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謝超：從塑造印度人思維的根兒上看，如何理解印度地區秩序觀？_風聞

摘要

考底利耶的思想塑造了印度人的思維方式並投射到當下的政治討論之中，深刻影響着印度的地區秩序觀。冷戰時期，印度版“門羅主義”凸顯出印度看待地區秩序的大國沙文主義特徵，而古傑拉爾主義則代表了冷戰結束後印度地區秩序觀的轉折。瓦傑帕伊和曼莫漢·辛格接續發展“擴展的睦鄰政策”，但其內核仍然是強調域內小國在內政外交問題上首先應考慮印度的利益。莫迪政府延續了印度把強大鄰國視為天然對手的傳統，並藉助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契機，將目光投向鄰國的鄰國，希望聯合更多區域內國家來制衡不斷崛起的鄰國。莫迪政府的“鄰國優先”政策為其“門羅主義”外交提供了一種區域層面的保護，目的是對沖和制衡印度教民族主義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同時服務於印度的大國夢想。

關鍵詞：考底利耶 印度戰略文化 鄰國外交 印太戰略 莫迪政府

考底利耶的《政事論》。圖源：網絡

由於自身的人口資源、國土面積和歷史文化等原因，印度戰略界始終認為大國地位是印度的天然屬性。進入21世紀，印度經濟和軍事實力持續發展，進一步強化了印度戰略界的類似認識。莫迪政府執政以來，印度戰略界從“曼荼羅”理念出發，對印度面臨的外部環境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方面，南亞小國獨立自主意識增強，試圖擺脱印度的控制，還一直嘗試將中國拉入印度主導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另一方面，美國霸權相對衰弱給國際秩序帶來重大挑戰，國際權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印度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相對上升。這些認識都強調印度外部戰略環境變化背後的中國因素，符合印度戰略文化中戒備和防範較強實力鄰國的傳統。

印度戰略界對國際關係和對地區秩序的認知受到考底利耶等古代戰略思想家的影響。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論》集中反映了印度古代思想中關於國家治理和戰爭與和平的戰略思想，為維持社會秩序和維護國家利益帶來啓示。在南亞次大陸地理因素的影響下，考底利耶的地區秩序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考底利耶建立了“曼荼羅”體系論，指導國王如何將印度打造為南亞次大陸區域秩序的主導國家（Vijigishu）。考底利耶主張以印度為中心，將包括鄰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分為不同等級並施之以不同的策略。第二，考底利耶建議根據“魚類法則”（Matsya Nyaya），將強大的鄰國定義為印度天然的敵人。第三，他還強調“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控制弱小的鄰國，制衡強大的鄰國。這些思想塑造了印度人的思維方式並投射到當前的政治討論，深刻地影響着印度戰略界的地區秩序觀及其在“印太”區域內的外交策略選擇。

一、考底利耶與印度地區

秩序觀念的淵源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範式由來已久，這種範式下的西方不僅是地理上的分野，也是認知上的分野，西方被有意無意地置於國際關係發展的中心。西方不僅被塑造為非西方空間之外的顯性存在，還被置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引領位置。這導致國際關係知識體系發展成為知識殖民的潛在表達，後殖民時代的思想家和理論家稱之為西方“與‘他者’接觸時的認知暴力”。相比較於“客觀”“實證”和“普世”的發展方向，人們發現西方中心主義範式主導下的國際關係理論已經先驗性地把西方視為國際政治最高或最理想規範的指稱對象。作為國際關係主導理論之一的現實主義流派發展更是如此，西方國家之間的歷史經驗成為其理論的核心來源，非西方經驗在現實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邊緣地位更是顯而易見。

在國際關係領域，考底利耶的《政事論》被認為是最早系統闡述現實主義主張的經典著作之一，基辛格稱《政事論》集合了馬基雅維利和克勞塞維茨的特點，強調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主導地位，為決策者提供“切實的行動指導”。馬克斯·韋伯曾經提到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論》傳達的是真正激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精神，甚至詳細描述了決策者應該如何運用暗殺、間諜和酷刑等手段。修昔底德詳細展示了戰爭的殘酷性，但也未脱離道德和公平問題，而考底利耶對於道德相對性的看法卻讓一些讀者不寒而慄，因為考底利耶似乎在強調不存在永恆的道德，評判行為道德與否的唯一準繩是結果，只要結果正確那麼整個過程就是道德的。韋伯也因此認為與《政事論》相比，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表達出的現實主義精神顯得非常温和。

考底利耶提出現實主義思想的時間非常早，他系統繼承了印度古代思想中對於國際關係本質的認識，強調國際體系的魚類法則，即“大魚吃小魚”的法則，與後世諸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狀態”、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摩根索所言“人的本性帶來國家間權力的爭奪”，以及沃爾茲的“無政府狀態”思想，都可謂異曲同工。這裏的時間先後順序是清楚明晰的，以至於印度學界對韋伯所指出“考底利耶是印度的馬基雅維利”的提法不滿，詰問為何馬基雅維利不能是“意大利的考底利耶”。

在印度和東南亞等地方，曾流傳過託名加曼達格（Ka-mandaki）所編著的印度教政體論權威著作《處世精要》（Nitisara），該書寫作年代約在公元8世紀上半葉，是根據《政事論》主要觀點編纂而來。時至今日，這些印度古代思想的經典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印度人的思維方式並影響着當前政治討論。印度政客們經常引用這些經典著作中的人物和話語，在批評對手的同時提高自己主張的合理性。在印度，德里的使館聚集區被稱作“Chanayakyapuri”（字面意思“考底利耶之城”），德里還有專門的考底利耶大道（Kautilya Marg），考底利耶思想的影響無處不在。

《政事論》旨在幫助國家擴張領土、擴大權力和發展經濟，其主要的思想啓示來自印度婆羅門教四大聖典，即《梨俱吠陀》（Rig Veta）、《娑摩吠陀》（Sama Veta）、《夜柔吠陀》（Yajur Veda）和《阿達婆吠陀》（Atharva Veda），以及被譽為第五吠陀的《往世書》（Puranas）和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根據四大吠陀的思想，國際關係的準則是“魚類法則”，即大魚吃小魚，最終生存下來的是Vijigishu或者Chakravartin，Vijigishu字面意思是佔領者，意指攻城略地的國王，而Chakravartin是轉輪聖王，是統一天下的聖王。當然這裏指稱的國王也可以理解為國家，即旨在擴張領土和一統天下的王國。

根據考底利耶在《政事論》裏的總結，志在征服次大陸的國王居於中心位置，強大的鄰國是天然的敵人，敵國的鄰國是國王天然的盟友，由此構成一種以印度為中心的“曼荼羅”花環結構。一個個彼此交叉的曼荼羅花環形成無限循環的國際體系模型，體系裏存在征服者、盟友、敵人和中立者四種行為體，但國王以征服為己任，因此其他國家要麼是盟友要麼是敵人，對外戰略的目標是聯合盟友制衡強大的敵人，中立者只是一種暫時定位，要麼是潛在的敵人，要麼能通過外交策略轉化為盟友。不難看出，“曼荼羅”體系論關注勢力範圍、國家利益和大國地位等，可以認為是考底利耶版本的“均勢”思想。

考底利耶認為，一個志在開疆拓土的國王應該從曼荼羅體系中得到啓發，自己的國家居於整個輪輻的中心，盟友是輻條，拱衞在周圍，但自己和盟友被介於中間的領土分開。《政事論》的地區秩序觀總體遵循權力政治的基本理念，強調國家行為準則是實用主義，國家行為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考底利耶被後世譽為印度的俾斯麥，他曾悉心教導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將這位年輕的剎帝利培養成為優秀的國王，並作為軍師和丞相幫助後者建立了不可一世的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

考底利耶認為國家的福祉取決於積極的外交政策，無論敵人多麼強大，如果自己和盟友對其形成夾擊之勢，通過不斷的騷擾和破壞，就可以削弱敵人。考底利耶從來都強調基於利益的結盟，在國力弱小的時候，可以通過結盟的方式來對抗強大的敵人。這符合《摩訶婆羅多》中毗濕摩對堅戰的教誨，“國王發現自己力量薄弱，就應該與大臣們商議，與比自己強大的敵人締約結盟”。因為國家利益是根據時勢而隨時變化的，因此“不顧實際利益，一味信任朋友，不信任敵人，他的生命不會安全”。這種古代思想對盟友和結盟的認知也符合現代研究的發現。查爾斯·凱格里（Charles W.Kegley）對1816—1965年的聯盟案例進行了大數據分析，發現在危機爆發後，大約27%的盟國根據盟約承擔了義務，61%的成員國選擇了中立，還有12%的成員國攻擊盟友。他認為盟國做出不同的政策選擇主要在於它們有不同的信任文化。這些思想和認知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戰略界對國際關係本質的認知，對於理解印度鄰國政策和地區秩序觀有着很好的啓示意義。

印度古代思想對國際關係的認知受到了次大陸地理位置相對封閉這一因素的影響。歷史上不同時期都出現過主導次大陸的帝國，這些帝國傾向於將次大陸視為自己的後花園和勢力範圍。自考底利耶時代以來，印度戰略文化就具有濃重的次大陸特徵，考底利耶戰略思想也強調印度無法獨立於其他鄰國實現國家安全和發展，如何處理次大陸鄰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始終是獨立以後印度外交的優先方向。對於印度在次大陸的外交戰略，考底利耶“曼荼羅”體系提出了幾個著名的論斷：一是以印度為中心，將包括鄰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分為不同等級並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二是根據“魚類法則”，將強大的鄰國定義為印度天然的敵人；三是強調“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控制弱小的鄰國，制衡強大的鄰國，從而維護印度的主導地位。

鑑於以上啓示，本文將在印度戰略文化視閾下，審視印度地區觀的演變和鄰國外交的實踐。冷戰時期，在尼赫魯不結盟思想的經驗教訓基礎上，英迪拉·甘地提出了印度版“門羅主義”，強調鞏固印度在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在處理與南亞小國的關係時展現出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特徵。冷戰結束後，印度地區秩序觀迎來轉折。古傑拉爾主義符合印度古代戰略思想的啓示，表明印度開始在新時期嘗試“睦鄰”政策。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和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接續發展了印度“擴展的睦鄰政策”，但與古傑拉爾主義一樣，其核心內容與英迪拉的干涉主義策略目標相似，仍然是強調域內小國在內政外交問題上應首先考慮印度利益。新時期，美國推行“印太戰略”成為印度調整對外戰略的契機，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義國際關係觀開始將更多目光投向延伸鄰國，希望聯合更多區域內國家來制衡不斷崛起的鄰國。本文將嘗試在印度古代思想基礎上理解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地區秩序觀，並審視莫迪政府“印太願景”下對鄰國和延伸鄰國（Extended Neighborhood）的外交理念與實踐。

二、“英迪拉主義”與印度地區

秩序觀的發軔

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在較長時間內主導了印度建國以來的外交理念發展與實踐，尼赫魯在擔任總理並親自兼任外交部長的17年裏，給印度外交烙上了清晰的個人印記。尼赫魯十分推崇考底利耶和《政事論》的思想，在《發現印度》一書中，他就多次提到《政事論》思想對於現代印度政治和文化的適用價值。在鄰國外交思想方面，尼赫魯秉承了“視南亞次大陸為印度後院”的理念，致力於防止域外國家（尤其是蘇聯和美國）介入次大陸事務。從某種意義上説，尼赫魯發起的不結盟運動也部分服務於這一目標，尼赫魯引導了印度國內關於不結盟戰略的討論，並在考慮印度獨特地緣位置之後提出了這一現實主義色彩濃厚的政策主張。面對當時冷戰格局下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尼赫魯堅持從國家利益出發，沒有加入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從而避免了因為與任何一方結盟而可能導致的盟友牽絆，並藉助不結盟策略聯合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為印度在大國之間縱橫捭闔留下空間。

在國際環境方面，南亞地緣次大陸相對次要的戰略地位，使得美國和蘇聯選擇容忍印度與對手保持合作關係，尼赫魯的不結盟策略幫助印度在美蘇兩個對立陣營之間保持平衡，總體上抵禦住了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不結盟也因此成為冷戰期間印度外交的主要標籤之一。總體來看，尼赫魯時期的地區秩序觀因其不結盟色彩而具備更多的國際主義色彩。尼赫魯前期的不結盟戰略取得一定成效，得益於在區域層面印度具有相對於南亞小國的絕對實力優勢，其堅持採用單邊主義手段處理與巴基斯坦間的矛盾、處理與錫金和尼泊爾等域內小國關係，反映了其鄰國外交的大國沙文主義特徵。尼赫魯充滿現實主義色彩的鄰國外交理念，幫助印度在短時間內穩定了地區秩序，使印度得以在國際舞台上以“南亞地區發言人”自居。尼赫魯構建了以印度為中心的地區秩序，為印度走向國際舞台奠定了地區秩序基礎。

不過1962年印度與中國的邊境衝突，暴露了印度軍事實力不足的弊病，這表明尼赫魯並沒有充分理解和運用考底利耶關於權力政治競爭的全部思想，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則通過自己的外交捭闔，展示了其對考底利耶外交理念的嫺熟運用。

在外交戰略方面，英迪拉基本堅持尼赫魯時期的不結盟政策，但強調印度的目標不是避免捲入大國競爭，而是以保持與兩個超級大國的良好關係、同時不加入任何一方的方式實現戰略自主。英迪拉政府借鑑美國的“門羅主義”，對外表明瞭對次大陸事務的態度，即印度視南亞次大陸為自己的“後花園”，在區域內有着特殊的安全和戰略利益訴求。區域內國家在外交和安全上有任何需求，應首先尋求印度的幫助，而區域外國家涉入次大陸事務將被印度視為不友好舉動，外界也因此認為英迪拉政府是在藉此宣示印度版的“門羅主義”。有別於尼赫魯時期通過不結盟運動謀求發展中國家領導地位的做法，英迪拉的地區“門羅主義”本質是在承認印度國家實力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明確將區域事務視為印度外交戰略的重點，發揮印度相對於南亞小國的絕對實力優勢，在南亞地區打造以印度為中心的地區權力結構。

根據考底利耶的啓示，印度的中小鄰國無時無刻不想着制衡印度，英迪拉對中小鄰國的“門羅主義”外交戰略是確保這些鄰國執行親印政策，並在必要的情況下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英迪拉任內，印度吞併錫金、涉入斯里蘭卡國內衝突、利用東巴基斯坦動亂局勢肢解巴基斯坦等舉措，也可以認為是遵循考底利耶戰略文化的代表性政策。特別是在巴基斯坦問題上，英迪拉政府利用中美蘇之間的博弈態勢，主動跟蘇聯簽訂《印蘇和平友好協定》，從而在1971年印巴戰爭中，利用蘇聯延緩和牽制了美國可能發起的干預，被薩仁山認為是借鑑考底利耶“曼荼羅”體系思想下的一次經典之作。

拉吉夫·甘地接任印度總理後，印度基本延續了英迪拉時期的印度區域秩序觀。拉吉夫繼承了英迪拉積極涉入南亞次大陸國家內政的政策，並在斯里蘭卡國內局勢惡化之後，作出了派兵進入斯里蘭卡進行維和的決定。不過當時印度所處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層面，里根政府開始推動與蘇聯和中國關係的緩和。區域層面，1986年11月，印度在與巴基斯坦接壤的邊境地區開展“黃銅針”（Brasstacks）演習，投入50萬兵力引發大規模軍事對峙。1987年，中印邊境地區發生了大規模軍事對峙，且持續較長時間。與此同時，印度與周邊主要國家和中小鄰國關係也在持續交惡，使得印度在新時期的大國外交和地區外交都有孤立之虞。

拉吉夫政府在維持區域秩序穩定方面開始採取相對柔和的做法，並嘗試主動緩和與鄰國關係，例如成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並援引考底利耶在《政事論》中的教導，希望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能幫助印度發展與南亞中小鄰國的友好關係。拉吉夫還推動印度緩和與美國的關係，爭取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支持印度貸款請求以緩解印度的國際收支困境。與中國的關係方面，拉吉夫成為自尼赫魯以來首個正式訪問中國的印度總理，印度重回大國平衡外交的軌道。

三、“古傑拉爾主義”與印度地區

秩序觀的轉折

印度戰略文化視強大鄰國為天然敵人的傳統有着持續的影響力，歷任印度總理的對華外交都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認知傾向，兩國關於邊界問題的爭端更是加劇了印度戰略界對中國的負面認知。與印度獨立以來相對緩慢的國家發展歷程相比，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相對成功的大國發展路徑，使得印度戰略界日益將中國作為自己的參照對象。從印度面臨的外部戰略環境來看，美國與南亞中小國家的關係也在不斷發展，這進一步削弱了印度對區域內中小國家的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印度國內經濟改革步伐緩慢，印度經濟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長速度並不如人意，而印度相對封閉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印度對區域內中小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在縮小，此時中國的崛起成為印度戰略界在區域外交中的重要關注點，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成為這一階段印度外交戰略的核心內容。

印度戰略界開始進一步反思如何處理與這些中小鄰國的關係。1991年至1996年，納拉辛哈·拉奧擔任總理期間，印度開啓了經濟自由主義改革的序幕，此前相對封閉的印度經濟開始向世界打開大門，這也意味着印度開始以合作的態度看待它與區域和世界的關係。1994年，時任印度總理拉奧在訪問新加坡時正式提出了“向東看”（Look East Policy）策略，向外界表明印度將積極發展同東亞、東南亞和更廣泛的亞太國家之間的關係。

1996年，時任印度總理古傑拉爾提出了印度處理與鄰國關係的五條基本準則：第一，在處理與尼泊爾、孟加拉國、不丹、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的關係時，印度單方面展現誠意和信任，不要求它們做出同等回報；第二，任何南亞國家不應該利用其國土從事損害區域內其他國家利益的行為；第三，南亞國家之間相互不干涉內政；第四，所有南亞國家應尊重彼此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第五，南亞國家通過雙邊談判的和平方式解決彼此之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分歧。這套主張後來被冠之以“古傑拉爾主義”的名稱。古傑拉爾主義代表了印度地區觀的轉折點，是印度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調試鄰國外交政策的新嘗試，成為印度在新時期嘗試“睦鄰”政策的肇始。

儘管如此，印度政府在實際執行外交政策的過程中並未放棄其地區觀的“門羅主義”理念。例如印度對外明確表示如果周邊鄰國試圖將任何雙邊問題國際化或支持任何不利於印度國家利益的行為，都將導致印度終止不求回報的睦鄰政策，同時印度明確宣示古傑拉爾主義並不適用於同是印度鄰國的巴基斯坦，進一步彰顯了其地緣競爭的本質。古傑拉爾本人後來在自傳中也表示，“古傑拉爾主義的邏輯是印度在西面和北面同時面臨兩個敵對國家，因此我們西部與其他鄰國保持‘完全和平’（total peace），以便全力遏制巴基斯坦和中國在南亞區域的影響力”。古傑拉爾本人擔任印度總理的時間很短（約10個月），但其提出上述策略時遵循了印度古代戰略思想的教誨。從表面看，古傑拉爾主義是印度對次大陸小國的單方面示好，但其核心目標與英迪拉的干涉主義策略相似，那就是博得這些國家的信任，防止它們主動引入其他國家介入域內事務，從而使印度可以專注於與巴基斯坦和中國的競爭。

20世紀末，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幫助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快速崛起併成為全國性政黨，瓦傑帕伊作為印人黨的總理候選人在世紀末上台執政，並在2000年左右正式提出了“擴展的睦鄰政策”。印度著名戰略家拉賈·莫漢（C.Raja Mohan）認為這是印度在重新發現“擴展的鄰國”對印度區域戰略的重要作用。不過“擴展的睦鄰政策”核心思想仍是削弱南亞小國的安全和外交自主地位，維護印度在南亞的霸權地位。因此，“睦鄰政策”也被認為是“古傑拉爾主義”的進一步優化。

曼莫漢·辛格曾在拉奧政府的財政部擔任部長，是印度經濟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其任內進一步明確了印度“在南亞的目標是尋求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鄰里關係，加快域內各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同時保障我們的國家安全”，並明確將巴基斯坦列入上述鄰國政策範疇。曼莫漢·辛格延續並實踐了拉奧政府提出的“向東看”政策，致力於推動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間經貿往來。2004年，曼莫漢·辛格擔任印度總理之後，延續了“擴展的睦鄰政策”，並在“向東看”政策的基礎上提出“向西看”政策，以推動與海灣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曼莫漢·辛格還發展了“擴展的睦鄰政策”的政治和安全內涵，例如2006年黎巴嫩戰爭期間，印度海軍成功執行撤僑任務之後，曼莫漢·辛格在印度議會發表講話，明確指出“西亞是我們擴展的鄰居，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影響印度的安全和核心利益”。可以説，從“古傑拉爾主義”提出睦鄰政策以來，加上瓦傑帕伊和曼莫漢·辛格政府接續發展“擴展的睦鄰政策”，“睦鄰”已經成為印度歷屆政府延續和不斷發展的區域政策的核心詞彙之一。

從拉奧時期的“向東看”到曼莫漢·辛格時期的“向西看”，從“古傑拉爾主義”的“睦鄰”關鍵詞到瓦傑帕伊和曼莫漢·辛格接續發展“擴展的睦鄰政策”，印度外交的內核始終是強調域內小國在內政外交問題上應首先考慮印度利益、保持在中印競爭中站隊印度等戰略傾向，帶有天然的脅迫性質。在印度戰略文化傳統的影響之下，印度對於南亞中小鄰國的外交目標始終是從主導國位置做出的，那就是印度不能允許任何鄰國採取任何可能有損印度安全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這一目標使得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戰略充滿了脅迫性，可以説印度戰略文化中的強權理念正讓域內中小國家進一步遠離印度。

四、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地區秩序觀

與“鄰國優先”政策

2014年以來，莫迪領導的印人黨展現出長期執政態勢，印人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特徵更加明顯，莫迪本人領導風格強勢，莫迪政府外交戰略具備清晰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國際關係觀印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末瓦傑帕伊領導的印人黨政府並沒有給印度外交留下很明確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國際關係觀的印記，主要原因是瓦傑帕伊本人相對温和的領導風格和執政時間較短。在莫迪時期，印度展現了更明確的大國地位追求，莫迪政府以來，印度政治精英日益傾向於從強現實主義角度看待中國崛起和由此導致的印中競爭，認為一個日益強大的印度，需要正面回應中國帶來的挑戰，這也成為莫迪對華戰略主動性和進攻性的主要認知基礎，其地區秩序觀更突出了與中國的競爭。這既反映了印度傳統文化中對近鄰中強國即敵國的認知傾向，也有對當前國際格局的獨特認識。

在探討莫迪政府的地區秩序觀之前，有必要了解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國際關係觀。作為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薩瓦卡爾（V.D.Savarkar）和馬達夫·戈瓦爾卡（Madhav S.Golwalkar）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包括人民同盟（Jana Sangh）、印人黨等在內的印度右翼力量意識形態，在這些右翼政黨成為執政黨之後，這些思想主張也有了影響內政外交決策的機會。實際上，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人民同盟和印人黨的核心理念都強調領土觀點，這一點可以追溯到“印度教國家論”的主要提倡者薩瓦卡爾。薩瓦卡爾提出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主要強調同一個族羣擁有同一片土地，也有着共同的文化特點，這三者都源自古印度吠陀（Vedic）的黃金時代，是缺一不可的。國民志願服務團（RSS）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組織之一，這個半軍事化的組織為印人黨等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提供了大量的幹部，戈瓦爾卡提出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初衷就是復興印度教價值觀。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國際關係思想本質是現實主義的，薩瓦卡爾和戈瓦爾卡都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衝突和戰爭不可避免，因此他們認為印度需要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應對戰爭，保護印度不受他國的強權壓迫和威脅。不過戈瓦爾卡的思想與國際關係古典現實主義思想有所不同。古典現實主義思想中的實力指的是物質實力，但戈瓦爾卡強調印度的實力必須來自“堅定的、排他的民族主義”（assertive and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從而為提倡和發展他的印度教特性理論找到了依託。薩瓦卡爾和戈瓦爾卡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國民志願服務團，也塑造了印人黨的意識形態和外交觀念。

莫迪時期的印度對快速崛起的中國抱有高度警惕，考慮到兩國曆史上曾經爆發過邊境衝突，中國具備成為印度國家安全“假想敵”的必要條件。在這一點上，印度戰略界正在形成共識。實際上，早在莫迪政府執政之前的2012年，印度戰略界的精英人士就共同撰寫了《不結盟2.0》。這是一篇頗有影響力的報告，意在渲染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認為印度應該堅持執行不結盟2.0戰略，主要就是關注中國崛起給印度帶來的外部挑戰，並探討如何在具體議題上與其他國家結盟以應對中國。這些戰略認識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國際秩序觀不謀而合，後來莫迪政府的對外實踐，尤其是鄰國和區域外交吸納了該報告中的很多建議。

在印度自導自演的南亞地區乃至國際權力的競爭中，印度認為南亞中小國家正在吸引域外國家涉入區域事務，用考底利耶的話來説，就是那些對印度心懷不滿的鄰國正在聯合強國來反對印度，例如印度一直認為南亞小國不僅藉助南盟（SAARC）機制集合力量抗衡自己，還一直嘗試將中國拉入南盟。這給印度的鄰國外交戰略帶來了額外的壓力。在視強大鄰國為天然對手的傳統之下，印度開始將目光投向鄰國的鄰國，希望聯合更多區域內國家來制衡不斷崛起的鄰國。因此，莫迪政府延續了曼莫漢·辛格時期將鄰國置於外交政策優先地位的外交政策，但賦予了全新的內容，例如強調印度主導鄰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印度對鄰國發展援助應與印度安全利益掛鈎等。對於印度教民族主義來説，“鄰國優先”政策只是為新時期“門羅主義”外交提供一種區域層面的保護，本質上仍是自尼赫魯時期以來“不結盟主義”的延伸，即印度不歡迎域外大國干預域內事務，外部國家與域內中小國家發展關係時要尊重印度的戰略自主性和印度在區域內的中心地位。

莫迪政府的鄰國外交政策成為這種戰略和觀念的外化和實踐。莫迪就任總理後的首訪選擇了南亞小國不丹，隨後又去了尼泊爾，成為近20年來首位訪問這兩個國家的印度總理。他還頂住國內壓力，主動讓步並促成印度議會批准了印度與孟加拉國的邊界協定，試圖改變兩國圍繞邊界和非法移民等問題導致的緊張關係。考慮到印度與這些南亞小國曆史互動中的各種霸權行徑，莫迪政府的小恩小惠舉措顯然無法打消它們對印度的戰略疑慮。印度對於次大陸國家的外交目標始終是從主導國位置提出的，那就是印度不能允許任何鄰國採取任何可能有損印度安全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這一目標使得印度在次大陸的戰略充滿了脅迫性。莫迪政府未能改變印度在區域內的肆意操弄、頤指氣使的作風，例如，印度因不滿尼泊爾修憲條款而發起禁運並造成尼泊爾的人道主義災難，以及因孟加拉國和島國馬爾代夫的外交獨立傾向而與兩國齟齬不斷，乃至以遏制中國影響力為名干涉斯里蘭卡政局。

莫迪政府脅迫外交的侷限性顯而易見，導致一段時間內印度與南亞鄰國的關係惡化，在此形勢下莫迪政府不得不轉而嘗試對鄰國採取懷柔措施。莫迪政府在前幾屆政府鄰國政策基礎上提出了“鄰國優先”（Neighbourhood First）政策，核心思想仍是響應考底利耶的“曼荼羅”體系，強調印度位於體系的中心，最重要的目標是管理好與近鄰的中小國家之間的關係。莫迪政府在執行“鄰國優先”過程中採取了實用主義拉打結合的策略，試圖緩和與中小鄰國間的關係。但莫迪政府的區域政策沒能幫助印度逆轉對周邊小國影響力相對下降的趨勢，反而導致印度提出的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和“孟不印尼”（BBIN）合作倡議等計劃因為南亞小國態度消極而裹足不前。

莫迪政府對印度的遠鄰，尤其是廣大的東南亞地區的戰略主張也頗具延續性，同時強調積極主動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關係。自冷戰以來，印度外交精英們提倡的“向東看”便集中反映了“曼荼羅”思想遠交近攻的策略本質。莫迪政府上任後發展了此前的“向東看”政策，正式推出“東向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表明莫迪政府將接續拓展印度外交的地理屬性，在不削弱東盟中心地位的基礎上向更廣泛的“印太”區域進發。莫迪政府發佈《2009年海軍戰略（2015年更新版）》，明確提出印度海洋利益覆蓋“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安德曼海及沿海地區”，以及“印度洋西南方向，包括印度洋島國和非洲東海岸沿海地區”，囊括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廣泛區域。2018年1月25日，莫迪更是借印度-東盟峯會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清楚的信息，那就是印度歷屆政府正攜手東盟試圖將“東盟中心地位”構建為印度“印太願景”核心內容之一。印度與東盟的關係被提升到戰略高度，莫迪多次訪問東盟並加強了與印度尼西亞、越南、新加坡和緬甸等東盟國家之間的雙邊互動，包括利用越南與中國的競合心態，試圖協調印越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從而為雙邊關係的發展加入制衡中國的因素。莫迪政府拓展鄰國的策略選擇，將印度的戰略視野投向馬六甲海峽以東更廣闊的南海地區，通過爭取東盟及其成員國的支持，讓印度制衡其最強大的鄰國有了更多抓手。

印度的東南亞外交政策添加了很多拉攏與合作的內容，但是印度戰略文化中以利益為基礎的合作理念，也影響了印度與東盟關係的深度和廣度。印度戰略界堅持從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角度看待與東盟的合作，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印度與東盟的關係。印度與東盟之間有自貿安排，但2018年印度與東盟成員國的貿易赤字約1050億美元。印度國內傾向於認為這種帶來巨大貿易赤字的自貿協定，將衝擊印度國內企業的發展和損害印度就業。2019年12月，莫迪政府宣佈退出即將達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核心理由之一就是RCEP並不符合印度利益。這不僅使得印度錯失了更好地融入區域經濟秩序的良機，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印度在“印太願景”中堅持東盟中心地位的承諾落空，莫迪政府不得不更多地從雙邊關係的範疇經營與東盟國家的關係。

五、莫迪政府“印太願景”的

地區秩序意涵

印度戰略文化對於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論》提出的傳統治國術推崇備至，莫迪本人也十分認可考底利耶及其思想的重要作用，他曾經將尼赫魯時期的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薩達爾·帕特爾（Sardar Patel）稱為“現代印度的考底利耶”，而莫迪上任以來在大國競爭中的策略運用也得到了一些印度學者的首肯，他們甚至相信莫迪將成為引領印度的“當代考底利耶”。莫迪時期的印度總體堅持了“戰略自主”政策，只不過印度在國際層面更加青睞制度化的古典多邊主義外交，例如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制衡中國和進行國家間資源交換，從而提升印度的國際地位。在區域層次，印度致力於提高“在受到外部干擾最小的情況下追求國家利益的能力”。因此，印度雖然事實上已經拋棄了不結盟政策，但其通過微調戰略自主策略，為利用大國制衡態勢提高自身國際地位和增強自身實力營造了相對有利的外部環境。

莫迪政府“印太願景”體現了以考底利耶為代表的印度古代戰略思想的很多內容。印度希望建立更廣泛的夥伴國體系，藉此對沖和制衡認知中的中國崛起挑戰，同時服務於印度的大國夢想。根據考底利耶提出的告誡，在國力弱小的時候，可以通過結盟的方式來對抗強大的敵人。在莫迪政府看來，美國具備遏制中國的決心和實力，最合適的合作對象非美國莫屬，而在美國的遏制戰略中，印度也是其中的關鍵一環。從地區主義的角度來看，莫迪政府傾向於把廣泛的“印太”區域視為印度的鄰國區域的拓展延伸。面對新時期的大國競爭，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國開始助推“印太”概念，尤其是美國極力推行“印太戰略”、高度重視印度地位和作用，為印度各界精英提供了調整印度外交戰略的契機。

莫迪政府“印太願景”的核心主張就是強調利用美國圍堵中國崛起的戰略契機發展印度自身實力。莫迪政府認定當前國際環境有利於印度打造遏制中國的統一陣線，其任內的印度已經不再掩飾聯合美國共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印美兩國在圍堵中國方面找到了利益契合點。早在奧巴馬任期內，印度就已被提升為美國“主要軍事夥伴”（Major Defense Partner），雙方還簽訂了《後勤交流備忘錄協議》，引發學界關於印度在大國關係中全面向美傾斜、印度正在偏離不結盟政策的討論。印度國內媒體也注意到政府對美戰略靠攏的明確趨勢。2016年6月，莫迪訪美並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表示印美關係“已經克服了歷史上的遲疑”，印美即將成為彼此理想的合作伙伴，並再次啓用“天然盟友”來描述對印美關係的憧憬。莫迪積極呼應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於印美關係將成為21世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雙邊關係的提法，美國也開始主動幫忙提升印度國際地位。到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推出“印太戰略”，致力於推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成立與發展。2020年10月，美印簽署《地理空間情報基本交流合作協定》（BECA），標誌着美印軍事合作已經上升到準盟友層次。拜登政府繼承並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戰略”，決意在軍事安全和地緣經濟等領域與中國進行全方位的“激烈競爭”，這進一步凸顯了印度的地緣戰略作用。印美地緣經濟合作水平快速提升。2021年，印美雙邊貿易總額達1134億美元，印度對美出口730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326億美元。這意味着美國已正式成為其最大出口市場，同時也是最大順差來源國，美國在印度經貿戰略中的地位有了實質性的提高。

莫迪政府充分認識到國際政治競爭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其任內推行的對外經濟合作以提升印度經濟和技術實力為主要目標，此時的印度明顯加強了對自身經濟發展的重視力度，經濟發展推動軍事技術發展的路徑成為印度提高自主能力的主導思想。在這個理念的指導之下，莫迪政府推動印美軍事技術合作取得長足發展：2018年，印度被美國列為“戰略貿易授權1類”（STA-1）國家，成為繼韓國和日本之後第三個獲得此類貿易授權的亞洲國家，這意味着印度可以獲得受美國政府管控的敏感軍事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這為印度從美國採購高精尖技術類武器掃清了法律和政策障礙，有望減少印度對俄製武器依賴，美國也在較短時間內就成為對印軍售額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並推動印美在“印太”框架下的軍事技術合作。

印美軍事技術貿易快速發展，但印度堅持了武器進口來源的多元化策略，以避免在武器進口方面高度依賴單一國家。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22年發佈的報告顯示，與2012—2016年相比，2017—2021年印度雖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進口國，但這段時間內印度武器進口額下降了21%，其中印度從俄羅斯的武器進口額下降幅度達到47%，使得自俄進口武器總額從此前佔印度進口武器總額的69%下降到46%。與此同時，印度自法國的武器進口額在這段時間內增加了10倍。雖然外界觀察到印美軍技貿易上升和印度減少對俄製武器的依賴這一趨勢，但是基於持續推進武器進口來源多樣化和本土製造的目標，印度將在未來防止對任何一方形成武器進口依賴，並着眼於本土製造。印度國防部的軍購招標越來越傾向於本土企業就表明了這一點。印度國防部計劃於2022—2023年將68%的採購預算用於國內本土製造軍品，並加大印度私營工業企業的作用，後者預計將消化25%的國防採購預算。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美軍品貿易的規模和深度。

印美關係的上述進展表明，印度雖然積極發展與美國的戰略關係，但對於印美結盟卻保持審慎態度。對於印度戰略界來説，當前國際地緣態勢有利於印度參與大國競爭，尤其是美國在其“印太戰略”框架下，加大對印度的戰略拉攏力度，試圖形成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為基礎的區域聯盟，因此美國的戰略拉攏符合印度戰略界對當前國際環境和印度地緣政治優勢的認知，加快了莫迪政府涉入“印太”事務的進程。但是印度始終沒有下定決心正式加入美國組建的盟友網絡。根據考底利耶的啓示，印度註定成為征服者，一旦印度選邊站隊，世界格局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兩極化，如果與美國結盟，印度將只能在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裏扮演次要角色，也將難以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對手合作。印度認為與美結盟會讓自己背上過重的戰略包袱，因此即便是在2020年與中國發生嚴重邊境對峙之後，印度也沒有采取完全倒向美國的戰略。研究表明，美國會施壓盟國，限制其發展對華經貿關係，這成為與美國結盟需要付出的潛在成本。與考底利耶的告誡相符的是，莫迪政府發現與美國結盟除了需要考慮直接成本，還需要支付其他間接成本，因為在中國之外的其他戰略議題上，印度與美國的利益並不完全契合。例如在對俄羅斯、伊朗等國政策方面，印度與這些國家有着傳統的友好關係，恐怕難以響應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各種制裁措施。

那麼該如何理解印度對美戰略選擇呢？印度外長蘇傑生（S.Jaishankar）在其2020年的著作《印度之道》中指出，在中國崛起態勢日益明確的背景下，美國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反而更值得關注，此時印度堅持制衡策略有助於保持大國競爭的均勢，減少權力轉移可能造成的大國衝突。莫迪政府對美外交政策也表明了印度在大國政治上的制衡策略偏好。這表明印度戰略界更願意相信考底利耶的教導，印美利益的範疇和取捨原則各不相同，這決定了印美關係的發展高度。印美關係的發展將取決於兩國各自與中國衝突時雙方利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以及能夠給對方提供多大程度的軍事支持。美國有着廣泛的全球利益，在區域層次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對外戰略利益排序首先是美國自身，其次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再次是其他盟國，又次是緊密夥伴國，其他一般夥伴國、競爭對手與敵人則成為可以打壓的對象。印美關於“航行自由”的立場分歧就是例證之一。美國自1983年就開始實行“航行自由計劃”，反對其他國家限制其航行和飛越權利，但相關行動一般只針對與其關係不友好的國家。2021年4月，美軍驅逐艦“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號在印度拉克沙羣島（Lakshadweep Islands）附近開展“航行自由”行動，強調在印度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進行軍事演習或演練無需事先徵得印度同意，印度的要求不符合國際法。印度政府對於美軍活動未事先徵得印方同意表示關切，強調應“優先考慮國際法在海洋領域的作用”，認為一國政府有權限制外國軍艦在其專屬經濟區活動。印美對航行自由的立場分歧公開化。

印美分歧並不止於此。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印度並未追隨歐美國家的對俄大規模製裁，導致印度與美國等國家的關係持續緊張。不過對於印度戰略界來説，印度保持與俄羅斯關係，並趁此機會低價採購俄羅斯石油，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俄羅斯的外交被動態勢，又服務於印度自身的能源安全戰略，這是莫迪政府利用有利國際形勢確保印度國家利益的例證之一。印度外長蘇傑生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是唯一主導霸權國，但是如今美國必須認真對待，並且在與印度打交道時考慮到印度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四國集團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效，是因為我們四個國家都給予彼此同等的地位和理解”。蘇傑生重申，印度正在重新回到它在世界舞台的位置，“我們是印度人，我們是擁有五千年文明的現代民族國家，我們正在主張自己在世界舞台的位置”。2022年9月9日，“印太經濟框架”（IPEF）第一次部長級會談結束，印度選擇退出四大支柱之一的貿易談判。印度也是赴美參會的13個國家中唯一沒有簽署“印太經濟框架”的國家。事實證明，印度的制衡策略發揮了一定的成效，印度保持大國平衡態勢，正幫助其緩解美國戰略不確定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印度對美戰略選擇也在深刻影響美國外交，當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也因為包括印度等在內的主要國家採取對沖策略而脆弱不堪。

六、結論

本文的分析表明，自尼赫魯以來印度歷任領導人的外交實踐給印度戰略文化留下的都是實用主義印記，綜合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一些特點，總體呈現出單邊主義的思維模式、雙邊主義的外交實踐和多邊主義的外交姿態。由於南亞次大陸不是冷戰對峙的主戰場，尼赫魯時期的印度在區域內一家獨大，時任印度總理英迪拉藉此提出印度版“門羅主義”，明確要求域內國家在外交和安全上有任何需求，均應首先尋求印度的幫助，而區域外國家涉入次大陸事務將被印度視為不友好舉動。冷戰結束後，印度一度提出以對鄰國懷柔為主的“古傑拉爾主義”，並在瓦傑帕伊和曼莫漢·辛格時期進一步發展出“擴展的睦鄰政策”，但核心思想仍是削弱這些國家的安全和外交自主地位，維護印度在南亞的霸權地位。莫迪政府堅持但沒有簡單重複尼赫魯以來的不結盟政策，而是延續了印度視強大鄰國為天然對手的傳統，強調利用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契機，並通過其“鄰國優先”政策，聯合更多區域內國家來制衡不斷崛起的鄰國。

總結來看，莫迪政府在聯美製華的同時保持對美的戰略疑慮和防範，目的是對沖和制衡印度教民族主義認知中的中國崛起挑戰，同時服務於印度的大國夢想。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對莫迪政府以來印度外交姿態有個很好的總結：“印度決策者始終認為印度是國際體系的一極，所以那些想與印度合作的人必須學會如何與‘印度一極’打交道……想與印度在世界政治舞台合作，必須認清印度是合夥人而不是啦啦隊長。不要問印度站哪一方立場，問印度是什麼立場。”這符合莫迪政府一直強調的“印度追求世界多極化”主張，有助於理解莫迪時期的不結盟政策。然而，該主張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印度具有的地緣優勢來自世界權力轉移和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等因素，印度需要依靠西方發達國家將對中國的擔憂轉化成對印度的支持，這種建立在綜合實力劣勢基礎上的期望，並不具備牢靠的基礎。其次，印度是否能夠提出其他的身份主張選項，從而確立印度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方亞洲國家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仍存在疑問。僅就目前來看，印度在“印太”區域主張的所謂自由民主身份，只會使得印度主張與西方趨同，導致印度名義上主張第三條道路，但實際上卻走向西方道路，莫迪政府強調的“印度不結盟”或“獨立一極”也將成為空談。

**作者簡介：**謝超，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