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經濟未來5-10年展望：結構性矛盾、政策評估與地緣經濟機遇（上）_風聞

印度經濟未來5-10年展望：結構性矛盾、政策評估與地緣經濟機遇

1. 結構性矛盾：製造業、就業與不平等的深層剖析

印度經濟在過去數十年間實現了顯著增長，但其發展路徑並非坦途，而是伴隨着一系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不僅制約了經濟的長期潛力，也對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其中，製造業發展的短板、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的脱節，以及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是三個最為核心且相互關聯的問題。製造業未能成為吸納勞動力的強大引擎，導致大量勞動力滯留於低生產率的農業和非正規部門，這不僅限制了整體生產率的提升，也加劇了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公平分享，城鄉、區域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對內需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形成構成了障礙。深入剖析這些結構性矛盾的具體表現、深層成因及其未來演變趨勢，是理解印度經濟未來走向的關鍵所在。

1.1 製造業短板：增長引擎的缺失

印度製造業的發展長期滯後，未能像東亞經濟體那樣成為驅動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核心引擎。儘管印度政府近年來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計劃，但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這一短板不僅體現在產出和出口數據上，更深層次地反映在勞動力吸納能力、技術升級速度以及與全球生產網絡的融合程度上。製造業的疲弱使得印度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特別是信息技術服務，而這種模式在創造大規模、高質量就業方面存在天然侷限，從而加劇了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1.1.1 製造業發展滯後的具體表現

印度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位尚未達到預期，長期以來，印度經濟的國際形象更多地與蓬勃發展的服務業，尤其是信息技術（IT）服務聯繫在一起，而製造業則相對滯後 。儘管印度政府自獨立以來在多個五年計劃和政策文件中反覆強調發展製造業的重要性，但實際成效並不顯著。數據顯示，從1980年至2011年，印度經濟經歷了年均約5.5%的較快增長時期，但在此期間，製造業的增長並未能持續超越整體經濟增速，其在GDP中的佔比也未能實現大幅提升 。這種滯後性具體表現在多個方面：首先，製造業的出口結構以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較低，缺乏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品牌和產業集羣 。其次，製造業內部的技術升級和創新能力不足，許多企業仍停留在勞動密集型或低技術資本密集型階段，難以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最後，製造業的增長動力不足，對國內外市場的響應速度較慢，未能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導致其在推動經濟整體轉型中的作用被削弱。

1.1.2 勞動力再分配不暢與生產率瓶頸

印度經濟在1980年至2011年間經歷了顯著的產業結構變化，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其他部門轉移，這一過程在宏觀上對勞動生產率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然而，這種勞動力的再分配過程並不順暢，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瓶頸。研究表明，儘管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轉移出來，但他們並未被高生產率的製造業或現代服務業充分吸收。相反，大量勞動力湧入了建築業等生產率增長緩慢的行業，而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創造能力則顯得疲弱 。這種“靜態”的勞動力再分配（即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雖然對總體生產率有正面貢獻，但“動態”的再分配效應（即勞動力向快速增長的部門流動）幾乎未能實現。這導致了一個悖論：經濟在增長，但高生產率部門未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大量勞動力滯留在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從而限制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潛力。此外，製造業本身的生產模式也在發生變化，技術進步和資本深化使得其對非熟練勞動者的吸收能力減弱，這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錯配問題 。

1.1.3 “印度製造”計劃的成效與侷限

為了扭轉製造業發展的頹勢，印度政府於2014年推出了“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計劃，旨在通過改善基礎設施、簡化税收制度、建立製造業園區等一系列措施，提升印度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並創造大量就業崗位 。該計劃在吸引外資和促進特定領域（如電子產品、汽車及零部件）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過提供生產掛鈎激勵（PLI）計劃，印度成功吸引了蘋果等國際巨頭擴大在印生產，並帶動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然而，從整體來看， “印度製造”計劃的成效並未達到預期目標，其侷限性也十分明顯。首先，政策的執行效率低下，土地徵用困難、僵化的勞動力法規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等問題依然嚴重，這些都極大地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和不確定性，削弱了政策的吸引力 。其次，該計劃更多地惠及了大型企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而對於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的中小微企業（MSMEs）的支持力度相對不足。最後，印度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整合程度仍然有限，出口產品附加值不高，製造業的整體生態系統（包括物流、供應鏈、技術工人等）仍有待完善，這使得印度在與越南、墨西哥等國的競爭中並未佔據絕對優勢。

1.2 就業問題：增長與就業的脱節

印度經濟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是“無就業增長”（Jobless Growth）現象，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並未帶來相應規模的就業增長。這一問題在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當時印度的就業彈性（就業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顯著下降，表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正在減弱 。這種脱節現象的背後，是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的深層矛盾。一方面，高生產率的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未能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力軍；另一方面，龐大的非正規部門雖然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但這些崗位往往質量低下，缺乏勞動保障，工資水平低，且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這種就業結構不僅限制了內需的擴大，也使得大量青年，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難以找到與其技能相匹配的體面工作，從而對社會穩定構成了潛在威脅。

1.2.1 就業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

儘管印度在過去幾十年中實現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但就業增長卻遠遠落後，形成了所謂的“無就業增長”困境 。數據顯示，在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這一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印度的就業彈性顯著下降，這意味着每單位GDP增長所能帶來的新增就業崗位數量在減少 。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印度的經濟結構轉型路徑。與東亞國家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來吸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模式不同，印度的經濟增長主要由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如IT和金融）以及建築業驅動 。這些行業雖然增長迅速，但其就業創造能力相對有限。特別是製造業，作為傳統上吸納勞動力的重要部門，在印度卻未能扮演好這一角色，其就業增長緩慢甚至停滯 。這導致大量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無法進入高生產率的正式部門，而是被低生產率的建築業和非正規服務業所吸收，從而限制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使得經濟增長的成果難以通過就業渠道惠及更廣泛的社會階層。

1.2.2 非正規部門就業主導與結構性失業

印度就業市場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非正規部門（Informal Sector）的主導地位。據估計，印度超過90%的勞動力在非正規部門就業，這些部門包括小規模的農業、手工業、零售業、建築業以及各類服務業 。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崗位通常具有以下特點：缺乏正式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障（如醫療保險和養老金）、工資水平低、工作條件差、勞動生產率低且缺乏晉升空間 。這種就業結構使得大量勞動者處於脆弱和不穩定的狀態，一旦遭遇經濟衝擊（如新冠疫情），他們將首先受到影響，且缺乏社會安全網的保護 。與此同時，印度還面臨着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隨着經濟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要求不斷提高。然而，印度的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未能及時跟上這一變化，導致勞動力的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嚴重錯配 。許多大學畢業生雖然擁有學歷，但缺乏市場所需的實際技能，從而陷入“有學歷、無工作”的尷尬境地，這進一步加劇了青年失業問題 。

1.2.3 青年失業與技能錯配問題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青年人口，約65%的人口年齡在35歲以下，這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紅利”潛力 。然而，這一潛力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即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根據印度全國抽樣調查辦公室（NSSO）發佈的《定期勞動力調查報告》（PLFS），2023年印度15-29歲城鎮青年的失業率達到了17.5% 。更令人擔憂的是，失業問題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羣體中尤為嚴重。報告顯示，在失業青年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最高 。這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印度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畢業生的實際技能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嚴重脱節。據《印度技能報告2024》的評估，僅有51.25%的畢業生具備被僱傭所需的技能 。這種技能錯配問題的根源在於印度長期以來重理論、輕實踐的教育體系，以及職業教育發展的嚴重滯後。數據顯示，印度勞動力中接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的比例僅為4.7%，遠低於美國的52%和德國的75% 。這種“學位無法帶來生計”的現象，不僅浪費了寶貴的人力資源，也可能將“人口紅利”變為“人口災難”，對社會穩定構成長期威脅 。

1.3 收入不平等：發展紅利的分配不均

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並未帶來發展紅利的公平分配，反而伴隨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續加劇。這一問題體現在多個維度：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以及不同行業和技能水平的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基尼係數作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標，在印度呈現出令人擔憂的上升趨勢。這種不平等的加劇，不僅削弱了社會凝聚力，也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障礙。因為收入差距過大會抑制內需的擴大，使得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從而增加了經濟的脆弱性。此外，不平等還可能固化社會階層，削弱社會流動性，使得貧困代際傳遞，從而違背了包容性增長的根本目標。

1.3.1 城鄉、區域與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印度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在城鄉、區域和行業層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城鄉差距方面，儘管近年來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和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與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巨大。農村地區在教育資源、醫療設施、就業機會等方面均處於劣勢，這限制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潛力。區域差距方面，印度南部和西部的一些邦（如馬哈拉施特拉邦、卡納塔克邦、泰米爾納德邦）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收入遠超東部和北部的一些邦（如比哈爾邦、北方邦、賈坎德邦） 。這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人口的大規模跨區域流動，也給落後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行業差距方面，服務業，特別是金融、IT等現代服務業的收入水平遠高於傳統農業和製造業。即使在製造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工資水平也存在巨大差異。例如，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工資水平遠高於勞動密集型行業。這種多維度的收入差距，共同構成了印度收入不平等的複雜圖景，並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了挑戰。

1.3.2 製造業內部工資不平等加劇

在印度製造業內部，工資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在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之間。一項對1980年至2018年間印度製造業工資趨勢的分析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基本同步，甚至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增長略快，這使得工資不平等略有下降 。然而，自9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這一趨勢發生了逆轉。熟練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遠超非熟練工人，導致工資差距急劇擴大 。例如，在1989年至2010年間，組織化製造業中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翻了一番，而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幾乎停滯不前 。這種不平等的加劇，一方面反映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印度勞動力市場制度的缺陷，即缺乏有效的機制來保障底層工人的工資增長和權益。此外，一項針對印度組織化製造業的研究發現，從1981-82年到2021-22年，勞動收入在淨增加值中的份額從約30%下降到不足20%，而資本利潤份額則飆升至60%以上，這表明價值分配明顯向資本傾斜，進一步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

1.3.3 貿易模式與外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印度的貿易模式和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流入，也對國內的收入分配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表明，不同貿易模式對工資不平等的影響存在差異。以進口替代為主的行業，由於需要更多高技能的勞動力來進行技術吸收和研發，其熟練工人的工資增長更快，從而加劇了工資不平等 。相比之下，出口導向型行業對工資不平等的影響則相對較小 。此外，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對收入分配產生了複雜影響。一方面，外資企業通常支付更高的工資，並可能帶來技術溢出效應，從而提升整體工資水平。但另一方面，外資企業也更傾向於僱傭高技能的熟練工人，並且其進入可能會加劇國內市場的競爭，對本土低技能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構成壓力。因此，外資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這些發現表明，在制定貿易和外資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其對國內收入分配的潛在影響，並採取相應的配套措施，以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能夠被更廣泛地分享。

2. 政策組合評估：成效、侷限與未來調整空間

面對複雜的結構性矛盾，印度政府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和減少不平等的政策組合。這些政策涵蓋了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市場一體化改革等多個領域。在貨幣政策方面，印度儲備銀行（RBI）採取了相對寬鬆的立場，通過降息等手段來支持經濟復甦。在產業政策方面，“印度製造”計劃等一系列舉措旨在提升製造業競爭力，吸引外資。在市場一體化改革方面，以商品和服務税（GST）為代表的税制改革旨在打破國內市場的壁壘，促進要素自由流動。這些政策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並吸引了創紀錄的外國直接投資。然而，從長期來看，這些政策在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方面仍存在明顯的侷限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暢，難以有效惠及中小微企業和農村地區；產業政策的執行受到土地、勞工等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市場一體化改革也面臨着行政效率低下和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因此，未來印度需要對現有政策組合進行深刻調整，加強各項政策之間的協調，並着力推進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以實現更加包容和可持續的增長。

2.1 貨幣政策：刺激增長與結構性挑戰

印度儲備銀行（RBI）的貨幣政策在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和促進增長方面扮演着關鍵角色。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國內通脹壓力，RBI採取了靈活且務實的貨幣政策立場。特別是在2025財年，為了支持經濟復甦，RBI在2月至6月期間累計下調了100個基點的政策回購利率，旨在降低整個經濟的借貸成本，從而刺激信貸擴張、私人投資和居民消費 。這一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提振市場信心、降低融資成本的作用，為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貨幣金融環境。然而，貨幣政策在應對印度經濟的結構性挑戰方面，其效果則相對有限。由於印度金融市場存在分割，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並不順暢，降息帶來的流動性往往更多地流向了大型企業和特定行業，而中小微企業、農業和農村地區等更需要資金支持的領域，其融資成本和難度依然較高。此外，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的風險，從而對低收入羣體的福利造成損害。

2.1.1 貨幣政策的短期成效與市場信心

印度儲備銀行（RBI）在2025財年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有效地提振了市場信心並支持了經濟增長。通過將政策回購利率累計下調100個基點，RBI向市場傳遞了明確的穩增長信號，降低了企業和居民的借貸成本 。這一舉措直接刺激了信貸擴張，為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提供了流動性支持。在寬鬆貨幣政策的推動下，印度經濟在2025財年第一季度實現了7.8%的強勁增長，超過了市場預期，並鞏固了其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國家的地位 。此外，穩定的金融環境和積極的政策信號也增強了全球投資者的信心，推動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達到四年來的高點，特別是在計算機服務、製造業和建築業等領域 。這些短期成效表明，貨幣政策在應對週期性經濟波動、穩定市場預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為印度經濟的持續復甦創造了有利條件。

2.1.2 政策侷限性：對就業與不平等的傳導效應有限

儘管印度的貨幣政策在刺激短期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如就業增長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其傳導效應卻十分有限。首先，印度的金融市場存在明顯的分割，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暢。大型企業和信譽良好的公司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銀行貸款，而中小微企業（MSMEs）和農村地區的企業則仍然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導致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未能有效地流向最能創造就業的部門，從而限制了其在促進就業方面的作用。其次，印度的非正規部門規模龐大，吸納了大量勞動力，但這一部門基本遊離於正規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的調整對其影響甚微 。最後，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刺激資產價格上漲方面的作用，可能大於其在促進實體經濟就業方面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收入不平等。因此，單純依靠貨幣政策來解決印度的就業和不平等問題，是遠遠不夠的。

2.1.3 未來調整方向：加強政策協調與普惠金融

為了克服現有貨幣政策的侷限性，並更有效地服務於經濟的長期發展目標，印度儲備銀行（RBI）未來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整。首先，必須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定向的税收優惠、補貼和公共投資，引導資金流向中小微企業、農業和高就業潛力的部門，從而彌補貨幣政策在結構性調整方面的不足。其次，需要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可得性。通過推廣數字金融、發展小額信貸機構、鼓勵銀行在農村地區設立分支機構等方式，將更多的經濟主體納入正規金融體系，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再次，應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收益率曲線，使利率能夠更準確地反映資金供求關係，從而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最後，RBI需要更加關注金融穩定，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僅要考慮通脹和增長目標，還要防範資產泡沫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確保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2.2 產業政策：“印度製造”的雄心與現實

為了將印度打造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並解決長期存在的就業問題，印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計劃。該計劃旨在通過改善營商環境、提供税收優惠、簡化審批流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措施，吸引國內外投資，推動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此外，政府還推出了生產掛鈎激勵（PLI）計劃，對特定行業的增量生產和銷售給予獎勵，以鼓勵企業擴大在印度的生產規模。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印度的投資環境，並吸引了創紀錄的外國直接投資，特別是在電子、汽車和製藥等領域。然而，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與最初的雄心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政策的執行過程受到土地徵用困難、僵化的勞動力法規、複雜的税收體系以及官僚主義等結構性因素的嚴重製約，導致許多投資項目進展緩慢，甚至擱淺。

2.2.1 產業政策的積極影響與外資吸引力

“印度製造”等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國際形象，並吸引了部分外國直接投資（FDI）。在“中國+1”戰略的背景下，印度在電子、製藥、汽車和紡織等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增加 。例如，蘋果公司通過其代工廠商在印度擴大了iPhone的生產，預計到2027年，其在印度的產量佔比將從目前的約15%提升至25% 。三星、戴爾等跨國公司也加強了在印度的製造業務 。此外，政府的生產關聯激勵（PLI）計劃也為本地生產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並促進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 。這些積極影響表明，印度的產業政策在特定領域和特定條件下是有效的，能夠吸引全球領先企業的投資，並帶動相關產業的升級。

2.2.2 政策執行的挑戰：土地、勞工與官僚主義

印度產業政策在執行層面面臨着三大核心挑戰：土地、勞工和官僚主義。首先，土地徵用是制約大型工業項目落地的最大瓶頸之一。印度的土地所有權分散，徵地程序複雜且耗時，常常引發社會抗議和法律糾紛，這使得企業難以獲得連片、大規模的土地用於建設工廠和工業園區。其次，印度的勞動力法規體系複雜且僵化，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嚴格的之一。這些法規旨在保護工人的權益，但在實踐中卻增加了企業僱傭和解僱員工的成本和難度，從而抑制了企業擴大僱傭規模的意願，特別是正式員工的規模。許多企業因此傾向於使用合同工或將生產外包，這反而加劇了就業的非正規化。最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使得企業在印度開展業務需要面對繁瑣的審批程序和不確定的監管環境。儘管政府近年來大力推行“營商便利度”改革，但在地方層面，政策的落實效果仍有待提升。這些結構性問題共同構成了印度製造業發展的巨大障礙，使得產業政策的雄心難以完全轉化為現實。

2.2.3 未來調整方向：深化結構性改革與優化營商環境

為了克服現有產業政策的侷限性，並實現“印度製造”的宏偉目標，印度政府未來必須在深化結構性改革和優化營商環境方面採取更有力的措施。首先，必須加快推進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在土地方面，可以探索建立更加透明和高效的土地交易市場，並完善徵地補償機制，以平衡發展與公平。在勞動力方面，應簡化並整合現有的勞動法規，為企業提供更大的用工靈活性，同時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其次，需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這包括簡化税收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加強法治建設、打擊腐敗等。通過建立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來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再次，產業政策應更加註重支持中小微企業（MSMEs）的發展，因為它們是創造就業的主力軍。政府可以通過提供信貸支持、技術支持、市場準入便利等方式，幫助中小微企業提升競爭力。最後，應加大對研發和創新的投入，推動製造業向高附加值、技術密集型方向升級，從而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2.3 市場一體化改革：打破壁壘與促進融合

為了打破長期以來存在的國內市場分割，促進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印度政府近年來大力推進市場一體化改革。其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舉措便是於2017年實施的《商品和服務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GST取代了此前由各邦徵收的紛繁複雜的間接税體系，建立了一個全國統一税制，旨在消除跨邦貿易的税收壁壘，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並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此外，印度也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例如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並致力於與主要貿易伙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拓展外部市場。這些改革舉措在促進國內市場整合和區域貿易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然而，市場一體化改革仍然面臨着諸多挑戰，包括GST税制本身的設計和執行問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不足、以及勞動力和資本跨區域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等。

2.3.1 税收改革（GST）與國內市場整合

《商品和服務税》（GST）的實施是印度獨立以來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其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一國一税”的統一市場。在GST實施之前，印度各邦擁有獨立的税收體系，跨邦貿易需要繳納多種税費，並面臨繁瑣的檢查站程序，這極大地增加了企業的物流成本和合規負擔，嚴重阻礙了國內市場的整合。GST通過將大部分間接税整合到一個統一的税制下，並由中央和各邦共同徵收，有效地消除了這些跨邦貿易壁壘。理論上，GST能夠降低商品價格，促進市場競爭，並提高經濟效率。然而，在實踐中，GST的實施也面臨一些挑戰，包括税率檔次過多、申報流程複雜、技術平台不穩定等問題，給中小企業帶來了一定的合規壓力。儘管如此，從長期來看，GST對於構建一個統一、高效的國內市場，其積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2.3.2 區域經濟合作的進展與挑戰

在市場一體化改革的同時，印度也在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然而，由於印度在農業等領域的保護主義立場，其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常常面臨挑戰。例如，在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中，印度對農業和乳製品的關税保護成為主要癥結，導致談判陷入僵局 。此外，美國對印度的貿易逆差和高關税壁壘也頗有微詞，甚至威脅對印度商品加徵關税 。這些貿易摩擦不僅影響了印度的出口，也對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構成了挑戰。在區域層面，印度雖然參與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和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經濟合作倡議（BIMSTEC）等機制，但這些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仍有待提升。印度在近年來也選擇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談判，反映出其在開放市場方面的謹慎態度。

2.3.3 未來調整方向：完善税制與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為了進一步深化市場一體化改革，印度未來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整。首先，應持續完善GST制度。這包括簡化税率結構，減少税率檔次，糾正倒置的税率結構（即原材料税率高於成品税率），並優化技術平台，簡化申報流程，以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其次，必須大力加強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市場一體化的真正實現，不僅依賴於税收制度的統一，更依賴於高效的物流網絡。印度需要加大對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等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並發展現代化的物流體系，以降低物流成本，縮短運輸時間。再次，應積極推動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需要改革現有的户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礙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同時，應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最後，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印度應在保護國內產業和維護戰略自主的前提下，更加積極地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通過簽署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協定，拓展外部市場，提升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

3. 地緣經濟機遇與風險：“中國+1”戰略下的印度角色

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深刻演變，特別是中美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印度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地緣經濟十字路口。以“中國+1”戰略為代表的全球供應鏈重構，為印度提供了成為替代性全球製造中心的重大歷史機遇。然而，這一機遇伴隨着顯著的內部挑戰和複雜的外部風險。印度如何在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進行戰略平衡與選擇，將直接決定其在未來5至10年能否成功抓住這一窗口期，實現經濟的跨越式增長。本章節將深入探討“中國+1”戰略為印度帶來的具體機遇，系統評估其面臨的內外部風險，並剖析其在中美博弈格局下的戰略抉擇。

3.1 “中國+1”戰略帶來的地緣經濟機遇

“中國+1”戰略，即跨國企業在維持中國作為主要生產基地的同時，將部分產能和業務分散至其他國家，以對沖地緣政治風險、降低運營成本並增強供應鏈韌性。這一趨勢在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全球供應鏈中斷的背景下顯著加速，為印度帶來了多方面的地緣經濟機遇。

3.1.1 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印度機遇

印度憑藉其龐大的市場規模、年輕的人口結構以及日益改善的營商環境，正成為全球供應鏈多元化佈局中最具吸引力的“+1”目的地之一。首先，印度擁有顯著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根據Statista的數據，印度製造業的平均勞動力成本約為每小時1.8美元，遠低於中國的6美元，這使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鞋類和電子組裝等領域極具競爭力。其次，印度政府推出的“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等一系列產業政策，為在特定領域（如電子、製藥、汽車）投資設廠的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極大地刺激了國內外企業的投資熱情。這些政策與“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倡議相輔相成，旨在將印度打造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全球供應鏈重構為印度帶來的機遇不僅限於成本和政策。隨着企業尋求供應鏈的地理多元化，印度作為南亞地區的樞紐，能夠為企業提供進入龐大且快速增長的國內消費市場的通道。對於跨國公司而言，在印度設廠不僅能服務於出口市場，還能直接滿足本地超過14億消費者的需求，從而實現規模經濟。

3.1.2 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潛力

“中國+1”戰略直接推動了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向印度。隨着企業尋求在中國以外建立新的生產基地，印度憑藉其龐大的市場潛力和改革舉措，成為FDI的熱門目的地。根據印度政府的規劃，其目標是未來幾年每年吸引10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以支持基礎設施、製造業和科技發展。這一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印度能否成功承接從中國轉移出來的投資。近年來，流入印度的FDI呈現出結構性變化，從過去主要集中在服務業，逐漸向製造業，特別是電子、汽車和製藥等高科技領域傾斜。然而，印度在吸引FDI方面也面臨挑戰，尤其是在處理來自中國的投資方面。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印度收緊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審查，規定所有來自與印度接壤國家的投資都必須獲得政府批准。這一政策導致來自中國的FDI大幅下降，從2016-2020年間年均8.86億美元的流入量，驟降至2021-2025年間的年均僅6800萬美元。儘管此舉出於國家安全考量，但也引發了對技術引進和資本流入可能受阻的擔憂。近期，印度政府似乎正在採取一種更為靈活和選擇性的策略，考慮在特定戰略領域（如電子產業），允許通過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JV）並附帶明確技術轉讓條款的方式，來吸引中國的投資和技術。

3.1.3 提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前景

“中國+1”戰略為印度提供了深度融入並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GVC）中地位的絕佳機會。長期以來，印度在全球貿易中的角色相對有限，其出口結構以原材料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然而，隨着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印度有機會在電子、製藥、汽車零部件和紡織品等領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在電子產業，印度政府的目標是到2026財年實現3000億美元的電子產值和1200億美元的出口額。通過PLI計劃，印度不僅吸引了手機組裝廠，還逐步發展了印刷電路板（PCB）、攝像頭模組和顯示屏等關鍵子組件的本土供應鏈，國內附加值率已從30%提升至70%，並有望在2027財年達到90%。在製藥領域，儘管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製藥生產國之一，但其約70%的活性藥物成分（API）依賴從中國進口，這構成了供應鏈的脆弱性。全球供應鏈重構和“中國+1”趨勢促使印度政府推動API的本土化生產，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提升自身在製藥價值鏈中的地位。

3.2 面臨的內部與外部風險

儘管“中國+1”戰略為印度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但其成功並非板上釘釘。印度必須克服一系列嚴峻的內部結構性挑戰，並應對複雜多變的外部地緣政治風險。這些風險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嚴重製約其作為替代製造中心的潛力，甚至影響其長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3.2.1 內部風險：基礎設施、勞動力與政策不確定性

印度的內部風險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勞動力技能和政策環境三個方面。首先，儘管印度政府正在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如“總理加蒂·沙克蒂”（PM Gati Shakti）國家總體規劃和國家基礎設施管道項目，但其物流效率與中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印度的物流成本佔GDP的比重超過14%，而中國僅為9%。港口、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不足，以及繁瑣的通關程序，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和時間，削弱了印度的成本競爭力。其次，勞動力技能短缺是另一個關鍵瓶頸。雖然印度擁有龐大的年輕勞動力人口，但缺乏足夠數量的熟練技術工人和工程師。許多跨國公司在印度設廠後，發現需要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員工培訓，這增加了初期運營成本。最後，政策與監管的不確定性也構成了風險。儘管印度政府致力於改善營商環境，但複雜的法規、不一致的政策執行以及官僚主義作風仍然存在。土地徵用困難和僵化的勞動法，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阻礙大規模製造業發展的主要障礙。

3.2.2 外部風險：地緣政治緊張與貿易保護主義

印度的外部風險主要源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首先，印度與中國之間持續的地緣政治競爭是其最大的外部風險之一。儘管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但邊境爭端和安全疑慮使得雙邊關係充滿不確定性。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衝突導致雙邊關係急劇惡化，印度對中國投資和科技企業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這種“信任赤字”使得企業在印度進行長期投資時，不得不考慮潛在的政治風險。其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劇，特別是來自其主要貿易伙伴美國的關税政策，對印度構成了直接威脅。例如，在假設的“特朗普2.0”政府下，美國對包括印度在內的多國商品加徵關税，部分關税税率高達50%。美國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場，2023年雙邊貿易額達870億美元，高關税將嚴重打擊印度的出口產業，如鑽石、服裝和海鮮等，影響數百萬就業崗位。

3.3 中美博弈中的戰略選擇：平衡與自主

在中美兩國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中，印度面臨着複雜而微妙的戰略抉擇。其核心目標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戰略自主的前提下，最大化自身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印度採取的是一種“多向結盟”（multi-alignment）或“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策略，試圖在與美國深化戰略合作的同時，與中國保持必要的經濟聯繫，並避免被完全捲入大國對抗的漩渦。

3.3.1 印度在中美競爭中的戰略定位

印度的戰略定位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上與中國保持務實合作，在戰略和安全上與美國及其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亞）加強協調，以共同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這一雙重定位源於其複雜的利益考量。一方面，印度視中國為其主要的地緣政治對手，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特別是其在印度洋的活動以及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對巴基斯坦、尼泊爾等鄰國施加的影響，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印度積極參與並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在疫苗供應、基礎設施建設、關鍵技術等領域展開合作，以制衡中國。另一方面，印度也清醒地認識到，與中國完全“脱鈎”既不現實也不符合其國家利益。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雙邊貿易額在2025財年達到1277.1億美元。儘管存在鉅額貿易逆差，但印度在許多關鍵領域，如電子產品、原料藥、太陽能組件等，仍然高度依賴中國的供應鏈。

3.3.2 對華經濟合作的務實態度

印度對華經濟合作的務實態度體現在其“選擇性接觸”和“護欄式”策略上。印度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完全排斥中國資本和技術將損害其“印度製造”和數字化的雄心。因此，在關鍵領域，印度正考慮有條件地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例如，在電子製造業，印度政府可能允許中國公司通過與其本土企業成立合資企業的方式進入，前提是必須包含技術轉讓條款。這種做法旨在利用中國的資本和技術來發展本國的製造業生態系統，同時通過合資模式加強對企業的控制和監管，以緩解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然而，這種合作也充滿了博弈和不確定性。印度一方面希望吸引中國投資以彌補其技術和資本缺口，另一方面又擔心過度依賴中國會削弱其戰略自主性。中國方面也認識到印度的戰略意圖，並對其“替代中國”的策略保持警惕。因此，中印經濟關係在未來將呈現出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複雜態勢。

3.3.3 對美戰略伙伴關係的深化

與對華關係的複雜性和競爭性相比，印度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二十年裏呈現出持續深化的趨勢。兩國在民主價值觀、印太地區安全以及制衡中國等議題上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印度將美國視為其最重要的戰略伙伴之一，雙方在防務、情報共享、高科技合作（如半導體供應鏈）等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美國也視印度為“印太戰略”中的關鍵支柱，希望通過支持印度的崛起，來構建一個更加平衡的地區力量格局。然而，印美關係也並非沒有摩擦。貿易問題是兩國關係中的一個主要痛點。美國長期以來對印度的貿易壁壘和市場準入限制表示不滿，並曾多次對印度商品加徵關税。這種經濟上的壓力有時會與兩國在戰略上的合作形成反差，讓印度質疑美國是否真正將其視為平等的夥伴。儘管如此，從戰略大局出發，印度仍然致力於深化與美國的夥伴關係。印度認為，一個強大而穩定的印美關係，是其應對中國挑戰、實現大國抱負的重要外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