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1941年_風聞

《跨越世紀的回憶》第十章 難忘的1941年

原創 RAY6526 RAY6526

 2025年02月20日 18:06 北京

        第十章  難忘的1941年

     1941年年初傳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消息，實際上在1940年年底時，一些隱藏的國民黨、三青團份子便散佈謠言，我社會部（當時未成立公安局）掌握的情報人員也瞭解到一些對我不利的傳言。那時，整個縣級機關以至全縣也沒有一台收音機，無法收聽到新聞廣播。一直等到《大眾日報》刊登“皖南事變”的消息，此事才迅速傳播開來。此前約半個月，一些政治敏感性較高的同志，如區委書記尹家訓（後打入蔣軍，解放後任濟南市工會主席，已病故）曾專門詢問過此事。事件公佈後，黨員、積極份子既憤慨又感到擔心，有關的種種傳聞在一部分人員中或明或暗地流傳，暗藏的壞份子則乘機造謠、煽動説：“老四（新四軍）被打光了，屍成山、血成河”，“打完了老四打老八（八路軍）”等等。正值春節，誰也沒有心緒過年。在此關鍵時刻，縣委和南沂蒙行政公署聯合召開區委書記、區長聯席會議，對“事變”後的形勢和應對措施做研究、佈置，這是在緊要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魯中區黨委、二地委也很快有指示發來，提出要為隨時可能到來的“突然事變”進行準備。文件傳達後所有人員都緊張了許多，從縣委、政府到各羣眾團體都被動員起來，研究和落實各項具體措施，主要內容有：進行宣傳動員、鼓舞士氣，打擊敵偽壞份子的氣焰；縣區幹部帶頭團結、領導羣眾，建立必勝信心，戰勝敵人；縣區主要幹部都要配備“二線”接班人，在突變到來、發生不測時，應有準備好的接替人選，保證工作不間斷地開展，此事由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和保衞部長（以後改為政府公安局）直接商定，挑選立場堅定、有領導能力、思想敏鋭的同志來擔任，名單秘密擬定，不公開；隱蔽一部分已經公開暴露的黨員，以便開展長期的鬥爭；在通信、交通聯絡方面，除安排幾條單線的聯繫外，還特別佈置各區選擇忠實可靠、面目灰色、嘴巴嚴謹的黨員以遷居的名義搬到偏僻的山村住下，作為情況最嚴重時的交通站。由以上幾項安排可以看出，一切都是從最壞的情況準備的。

      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和落實上述各項措施，對全體黨員和羣眾進行了一次戰鬥動員，在黨員、幹部中開展了系統的革命氣節教育，克服懼怕、軟弱等不健康思想。“四·一二”事件十四週年紀念日到來之前，辛曙明和我商議，代縣委起草了關於紀念“四·一二”的通知及宣傳要點，以提高階級覺悟，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陰謀，丟掉一切幻想，堅持鬥爭，自己救自己。歷史的教訓聯繫現實，既生動又深刻，縣委召開各種集會、座談會，討伐反動派，聲援新四軍，提高了羣眾的認識。

       魯中軍區發出抽調兵力南下支援新四軍的命令，縣委書記李鐸（萊蕪人，1944年犧牲）、縣大隊長孫紹勳（已去世）和胡副營長等堅決執行，抓緊時間完成了動員我縣大隊奉調南下的任務。針對北方人對南方的生活習慣等不瞭解和不習慣，如怕吃大米、怕吃不到山東煎餅，南方水路多，怕坐船、怕蛇咬等等，進行了認真具體的動員解釋工作，雖有極個別人藉故逃跑，但整個縣大隊一經動員，按時出發，順利南下，越過隴海鐵路，進入新四軍的編制，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財政、糧食部門也按要求完成對南方的支援。

       經過幾個月的工作，特別是中共中央“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的及時發表，中共中央軍委發表任命陳毅同志為代軍長、劉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員的命令以及陸續發表新四軍整編幾個師、公佈若干師級將領名單的消息，給羣眾以莫大的鼓舞。大家一致決心在黨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堅決挫敗反動派的陰謀詭計。縣區領導同志和主要領導骨幹都抱有堅定的信心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是取得鬥爭勝利的保證和基礎，是沂南縣的核心力量所在。

       三、四月份縣委抓緊基層民主政權的改革，將過去延續下來的大區改劃為若干小區，完成了縮小現行區劃、廢除鄉級政權、實行“行政村”制的工作。縣委這樣做的好處是減少層次，由過去的從縣到區、鄉、村共四級改為三級政權，“行政村”制即一個大的村鎮帶動附近一、二個小村，成為一個村的建制，這樣可便於政令的傳達和有關任務的貫徹執行，減少“政令變樣”、“卡脖子”現象。對於政權方面的行政改革，魯中行政公署和沂蒙專員公署很重視，曾專門派員視察，頗為讚揚。但“行政村”從建立起即有人擔心會出現重視大村忽視小村利益的現象，以後果然發生了這種情況。在戰爭緊急情況下，很難顧及大村、小村，有些小村也願意直接和上邊打交道。這樣，“行政村”制度就逐漸失去了作用。

       麥收前後，縣委對小學教育的檢查和督促工作（當時沂南沒有一所中學），加強和調整了個別小學教員。這時，剛剛接到新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縣委書記李鐸帶領各部部長、負責人學習討論，經過學習，認定根據地也是新民主主義性質，從此改變只是重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書中所示的理論精深，有現實及長遠指導意義，進行根據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和改革必須以此理論思想指導。

       這一年從春天起，就出現糧食緊張的情況，縣級機關曾移駐靠近界湖鎮的夏莊，這裏是水澇地區，在水窪生長一種耐澇的植物，叫糝子，碾碎後基本是糠秕，縣委機關因缺糧用糝子做煎餅，幾乎全是糠，難以下嚥。劉濤（沂南縣人，兄弟三人均參加革命工作，後轉入工業部門，任局級領導，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後病故）和我實行“熱水衝咽法”，用熱水把煎餅泡爛，吞下肚內。縣委書記、縣長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雖難以下嚥但毫無怨言。麥收快到了，看來收成不錯，可是在臨熟之際颳了幾次當地農民最怕的“西南火風”，把麥子吹得乾枯，使收成大減，磨出來的麪粉也不好吃，大大影響了軍糧的供應。而且禍不單行，在夏末時又遭陰雨連綿，致使正在出穗的高粱大面積傳染了病菌，高粱籽發黴，一股子黴味。可是沒有別的糧食吃，也只好以此度日。缺糧情況嚴重威脅着部隊機關的正常生活，1942年我任依汶區委書記兼區中隊指導員。當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時近中午，十幾個區中隊隊員手拿着碗，用筷子敲打着來找我説，到現在還沒有吃上早飯。我忙請管理員想法向村長借糧，他説早已借過，村裏也沒有糧食。就這樣，我和隊員們中午“斷糧”一次。當年動員隊員升級到主力部隊，一隊員哭着和我説：“只要給我媽一百斤糧食渡春荒，我就馬上去前線。”區長為他特別籌集到100斤糧食，他高興地走了。第二年還回來看過我。

       當時這種困難情況在沂南縣是普遍存在的，峙陽區動員新兵，但天氣寒冷，無糧無衣，難以維持。區裏就向縣委告急。縣委哪裏有糧和衣?縣委書記回信説，要進行政治動員，克服困難等等。區委書記回答道：同志啊！政治動員抵擋不住寒冷和捱餓呀！據瞭解，這些新兵沒有因困難而逃亡的，都堅定地走上了前線。

       在內部困難的情況下，盤踞在沂南西部和蒙陰交界處官莊一帶的漢奸、土頑王立慶部、蘆山前垛莊以東侍郎宅的地主土頑劉乃林、沂蒙公路上朱位鎮的地主漢奸武裝不斷對根據地侵犯騷擾，嚴重影響生產和社會安定。官莊一帶幸有徐敏山同志帶領民兵抵抗，還能減少一些損失。據我偵察部門查得敵偽有一條情報線，其線路是從蒙陰的舊寨、朱位，經沂南的桃花峪、橫河、東西司堡、大小松林，再到界湖或銅井（敵偽據點）。他們破壞了我從舊寨、塘子再經岱莊東去的地下交通線，打傷我地下交通員，搶走文件、書信。秋初，在隨家店發生了在夜晚企圖槍殺我團政委李伯秋未遂事件（此事一直未破案）。其它還有在幾個村同時燃放照明彈的事情。據長山區李開路同志和岸堤區的報告，在田家北村和其它一些村子幾乎同時發生了打擊婦女識字班和婦救會積極份子的事件，肇事者所使用的語言、發生的時間大體相同。經過調查，發現多是一些地主、富農或會道門家庭的青年男人所為，其中有些人還混進了“抗敵同志協會”，他們內部宣稱“三不怕”，即不怕日本人、不怕國民黨、不怕共產黨。這些都表明敵人加緊對我根據地進行破壞，更加嚴峻的鬥爭不可避免。

       從1939年以來，沂蒙區經歷過幾次“反掃蕩”，每年秋天都要認真準備。在1941年夏季就接上級指示説，今年敵人的掃蕩會大於往年，應認真準備，不能疏忽。究竟大到什麼程度，則無法預計出來。不久，報紙登載了敵人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掃蕩的消息，日軍出動的兵力大、時間長，實行“鐵壁合圍”、“反覆清剿”，燒殺破壞，實行“三光”政策，妄圖徹底消滅八路軍等等。沂南縣周圍敵偽軍內部的“關係”也傳出今年討伐將大於往年的消息。九月，敵人派出8000多人的兵力先對泰山區進行了大掃蕩，實行分進合擊、蓖梳清剿、反覆清剿等，使我蒙受嚴重損失。此時，日寇高級指揮機關還派來了一個自稱水源清的日本高級特務，向我透露今年將對沂蒙區進行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掃蕩。此人精通漢語和我民俗，妄圖在掃蕩中建立什麼“和平中立區”等等。這並非正式消息，但上級也不予否認。對今年秋季反掃蕩的備戰上級要求很嚴格、細緻，如務必藏好公糧、限期疏散兵工廠、加緊民兵訓練、監視壞人、動員多做軍鞋等等。可是這些準備中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機關幹部像往常一樣，集中在上邊過多，雖然決定了大部分分散下放，可仍保留領導骨幹，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員過多的狀況。在秋收高粱的時候，傳來了外地的經驗，在收高粱時只剪掉頂部的高粱穗，留下高粱棵做隱蔽用。可是羣眾大多反對這種做法，認為在山區沒有用處，山嶺、地堰就是很好的屏障。有些黨員、積極份子不得已將高粱棵留在地裏，荒了地力，沒了柴火燒，還影響了種秋麥。還有打狗運動也是一陣風吹來的，各村胡亂把狗統統打死，老百姓意見很大。形勢一天天緊迫，敵人的大掃蕩顯然就要開始了，究竟是哪一天？當然誰都説不清，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備戰、抓緊備戰，十月底縣委又召開了一次區委書記會議，反覆檢查、督促，力求把準備作得更充分一些。

      11月2日，這天清晨，還有月光，突然尖鋭震耳的槍聲打破了山區的寂靜，在陡峭的山谷中激盪。敵人出動兵力五萬人開始了對沂蒙區的又一次大掃蕩，沂蒙人民再一次遭受了巨大的災難。

       我從睡夢中驚醒，立刻趕到縣委書記李鐸同志處集合待命。西邊的槍聲仍舊劇烈，據此判斷，肯定是敵人奔襲我駐馬牧池的山縱司令部，距沂南縣委機關不到十里。此時，縣大隊、行署、社會部和其它各部的負責人都來請示，還有秘書處、羣眾團體等五六個人，等待着縣委指揮部的號令，正在商定去向時，李鐸同志見我身背一個大文件戳記的揹包，突然説：“你的腿腳不好，跟不上部隊，你背上文件分散隱蔽吧，叫劉濤和你同行。”槍聲仍激烈地狂叫着，事不宜遲，我即和劉濤一起離開縣委駐地方家莊，東南而行奔向汶河。黎明前天色昏暗，藉着微弱的月光，看到各條路上我軍各路人員向着不同的方向匆匆行進。為避免和敵人遭遇，我們就近渡過了汶河，沿着山間小道向西急走。突然遇到阻攔，原來是大眾日報社印刷廠的同志正在埋藏機器，我説明情況、出示了縣委的文件、章記後得以放行。我們沿着黃山山脈的山間小道西行，仍能聽到馬牧池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到達艾山前村，找到黨支部李書記，交上介紹信，説明來意後，將文件包交給他掩藏好。我和劉濤隨即吃住在他的家中，從此開始了兩個多月的特殊戰鬥生活。劉濤的父親劉安沂老先生是開明士紳、世代中醫，他支持劉濤及兩位兄長參加革命工作，還自己出錢為劉濤買了支匣子槍。當時還有兩個五六歲的孩子，長大後都參加了革命工作，住在這個家庭是可以放心的。

       日寇為這次掃蕩費盡了心機，於10月底就已經就緒，共調集17、20、21、32等4個師團和第5、6、13等3個混成旅共5萬多人，還有飛機配合，驅使臨沂、蒙陰、沂水、費縣、莒縣等五縣的偽軍出動。長途奔襲馬牧池的敵人從蒙陰縣城出發，直撲我山東縱隊首腦機關駐地，打入村內後，衝向黎玉政委的住處，致使黎政委受傷，人員物資也有損失，可謂兇狠之極。敵人此次突襲，月夜行軍幾十裏，沿途各村民兵竟然毫無察覺，而且打入馬牧池後攻擊如此準確、順利，敵人肯定派遣了特務，馬牧池是否有奸細，也大可懷疑。同志們對此議論，但此事幾十年來沒有下文。

       大掃蕩初期，敵人由沂蒙周圍調來的兵力各自抵達預定的地點後，首要任務是尋找我主力決戰，妄圖消滅我有生力量，然後以長期駐紮的姿態實施“分區清剿”。恰巧，我們所在的艾山前及周圍幾個村莊位於敵人幾個分區的結合部，是清剿的空隙。在艾山前以北的長山莊一帶駐有日軍，早出晚歸外出清剿，每日回來後強迫村民為其擦洗皮靴、拆劈傢俱生火取暖，為了把屋子裏的煙儘快放出去，他們把所住的房頂都捅開一、二個窟窿。本村的雞豬早已殺光，就四處搶掠，馬、牛等大牲畜被宰殺的倒不多，一是製作起來麻煩，二是要集中起來運回日本。日寇強令各村長交出所藏的公糧、器材、軍鞋，特別是交出我傷病員和隱藏的幹部、女同志，限時交出，交出來的可以免殺，否則格殺勿論。在此威脅、利誘下，有些村莊被迫交出了部分糧食、器材，有一個村莊則將隱藏的幹部綁送敵人而被殺害（此等作惡的叛徒已在掃蕩後期被就地正法）。

       我白天上山觀察敵情，每天都可以看到硝煙四起，聽到陣陣哭聲。有一天，我看到在艾山北坡下河對岸的崔家莊突然槍聲大作，煙火突起，一羣日軍用刺刀把一些老人逼進大火中活活燒死，令人慘不忍睹！而日本鬼子站在周圍拍手取樂。我和劉濤站在半山腰遠遠望去，只有氣憤和着急，這血海深仇永世不能忘啊！嚴重的情況接踵而來，11月18日黎明前我和劉濤照例從夜間露宿的半山上下來，當日大霧，向西行走中遇到塘子村一青年，他是區委書記張昌嗣的兒子，遂同行，在接近直通岸堤的大路時，聽到從北邊傳來不同尋常的腳步聲，還有車輪滾動的聲音。我欲前去查明真相，劉濤攔住我説：你不能去，你揹着步槍，萬一是敵人呢？他接着趴在地上貼耳細聽，説：人多，腳步聲整齊，還有車輪的聲音，很可能是敵人。張姓青年説他是本地人，願意前去弄個明白，但是一去無回。事後聽説，他碰到了日本人，因為他衣着打扮確實是農民，手上磨有硬繭，當日軍稍有疏忽時他才利用熟悉地形逃脱，我和劉濤則乘機逃脱了此次危險。是日上午約十點鐘，從蘆山西頭馬頭崮方向傳來激烈的槍聲，中午後好象又轉到桃墟、官莊一帶，直到下午，槍聲漸稀但仍不停止，人們都在焦急地打聽戰鬥情況。事後看到代號301的中共魯中區黨委書記霍士廉給李鐸同志的信中才知，當日我魯中軍區教一旅及軍直屬部隊在馬頭崮一帶遭遇日軍，我軍英勇戰鬥，但敵眾我寡，又失去主動，所以傷亡較大，也有被俘者，軍區司令員劉海濤、社會部長朱玉淦等壯烈犧牲。這次戰鬥，敵人早有預謀，我方情報處理失當，故處於被動狀態，遭受重大損失。

       幾天過後，敵人到艾山前約半華里的牛家溝小村清剿，他們打罵百姓，搶掠財物。這次距離比較近，看得比較清楚。我和劉濤正在小山上觀察，突然一陣機槍掃射過來，顯然敵人看見了我們，我們趕緊翻過幾道地堰子，藉助山勢掩護未被打中，天色已晚，敵人停止射擊退兵而去。日本鬼子詭計多端，很難掌握其規律，時隔幾日，先是傳來西部官莊、興旺莊等幾個村子有敵人來襲，在劉家巖麓以北的平坦地帶，大批的人羣在向西跑動，一會又有人説南面來了敵人，我和劉濤兩個人都揹着槍，一位好心的老大娘勸我們趕緊把槍藏了，以免生意外。我們倆商定，決不放下槍，緊要時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更好！

       日寇在動用其武力的同時，又施展陰謀詭計，在南牆峪東山腳下的劉家店子附近，由大特務水原清公然設立什麼“自由區”，劃定一定範圍，由他管理，日軍不得入內，八路軍人員可自由進出。他則開具通行路條，聲稱日軍看後不殺害。我曾看過一位幹部用過的這種路條，這個特務説他喜愛中國，在此緊張之際，他還和一箇中國女子結了婚。我領導機關早已洞察了這個特務的面目，最後給以應得的懲罰。

       為防止敵人拂曉襲擊，村裏的百姓都是晚上跑到山上的樹下、大石塊下避風處或山洞裏躲藏，以防不測。我和劉濤開始是和當地一些羣眾住在一個山洞裏，晚上聚在一起議論反掃蕩的形勢，發泄對敵人的仇恨。約在掃蕩開始半個多月後，到山洞裏來夜宿的人逐漸少了，也不大議論形勢了，顯得有些冷清。什麼原因呢？劉濤是本村人，瞭解情況，他對我説，有的村子抓住八路軍幹部向日本人送禮，有的村子擺好了桌椅茶水準備迎接日本人，真這麼辦了，咱們不知哪一天也會被“送了禮”。他領我到艾山東坡向山下的夏莊望去，只見村頭上擺有幾張桌子、椅子，還有茶水、煙捲。這顯然是“準維持會”的一套。日寇一到，就獻媚求安。我看後很着急，再查問艾山前的李書記，他説本村沒有這樣的事。我認為此事非同小可，不只是我們兩人的性命問題，這事如果蔓延開來，是明明白白的偽化，實現了日本人的願望，必須剎住這股危險之風。當天下午找到艾山區委書記張昌嗣、區長兼武裝大隊長徐敏山及魯中區黨委黨校在此隱藏的幾位同志，一起研討對策，他們也正為此着急。會議在艾山西坡山腳下召開，大家都認為，“準維持”已經出現，決不能輕視，這已不是應付敵人，而是幫助敵人實現偽化。必須馬上制止，不然，我們被上了繩，後悔也晚了。要特別注意那些幕後策劃組織者，對這些出賣民族、認敵為友、煽動投降、向我開刀的兇惡的反動份子必須果斷制服他、除掉他，以穩定人心。張書記和徐區長都積極贊同，還決定由政府出面、公開施行。大家都認為，要殺到明處，不要暗殺，應有口供、畫押可查，由區政府出佈告，公佈執行，以免引起疑慮和謠言。徐區長説：“就這麼辦，很好！”但都覺得找不到縣委、縣政府請示批准，這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啊！可是情況緊急，萬一這些反動分子真的動手殺害革命同志，後悔就晚了！只能是特殊情況特殊處理吧。我説：“現在就按照討論的決議辦，事後，由我向縣委彙報，如有問題由我負責。”很快在全區範圍內鎮壓了幾名極端反動分子，從此那些村頭上的桌椅茶具就看不到了，公糧、公物保住了，我隱藏人員都得以安全。但對此事我總覺着有些擔心，決定鎮壓反動份子雖是區委書記、區長均完全同意的，但我是主謀決策者，應承擔此責任。後來，見到縣委書記李鐸和地委書記王濤同志時，我都如實作了彙報，王濤同志説：“人家已經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在那種特殊情況下你們緊急處理是對的，你若不動手，那才是傻瓜啊！”徐敏山區長從行署主任何方宏（博山人，已去世）那裏得到相同的答覆。

       自從11月2日清晨緊急分手後，我總是掛念着縣委的情況，他們究竟怎樣了？同志們是否安全？時間越久，牽掛越深，有時急得爬到艾山頂向東北方向張望，可是除了重重山巒，什麼也看不到。記得陳毅同志説，堅持江西三年游擊戰爭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最大的困難就是和中央暫時失去聯繫，失去了方向，這是最大的困難！這話説得多麼確切而深刻，在艾山前和縣委失去聯繫的滋味，我是深有感觸的。經多方打聽，終於得到一些很簡單的消息：11月2日後縣委、行署、縣級機關奔向南牆峪山區東部的黃草坪，很快被敵人包圍，縣大隊也被圍在裏面。敵人兩天內沒有開槍，可能是在調動兵力。包圍圈越縮越小，形勢對我明顯不利，縣委決定在敵人未發動總攻前突圍衝下山去，沿大、小安子莊的河溝向南衝出，過沂河到達南部山區集合再戰。6日早上衝下山後，到達大安子莊附近遭遇到敵人在小河東岸地段設下的埋伏，敵人早有準備，借早上陽光向西射擊，我縣大隊武裝奮起反擊，一面抵抗，一面向南突圍，由於敵人佔據有利地形，以逸待勞，我方處於被動狀態，因此傷亡較大，受到很大損失！行署代理主任趙致平（博山縣人）、公安局長劉萊芝（萊蕪縣人）等人壯烈犧牲，行署秘書於籤（廣東人）、縣婦救會長於波（女）等人被俘，物資大都丟失，縣大隊被打散。這是自建立沂南縣委以來最大的一次損失！幸而縣委書記、兩位部長得以倖存下來，他們在到達預定地點後，很快又聚集力量，帶領羣眾繼續戰鬥。好不容易得到的消息，卻是這麼讓人痛心，這更令我掛念縣委的同志們。

       從蒙山東南沿青駝寺、鐵峪、孫祖、岱莊等幾條山路上不斷有我軍被打散、或行軍失散的同志，他們三、五成羣臨時湊在一起，尋找着自己的隊伍。在這些同志中，我還碰到原四支隊的老戰友，戰火中相見，分外親切，時間已在11月中旬到12月初，天氣已經很冷，這些同志還是身着單衣，許多人已有好多天沒有吃過熱飯、熱湯了。我們把這些同志帶到劉濤家，這樣一來，劉濤的家成了“臨時接待站”，艾山前成了沒有掛名的“聯絡點”，同志們在這裏能吃上熱飯，這就是最大的滿足了，吃飽喝足道聲謝，便又提槍連夜趕路去。在很短的時間裏，接待過好幾批被衝散路經此處的同志們。一次部隊文工團的一些同志路過，其中的女同志和男的一樣，經受着戰火的考驗，毫不畏懼，一位男同志肩上揹着一隻猴子，兩眼圓睜、戰戰兢兢，一副驚恐的樣子。我説，戰鬥這麼緊張，還要它幹什麼？答曰：曾幾次丟下，趕它走，甚至矇住它的眼睛，但不久它又追趕上來，怎麼轟也不走，這個可憐、精明的小動物只好和我們一起反掃蕩了。還有一次碰到相識的山縱政治部的同志帶領日本人反戰同盟山東支部的小林等兩位人員，我問這些日本人怎麼不跑？這些同志説：他們是跟着我們跑啊，如果一旦被日軍抓回去，將受到最殘酷的刑罰然後再處死，所以他們一定要和我們在一起。從這裏走的同志多是奔向泰山區或尋找其原序列部隊，其中的顧前同志，早在四支隊司令部時即熟悉，他以後曾任過中共泰安縣委書記。

       大概在11月底，從東南方向的孫祖開來一大隊人馬，這支部隊馬匹多、短槍多，還有女兵，騾馬上馱着不少物品，由艾山西過汶河，到田家北村宿營。很明顯，這不是主力戰鬥部隊，很可能是我軍高級指揮機關。我和劉濤急奔沙山向臨時住在此地的地委書記王濤報告，他對此好象知道一些情況，他説，這是二十五支隊（一一五師師部的代號），應立即與其聯繫上。他以代號寫信給二十五支隊負責同志，介紹我前往聯絡。我們連夜由沙山趕往田家北村二十五支隊司令部駐地，在交驗介紹信説明來意後，一位參謀同志向我們詳細介紹了最近大青山戰鬥情況。由於遭敵人襲擊，他們受到嚴重損失，戰鬥持續了幾天，有許多英勇悲壯的事例！省戰工會代主任陳明、陳的愛人、文工團團長辛鋭同志等多人壯烈犧牲，我軍人員傷亡達數百人。為使電台機密不落入敵手，我機要人員集體拉響手榴彈與電台同歸於盡，這是我軍高級指揮機關的重大損失。當我問有何急需供應時，回答説當前羣眾困難，除保證吃飯外，別無所求。我們連夜返回向王濤同志作了彙報。

       12月初，由蘆山東南方向開來了一支部隊，駐進距艾山前約五華里的栗林。為弄清情況，剛趕到此地的縣委書記李鐸帶領我和劉濤趁着月色到了栗林。原來他們是邊聯縣的一個獨立營，該部劉政委説，部隊來此意在跳出掃蕩的合圍，稍事休整。我介紹了周邊的敵偽情況及活動規律，日軍掃蕩部隊以駐蒙陰的最近，距此僅有幾十公里，須加強警戒。我們當晚返回艾山前，歸途中，月光清澈，但無心欣賞。

       次日黎明前，栗林方向槍聲激烈，顯然是日軍奔襲而來，隨後槍聲轉向栗林東北的趙家城子，再到北山。我們站在艾山東坡向趙家城子北山焦急地瞭望着，槍聲緊一陣緩一陣，很快天亮了，藉着陽光的照射，可以看到刺刀發出的閃閃亮光。事後得知，我部隊遭敵襲擊後，立即撤離該村，從地形觀察以迅速奔向趙家城子北山、佔領制高點打擊敵人最為有利。誰知狡詐的敵人已經沿着該山南麓的山坡迎面朝西作好了埋伏，這既可觀察我軍的行動，又避開了早上日出西射陽光影響視線。我軍由山下向上衝，敵人佔據制高點且揹着陽光有利射擊，我軍則恰好相反，雖然處境極為不利，我軍還是與敵英勇決戰，子彈打光了就和敵人拼刺刀，槍聲持續了近兩個小時才逐漸停下來。這次戰鬥，我軍蒙受重大損失，犧牲174人之多！當地政府率領羣眾含淚沉痛地埋葬了這批忠骨。此次日寇的突然奔襲，我一直有所懷疑，我部隊到達的次日凌晨敵人即奔襲而來，是敵人的情報確實靈通、還是栗林村有隱蔽的敵人向日軍報信？這個疑團一直未得解開。1980年，張文莊同志（山東濰坊人，原山東八縱所屬高級指揮員，已去世）和我説，他當時正在栗林該部檢查工作，槍響後，他率領一部分人向栗林西北方向跑，奔向岸堤，保全了那一支小部隊未受損失。他和我一樣，對此事件有同樣的疑問。

       到了12月下旬，日寇的大部隊逐步撤退，原駐在馬牧池附近長山莊的敵人也走了。老百姓鬆了一口氣，開始整理被破壞的家園，晚上可以在屋裏睡覺，不用再東躲西藏了，姑娘、小媳婦洗淨了故意抹在臉上的黑灰。牛羊豬雞已被殺光，村裏寂靜無聲，沒有了生氣。最悲痛的是那些親人被殺、被抓的家庭，依汶區翟科子莊的一家軍屬，丈夫被抓走，女兒被姦污後死亡，只剩下老太太終日哭泣。真是家家遭破壞，村村有哭聲！村幹部、民兵開始查看公糧、物資，起用槍支，維持社會治安。但羣眾仍處於驚恐不安之中，生怕敵人不知從哪個地方又冒出來。

       縣區黨政機關和失散的武裝人員已開始集合、恢復，探聽到縣委正住在汶河以南的朱家裏莊，我和劉濤急着趕回去，1941年底的一天，我和劉濤辭別了難以忘懷的艾山前，我對他的父母和村黨支部表示了感謝，取出了文件包。為保證一路安全，決定走山路，沿着汶河南部的山路向東行進，看到汶河北岸一帶大路上行人稀少。當天，飄着小雪，颳着寒風，想到就要見到久別的同志們，我們都很興奮，忘卻了寒冷。在朱家裏莊終於找到了縣委機關，見到了日夜思念的戰友，已經集合的有李鐸、秦昆（組織部長、沂水人、後任縣委書記、上海市紀委書記等職）、李子超（各救會長）、王虹明（女）等十餘人。經歷兩個月的殘酷鬥爭，大家見面真是悲喜交集、感慨萬千！述説着各自的戰鬥經歷，懷念着犧牲和被俘的同志們。李繼齋見面後哭着説了衝下山後遭敵人攔截埋伏，一些同志壯烈犧牲的情況，並説：“那天早上你如果在內，腿腳不好，怕是很難跑出來。”為便於掩藏，王虹明把長髮剪掉，腰中紮根破繩子，活象個假小子。大家日則同鍋吃飯，夜則同住一屋，經過此次掃蕩，同志們的關係更加親密了，超過了真正的兄弟姐妹。

       遭受了敵人極為嚴重的破壞，縣裏的各方面工作都急需整頓恢復，最重要的是儘快恢復基層黨支部的工作。面對反掃蕩鬥爭中出現的種種複雜情況，如何對待、處理？各區黨委先後來信詢問請示這方面的問題,縣委曾設想擬定一個條例性的文件，但動起筆來就感到政策性很強。為弄清基層情況，我和幾個人到蘆山前的椿樹峪子調查、徵詢意見，這個村支部在反掃蕩中，黨員對敵鬥爭英勇堅定的佔絕大多數，也有少數人一時動搖，在敵人高壓下被迫交出少量的公糧，但保住了大多數。雖表面上應付敵人，但實際上還是想法做對黨、對人民有利的事情，沒有死心塌地隨從敵人乾的。這都表明，黨的基層組織在敵人的殘暴和誘迫面前經受住了考驗，是可以信賴的。那些懼怕敵人、一時消極悲觀者已隨形勢轉變而改變過來。我們認為，對這樣的支部批評教育即可，不宜任意擴大猜疑和鬥爭，應當相信基層黨員的覺悟和對黨的信念，不要漏掉壞份子，也要防止公報私仇、嫁禍於人，不能聽信一面之辭等等。這個村子的經驗很有代表性，我們回來彙報後，縣委表示同意，其他幾路的調查也大體相同。縣委改變了原來制定“條例”的設想，改由各區委領導基層黨支部根據黨章進行審查處理，對黨員在反掃蕩中的表現，要徵求羣眾的意見，經分析後慎重作出結論。這樣，各基層支部就可以儘快集中精力去處理敵人掃蕩後產生的問題，積極開展工作了。最後查明，全縣從基層到縣區幹部經受了這次嚴酷的考驗，垛莊、長山等區都有村幹部拒絕交出公糧被敵人殺害的壯烈事蹟。在緊急關頭動搖的只是極少數，都已受到批評教育。對個別確有證據必須嚴懲的反革命份子則需寫出確實材料送治安部門審查，報請縣政府批准後公佈執行，嚴格防止因氣憤而出現的報復行為。沂蒙專署牟宜之（日照人、曾任國民政府縣長，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曾任林業部局長等職）專員、社會局長徐欣三（山東人、後任四機部副部長）就親自審問並處決了一個確有罪行、十惡不赦的叛徒。

     縣委機關很快恢復辦公，與各區聯繫，向上報告，大量的文件只靠抄寫難以完成，而刻字鋼板在掃蕩中丟失、現在市場上又買不到，怎麼辦？李繼齋同志説，他在從黃山坪山上衝下後，為使刻字鋼板不落入敵人手中，在緊急中把它掩藏在一道石堰的縫隙中，還做了標記,現在可以找回來用。我懷疑能否找到，但不到半天時間，他果然找回了那塊刻字鋼板，真是一個奇蹟。大家都讚揚老李同志的忠誠和機智！這台崛井牌油印機是縣委派田炳千（濰縣人，縣委宣傳部長武光東的夫人）同志攜帶少量黃金，潛入其原籍濰縣設法購買的。

       敵人這次大掃蕩歷時五十多天，日寇實行“三光政策”，據不完全統計，沂南縣有1/4的房屋被燒燬，馬牧池被燒三次，一萬多青壯年被抓走，3500多人被殺害，牛馬驢等大牲畜幾乎全被搶走，雞鴨鵝等家禽被殺光，160萬斤糧食被搶走，財物、衣服等被搶則無法統計，殘酷的掃蕩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創傷。

       在反掃蕩後諸事急需料理的情況下，縣委確定必須抓緊即將到來的春耕生產自救，不餓死一個人，不荒一畝地。縣政府設法調配購買一些糧食、小白菜種子，主力部隊也準備利用軍馬幫羣眾耕地。經過如此嚴酷鬥爭，羣眾看到“這麼大的風浪都沒有搖動八路軍”，更加增強了對敵鬥爭的決心，更加擁護共產黨，熱愛八路軍。這時，一些被俘的幹部在經受了生死考驗後也陸續歸來，縣大隊的戰士迅速歸隊、訓練，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由於敵人侵襲、佔領，沂蒙區根據地日漸縮小，政府各級機構對下指導時出現重疊情況，因此決定撤消沂南縣及其縣級機構，各區委機構不變，直接對地委、專員公署負責，地委成立“直工科”負責處理沂南事務，負責人是魏鑑清（後任地委組織科長、解放後任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長，已去世）。縣委機構撤消後，我按規定交代了工作，將縣委圖章磨角作廢、上繳，暫時結束了沂南縣的工作。我被分配任中共依汶區委書記，隨即走馬上任。

       時間已是1942年2月初，又一個春節即將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