業戰爭的持久潛力和能力。此外，清末以來中國在對外戰爭中的軟弱無能和屢戰屢敗，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短短幾個月基本未遇實質抵抗和付出什麼代價就佔領東北全境，更是助長了這種囂張氣焰。

日本利用“工業革命”之天時在初期迅猛推進，而中國只能利用“地利”與“人和”爭取最終勝利。所有的歷史都是在具體空間中展開的，戰爭是革命的最激烈表現形式，更是高度依賴地理因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也是地理因素的極為出色運用者，本文將通過抗日戰爭的制勝之道着重剖析中國革命如何利用“地利”以及其深層次道理，以及“地利”如何與“人和”互相配合。

**▍**遼寧、山西、河北、江西：日軍的核心掠奪區

（一）鐵、煤、鎢、棉、糧：日軍的真正目標

日本侵華，究其動因，遠有16世紀豐臣秀吉時代就產生的彈丸島國的擴張野心傳統，近有工業化以來的掠奪資源成為強國的短期目標。簡單地説，掠奪資源是20世紀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核心動力。侵略中國、掠奪資源、完成自身工業革命、晉級世界強國，是日本的幾步盤算。

那麼問題就來了，日本到底想到中國掠奪什麼資源？這還要回到日本的“以戰養戰”角度來看，戰爭需要的是軍工產品，而製造這些軍工產品核心需要的是礦產資源是：鐵、煤、鎢三大礦產資源。這三大礦產資源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分佈極為集中，鐵礦集中在遼寧的鞍山，煤炭集中在山西的大同，鎢礦集中在江西贛南的贛州。鋼是鐵礦煉出來的，鍊鐵需要的煤主要是焦煤，焦煤集中在山西大同，且埋藏較淺適合露天開採，遼寧撫順的煤主要是動力煤，並不適合鍊鋼。煤與鋼鐵，工業革命的核心，煤是核心能源，鐵是核心原料。鎢礦是軍工產品的關鍵材料，不可替代。而這三大礦產在中國是高度集中的，並不是均衡分佈的，所以也就決定了日軍爭奪控制的區域是有優先等級排序的。鐵礦的分佈和冶煉，新中國成立以後河北唐山的地位才不斷攀升，逐漸成為“鋼都”。煤炭的分佈和開採，內蒙的地位也是本世紀以來才大幅躍升。

抗戰中，山東大部分地方都是我黨的根據地，日軍僅僅佔領小部分城市和區域，其中就包括淄博，他們還從淄博抓走了一個青年到撫順煤礦當礦工，此人就是後來成為我黨幹部楷模的焦裕祿，日軍之所以要長期佔領淄博，就是因為那裏有煤礦，此事也是理解日本侵華路線和側重點的一個事例。日軍優先要的是“點”和“線”，“點”是資源點，“線”是運輸線。

明白了這個基本家底和當時的時代特點，就明白了日軍的真正所圖，河北在當時既有唐山開灤煤礦，還是棉花和糧食種植區，棉花是軍需服裝必需品，糧食就更是不必説了。此外，山東的黃金和海鹽、河南的糧食、吉林的水電和糧食、黑龍江的木材等，都是日軍重點掠奪對象，這幾個省對日軍的必須性和重要性緊隨遼晉冀贛四省之後。

圈出這些重點省份，就是為了讓我們看清楚日本真正的目標並理解其線路，以及後來我們的應對，即入侵和抗戰是在某些重點區域反覆廝殺爭奪，並不是均衡分佈在所有地方的。比如西部多個省份在抗戰中並未淪陷，沿海省份中福建基本全境長期保持獨立未被日軍控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入侵西部，從日軍的戰爭成本收益上看，並不划算。入侵福建也是同理，當時福建全省沒有鐵路，交通不便，全省都是山地，位置偏僻且缺乏日軍急需的戰略資源，強行攻佔得不償失。

之所以要算經濟賬，或者説戰爭經濟學，因為所有的行動包括戰爭都是有成本的，日本為掠奪資源而來，又是小國，希望以小博大，其最後失敗或者説必然失敗，就是從掠奪資源的成本和收益來看，入不敷出，必然崩潰，之所以成本高到無法承受，恰恰是中國軍民的同仇敵愾和持久戰。後文會仔細分析其中必然性和規律。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鐵、煤、鎢、棉、糧五大物資，是日本最急於從中國獲取的戰略資源，用以支持其軍工生產和工業化。那麼，鐵、煤、鎢因為分佈極為集中，可以理解必須集中軍力攻下遼寧（東北三省）、山西、河北、江西，事實上先後順序也確實如此。但棉與糧為何也集中從河北獲取，而不是其他省份？

先説棉花。從種植角度説，山東和河南兩省當然也是種棉大户，也適合種棉花，雖然同處華北大平原，但河北、河南和山東之間還是有差異。第一，平原比例。河北最高，山東多丘陵，河南多黃泛區，糧食產量和穩定性均不及河北。第二，控制成本。河北基本都是平原，特別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部署和行動，而山東河南因為剛才所列二點，更有利於八路軍游擊戰和伏擊，控制和掠奪成本較高。第三，運輸成本。從河北運糧到東北和日本本部，成本均低於河南山東，這種成本既有交通線路長度，也有八路軍襲擾破壞因素。所以從山東掠奪主要改為黃金、海鹽等物資。

那麼一定會有人問，若論糧食產量，中國當時的糧倉在南方水稻區域，為何不是重點從南方掠奪糧食呢？如果僅就糧食產量而言，確實如此，日軍也不是沒想過，但問題就出在中國南方多山地丘陵，特別適合阻滯伏擊日本機械化部隊快速前進，而且無論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還是國民黨武裝，均在江河和丘陵地帶反覆襲擾阻擊，成本高到難以承受。加之徵糧是需要人手的，日軍也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徵糧隊伍，根本不可能實現基層的有效治理和賦税徵收。所以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無法控制中國南方山區丘陵地帶，繼而選擇從東南亞等區域獲取糧食，即糧食獲取可以用替代方案實現。

（二）敵後抗日：打破日軍“以戰養戰”的關鍵

整個抗戰過程中，日軍在初期展現出凌厲攻勢，即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衞戰。到了1938年初的徐州會戰，地方軍在李宗仁的出色指揮下打出大勝仗，鼓舞了全國士氣。再到1938年夏秋的武漢會戰，南方的水網縱橫和泥濘道路加上中國軍民的浴血抵抗，日軍就開始遇到較大阻力，更是在武漢會戰後難以呈現戰略攻勢。而我黨領導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百團大戰（1940年）、敵後遊擊抗戰，則展現出人民戰爭的偉力。

日軍一開始確實有“從北往南打”的侵華路線計劃，但這種計劃也並非簡單的軍事角度，還是深層次的資源掠奪控制角度，要首先佔領控制山西！為什麼是山西，而不是河北？因為河北是大平原，無險可守，如果先佔河北，則山西可以東出打擊襲擾。所以日軍佔領東北後，首先謀劃的是攻佔華北，而這個華北其實是一個廣泛的説法，要害是山西。這也是1936年西安事變後，我黨領導的北方抗日武裝改編為八路軍，1937年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東渡黃河進入山西，與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國民黨中央軍共同阻擊日軍，因為日軍上來就衝着山西來的。

抗戰期間，我黨領導的最出名的戰役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主要都是在山西，也並非沒有原由。平型關大捷是因為阻擊日軍，這路日軍為的是進攻佔領太原，控制太原是因為這裏是工業基地和軍事要衝，是同蒲鐵路和正太鐵路交匯處。同蒲鐵路貫通山西南北，北起大同，南抵運城蒲州。正太鐵路連接山西和河北，從石家莊到太原。這兩條鐵路都是煤礦等物資運出山西的關鍵通道，也是日軍進攻山西力求必佔之地。

我黨領導的八路軍百團大戰，主要就是為了破壞正太鐵路，阻礙煤炭運出山西，打擊日軍的“以戰養戰”戰略，對日軍進行釜底抽薪。所以，回頭看，正面戰場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大戰役慷慨悲壯，消耗日軍有生力量；我黨領導的敵後抗戰破壞鐵路阻礙日軍物資運輸，是對日軍“以戰養戰”的釜底抽薪。抗戰後期日本國內經濟社會已經瀕於崩潰，其之所以被中國“拖垮”，深層次道理就在於我黨帶領人民持續的進行襲擾打擊，使其戰爭成本獲得嚴重失衡，對此日本是有清醒認識和總結的。

同時，這種分析其實還僅僅是限於國內視野，這場戰爭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如果在更大的視野看，日本的失敗也是一早就註定的。因為對於整個日本的戰爭體系而言，其努力要掠奪和控制的區域排序上，中國東北第一，東南亞第二，中國關內的山西河北第三。這是因為發動戰爭和工業化，日本還急需東南亞的橡膠（馬來西亞）和石油（印尼）。日本當時因為技術等原因，在中國東北的大慶勘探到800米處停止了，而大慶油田一般要打到1000米以下才會出油。如果日本在大慶打出石油，則無疑會給抗戰帶來更大的難度，因為日軍南下分兵會適當減少，但這依然無法阻止其必然失敗的命運，因為他還是要去東南亞爭奪橡膠，始終面臨資源掠奪的成本與收益不均衡的問題。掠奪資源，擴大侵略，分兵駐守，戰線拉大，遭遇抵抗，需要更多資源，終究難以支撐。

以1941年抗戰僵持階段的各方資源條件看，日軍若想保持全面的控制主動態勢，至少需要在中國本土再增加100-200萬部隊，而這是絕無可能的。當時日本本土只有7000多萬人口，男性不超過4000萬，適齡徵兵人口不超過2000萬，徵兵比例超過15%一般就會帶來經濟社會的崩潰。事後來看，雖然日本在二戰後期軍隊數量虛高到數百萬，但其實多數是充數，兵源質量嚴重下降，其真正有戰鬥力的部隊極限不會超過百萬。事後看，這樣的部隊規模是絕無可能在如此廣闊的空間和戰線上獲得勝利的，一個很簡單的算術題，日本之所以會“算錯”，就是千算萬算沒有想到，中國居然會殊死抵抗，其所有的計劃都是速勝論。這道計算錯誤的算術題，後面會詳細分析。

概括起來，遼寧、山西、河北、江西、吉林、山東、河南、黑龍江等不超過十分省份，是日軍在侵華過程中的主要“資源掠奪區”，通過這些地方掠奪急需資源，而其他廣闊的戰場和佔領區是其“成本代價區”，面對中國軍民的長期抵抗，付出極大代價。日本的入侵和佔領，核心目標呈現“東北（核心是遼寧）——華北（核心是晉冀）——江西”的大三角體系，考慮到其對江西贛南礦區的入侵始終不能完全得逞，進而將進口鎢礦轉向海外其他途徑，其在中國的入侵主要目標就是控制住東北和華北，核心就是“遼寧——晉冀”的“啞鈴型”空間特徵。持久戰的關鍵，就是“熬”到其代價遠高於收益，無法支撐而崩潰失敗。

**▍**山西與山東：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兩個最關鍵支點

（一）山西：依託山地開展遊擊

抗戰勝利是全民族共同浴血奮戰的結果，而勝利的關鍵是總動員，是億萬人民的支持，是源於人民戰爭，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區域和空間是有相對聚焦的，接下來我們來具體分析。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各大區域因為地形地貌、資源分佈、區位特點、交通便利、人口規模等因素，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而這種差異性在戰爭與革命中會有非常明顯的體現，會形成一些“矛盾焦點”和“關鍵區域”。

我提出了“四大關鍵區域”一説：贛南閩西（贛閩）、陝北山西（陝晉）、山東、東北。如果把“革命”稍微擴大點，包含建黨的話，那就是“二城加四地”，京滬加上剛才四個地方。

京滬（大城市）是頭腦。為新思想的策源地，賦予了黨靈魂和大腦，北京是思想文化中心，上海氛圍活躍寬鬆，所以北京風起，上海結胎。

贛閩陝晉（山區）是子宮。艱難環境中以其相對封閉性阻擋外部侵擾破壞，閩贛孕育了革命的生命體，所謂“星星之火”，太形象了。但終究其地域過於狹窄，不是成事之地，轉戰出走（長征）是必然。陝晉（山區）是積蓄，其依然是山區，無非是規模比贛閩規模大一些。其實依然是生命體的孕育成長階段，還是比較弱的。

山東（平原）是血肉。我黨我軍大規模壯大，山東人貢獻突出，藉助山東人的積極加入，黨終於魁梧起來了。解放戰爭中，我軍出兵關外接收東北，11萬人的隊伍裏山東兵佔6萬多，尤其是膠州半島和沂蒙山區的老鄉。

東北（工業區）是鎧甲。藉助東北的重工業加持，我們軍隊魁梧的身體穿上了金光閃閃的戰甲，具備了和國民黨正面硬剛的實力，工業文明的空前加持，脱胎換骨。

這裏絲毫沒有忽視其他區域重要貢獻，如抗戰中華中根據地、東北抗聯、海南的瓊崖游擊隊等，都做出了可歌可泣彪炳史冊的犧牲和奉獻，後文也會再敍。

比如陝北毫無疑問是我黨抗戰的指揮中心。延安至今仍是全國人民心目中的紅色聖地，對整個抗戰的引領指揮地位無可動搖，但在整個部隊中陝北士兵的規模並不大，這是為什麼呢？很簡單，陝北地貧人稀，人口規模實在太小，兵源自然很小。陝北人口規模不過百十萬，加之災荒戰爭等影響有變動，陝北已經達到了動員極限。考慮到那裏是黨中央駐地，還需要大量的人員從事服務嚮導工作。同時陝北的糧食畝產還低於南方，自然條件過於貧瘠，所以總量上已經就限制了他們在軍隊中的數量以及倖存者規模。但在極端貧乏的條件下、極高供養負擔的條件下，陝北人提供了數萬兵源，應該説已經是非常出色了。

與陝西一河之隔的山西，抗戰中光參加八路軍的就70萬，全省才1100萬人口，還有地方武裝100多萬，青壯年裏每5人就有1人蔘軍，人口犧牲比例全國各省第一，以至於解放後十年不徵山西兵。山西是陝北的最後門户和屏障，也是日軍推進的關鍵阻礙，天下鎖鑰，中國脊樑，雙方在此廝殺極為慘烈。抗戰中出兵源最多的三省是四川、河南和湖南，這三省的人口規模都遠超山西和陝北，所以規模體量還是基礎因素。

今年是抗戰勝利80週年，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核心區域就是在山西、河北和山東廣闊的華北大平原一帶，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都是在山西，山西確實有着獨特的地位和意義。山西的多山地形為我黨開展游擊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當時在山西的空間控制上，呈現我黨佔“金角”（山西四角的省際交界處）、國民黨佔“銀邊”（晉南一帶）、日軍佔“草肚皮”（中間平原地帶和城市）的態勢。抗戰中的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抗日根據地形成了鐵三角。

（二）山東：面向平原擴大兵源

1、貧農還是中農？

我們黨依靠發動“貧下中農”，這句話影響太深遠了，以至於當我們遠離那段歷史時，會照字面理解，以為我們黨和軍隊動員參軍的主要是“貧農”，即破產無地農民，然後才是“中農”，邏輯上似乎應該是越窮越革命嘛。

其實並不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黨的兵源主力是農民，這一點不假，中國革命本質是一場“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是以土地為手段和支點撬動億萬農民，實現了民族獨立、社會重塑、為工業化完成前期準備。

簡單地説，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在於，用一場農民革命的“前現代手段”，完成一場工業革命和民族國家建立的“現代化任務”。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實在是高！

到達陝北之後，即抗戰階段和解放戰爭階段，中國共產黨動員參軍的主力一直是“中農”（自耕農），即户均耕地10-30畝的農户子弟。這是超出大部分人直覺判斷的。

我黨的兵源，為什麼會是自耕農，為什麼會是中農？

所有的奧秘都在細節裏！首先，我們也不要被“中農”誤導，以為類似中產階級，完全不是。簡單一句話，中農也是窮人。我們來看看為何户均10-30畝的中農子弟會是兵源主力？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北方小麥區畝產百十斤，南方水稻區畝產大約150斤。户均25畝，意味着在北方能收糧食2500斤，南方大於3700斤。這裏有一個關鍵常識今天人們逐漸生疏了，這個產量是“帶殼”的原糧重量，如果去殼加上各種損失，實際成為能吃的食物時，一般只有七八成，也即只剩了北方2000斤和南方3000斤。而當時的一户一般是5口人，人均一年需要至少300斤糧食才能不餓死人，正常需要500斤糧食。

今天的人們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人一年500斤糧食，一天要吃一斤多主糧，不可能啊，今天的人們吃不下啊。對，因為今天我們吃了太多的肉菜蛋奶等副食，而且重體力勞動大幅度減少了，過去一個人一年只能吃不到十斤肉，又是重體力勞動，只能拼命“乾飯”！

而這麼一算，北方人均就是400斤和南方人均600斤，那日子還能過啊。又錯了。這個計算還沒考慮上農民“交皇糧”的沉重税費負擔，農民的税費負擔可以達到30%以上。如此一算，北方只剩人均300斤，南方是人均400斤。

此刻，還有最嚴峻的一個因素，就是我們處於亞熱帶季風區，三年一小災是必然規律，十年之內必有大災。

由此可以看出，中農/自耕農其實是一羣生存在温飽線邊緣剛好還不餓死的一羣人，這個羣體佔當時中國農民的比例，國民黨的統計，認為在一半上下，也有統計認為在20%左右，各地差異較大。整體來説，解放前，南方土地集中，地主富農佔土地多，貧農僱農佔一半以上；北方自耕農多，佔接近一半左右，土地集中度不如南方。

中農/自耕農參加我軍，土改給他們分了土地，改善了生活，免於隨時淪為赤貧，保衞土地就要參軍，共產黨還幫忙代耕，子女還給政治出路。所謂“保家衞國”，家其實就是人口，人口背後其實是土地，有了土地才有家！土地是農民的核心生產資料。山東當時的口號就是“保田保家”。

中農一般有家有口，且往往還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利於理解黨的政策方針，加之家族宗族力量，參軍的穩定性強，便於組織動員。

共產黨，從農村中動員出來的，長期大範圍來看是“有地農民”，這是一個極為樸素的堅硬的事實，也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實。對於我們理解共產黨、中國革命、革命的階級基礎、今天的執政基礎，意義深遠！歷史上，中農是支持戰爭的，是願意出人出命打仗的！即使追溯在贛南閩西的蘇區時期，貧農僱農佔80%，中農佔16%。但其實也是動員起來“先分田，再保田”。在蘇區時代，等於共產黨先“再造”了社會結構，生產出來一個“中農”羣體，然後鼓舞他們持續緊隨革命隊伍鬥爭到底！

2、為什麼是山東？

當看清楚我軍士兵的來源，就明白為什麼北方成了兵源重鎮？尤其是山東？因為這裏的中農比例特別高，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山東的中農比例在30%-50%之間。山西也有類似現象。

為什麼不是河北，為什麼不是河南？都是華北大平原，地形差不多啊，人口都挺多啊？因為抗戰時期，河北被日軍嚴密控制，河南被國民黨炸了黃河大堤，耕地減一半，幾年顆粒無收，人口變流民。所謂中原“四戰之地”，往往被破壞也特別嚴重。

原來，根據地也不是哪裏都能建，想建哪裏建哪裏的。我黨的根據地一般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才容易成功：一是依山而建，敵人來了，便於躲藏打游擊，解決安全問題；二是鄰近糧區，有糧就有人，有人就有兵，便於補充兵源；三是交通樞紐，便於商貿，方便搞錢，打仗是需要花錢的，人是要吃飯的。

東北在抗戰中條件極為艱苦而最終難以施展，正是因為無山可依、無糧可收、地廣人稀、天寒地凍、敵人力量強大、社會組織脆弱等諸多因素導致，反過來體現根據地是需要特定地理和社會條件支撐的。

山東，尤其是膠東半島和沂蒙山區，恰恰最大限度滿足了這幾個條件，又是日本人控制相對薄弱的地方。這裏的農業生產條件和基礎，相對也比較好，人口充足。

膠東半島歷來是海上貿易走私、鹽、黃金、手工業等重鎮，還有闖關東的勇猛，並不只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這裏也曾是齊國故地。山東的孔孟之道重視忠誠，恰好是大兵團作戰的優秀文化素養。中國革命是南方人挑頭造反，北方人大兵團衝鋒當主力。遼瀋戰役時，有人總結“南方的頭、北方的腰、東北的腿”是非常恰當的，這個北方指的就是山東人，當時東野指揮層都是南方人，營級幹部八成是山東人，山東人出兵東北6萬，都是骨幹，在東北就地擴充兵源60萬，主要是下層士兵。

（三）土改與民兵：農業國的“人和”致勝之道

如果説國民黨的抵抗策略將日本人從“由北向南”拉到了“從東向西”，以時間換空間，利用南方的水網縱橫和山地丘陵阻滯日軍的機械化部隊，以中國西部的大後方抵抗沿長江西進的日軍，呈現一種“T字型”防禦態勢。共產黨的抗日則呈現“U字型”態勢，可謂“兩廂夾大路”，日軍為的是掌控貫通中國南北的平漢線和粵漢線鐵路，便於運輸物資，共產黨組織八路軍和新四軍帶領人民，持續進行抵抗襲擾。

地理當然重要，但僅有地理顯然是不夠的，關鍵還是人！人，並不是簡單的生物人，而是有思想有頭腦的。如前文所述，事後看日本是必敗之局，很簡單的一道算術題，為何日本還會愚蠢到看不出呢？因為日本錯算了一個重要因素——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日本人根據佔領東北的經驗，以及清末以來中國對外戰爭中的國民態度和組織動員能力，認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如此態勢，百萬工業化部隊，三個月內橫掃中國，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從清末到1937年，不過二三十年而已，何以中國人的抵抗意志出現了迅猛提升？同樣是抗日，為何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和民眾，動員能力又強於國民黨？

這就不得不説文化，從清末以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新式教育推廣、識字率提高都極大改善了中國民眾的文化自覺、國家認同，不能不説，魯迅、秋瑾、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的奮鬥和鮮血都沒有枉費，中國人終究是覺醒了！

塑造文化的來源，我認為主要有二：一是和平時期的生產方式，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到生產方式再到文化習俗，這是一條線；二是戰爭時期的鬥爭需要，生存鬥爭決定文化氣質，種地是為了活着，拼刺刀也是為了活着。**文化都是適應生存需要的產物。**種地的時代自然推崇勤奮，鬥爭的時代必然推崇勇猛。

抗戰後期，國民黨號稱有500萬兵力，其實多數是拉壯丁，戰鬥力不行，逃亡率較高一直是國民黨部隊的死穴。共產黨在1945年抗戰結束時有120多萬正規部隊，同時還有200多萬民兵。而且考察當時中國可以動員的兵源總量，其實也是有跡可循的，就是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控制的區域人口總數，以及相應的糧食總量，再考慮徵糧率一般在15%-20%之間的，則可以推算出當時兵力動員的極限。傳統農業社會，動員兵源佔總人口比例一般要低於1%，極限是3%。國民黨區域已經突破極限，而共產黨則能夠自給自足。國民黨徵糧已經到了逼民造反的程度，1942年河南大饑荒餓死300萬人口，重要原因就是本已因國民黨炸燬黃河大堤導致河南半數土地淪為黃泛區而出現鹽鹼化，農業生產條件已極為嚴峻，國民黨依然高強度徵糧。相反，從士兵數量與控制區人口總量看，共產黨動員的比例還高於國民黨。而同時日本等列強國家的兵源動員比例明顯更高，原因也很簡單，他們已經進入工業時代，糧食生產因為大量使用化肥而產量高，餘糧較多而可以供養更多士兵，中國則條件更為艱難。

共產黨到底是如何做到高強度動員農民的？因為沒有技術優勢條件下，依託有利地形，採用正確戰略戰術，大量的民眾參與才是戰勝日本侵略者的關鍵。民眾的參與意願和持久參與能力就是關鍵。共產黨恰恰是通過土改和民兵兩個方法實現了“低成本動員”和“持久動員”，土改激發了農民的參戰熱情，因為國家-土地-農民之間實現了貫通，而反觀清末之所以無法動員民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統治者與農民之間缺乏足夠的鏈接，國家是“皇家”的，不是農民的。而民兵恰恰就是不脱離生產的士兵，這方面共產黨也有一整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儘量保證農民的農業生產必須。

“人和”不會憑空產生，是要依靠制度安排進行協調，有了人和，地利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得東北者得天下：不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嗎？

中國自古有句名言“得中原者得天下”，這句話到了1945年，顯然已經變成了“得東北者得天下”，抗戰結束後，國共雙方對此都領悟得極為透徹。原因無他，當時全國八成以上的工業家底都在東北，尤其集中在遼寧。國家已經走到了工業時代，工業時代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核心區”不再是以往的糧食主產區（古代的中原），而是資源和工業體系的聚集區，那一刻天下的新中原——東北！

東北有鐵礦、煤礦、森林以及龐大的工業生產體系，東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成就了其最輝煌的“共和國長子”，不無道理，那時國家的發展模式是全國支援東北，東北反哺全國，一種明顯的雙向拉動模式。各種具體的數據汗牛充棟，不需過多羅列，早已是所有中國人的常識。改革開放以來，更是利用珠三角的開放優勢和長三角的製造創新，實現了新的歷史發展。進入新世紀，這種區域關係更出現新的態勢，各大城市羣成了新的空間節點。而當下，網絡更是新空間，又帶來了新機遇。

“中原”和“東北”都是表象，深層次是國家發展的核心資源區，這種資源因時因勢而異，國家要發展，必須深刻理解洞察這種核心區在哪裏，以及如何利用。

中國共產黨是先鋒隊，這是全國人民高度認可的事實，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先鋒隊，非常善於利用“地利”並創造“人和”，實現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任何歷史都是在特定空間裏展開的，必須對中國的地理和各區域的優勢有更深入的理解，善加利用因勢利導，才能更好實現民族復興的偉業！

最後，再次向偉大英勇的先烈們表達最崇高的敬意，是你們的英勇犧牲換來了今天的和平盛世！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黨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不僅僅是依靠武器裝備，更是與人民生死與共同甘共苦的根本立場，因勢利導發揮一切積極因素的戰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