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結構性矛盾與可持續性挑戰_風聞

印度經濟自2014年以來的"反常穩定"現象，即連續多個季度保持6-8%的GDP增長率，並在外部衝擊下展現出一定的韌性，已成為全球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然而，這種"穩定"並非源於堅實、可持續的結構性優勢，而更接近於一種"結構性脆弱與政策對沖的暫時平衡"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本質上是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它掩蓋了製造業薄弱、就業質量低下、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對外部環境深度依賴等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當前的增長模式雖然在短期內緩衝了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但長期來看，若不能有效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印度經濟將難以實現真正的高質量增長，甚至可能面臨"增長停滯"或"危機爆發"的風險。

一、結構性增長引擎：內需主導的"脆弱平衡"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首先源於其內需主導的增長模式——國內消費佔GDP的比重長期高達70%（遠超中國的38%），這一模式的核心支撐是年輕人口紅利與中產階級擴張。歐洲央行（2025）研究指出，印度中位年齡僅28歲，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68%，預計2047年將形成10億人的中產階級，為消費市場提供了持續的"人口紅利" 。這種"內需緩衝帶"有效抵消了全球貿易摩擦（如中美關税戰）與地緣政治衝突（如俄烏戰爭）的衝擊，使印度經濟在全球經濟下行週期中保持了相對穩健的增長軌跡。

（一）消費市場的"多層次性"與"避險功能"

印度消費市場的獨特性在於其多層次結構：一方面，約1.4億中產階級對高端商品（如智能手機、汽車）與服務（如金融、醫療）的需求強勁，推動了消費升級；另一方面，大量低收入人口（約3億）的消費仍集中在食品、基礎日用品等剛需領域，形成了"高低端互補"的消費格局。這種結構使印度經濟能夠抵禦單一市場的波動——例如，2024年全球高端電子產品需求下降時，印度本土低端手機市場（如小米、vivo）仍保持15%的增速；2025年國際旅遊市場受疫情與地緣衝突影響時，印度國內旅遊（如"瑜伽之旅"、“文化遺產遊”）收入增長了22% 。

然而，這種多層次消費結構也帶來了顯著的脆弱性。高端消費市場，如智能手機、汽車和奢侈品，雖然增長迅速，但其供應鏈高度依賴進口。例如，印度電子製造業中，超過50%的關鍵機電產品依賴從中國進口。這意味着，一旦遭遇全球貿易摩擦升級或地緣政治緊張，這些高端消費品的生產和供應將立刻受到衝擊。2025年，美國以印度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為由，對部分從印度出口的電子產品加徵關税，直接導致了當地蘋果代工廠的訂單減少和利潤下滑，這正是高端消費"外向型脆弱性"的明證。

另一方面，低端消費市場，以食品和基礎必需品為主，雖然受外部衝擊影響較小，但其增長空間有限。這部分消費主要由龐大的低收入羣體支撐，其消費能力受制於極低的人均收入和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無法為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提供足夠的市場動力。

（二）服務業主導的"增長悖論"

印度經濟的另一大特徵是服務業佔比過高——2025年服務業佔GDP的55%，遠高於製造業的15% 。哈佛大學CID（2025）研究指出，這種"服務業主導工業化"模式降低了經濟的"週期敏感性"（即受經濟週期波動的影響較小），但也導致製造業佔比停滯，限制了長期生產率的提升。例如，印度IT與商業服務出口（2025年達2200億美元）雖成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出口國，但服務業增長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領域（如IT、金融），對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帶動有限——2025年服務業就業佔比僅為28.6%，遠低於其55%的GDP貢獻 。

這種服務業主導的結構帶來了一個明顯的悖論：一方面，高附加值服務業為印度創造了大量高薪崗位，提升了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這些崗位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極高，絕大多數印度勞動者無法進入。這導致了"高增長、低就業"的矛盾，加劇了社會不平等。2025年，印度青年失業率依然高企，達到18.3% ，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因為缺乏IT、金融等高端服務業所需的技能，無法找到體面工作，這不僅是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更是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三）製造業的"短板效應"

印度製造業的薄弱是"反常穩定"模式的核心矛盾。儘管莫迪政府推出"印度製造"計劃（2014年），旨在將製造業佔GDP比重提升至25%，但2025年製造業佔比仍僅為15%，遠低於中國（28%）與世界平均水平（20%） 。製造業的滯後導致印度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較低——例如，印度電子製造業（如手機組裝）的增長主要依賴進口零部件（如芯片、顯示屏），本土企業的核心零部件技術積累近乎空白。這種"組裝型製造業"不僅難以實現"從世界辦公室到世界工廠"的躍升，還加劇了貿易逆差（2025年印度商品貿易逆差達2100億美元） 。

印度製造業的"短板效應"在2025年進一步凸顯。儘管PLI計劃終止後，莫迪政府推出了"建廠費用報銷"等替代政策，但核心問題未解決：供應鏈依賴中國（如半導體設備70%進口）、技術轉移困難（如力積電與塔塔合作需依賴外國技術）、基建短板（電力損耗率17%），導致新計劃難以提振製造業。印度工商會聯合會（FICCI）最新季度調查顯示，2025-26財年第二季度（7月至9月），印度製造業呈現強勁增長態勢，87%的受訪企業產量實現同比提升或持平，較上一季度的77%顯著提升。然而，超過50%的製造商報告生產成本佔銷售額比重上升，主要受原材料、勞動力及物流價格上漲影響。儘管平均產能利用率達75%，且超半數企業計劃未來六個月投資擴產，但全球關税波動、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及熟練勞動力短缺仍是主要挑戰 。

二、政策組合的協同效應：貨幣政策的"謹慎寬鬆"與產業政策的"有限成效"

印度政府通過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組合，試圖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然而，政策的"協同效應"並未完全發揮，部分政策甚至加劇了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一）貨幣政策的"謹慎寬鬆"：穩定與風險的平衡

印度央行（RBI）的"通脹目標制+外匯干預"組合是維持經濟穩定的重要工具。2025年，RBI將CPI通脹率目標維持在4%±2%，通過調整政策利率（如2025年三次降息，將回購利率從6.5%降至5.5%），既避免了惡性通脹（2025年CPI通脹率為4.2%），又刺激了消費與投資。此外，RBI通過動用外匯儲備（2025年外匯儲備達7029.7億美元）平滑盧比波動，應對外部衝擊（如美聯儲加息） 。這種"謹慎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實際利率保持在1.5-2%的合理區間，既未扼殺企業投資，又避免了資本外逃。

然而，貨幣政策的"謹慎寬鬆"也帶來了顯著風險。一方面，RBI的外匯干預消耗了大量外匯儲備，2024年消耗700億美元，2025年儲備降至5000億美元，削弱了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 。另一方面，儘管RBI降息100個基點至5.5%，但製造業貸款利率仍高達8.9%（2025年數據），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未改善，導致貨幣政策傳導失效。

（二）產業政策的"有限成效"：PLI計劃的"喜與憂"

印度政府推出的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2020年）是促進製造業發展的核心政策，旨在通過"產出掛鈎、差異激勵"（即企業根據淨增量銷售額獲得4%-6%的財政補貼），推動本土製造業的升級。PLI計劃在部分行業取得了顯著成效：例如，手機制造行業（2025年手機產值達500億美元）從"淨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基地"，2025年手機出口額達110億美元（同比增長35%）。蘋果公司（Apple）將部分新款機型（如iPhone 16）的生產轉移至印度，持續加碼"印度製造" 。

然而，PLI計劃的"短板"也同樣明顯：

1. 行業失衡：鋼鐵、紡織、太陽能電池板等行業受挫——鋼鐵行業58個項目中有14個因進展停滯被放棄；太陽能領域12家獲批企業中有8家無法達成目標；紡織行業的全球市場份額自2015年以來下降超20% 。

2. 附加值低：生產主要集中在組裝環節，核心零部件（如芯片、顯示屏）仍依賴進口——2025年印度手機零部件進口額達350億美元，佔手機總產值的70% 。

3. 就業帶動有限：PLI計劃共創造58.4萬個直接就業崗位，僅達到五年總目標（162萬個）的36%，且主要集中在少數高附加值行業（如食品加工） 。

2025年3月，印度政府終止了規模達230億美元的PLI計劃，承認其執行失敗。截至2024年10月，參與企業實現產值1519.3億美元（僅為目標的37%），但政府僅發放17.3億美元補貼（不到承諾的8%） 。企業因補貼遲遲不到位陷入資金鍊困境，部分企業甚至不得不削減生產規模，以應對資金短缺的問題。

（三）市場一體化改革的"執行阻力"

印度政府通過統一商品服務税（GST）（2017年）與數字支付改革（2023年）等市場一體化措施，試圖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與交易成本。例如，GST將印度的間接税體系從"多層級、碎片化"轉變為"統一、簡化"，使企業的合規成本降低了30%。數字支付改革（如統一支付接口UPI）進一步擴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面，2025年UPI交易金額達1000億美元（同比增長45%） 。然而，這些改革的執行阻力依然較大——例如，GST的"多税率結構"（如0%、5%、12%、18%、28%）仍導致企業的税務合規成本較高；數字支付的"數字鴻溝"（如農村地區的低互聯網滲透率）限制了其覆蓋範圍 。

2025年8月，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將對商品和服務税（GST）進行改革，併力爭在2025年10月的印度排燈節前實施。新税制將四檔税率併為兩檔（5%和18%），附加少數"特別税率"，以減少邊界判別難題與隨之而來的爭議和訴訟 。然而，各邦因税收減少（中央預測損失200億美元）強烈反對，導致政策執行受阻。例如，太陽能組件税率未明確，企業仍面臨合規成本高企的問題 。

三、增長質量的爭議：數據真實性與"有就業增長"的困境

印度經濟增長數據的真實性與增長質量的"普惠性"是學術界爭議的焦點。儘管印度政府宣稱"經濟增長惠及全體民眾"，但就業不足與收入分配不均仍是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隱性風險"。

（一）數據真實性的"方法論缺陷"

哈佛大學學者蘇布拉馬尼安（Subramanian）（2025）質疑印度GDP統計的方法論缺陷，認為2011-2025年實際增長率被高估1.5-2.5個百分點。其依據是：

1. 製造業GDP與用電量脱節：2025年製造業GDP增長6%，但用電量僅增長2% ，不符合"製造業增長與用電量正相關"的規律。

2. 非正規經濟佔比高：印度非正規經濟佔比達90%（如小商小販、家庭作坊），這些經濟活動的產出未被充分統計，導致GDP數據"虛高" 。

儘管印度央行（RBI）行長馬爾霍特拉（Malhotra）（2025）反駁稱，“税收數據驗證了增長真實性”（2025年税收收入增長8%），但蘇布拉馬尼安的質疑仍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印度經濟增長數據的"信任危機"。

IMF預測2025年印度GDP為4.187萬億美元 ，但這一數據也存在爭議。印度採用2011年基期和購買力平價（PPP）方法計算GDP，可能高估了實際增長。例如，印度統計和計劃執行部於2015年1月30日宣佈將於當年2月份起採用新的核算方法測算年度和季度GDP。使用新的核算方法後，印度GDP增勢強勁。數據顯示，按支出法核算（2011—2012年價格，下同），2015財年和2016財年GDP增速分別高達7.4%和7.5%，比上年分別加快0.2和0.1個百分點；按生產法核算，則增速分別為7.4%和7.3%，與上年相比，分別加快0.2個百分點和回落0.1個百分點 。

（二）“有就業增長"的"結構性失衡”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並未帶來"充分就業"。儘管2025年印度經濟增長6.5%，但青年失業率仍高達18.3%（15-24歲羣體），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19.7%（2025年），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47%） 。這種"就業失衡"的根源在於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服務業（尤其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增長未能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而製造業（勞動密集型）的滯後導致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村（2025年農村勞動力佔比達65%） 。

2025年5月15日發佈的印度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印度失業率於2025年4月首次以月度為衡量尺度，達到5.1%，接近歷史最低水平 。然而，細分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仍高達13.8%，呈現顯著城鄉差異：城市青年失業率攀升至17.2%，較農村地區高出4.9個百分點 。性別維度分析表明，女性青年失業率（14.4%）明顯高於男性（13.6%），尤其是城市女性失業率高達23.7% 。

印度的勞動力市場還面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勞動力素質低下。印度成年人的文盲率高達26%（2024年數據），即使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也普遍存在"教育與技能脱節"的問題。大學課程設置陳舊，缺乏對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所需的編程、自動化、項目管理等技能的培養。這導致大量畢業生雖然擁有文憑，但缺乏僱主需要的"硬技能"，無法適應PLI計劃所期望的電子製造等產業的崗位需求，形成了"畢業即失業"的惡性循環。

（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劇"

印度經濟的"增長成果"並未"普惠"全體民眾。2025年，印度基尼係數達0.63（世界銀行數據），遠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近三分之一人口（約4.2億）處於貧困線之下（日均收入低於3.2美元），而總人口僅佔1%的富人（約1400萬）卻佔據國內近60%的社會財富 。

印度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劇"在2025年進一步凸顯。世界銀行《貧困與公平簡報》（2025年4月）顯示，印度極端貧困率從2011-2012年的16.2%降至2022-2023年的2.3%，基尼係數從28.8降至25.5。但這份報告同時警告，由於數據限制，印度的不平等程度可能被低估。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ID）的數據揭示了另一番景象：印度收入不平等係數從2004年的52升至2023年的62，收入最高的10%人口收入中位數是最低10%的13倍 。

印度的種姓制度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高種姓羣體壟斷了教育、就業和資本資源，而低種姓羣體（尤其是達利特）則被排除在主流經濟之外。印度公務員中高種姓佔比超70%，而達利特僅佔8%。塔塔集團年報顯示，其管理層中高種姓佔比達78%，軟件行業高管中高種姓佔比67% 。這種制度性歧視導致社會流動性幾乎為零，大量人才被浪費。

四、地緣經濟格局的挑戰：“中國+1"戰略的"機遇與風險”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也受益於地緣經濟格局的變化——中美貿易摩擦（2018年至今）與全球供應鏈重組（如"中國+1"戰略）為印度提供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然而，這種"地緣紅利"並非"免費午餐"，印度面臨着戰略依賴與貿易保護主義的雙重風險。

（一）“中國+1"戰略的"機遇”

中美貿易摩擦（如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税）與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如蘋果公司將部分產能從中國轉移至印度）為印度提供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2025年，印度吸引FDI達800億美元（同比增長25%），主要集中在電子製造（如蘋果、三星）、新能源（如特斯拉）、生物醫藥（如輝瑞）等領域 。例如，蘋果公司將iPhone 16的產能從中國的20%轉移至印度，2025年印度iPhone產量達1500萬台（同比增長50%） 。

印度政府也積極推動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以獲得地緣經濟支持。2025年8月，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提出解除關税的三項苛刻條件：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退出金磚集團組織、以及支持美元，對美國開放市場。莫迪政府選擇在金磚峯會上"降級"參與，似乎是在向華盛頓釋放緩和信號，以期在關税問題上換取一些迴旋空間 。

（二）“中國+1"戰略的"風險”

印度"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也伴隨着風險：

1. 戰略依賴：印度的"承接產業轉移"高度依賴美國與歐盟的市場需求（2025年印度對美出口佔比達18%，對歐盟出口佔比達16%） ，這種"戰略依賴"使印度面臨"工具化"風險——例如，2025年8月，美國以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為由，加徵25%的額外關税，導致印度對美出口電子產品關税成本大幅增加 。

2. 貿易保護主義：印度的"承接產業轉移"也引發了貿易摩擦——2025年，印度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達14起（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化工產品），涉案金額達5億美元 。這種"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加劇了印中關係的緊張，還限制了印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進程。

3. 供應鏈脆弱性：儘管印度政府推動"去中國化"，但製造業供應鏈仍高度依賴中國。例如，印度電子製造業90%的核心零部件仍需從中國進口，半導體設備70%依賴中國技術 。這種"供應鏈脆弱性"使印度製造業在全球供應鏈波動面前顯得格外脆弱。

（三）地緣經濟的"多元化"嘗試

為了降低"戰略依賴"，印度政府積極推動地緣經濟的多元化——例如，2025年印度與歐盟重啓貿易協定談判（2013年中斷），旨在擴大對歐盟的出口（2025年印度對歐盟出口佔比達16%） ；與東盟簽署《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EPA），旨在擴大對東盟的出口（2025年印度對東盟出口佔比達14%） 。然而，這些"多元化"嘗試的"成效"仍不明顯——2025年印度對歐盟與東盟的出口增速僅為3%，遠低於對美出口的增速（8%） 。

印度在美歐之間的"戰略平衡"面臨挑戰：一方面，印度依賴美國與歐盟的市場需求，易成為"工具化"國家；另一方面，印度與中國的"脱鈎"壓力（如美國加徵關税）限制了其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進程。若印度無法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其"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將被削弱，地緣經濟的"多元化"嘗試也將難以見效。

五、可持續性挑戰：氣候脆弱性與金融風險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還面臨着氣候脆弱性與金融風險的"可持續性挑戰"。這些"隱性風險"可能在未來幾年削弱印度經濟的"穩定性"。

（一）氣候脆弱性的"嚴重威脅"

印度是全球氣候脆弱性最高的國家之一——75%的行政區被列為"極端氣候熱點"（如干旱、洪水、高温）。牛津經濟研究院（2025）模型顯示，到2030年，高温可能導致印度GDP損失2.5-4.5%。例如，2025年印度遭遇"百年一遇"的高温（部分地區氣温達50℃），導致農業減產10%（2025年農業GDP增長1.5%）、水資源短缺（班加羅爾等城市的水荒加劇），以及電力供應緊張（2025年印度電力短缺率達8%） 。

印度政府的氣候政策"進展緩慢"——2025年，印度政府承諾2070年實現"碳中和"，但火電佔比仍達70%（2025年），可再生能源佔比僅為15%（遠低於2030年50%的目標） 。世界銀行（2025）報告指出，印度需在2050年前完成2.4萬億美元的氣候適應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如防洪工程、新能源發電），否則將面臨"氣候災難"的風險 。

（二）金融風險的"潛在隱患"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也伴隨着金融風險的"潛在隱患"：

1. 債務問題：2025年，印度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達8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遠高於IMF建議的"60%“警戒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分別約為6.8%和2.4%，遠高於IMF建議的"3%“和"2%” 。

2. 外匯儲備的"壓力”：2025年，印度外匯儲備達7029.7億美元（同比增長5%），但面對"美聯儲加息"（2025年美聯儲加息25個基點）與"資本外流"（2025年資本外流達100億美元）的壓力，外匯儲備的"穩定性"仍面臨挑戰 。

3. 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2025年，印度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達2.4%（惠譽預測），儘管較2024年的3.4%有所下降，但仍高於全球平均水平（2.0%） 。

印度的金融風險還體現在股市的"外資依賴"。2024年印度股市外資佔比達20%（如NIFTY 50指數的外資持有率達25%），若全球資本流動轉向（如美聯儲加息），可能導致股市下跌（2024年印度股市下跌10%） 。2025年，印度股市持續波動，外資淨流出達170億美元，接近2022年的歷史紀錄 。

六、結論與展望：印度經濟的"未來之路"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是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核心邏輯在於內需主導的增長模式、政策組合的協同效應及地緣經濟格局的變化，但這種模式也面臨着結構性矛盾（如製造業薄弱、就業不足）、增長質量爭議（如數據真實性、收入分配不均）及可持續性挑戰（如氣候脆弱性、金融風險）的制約。從當前形勢看，印度經濟的未來發展既充滿機遇，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其能否實現"從大到強"的跨越，取決於能否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並抓住機遇。

（一）可持續性的關鍵變量：三大核心挑戰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能否持續，取決於三大關鍵變量的解決進度：

其一，製造業升級的成效。製造業是印度經濟增長的"短板"，2025年製造業佔GDP比重仍僅為15%，遠低於中國（28%）與世界平均水平（20%） 。儘管"印度製造"計劃推出多年，但行業失衡（鋼鐵、紡織等行業受挫）、附加值低（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就業帶動有限（PLI計劃僅完成36%目標）等問題仍未解決。若無法突破這些瓶頸，印度難以實現從"組裝型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的躍升，其長期增長的核心動力將持續不足。

其二，氣候適應投資的進展。印度是全球氣候脆弱性最高的國家之一，75%的行政區為"極端氣候熱點" ，2025年極端高温導致農業減產10%、水資源短缺加劇 。儘管印度政府承諾2070年實現"碳中和"，但火電佔比仍達70%，可再生能源佔比僅為15%（遠低於2030年50%的目標） 。世界銀行指出，印度需在2050年前完成2.4萬億美元的氣候適應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否則將面臨"氣候災難"的風險。若氣候適應投資進展緩慢，印度經濟將因極端氣候的衝擊而陷入"增長-倒退"的循環 。

其三，地緣博弈中的"政策靈活性"。印度在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面臨挑戰：一方面，印度依賴美國與歐盟的市場需求，易成為"工具化"國家；另一方面，印度與中國的"脱鈎"壓力限制了其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進程。若印度無法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其"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將被削弱，地緣經濟的"多元化"嘗試也將難以見效。

（二）未來的機遇與挑戰：機遇與風險並存

印度經濟的未來發展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機遇方面：

● 人口紅利的釋放：印度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68%（2025年），預計2047年將形成10億人的中產階級，為消費市場與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巨大的潛力。

● 數字經濟的潛力：印度IT與商業服務出口（2025年達2200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軟件出口國，數字經濟的增長有望推動印度從"服務外包"向"數字製造"轉型。

● 區域合作的深化：印度與歐盟重啓貿易協定談判、與東盟簽署《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EPA），這些舉措有望擴大印度的出口市場，降低對美依賴。

挑戰方面：

● 外資持續外流：2025財年印度淨外國直接投資（FDI）僅為3.53億美元，較上一財年下降96.5%，主要因税制頻繁變化、監管政策缺乏連續性及基建環境落後。

● 青年失業問題：2025年印度青年失業率（15-24歲）達18.3%，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19.7%，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且種姓制度導致勞動力技能錯配，製造業無法吸納過剩勞動力。

● 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印度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2025年達14起）、美國的"對等關税"（2025年4月加徵50%關税）等措施，限制了印度的出口增長。

（三）結論：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需向"高質量穩定"轉型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是短期政策刺激與長期結構性矛盾的結合體。從短期看，印度通過"印度製造"計劃、PLI激勵等措施，維持了經濟的穩定增長；但從長期看，印度需解決製造業升級、氣候適應、地緣平衡等關鍵問題，才能實現"從大到強"的跨越。

未來，印度經濟的發展方向應是從"反常穩定"向"高質量穩定"轉型：

● 推動製造業升級：加大對高端製造業（如半導體、新能源）的投入，提高核心零部件的國產化率，擴大就業帶動效應。

● 加強氣候適應投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佔比，提高城市基礎設施的氣候韌性，減少極端氣候對經濟的衝擊。

● 保持地緣靈活性：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深化與歐盟、東盟的區域合作，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 改善收入分配：通過税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措施，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低收入羣體的消費能力。

印度經濟的真正挑戰不在於如何維持當前的增長率，而在於如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只有直面挑戰，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印度才能將"反常的穩定"轉化為"真實的繁榮"，否則，當前的"發展奇蹟"終將被證明是一場"泡沫"。

七、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深層原因分析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現象背後，隱藏着一些深層次的制度性原因：

（一）政策執行效率低下

印度製造業發展受阻的根源在於政策執行效率低下。莫迪政府為發展製造業，在"印度製造"的口號下大幅提升關税保護力度，控制外來商品流入，鼓勵進口替代。然而，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未能解決製造業發展的根本問題。

土地問題限制工業用地的發展：印度自從國家獨立以來，並未開展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土地私有制的廣泛存在限制了工業用地的發展。2014年開始實施的"2013土地徵收法"規定了嚴格的土地徵收制度，徵收土地需要得到70%至80%的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且對土地進行高於市場價的補償。莫迪曾嘗試對現行土地徵收法進行改革，但改革提案遭到了農民、地方勢力的強烈抵制，最終不了了之 。

勞動力市場改革停滯：印度勞動力參與率從2014年的53.532%下降至2019年的52.103% 。莫迪上任後曾試圖對勞動力法規進行修訂，以期減少勞動僱傭政策對企業的束縛，但改革未能取得進展。莫迪還對印度"最低工資"進行調整，規定全國每天8小時工作最低工資176印度盧比（約合3美元），但這項改革也未能落實到位 。

官僚主義阻礙政策落地：印度製造業企業普遍反映，政府政策執行緩慢，審批流程繁瑣。例如，PLI計劃的補貼發放平均需要18個月，企業為擴大生產線投入大量資金，卻因補貼延遲而面臨資金週轉困境 。

（二）金融體系的結構性缺陷

印度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缺陷，限制了其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能力。儘管印度央行（RBI）實施了"通脹目標制+外匯干預"組合政策，但貨幣政策傳導失效，企業融資成本高企。

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率高企：2025年印度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達2.4%（惠譽預測），儘管較2024年的3.4%有所下降，但仍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製造業企業，特別是那些在PLI計劃下擴張產能但未能打開市場的公司，因產能過剩和訂單不足，正面臨嚴重的現金流問題，貸款違約風險陡增。

家庭債務與消費增長脱節：印度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攀升至43%（2024年數據），這種模式在經濟上行期可以維持表面繁榮，但一旦經濟增速放緩或利率上升，家庭部門將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消費市場將迅速萎縮。2024年，印度央行為了抑制通脹而加息，直接導致了汽車和房地產等信貸敏感行業的銷售下滑，這暴露了內需引擎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 。

資本市場外資依賴嚴重：印度股市的市值相比20年前增長了約20倍，衍生品交易（如期貨和期權）的交易量是現貨的400多倍 。然而，印度股市（尤其是NIFTY 50指數）的外資持有率高達25% ，這種"外資依賴"使印度股市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資本流動。當美聯儲加息、全球風險偏好下降時，外資會迅速撤離新興市場，導致印度股市暴跌。

（三）地緣經濟格局的複雜性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也受益於地緣經濟格局的複雜性。中美貿易摩擦為印度提供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但印度也面臨着複雜的地緣政治挑戰。

美國的"工具化"風險：美國特朗普政府以印度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為由，單方面對印度出口的電子產品加徵50%的額外關税 。這一舉動不僅使印度對美出口成本大增，也清晰地表明，印度在美印關係中處於被動和從屬地位。印度的經濟利益隨時可能被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所犧牲。

歐盟的"綠色壁壘"：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要求印度出口產品符合碳排放標準。印度鋼鐵等高碳排放行業（每噸粗鋼排放2.55噸CO₂）面臨高額碳税 ，若無法降低碳排放強度，其出口競爭力將被嚴重削弱。

中國與印度的"競合關係"：儘管印度政府推動"去中國化"，但製造業供應鏈仍高度依賴中國。2025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達600億美元，其中90%是工業品 。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印度製造業發展的關鍵支持者。印度若想實現真正的製造業升級，必須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夥伴合作，共同構建穩定、互利的區域供應鏈。

八、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未來展望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能否持續，取決於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短期內的增長動力

短期內，印度經濟仍有一定的增長動力：

內需市場的潛力：印度中位年齡僅28歲，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68% ，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年輕化的人口結構為其內需市場提供了持續動力。儘管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比達43% ，但通過税收減免和消費刺激政策，印度政府仍有可能維持內需市場的穩定增長。

服務業的持續擴張：印度IT與商業服務出口（2025年達2200億美元） 是全球最大的軟件出口國，數字經濟的增長有望推動印度從"服務外包"向"數字製造"轉型。儘管美國對印度H-1B簽證政策收緊（2025年9月要求一次性繳納10萬美元費用） ，但印度軟件服務業仍具有全球競爭力。

地緣經濟的紅利：中美貿易摩擦（如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税）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為印度提供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2025年，印度吸引FDI達80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電子製造、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領域 。蘋果公司將iPhone 16的產能從中國的20%轉移至印度，2025年印度iPhone產量達1500萬台 。

（二）中長期的結構性挑戰

中長期來看，印度經濟面臨嚴峻的結構性挑戰：

製造業升級的困境：印度製造業佔GDP比重仍僅為15% ，遠低於中國（28%）與世界平均水平（20%）。儘管莫迪政府推出"印度製造"計劃，但執行效率低下，供應鏈依賴中國，技術轉移困難，基建短板等問題仍未解決。印度工商會聯合會（FICCI）最新季度調查顯示，儘管87%的受訪企業產量實現同比提升或持平，但超過50%的製造商報告生產成本佔銷售額比重上升，主要受原材料、勞動力及物流價格上漲影響 。

就業質量的提升瓶頸：印度青年失業率（15-24歲）達18.3% ，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19.7% [5]，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印度勞動力市場還面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勞動力素質低下。印度成年人的文盲率高達26% ，即使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也普遍存在"教育與技能脱節"的問題。大學課程設置陳舊，缺乏對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所需的編程、自動化、項目管理等技能的培養。

氣候適應的鉅額投資需求：印度是全球氣候脆弱性最高的國家之一，75%的行政區為"極端氣候熱點" 。世界銀行指出，印度需在2050年前完成2.4萬億美元的氣候適應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否則將面臨"氣候災難"的風險 。這相當於印度年均GDP的20%以上，將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

地緣經濟的不確定性：印度在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面臨挑戰，美國對印度加徵關税（50%） ，歐盟CBAM對印度高碳產業形成壓力，印度與中國的貿易摩擦持續存在。這種地緣經濟的不確定性將影響印度吸引外資的能力和出口市場的穩定性。

（三）印度經濟的"未來之路"

印度經濟的未來發展路徑將取決於其能否有效應對結構性挑戰：

製造業升級的必要性：印度必須放棄"組裝式製造業"，轉向"高端製造"（如半導體、新能源汽車），減少核心零部件的進口依賴（如與中國合作建立半導體產業鏈）。印度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問題，但改革阻力巨大，尤其是在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結構性問題上。

改善就業質量的關鍵：印度必須加大教育與技能培訓投入（如推廣AI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適應製造業升級的需求；擴大正規就業（如增加社會保障覆蓋範圍）。印度國家技能發展公司（National Skill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旨在每年與235個私營部門合作，為超過500萬的年輕人羣體進行技能培訓，但這一項目主要針對製造業的技術需求，受益羣體主要為畢業學生，而大量農村低技能勞動力被忽視。

降低氣候風險的戰略：印度必須加大氣候適應投資（如改善基礎設施、推廣可再生能源），減少高温、洪水等極端天氣對經濟的影響。2025年印度推出"國家氣候適應計劃"，投資1000億美元，但資金缺口巨大，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提升政策執行效率的改革：印度必須解決"政策執行斷層"問題（如PLI計劃的補貼發放），加強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如統一GST税率），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印度央行（RBI）的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同效應不足，導致實際利率與融資成本脱節，中小企業難以獲得低成本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是一場"虛假的韌性"。其真正的考驗不在於如何在順境中維持高增長，而在於如何在逆境中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唯有直面挑戰，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印度才能將"反常的穩定"轉化為"真實的繁榮"，否則，當前的"發展奇蹟"終將被證明是一場"泡沫"。

九、對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批判性思考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現象引發了廣泛爭議，其背後反映了印度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一）“反常穩定"的實質是"結構性脆弱與政策對沖的暫時平衡”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本質上是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它掩蓋了製造業薄弱、就業質量低下、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對外部環境深度依賴等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這種"穩定"並非源於堅實、可持續的結構性優勢，而是短期政策刺激與長期結構性矛盾的暫時平衡 。

印度央行（RBI）的"通脹目標制+外匯干預"組合政策，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CPI（4%±2%）和盧比匯率，但長期來看加劇了經濟失衡。實際利率保持在1.5-2%的合理區間，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因融資成本高（貸款利率達8-10%），無法擴大投資 [1]。外匯儲備的大幅消耗（從峯值的6000億美元以上降至約5000億美元） ，極大地削弱了印度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

（二）“印度製造"的侷限性與幻想

莫迪政府的"印度製造"計劃（2014年）旨在將製造業佔GDP比重提升至25%，但2025年製造業佔比仍僅為15% 。印度製造業發展受阻的根源在於其結構性缺陷：基礎設施落後、能源資源匱乏、工業體系不健全；缺乏廣泛受教育的高素質人口，強有力的政府、統一且相對平等的社會關係、開放的社會風氣、自由的人口流動 。

印度政府為發展"新生"的製造業，在"印度製造"的口號下大幅提升關税保護力度，控制外來商品流入，鼓勵進口替代 。然而，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未能解決製造業發展的根本問題，反而抑制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印度製造業佔GDP比重從2014年的16.3%降至2023年的14.3% ，與莫迪政府提出的25%目標相距甚遠。

（三）印度經濟的"真實實力"與"虛假繁榮”

印度經濟的"真實實力"與"虛假繁榮"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儘管印度GDP總量在2025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但人均GDP僅為2880美元，僅為日本的6% 。印度的貧富差距懸殊，基尼係數達0.63（世界銀行數據），遠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 。

印度的非正規經濟佔比達90%（如小商小販、家庭作坊） ，這些經濟活動的交易記錄不全，數據收集困難，其真實產出很難被準確納入GDP統計。這導致兩個後果：一是官方GDP數據可能低估了經濟的"真實規模"，因為大量非正規活動未被計入；二是這恰恰反映了經濟的"結構性脆弱性"。非正規經濟中的勞動者缺乏社會保障，收入極不穩定，極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一旦經濟下行，這部分人將首當其衝，迅速陷入貧困。

（四）印度經濟的"地緣依賴"與"戰略困境"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也依賴於地緣經濟格局的變化。中美貿易摩擦為印度提供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但印度也面臨着複雜的地緣政治挑戰。

印度在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面臨挑戰：一方面，印度依賴美國與歐盟的市場需求，易成為"工具化"國家；另一方面，印度與中國的"脱鈎"壓力限制了其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進程。若印度無法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其"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將被削弱，地緣經濟的"多元化"嘗試也將難以見效。

印度的種姓制度進一步加劇了其地緣經濟的困境。高種姓羣體壟斷了教育、就業和資本資源，而低種姓羣體（尤其是達利特）則被排除在主流經濟之外。這種制度性歧視導致社會流動性幾乎為零，大量人才被浪費，難以形成支撐製造業升級的人才儲備。

（五）印度經濟的"可持續性"與"轉型困境"

印度經濟的"可持續性"與"轉型困境"密切相關。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是短期政策刺激與長期結構性矛盾的暫時平衡 ，若不能有效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印度經濟將難以實現真正的高質量增長，甚至可能面臨"增長停滯"或"危機爆發"的風險。

印度的氣候適應投資需求巨大，需在2050年前完成2.4萬億美元的氣候適應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這相當於印度年均GDP的20%以上，將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印度的金融體系也面臨挑戰，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比達43% ，銀行不良貸款率仍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股市外資依賴嚴重。

印度經濟的"轉型困境"還體現在其地緣經濟策略的矛盾性上：一方面，印度希望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一環，承接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保護主義政策和官僚主義阻礙了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這種矛盾性使印度經濟難以形成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十、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國際比較與啓示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現象與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具有鮮明特點：

（一）與中國的比較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穩定"形成鮮明對比：

製造業佔比差異：印度製造業佔GDP比重僅為15% ，遠低於中國（28%） 。中國製造業佔GDP比重長期保持在25%以上，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和供應鏈。

就業結構差異：印度服務業就業佔比僅為28.6%，遠低於其55%的GDP貢獻 。中國服務業就業佔比與GDP貢獻基本匹配，形成了更均衡的產業結構。

政策執行效率差異：中國五年計劃執行得穩穩當當，而印度的規劃總是空洞無力，缺乏大規模工業化的支撐 。印度央行前行長在書裏説，製造業死路一條，不如搞服務業。但這種觀點忽略了製造業對就業和技術創新的基礎性作用 。

地緣經濟策略差異：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形成開放型經濟體系；印度則採取"戰略自主"和"保護主義"並行的策略，在地緣經濟中尋求平衡。這種差異導致印度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較低，難以形成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二）與新興經濟體的比較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與越南、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相比，具有獨特性：

越南的製造業升級：越南製造業佔GDP比重達25%，遠高於印度（15%） 。越南通過開放政策和基礎設施投資，成功吸引了全球製造業轉移，形成了更具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巴西的資源依賴：巴西經濟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服務業佔比高達65%，但製造業佔比僅為10%，遠低於印度 。印度的服務業佔比雖然也高（55%），但製造業仍有15%的佔比，形成了不同的產業結構。

印度的政策執行困境：印度的政策執行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導致PLI計劃等產業政策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相比之下，越南和巴西的政策執行效率更高，能夠更好地吸引外資和促進產業升級。

（三）對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啓示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現象對全球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啓示：

製造業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主要依賴服務業和內需，但缺乏製造業支撐，導致經濟增長質量不高。新興經濟體應重視製造業發展，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供應鏈。

政策執行效率是關鍵：印度的政策執行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導致產業政策未能取得預期效果。新興經濟體應加強政策執行效率，減少官僚主義障礙。

地緣經濟策略需平衡：印度在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面臨挑戰，新興經濟體應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尋求多元化的發展路徑。

基礎設施投資是基礎：印度的基礎設施落後，電力供應不穩定，物流成本高，制約了製造業發展。新興經濟體應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為產業發展提供支撐。

教育與技能培訓是關鍵：印度勞動力素質低下，技能錯配嚴重，制約了產業升級。新興經濟體應重視教育與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適應產業發展需求。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是一場"虛假的韌性"。其真正的考驗不在於如何在順境中維持高增長，而在於如何在逆境中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唯有直面挑戰，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印度才能將"反常的穩定"轉化為"真實的繁榮"，否則，當前的"發展奇蹟"終將被證明是一場"泡沫"。

十一、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政策建議

基於對印度經濟"反常穩定"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製造業升級的政策路徑

印度應放棄"組裝式製造業"，轉向"高端製造"（如半導體、新能源汽車），減少核心零部件的進口依賴（如與中國合作建立半導體產業鏈）。具體措施包括：

加大製造業投資：印度政府應增加對製造業的財政支持，改善基礎設施，降低電力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印度的公路密度為每千平方公里1.7公里，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 ，物流成本高出全球平均水平一倍多 ，亟需改善。

提高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率：印度應與中國合作，建立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關鍵領域的產業鏈。印度已與中國達成人民幣結算協議，這為雙方產業合作提供了便利 。

加強技術轉移與人才培養：印度應與中國、美國等國家合作，引進先進技術，培養高素質人才。印度的工程類畢業生中只有約20%達到行業就業標準 ，技術工人缺口巨大，亟需加強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

（二）改善就業質量的政策方向

印度應加大教育與技能培訓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適應製造業升級的需求；擴大正規就業，提高就業質量。具體措施包括：

推廣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印度應建立全國性的職業教育體系，針對製造業和技術服務業的需求，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印度目前職業教育覆蓋率不足20%，遠低於中國的50% 。

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19.7% ，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47%）。印度應通過改善女性教育、提供就業機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措施，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

擴大正規就業：印度非正規就業佔比達85% ，缺乏社會保障。印度應通過完善勞動法規、提供就業培訓、改善工作環境等措施，擴大正規就業，提高就業質量。

（三）應對氣候風險的戰略規劃

印度應加大氣候適應投資，減少高温、洪水等極端天氣對經濟的影響。具體措施包括：

增加可再生能源佔比：印度應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減少對煤炭的依賴。印度火電佔比仍達70% ，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亟需轉型。

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印度應投資建設氣候適應性城市基礎設施，提高防洪、防高温能力。世界銀行指出，印度需在2050年前完成2.4萬億美元的氣候適應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否則將面臨"氣候災難"的風險 。

建立氣候風險管理體系：印度應建立氣候風險評估和預警系統，制定應對極端天氣的應急預案。2025年印度遭遇"百年一遇"的高温，導致農業減產10% ，應從中吸取教訓。

（四）提升政策執行效率的改革

印度應解決"政策執行斷層"問題，加強中央與地方的合作，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具體措施包括：

簡化GST税制：印度應進一步簡化GST税制，減少税率分層和豁免條款，降低企業合規成本。2025年9月取消GST補償税的改革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進一步推進 。

提高PLI計劃執行效率：印度應建立更透明、高效的補貼發放機制，確保企業能夠及時獲得資金支持。PLI計劃終止後，印度政府推出的"建廠費用報銷"計劃應吸取教訓，解決補貼發放滯後的問題 。

加強中央與地方協調：印度應建立更有效的中央與地方協調機制，統一政策執行標準，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和政策碎片化。印度的GST改革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四檔税率（5%、12%、18%、28%） 和各邦的税收博弈導致政策執行阻力大，製造業成本未顯著降低。

（五）地緣經濟的多元化策略

印度應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深化與歐盟、東盟的區域合作，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具體措施包括：

推動印歐自貿協定談判：印度應與歐盟加強合作，推動自貿協定談判，降低貿易壁壘。印度對歐盟出口佔比達16% ，是重要的出口市場，但面臨歐盟CBAM等綠色壁壘的挑戰。

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印度應與東盟加強經濟合作，推動區域價值鏈整合。印度對東盟出口佔比達14% ，但增速僅為3%，遠低於對美出口的增速（8%） ，需進一步提升。

平衡中美關係：印度應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避免過度依賴美國或與中國對抗。印度對美出口佔比達18% ，但美國對印度加徵關税（50%） ，印度應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減輕美國關税壓力。

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是一場"虛假的韌性"。其真正的考驗不在於如何在順境中維持高增長，而在於如何在逆境中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唯有直面挑戰，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印度才能將"反常的穩定"轉化為"真實的繁榮"，否則，當前的"發展奇蹟"終將被證明是一場"泡沫"。

最後，印度經濟的"反常穩定"現象背後，隱藏着複雜的深層次原因，其未來發展前景取決於能否有效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