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最後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美國主流經濟學越成功，美國製造業就越失敗”_風聞

​威廉·拉佐尼克 (William Lazonick)

封凱棟、李寅、眭紀剛 (編譯)

【導讀】威廉·拉佐尼克是享譽世界的創新經濟學家，是創新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與推動者，長期研究不同力量對企業內控制權的爭奪，及其對企業長期創新競爭的影響。在中國經濟致力於推動結構轉型、走向創新驅動發展、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今天，拉佐尼克的研究應當成為中國學者和政策研究者的案頭讀物。

拉佐尼克這篇帶有自傳性質的訪談，不僅串起了美國主流經濟學在20世紀下半葉大轉型之前的一大批重要經濟學家，還可以帶領我們回到美國經濟學界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道揚鑣的現場。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拉佐尼克始終致力於理解真實世界的經濟實踐。然而，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卻拋棄了對價值創造過程和經濟實踐的關注，在形式化的道路上“滾滾向前”。拉佐尼克很早就指出，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帶來的金融化浪潮，將毀壞美國創新型工業企業的社會基礎，開啓社會極度不平等的浪潮，並先後“不討喜”地批評了通用電氣、思科、朗訊等美國各行各業的旗艦企業。近些年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他又“不討喜”地指出，蘋果、英特爾、波音等骨幹工業企業的金融化，才是美國競爭力衰退的重要原因。

這篇訪談給予我們的最重要啓示在於，過去半個世紀，美國主流經濟學在世界範圍內的持續勝利，與同期美國製造業競爭力持續走低之間的強烈背離。當一門社會科學背離了紮根實踐、解釋實踐的核心宗旨，無論它看起來怎樣繁榮，都無法對其所在社會的發展起到任何實質性的指導作用；而當我們為這樣的學説奉上桂冠、將之應用於實踐，那些未被充分重視的實踐規律必將予我們以懲罰。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哈佛最後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調節評論》專訪威廉·拉佐尼克

**▍**批判性經濟學家的成長道路

《調節評論》（Revue de la régulation，以下簡稱R）：您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裏曾提及，自己早年的求學歷程為您後來挑戰經濟學正統觀念提供了相關的思想工具，您能為我們再具體解釋一下嗎？

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以下簡稱L）： 我早年在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系攻讀並獲得了商學學士學位，其間攻讀了大量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程。隨後我在1968~1969年間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就此接觸到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並接受了紮實的新古典主義世界觀（我現在稱之為“市場經濟的神話”）的訓練。但我尤其幸運，當時加拿大經濟學家斯蒂芬·海默正在LSE擔任客座講師，他當時不僅挑戰薩繆爾森的貿易定理，還是最早運用錢德勒《戰略與結構》（1962）的框架批判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之一。我在LSE求學期間還熟悉了伊迪絲·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1959）。這對於我意義重大。當時倫敦反戰運動活躍；由於學生示威，LSE關閉了四周。這段強制的“假期”為我參與政治討論和大量閲讀提供了機會。隨後我申請去美國攻讀經濟學，並於1970年9月進入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攻讀博士。

R：您曾將20世紀70年代的哈佛描述為一個仍然存在思想空間的時代，可以與持開放態度、接受馬克思式和熊彼特式研究方法的同事們一起，批判性地思考經濟學。這種環境如何影響了您的成長？

L：當時的哈佛要求上兩年課程，包括一門綜合理論考試和一些特定要求，如統計學和經濟史。在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的經濟史課上，我寫了一篇題為《卡爾·馬克思與英國的圈地運動》的論文。他給了我A的成績。按照當時格申克龍的慣例，這個成績意味着我次年要在他的經濟史研討會上宣讀這篇論文。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同樣是以英國棉紡織工業的興起和發展為案例，聚焦於工廠制度中的勞動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如馬克思所假設的那樣淪為商品，而後者往往被人們視為英國資本主義興起的先決條件。

R：獲得博士學位後，您在1975~1984年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的初級教員。您如何描述這一時期您的思想發展？

L：我在哈佛讀博期間，大約有二十名學生和五位教員自認為是激進經濟學家。1972年，曾與我一起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薩姆·鮑爾斯被哈佛大學拒絕授予終身教職，這引發了激進經濟學家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後來鮑爾斯和另一位哈佛大學教師金蒂斯去了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時任的美國經濟學會主席J. K. 加爾佈雷思告訴我，他將在不打破主體框架的前提下儘量向“左”靠攏。當時的哈佛經濟學系主任詹姆斯·杜森伯裏也對激進經濟學家持同情態度。作為新古典經濟學領軍人物之一的阿羅，則向系裏提議設立兩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助理教授職位；系裏最終應允了一個，這正是我在1975年獲得的那個崗位。其後，在經濟史學家大衞·蘭德斯的支持下，我在1979年晉升為副教授（非終身教職）；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崗位到1984年就被取消了。

回顧這段歷程，我必須要説，儘管當時哈佛大學經濟系裏的確有一些“反動”的終身教授，但當時大多數教員的思想是開明的。當阿爾伯特·赫希曼和瓦西里·里昂惕夫分別於1974年和1975年離開哈佛大學，去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和紐約大學時，新聞報道援引他們的話稱哈佛經濟學系存在“狹隘性”，這引發了熱議。但在我看來，當時哈佛經濟系的思想視野還是相當開闊的。例如，斯蒂芬·馬格林就經常參與激進經濟學家們的活動，他29歲那年就在哈佛大學獲得了終身教職，隨後他寫了《老闆們做什麼？》（1974）那篇論文，探討了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是如何受到剝削的。

**▍**發展創新型企業理論框架

R：在您70年代中期於哈佛經濟學系工作期間，您是否已經在着手發展“創新型企業理論”？

L：實際上，在整個學術生涯中，我一直在致力於創新型企業理論的研究。起初，我嘗試探尋在經濟思想史中是否存在一些被忽視了的，關於究竟是什麼驅動着經濟增長、生產率變革和收入分配的分析。我首先研究了馬克思對工業革命期間企業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論述。馬克思區分了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這一區分至今仍有高度的現實意義，卻仍被大多數經濟學者所忽視。到19世紀50~60年代，當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第一卷（1867）時，將資本主義描繪為一個市場交換體系已經是經濟學者們中的普遍看法：勞動力不再依附於土地，因此它們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作為商品自由買賣。然而，馬克思認為，那些將資本主義僅僅視為市場交換體系來分析的經濟學家忽略了一個關鍵點：生產率和利潤是在生產領域決定的。對馬克思而言，剩餘價值（資本主義利潤）來自勞動強度的提升，這既包括延長絕對工作時長，也包括相對地提高每小時的勞動強度。

我想理解馬克思理論的現實意義，特別是他對其所處時代英國工業演變的分析。他哪些地方説對了？哪些地方説錯了？原因是什麼？馬克思的觀點是，隨着時間推移，工人將越來越多地被技能替代型的技術支配。為了説明這一點，他使用了19世紀的關鍵紡織技術——自動走錠紡紗機為例子；馬克思認為，自動走錠紡紗機在棉紡織廠的引入，使工人淪為“人的殘片”和“機器的附屬品”。

我意識到馬克思的某些觀點有待完善。我對19世紀英國紡織工廠中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即組織與技術）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即便到該世紀最後25年，走錠紡紗工仍擁有英國組織最嚴密、資金最雄厚的工會。事實上，僱主仍然依賴工人的技能，並通過議價工資表與工人分享生產率增長的成果。換句話説，關鍵工人在創造和獲取價值方面與僱主存在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這是我融入創新型企業理論得到的一個基礎性見解。

為什麼馬克思會出錯？馬克思認為走錠紡紗工的力量在1830~1850年間已被摧毀，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因為馬克思的信息來源是工業技術專家安德魯·尤爾及其在1835年出版的《工廠的哲學》。尤爾本人反對工會和監管，曾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議會調查工廠狀況時作證。他認為自動走錠紡紗機的引入使紡紗工作變得容易。他聲稱婦女和兒童現在可以輕鬆勝任相關工作，愉快地坐在工廠裏，甚至還有時間看書。尤爾預言自動走錠紡紗機將“終結……工會的愚蠢行為”，並斷言“這項發明證實了一條偉大的定律……即當資本掌握科學時，桀驁不馴的勞動之手也將被馴服”。

馬克思和尤爾都忽略了對走錠紡紗過程中勞動分工的理解。在這種分工下，走錠紡紗工按計件獲取報酬，並僱用年輕助手，按計時支付他們工資（一種內部承包形式）。我找到了一本研究20世紀30年代蘭開夏郡棉紡織業的著作，該書展現了當時依然存在與19世紀30年代自動走錠紡紗機上相同的勞動分工。議價工資表將這種勞動分工制度化了；而且這種做法持續修正，一直延續到20世紀。 

我後來在哈佛大學圖書館找到了走錠紡紗工協會的所有年報，並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找到了工人週報《棉紡廠時報》的存檔。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利用這些詳細信息，論證馬克思高估了19世紀工廠中技能替代型技術變革的程度，並低估了關鍵工人從生產率增長中獲得的收益。馬克思還假設資本家僱主作為一個階級聯合起來對抗工人；實際上，他們因競爭而陷入分裂。在19世紀英國棉紡織業中，技術工人遠比他們的僱主更為團結。

沒有證據表明馬克思曾進入過紡織工廠，或者對這些機器有充分的瞭解。恩格斯雖然在他父親位於曼徹斯特的紡織廠工作，但他也沒有在這些問題上糾正馬克思。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是一本偉大的社會人類學著作，裏面記錄了曼徹斯特工人階級的貧困。但恩格斯所分析的時代是1844年的經濟蕭條，那是19世紀工業經濟最糟糕的年份之一。因此，如果我們拿其他年份的情況相比，那麼當時工廠內僱傭模式並不是恩格斯在該書中所描述的工人悲慘狀況的最重要的原因。

R：您在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是如何發展您構建理論的實證方法的？

L：作為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我廣泛閲讀了關於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史和相關勞工研究的文獻。我研究了圈地運動以及英國勞工運動在從農業向工業轉型過程中的演變。我追隨馬克思的視角，但也批判馬克思的一些結論，我發展了“歷史與理論相結合”的方法論：我們從歷史中學習事實，並試圖提煉成我們稱之為理論的邏輯；但我們也使用由此產生的理論作為分析歷史進程的框架，這常常引導我們修正和闡述我們的理論視角。更簡單地説，在任何時候，理論總結了我們已知的內容，並指導我們去探索需要去了解的內容。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古典經濟學鼓勵其支持者忽視而非探索歷史。今天經濟學界的困境，正在於找到擁有熊彼特所説的“歷史經驗”的人——他指的正是歷史與理論的結合。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43）中，熊彼特讚揚馬克思運用這種方法論來理解變革過程。通過創新，經濟行為者打破了趨向均衡的趨勢，而非困於其中，從而改變了經濟結構並促進了經濟增長。熊彼特將馬克思的方法論描繪為歷史分析和理論構建的“化學混合”。

R：您是如何從馬克思轉向熊彼特的？

L：在我1979年於《劍橋經濟學雜誌》上發表關於走錠精紡機的文章之前，我的工作重點一直放在批判性評估馬克思理論在理解19世紀英國崛起為世界領導地位方面的有用性上。那時，我的注意力轉向了經濟史學家之間關於英國自19世紀末經濟衰退原因的辯論，特別是立足於將其與美國和德國的發展相比較。

由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領導的一羣新古典經濟史學家當時正在批判“企業家失敗”是英國衰退根源的觀點，該觀點主要由經濟史學家大衞·蘭德斯所強調。蘭德斯認為，英國管理者在面對新的全球競爭時變得目光短淺，是當時英國衰退的重要原因。新古典主義者們則認為，如果英國企業的管理者在他們面臨的技術和市場約束下實現了最優，那麼他們的選擇就是可能性空間內的“最佳”，他們就不應為英國的經濟衰退負責。誠然，蘭德斯的觀點存在不足，他並沒有具體分析自19世紀末起英國企業家精神失敗的原因。為了闡明塑造19世紀末英國企業家決策的結構性條件，我借鑑了熊彼特的洞見：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需要通過克服技術和市場的“約束”來逃離均衡。我的論點是，外國競爭者通過創新改變了他們所面臨的產業條件，英國的企業管理者則繼續將這些既存條件視為其決策的既定約束。因此，歷史分析的關鍵焦點必須是識別約束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在特定產業背景下的轉變。創新型企業與最優化企業之間的這種區分，成為我基於跨國比較產業研究構建的創新型企業理論的基礎。

馬克思和熊彼特的觀點都幫助我理解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組織與市場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和熊彼特各自揭示了市場交換理論如何掩蓋了驅動發展進程的經濟活動。受卡爾·波蘭尼著作的影響，我意識到運行良好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非原因。產品、勞動力、土地和金融市場依賴生產能力的事先發展，這些能力在不同程度上賦予人們選擇購買什麼、在哪裏工作和生活的權利，以及是否有能力從他人手裏融資。缺乏相關企業理論的經濟學視角，對於理解經濟的運行和績效將是無用的。

R：您説過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已經選擇將自己定義為“一門非歷史性的科學”，説的是否就是這個意思？

L：是的。這個説法出自我在1987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經濟發展理論怎麼了？》，該文是應邀參與人們表彰傑出經濟史學家大衞·蘭德斯職業成就的會議而寫。 

經濟發展理論理應是經濟分析的核心，而想要理解經濟發展，人們就應當將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論視角與錢德勒和蘭德斯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而在哈佛的歷史上，蘭德斯和錢德勒這樣傑出的經濟（史）學和企業史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在哈佛大學企業家史研究中心共事過。可以説，在70~80年代，哈佛大學擁有使其經濟學研究能更好地反映一個持續變革世界的所有相關要素，包括激進經濟學（和工業史、經濟史學）。然而，結果卻是新古典經濟學這種脱離現實的論調佔據主導，我將這種智識上的失敗，歸咎於80年代之後那些本應更有洞察力卻缺乏學術勇氣的學界領袖。

R：為什麼您在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重點從經濟史轉向了企業史？

L：我發表的一篇關於產業組織與技術變革的文章，獲得了1983年《企業史評論》最佳論文獎。當時，我在哈佛經濟學系的副教授合同臨近尾聲，哈佛商學院傑出的企業史學家錢德勒邀請我加入一個將在1984年秋季啓動的新的企業史研討會，哈佛-紐科門企業史研究基金（The Harvard-Newcomen Business History Research Fellowship）資助的研究員職位則使我成為著名的“哈佛企業史學組”的正式成員。

有點令我意外的是，1984~1986年我在哈佛商學院擔任研究員時，我發現自己關於在經濟發展研究中需要更嚴謹、更貼近實踐的企業理論的觀點，在當時的哈佛商學院引起了廣泛的共鳴。80年代的哈佛商學院是進行跨學科研究的絕佳場所，我接觸到了許多深刻了解商業公司實際運作的教員、研究員和研究生，我將相關知識融入我不斷發展的、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比較性分析的框架中。即便在我1986~1989年已經正式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經濟學終身教授時，哈佛商學院依然開放且慷慨地資助我繼續參加他們的企業史研討會。也正是憑藉這一階段的研討，我開始將日本納入我的比較框架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正陸續在一大批曾由美國引領的製造業中發起挑戰並實現超越；更重要的是，我開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強調“組織能力”在成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重要性，這正是錢德勒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規模與範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的核心概念。

1989~1990年，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研究員，在那裏與赫希曼重逢並有更多的交流。我在那裏完成了《車間的競爭優勢》和《商業組織與市場經濟的神話》這兩本書。我還繼續參加哈佛商學院的企業史研討會，並發表最新的研究論文。我在1992年秋季發表《管控公司控制權市場：管理資本主義的歷史意義》一文，批判了邁克爾·詹森所倡導的代理理論。詹森是極端保守的金融經濟學家，他主張公司應該實行“股東價值最大化”。

我在哈佛商學院企業史研討會的同事們邀請詹森擔任《管控公司控制權市場》這篇論文講演的評議人。在20世紀90年代初，詹森是哈佛商學院最閃亮的明星教授。在研討會當天，可容納100人的階梯教室座無虛席，人們預期我們的對話會擦出火花——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我宣讀完論文後，評議人詹森站起來臉漲得通紅地説：“我感覺自己像是火雞射擊遊戲裏的火雞”——我後來發現，他曾在1985年哥倫比亞大學與沃倫·巴菲特的辯論中也説過這句話。讓人更意外的是，詹森隨後竟利用行政權力禁止我再進入哈佛商學院。[1]

R：您為什麼隨後轉到了馬薩諸塞大學？

L：鮑爾斯和金蒂斯在70年代末就邀請我一起加入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而我當時選擇了哈佛並得到了那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職。但到了90年代，我有機會在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根據自己的設想創立一個全新的跨學科教學項目。洛厄爾分校位於波士頓128號公路高科技區，與當地的高科技實業家們關係密切。在時任校長霍根的邀請與支持下，我和邁克·貝斯特等人籌建了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系（RESD），嘗試整合歷史與經濟理論教育，同時審視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係。

**▍**成為國際化學者，關注中國自主創新

R：您是如何從20世紀80年代起成為“國際化”的學者的？

L：我並非刻意地追求國際化，我研究世界各國的問題完全是問題導向的。當涉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問題浮現時，我覺得自己必須通過紮實的田野調查來解答問題。

80年代初，我在研究技術與勞動僱傭、長期生產率之間的關係，並與湯姆·布拉什合著了一篇論文《美國早期製造業中的“霍恩達爾效應”》（1985）。

但什麼是“霍恩達爾效應”呢？它首先來自瑞典經濟學家埃裏克·倫德伯格在1961年出版《利潤與生產率》，他用“霍恩達爾效應”刻畫瑞典一家名為霍恩達爾的鋼鐵廠在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裏，在沒有技術變革的情況下，獲得了年均2%的生產率增長。

然而倫德伯格本人還沒來得及開展研究霍恩達爾工廠具體發生了些什麼。但這個概念很快就流行起來了：先是戈蘭·奧林在《美國經濟評論》（1962）上評論了倫德伯格的著作，並重點介紹了霍恩達爾效應。然後，肯尼斯·阿羅（1962）參考了奧林的文章，將霍恩達爾效應作為“幹中學”的一個典型案例；保羅·戴維（1973）也如此，他還在作品中引用了洛厄爾紡織廠的一些統計數據。另一派學者，哈維·萊本斯坦（1966）也援引了奧林的作品，他斷言霍恩達爾效應是“X效率”的例子——該理論假設企業由於某種原因存在未被利用的現有生產力來源，這種邏輯與阿羅及上述作者的“幹中學”假設恰好相反。然而，不論他們的主張是怎麼樣的，這些學者都只是引用了該現象，沒有人針對“霍恩達爾效應”本身是怎麼回事做具體的檢驗。

我覺得必須有人去搞清楚霍恩達爾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先是在哈佛商學院圖書館找到了四卷關於法格斯塔鋼鐵工業控股公司的歷史書籍（霍恩達爾廠的母公司）。然後，我就去了瑞典。我與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史教授波·古斯塔夫松合作研究霍恩達爾案例，古斯塔夫松的博士生馬茨·根貝里以霍恩達爾為案例開展了博士論文研究。根貝里發現，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霍恩達爾廠僅在二戰後的幾年存在生產率的增長（這段增長導致該廠即便在20年的統計裏也能得出年均2%的增長）：由於此前戰爭的影響，當時管理層得以用更年輕、經驗較少的工人取代了年長且經驗更豐富的工人，並調整了工作的組織方式。但這短暫的景氣也沒能改變霍恩達爾廠最終在1957年因經營不善被關閉的結果。（相比此後學界對“霍恩達爾效應”未經檢驗的引用）當時一位出席根貝里博士論文答辯的前霍恩達爾經理説，“人們應該將霍恩達爾效應稱為‘霍恩達爾缺陷’”。

R：那您又是如何參與到亞洲研究的？您對亞洲的興趣如何幫助您塑造了創新企業框架？

L：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我關於英國經濟衰退的項目主要聚焦於20世紀上半葉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工業領導者。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轉向研究日本如何能在諸多關鍵行業中超越領先者，這些跨國比較研究體現在我三本著作《車間的競爭優勢》（1990）、《商業組織與市場經濟的神話》（1991）以及《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組織與技術》（1992）之中。

在20世紀上半葉，日本曾在棉紡織和機械工業領域挑戰英國。日本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豐田自動織機的發展，這項創新為豐田汽車公司後來的崛起提供了組織學習和財務資源。我將這種現象稱為“自主創新”：即對從國外引進技術的改進，從而生產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由此，我在90年代花了大量時間在日本，包括1996~1997年在東京大學擔任教授。我與東京大學的和田一雄教授合作，從創新型企業理論的視角研究日本的自主創新史。1999年，奧沙利文和我在日本經濟同友會發表演講，警告日本從美國引入“股東價值最大化”意識形態的危險性。

在90年代期間，中國又迅速崛起，其成為美國、日本及其他發達國家的全球競爭對手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使得我又着手發展面向中國的研究網絡。1990年，我聘請了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生盧啓文作為助理來研究中國的自主創新。他此前曾在北京大學擔任講師，並與當時中關村的一些高科技企業有過接觸。由我當時參與負責的馬薩諸塞大學工業競爭力中心資助，盧啓文得以為他1996年的博士論文在中國開展了田野調查。他後來被任命為歐洲管理學院（INSEAD）助理教授，但不幸的是，1999年他剛剛完成《中國躍入信息時代》（2000）一書的寫作後就去世了。這本書運用創新型企業理論研究了中國計算機電子行業四家創新型企業。

盧啓文在90年代結識了路風。後者當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關於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博士論文。路風隨後任教於清華大學，並與年輕學生封凱棟共同開展關於中國汽車產業“以市場換技術”政策如何限制了自主創新的研究。2004年，當時已是北京大學教授的路風向中國科技部遞交了他與封凱棟共同完成的報告《發展我國自主知識產權汽車工業的政策選擇》。這份報告對於將“自主創新”確立為科技部中長期規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的核心內容有重要影響。在過去十年裏，我一直與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封凱棟以及我在RESD的學生、現復旦大學李寅教授合作，研究中國的創新與經濟發展。我將這種合作視為我與盧啓文合作的延續。我們近期一直在深入討論中國模式中非常有價值的做法：如國有部門高效地投資了基礎設施，還與非國有部門在那些需要從國外引進技術並進行快速技術變革的產業中進行協作，等等。此外，我還與周宇（瓦薩學院）、孫一飛（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在2016年牽頭編寫了《中國作為創新國家》。

2009年，在烏普約翰就業研究所的資助下，我出版了《新經濟中的可持續繁榮？美國的商業組織與高科技就業》（中文譯名為《創新魔咒：新經濟能否帶來持續繁榮》）一書，該書榮獲2010年國際熊彼特獎。在這本書中，我區分了以縱向一體化和“從一而終”的職業生涯為特徵的“舊經濟商業模式”，以及以全球價值鏈和企業間（通常是跨國）勞動力流動為特徵的“新經濟商業模式”。從歷史回顧的角度，我認為日本公司通過完善舊經濟商業模式，特別是通過公司管理者、工程師與車間工人的組織整合，超越了美國競爭對手。80年代以來，中國則在新經濟商業模式時代，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和跨國勞動力流動發展其產業。

R：自2010年以來，您一直運營着一個名為“學術-產業研究網絡”（AIRnet）的研究組織。您為什麼創辦它？它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做了哪些工作？

L：AIRnet源於我們一直強調的產學協作。它的雛形始於2007年8月我們在INSEAD組織的關於全球通信技術行業創新與競爭的會議，會議的20位發言者中，一半來自學術界，一半來自產業界。其中，我還特別與馬奇合作撰寫了《朗訊科技的興衰》（2011）一文；馬奇的職業生涯大部分都在貝爾實驗室和朗訊科技度過。

2010年，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新任校長認為RESD未能給學校帶來足夠的回報，他解散了RESD。這促使我們決定正式成立非盈利研究組織AIRnet。AIRnet在過去15年最重要的研究貢獻，在於對以股東價值為導向的公司股票回購行為的批判。這項工作的重點源於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股東價值最大化：公司治理的新意識形態》（2000）。在2001~2002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的復甦期間，我追蹤了標準普爾500指數里美國公司的股票回購情況，發現每家公司的平均回購額從2003年到2007年翻了四倍，增至12億美元。在我2008年、2009年分別發表於《金融時報》和《商業週刊》的文章中，我揭示了美國公司經濟的脆弱性，而這一脆弱性則恰好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

2014年，當美國艱難地從金融危機中復甦時，我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沒有繁榮的利潤：股票回購操縱市場並使大多數美國人境況更糟》。它贏得了2014年《哈佛商業評論》的麥肯錫最佳文章獎。由此，我關於股票回購的研究獲得美國社會和政界的廣泛關注，對2018年由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塔米·鮑德温提出的《獎勵工作法案》的頒佈起到了關鍵作用，並對2018年由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提出的《問責資本主義法案》的制定產生了影響。拜登在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也聲稱這是他最愛的文章之一。

毫無疑問，股票回購一直是推動美國極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力量。在與霍普金斯合作的研究中，我們展示了美國公司高管基於股票的薪酬設計，如何激勵他們利用回購來操縱自己公司的股價。我與申嶂燮2020年合著的《掠奪性價值榨取》以及2023年的《投資創新：對抗美國公司中的掠奪性價值榨取》，都深入分析了股票回購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在對金融化的批判中，AIRnet成員從事了多個重要產業的研究。首先是半導體產業，我與圖盧姆、馬祖卡託自2013年起發表了一系列分析當時全球最富有的企業——蘋果是如何使用其資金的論文。我們指出，自2012年10月至2023年12月，蘋果公司不僅支出了1480億美元股息（佔淨收入的21%）外，還花費了6510億美元（佔淨收入的90%）進行股票回購。這除了加劇收入不平等之外，還放棄了原本可以在美國投資半導體制造的機會。有意思的是，在美企中蘋果並不“孤獨”，作為芯片領域的領導者，英特爾同樣在過去25年進行了大規模股票回購，這些舉措也使其失去了在芯片製造的世界領先地位。

同期，我們還分析了通信設備製造業中的思科，説明它是如何在資金使用中放任自身對關鍵技術的漠視的；幾乎在同一時段，華為，一家未上市，相反主要是由內部員工持股的中國企業，則大力投資於創新，最終成為這一行業的全球引領者。早在2019年，我們就指出了波音公司也是因金融化而給其製造能力造成了巨大隱憂。在清潔能源領域，我、霍普金斯和李寅分別就美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如何從領先到在國際競爭中輸給中國企業寫了一系列文章。2023年，我和霍普金斯還討論了金融化是如何令通用汽車的電動汽車轉型計劃最終“熄火”的。

**▍**經濟學的未來

R：對於想理解真實的經濟運行和績效的學生，您有什麼建議？

L：如果我們想理解真實的經濟運行和績效，就必須研究價值如何以高質量、低成本商品和服務的形式被創造出來，以及這些價值如何在參與價值創造過程的不同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植根於創新型企業理論，我的工作旨在揭示經濟中實際存在的價值創造與價值榨取之間的關係。

主流經濟學所缺失的，是一個關於經濟如何產生生產率（這是對價值創造更傳統的表述）的理論。更糟糕的是，正如我在最近的論文中所揭示的，自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經濟學博士們向數以百萬計的學生教授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完全競爭企業理論，提出了一個（明顯荒謬的）論點：最低效的企業是最高效經濟的基礎。當經濟學家畫出一條向上傾斜的供給曲線，並聲稱這是行業中成本與產出的典型關係時，他們就暴露了自己對發達經濟體中企業層面生產率增長源泉的一無所知。

創新型企業理論通過關注組織學習對開發更高質量產品，以及規模經濟對將高昂的產品開發固定成本轉化為低單位成本的核心作用，開始填補這一知識空白。但是，創新型企業當然不是在社會真空中運行和表現的，因此需要將其分析嵌入相應的社會條件框架中。近年來，我運用“投資三元體”的概念思考社會如何投資於生產能力。在投資三元體中，家庭、政府和企業通過互動過程投資於生產能力。家庭、政府和企業都是組織，正是在這些組織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社會條件決定了價值創造與價值榨取之間的關係，從而支撐着宏觀經濟中觀察到的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

創新型企業理論理解經濟運行和績效的方法，與新古典主義關注市場協調經濟活動的視角形成了鮮明對比。新古典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在經濟學博士培養和經濟學教學中佔據着壓倒性的主導地位，因而對分析和理解經濟發展的組織基礎構成了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知識障礙。新古典經濟學深陷於“最低效企業是最高效經濟的基礎”這一謬論，它假設發達經濟體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其中數百萬家庭關於經濟資源配置的決策，被彙總為生產過程投入品和產出品的價格。任何對這一市場彙總過程的阻礙都被視為“市場不完美”，而在具有自由主義社會觀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該過程中任何不受歡迎的社會結果都被視為“市場失靈”。

市場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至關重要；它使我們作為個體能夠選擇從事什麼工作、受僱於誰、居住在哪裏以及消費什麼。然而，我們作為個體擁有市場選擇，那是因為經濟是富裕的；而經濟之所以富裕，是因為企業對生產能力的投資，輔以政府對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及千千萬萬家庭單位對勞動力和家園的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是組織，而非市場。企業、政府和家庭組成的投資三元體必須協同作用，才能發展和利用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

如果市場過程無法解釋對生產能力的投資，那麼市場經濟理論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的問題。那些希望制定公共政策來塑造生產能力投資過程並影響其結果的經濟學家，需要構建一種“組織成功”的經濟理論。因此，創新型企業理論是經濟分析的一個關鍵基礎。基於企業成長依賴對組織學習的投資這一洞見，創新型企業理論關注決定以下這些問題的社會條件：誰控制企業的投資戰略，企業如何將大量員工的技能和努力整合到組織學習過程中，以及企業調動哪些融資來源來維持創新過程，直到能夠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企業通過創新——生產出比以往更高質量、更低成本的產品——實現增長，這為宏觀經濟增長提供了微觀經濟基礎。

當企業隨着時間的推移，以穩定的就業、更高的工資、更優厚的福利、晉升機會和令人滿意的工作等形式，與員工分享創新帶來的收益（這些收益在會計上表現為利潤）時，這種增長就能成為可持續繁榮的基礎。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表明，當一個國家的主要企業與員工分享創新成果時，相當一部分人口會經歷向上的社會經濟流動，從而形成一個強大且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

這種繁榮之所以可持續，是因為創新型企業會獎勵那些以自身技能和努力對生產率做出貢獻的員工，而更高的工資和福利正是源於這種生產率。此外，如果管理得當，這些員工持續融入集體和累積學習過程，可以更新體現在其勞動力中的創新能力，企業正是憑藉這些能力在產品市場上競爭。而進步性的價值創造過程（與掠奪性價值榨取相對），則為勞動者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保持生產性就業並獲得公正報酬創造了機會。

那麼，我對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有什麼建議呢？要警惕新古典經濟學那種被誤導的市場心態。如果你想做嚴謹且具現實意義的經濟學研究，就應該去學習創新型企業理論。

註釋：

* 本文原載於《調節評論》（Revue de la régulation）2024年春季號，譯文有所刪節，原文請參見：“An Economist for Our Times: Innovative Enterprise, Changing Industrial Leadership, and the Looting of the US Business Corporation,”Revue de la régulation, Spring 2024。

[1] 這段逸事在記者達夫·麥克唐納2017年的一本書中提到過，也曾在一篇《新聞週刊》的文章中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