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疇和康熙的段子，折射出來的現實問題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小时前
作者：温伯陵
1
相信大家都吃到康熙和洪承疇的瓜了吧。
為防止有人不知道，我簡略説一下——
這個瓜説的是，明朝督師洪承疇在松錦戰敗以後，被尚未入關的清軍俘虜，清朝皇帝皇太極為了勸降洪承疇，便讓永福宮莊妃以身相許，結果兩人生下一個小孩。
後來皇太極死了，永福宮莊妃晉位為太后，其長子福臨也入關做了皇帝。
但北京地區天花肆虐，福臨之子玄燁不幸感染，為防止大面積傳染，福臨便把玄燁送出皇宮。誰知，玄燁因為天花死在宮外，洪承疇和太后、照顧玄燁的宮女合謀，用倆人的私生子頂替玄燁的身份，送回宮裏給福臨做兒子。
福臨，即清朝順治皇帝。
太后，即孝莊太后。
玄燁，後來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
這個瓜的意思是，歷史上的康熙皇帝其實是洪承疇和孝莊太后的兒子，屬於漢人皇帝，愛新覺羅氏的皇位只傳了三代，隨着順治死去就斷了。
你要問我，這個瓜是不是真的，我肯定説不是啊。
我們就不説Y染色體檢測和基因譜系了，我在這方面不專業，我們就用最簡單的史料，説説這個瓜離譜到什麼程度。
眾所周知，1642年2月28日，清軍攻破松山，洪承疇被俘虜到瀋陽，3月8日，清軍佔領錦州，松錦大戰結束。同年5月，洪承疇剃髮降清。
孝莊對洪承疇以身相許，只可能發生在這三個月以內。
皇太極又沒有什麼特殊癖好，不至於在洪承疇剃髮降清以後，還讓自己的妃子去伺候洪承疇。
順治皇帝福臨是1638年3月出生的，那個時候只有5歲，如果洪承疇和孝莊真的生下一個兒子，那這個孩子和順治皇帝只有5、6歲的年齡差，幾乎就是同齡人。
1661年2月，順治皇帝因感染天花死去，年僅24歲。
這個時候讓一個將近20歲的小夥子，冒充8歲的玄燁，接順治皇帝的班，難道順治皇帝看不出來，還是滿朝文武看不出來？
這和找死有什麼區別？
那有沒有可能，孝莊對洪承疇以身相許的時候，沒有生出兒子，反而是清軍入關以後，兩人又搞到一起，生了一個和玄燁年紀相仿的兒子呢？
更沒有可能了。
清軍入關以後，洪承疇被任命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內院佐理軍務、授秘書院大學士，儘管行政級別很高，但沒有實權，是個秘書類角色，在愛新覺羅諸王和八旗勳貴面前，完全是路邊一條。
而孝莊正和多爾袞搞在一起，哪有空搭理洪承疇？
1650年12月，多爾袞暴斃，順治皇帝開始親政，並拉攏鄭親王濟爾哈朗、提拔鰲拜和蘇克薩哈、整合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清洗了多爾袞的勢力，迅速成為清朝的實權皇帝。
在政治鬥爭白熱化的時候，摸進皇宮和孝莊偷情，洪承疇有那個膽嗎？
他要是不怕死，松錦大戰以後就不會降清了。
1652年，南明的李定國出兵北伐，取得“兩蹶名王、天下震動”的戰績，清朝在殘酷現實的逼迫下，決定任命洪承疇為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總督，統帥滿漢兵馬南下作戰。
次年5月，洪承疇統兵離京，在西南地區整整度過6年光景。
如果要和孝莊生兒子，離京辭行，恐怕是洪承疇最後的機會，但要做成這件事，難度不亞於反清復明——
洪承疇需要借離京辭行的機會，進入慈寧宮，然後支開太監和宮女，拖着61歲的老邁身體，和41歲的孝莊熱烈相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人類的繁衍行為，並在太監和宮女發現之前，整理儀容儀表、調整呼吸，當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而在這個過程中，還得具備洪承疇的蝌蚪有活力、孝莊正值排卵期、一發擊中等客觀條件。
説實話，這種高難度動作，年輕小夥都不一定能做到，更何況洪承疇一個花甲老漢？
綜上所述，洪承疇和孝莊根本沒有機會生兒子，愛新覺羅·玄燁就是愛新覺羅·福臨的兒子，康熙皇帝就是順治皇帝的正統接班人。
2
以上是吃瓜娛樂，接下來我們説正事。
清朝和其他王朝有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網友們説起漢唐明三朝，都是褒大於貶，哪怕是二世而亡的秦朝，網友們都認同它橫掃六合的武功，軟弱可欺的宋朝，網友們也能找到民生富庶、政治開明、文化先進等閃光點。
唯獨清朝，儘管它建立起最廣袤的版圖，擁有二百年的和平光景，但網友們就是對清朝沒有任何好感。
凡是涉及清朝的東西，一概用貶損的態度對待。
如果實在找不到貶損的點，那就想盡一切辦法解構它，消解清朝歷史的正統性，將清朝歷史娛樂化、庸俗化、虛無化。
最近的康熙和洪承疇事件，其實就是這種態度的集中體現。
清朝歷史之所以被網友們特別關照，肯定和清朝入關初期的屠城行動、中期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晚期和外國列強簽署不平等條約有關係。
但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網友們特別關照清朝歷史，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關注現實問題——
我們審視中國歷史，到底是用1644史觀，還是1840史觀？
3
1644史觀的起源是反清復明。
自從明朝滅亡以後，以李定國、鄭成功、夔東十三家為代表的一批明朝故人，面對清軍屠城、圈地斂財等暴行，逐漸放棄階級鬥爭，轉而以“反清復明”為旗號，進行了長達二十餘年的種族鬥爭。
反清復明失敗以後，這股思潮轉入地下，深刻影響了天地會、洪門、哥老會、白蓮教的發展，並在乾隆末年再舉義旗，搞出縱橫數省的白蓮教起義，咸豐初年出現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
到了20世紀初，中山先生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指揮革命者一次次的武裝起義，最終在1911年底起義成功，推翻清朝。
可以説，反清復明思潮，貫穿清朝首尾。
此後，這股思潮又被我黨繼承。
1944年3月，郭沫若寫出《甲申三百年祭》，雖然這篇文章是反思李自成起義的，但仍然表明了革命者對清朝的態度。
開篇時，郭沫若寫道：
“要就中國來説吧，就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
結尾處，郭沫若又寫道：
“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
“三百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早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説，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説是兩位種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教員的讚賞，次月就在延安的《解放日報》全文轉載。
1944年6月，《甲申三百年祭》成為我黨的整風文件，在全黨黨員和各大解放區引起強烈的反響。
不難發現，1644史觀中的清朝，其定位從始至終都是侵略者、劊子手、阻礙民族進步的罪人，應該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用1644史觀看待清朝歷史，那麼中國近代百年的衰落和屈辱，就是清朝統治中國造成的，而不是中國文明不行、中國人不行、漢族不行。
一旦確立了1644史觀，中國在推翻清朝以後，便可以甩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以非常陽光積極的姿態勇往直前。
一言以蔽之，清朝為中國的近代屈辱背鍋，其他所有人獲得解放。
相反，1840史觀正式出現的時間就比較晚，距今也不過40餘年。
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取代階級鬥爭成為社會主流思潮，於是階級鬥爭逐漸瓦解、階級敍事逐漸退潮。
凡事皆有利弊。
這種變化的好處是經濟蓬勃發展，物質生活日漸豐滿，人民終於過上了好日子，但代價就是階級敍事退潮以後，意識形態出現真空，無法找到一個共識，重新構建中華民族統一戰線。
在這樣的背景下，1840史觀出現了。
1840史觀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一句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做為依據，將中英鴉片戰爭劃為中國近代史、中國古代史的分界線。
此前的清朝屬於中國古代史，它接替明朝的法統，成為統一中國的正統王朝，它經過勵精圖治，締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漫長的康乾盛世，它雖然有文字獄和閉關鎖國等問題，但也有人口增長、土地開發、改土歸流、實控邊疆等偉大功績。
此後的清朝屬於中國近代史，因為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阻礙了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造成中國近代百年的恥辱。
1840史觀中的清朝，不再是侵略者、劊子手、民族罪人，而是各民族各階級共同組成的多元王朝，我們應該推翻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但不能否定整個清朝。
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個歷史結論便順理成章的浮出水面——
中國近代百年的衰落和屈辱，不僅僅是清朝政府不行，同時也是中國文明不行、中國人不行、漢族和其他民族都不行，中國近代百年的屈辱，由所有人共同承擔責任。
如此一來，通過重新構建清朝歷史，中國能夠以1840年以前的清朝為歷史錨點，重新構建中華民族統一戰線，但中國和各民族都要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繼續為清朝的錯誤買單。
如果説1644史觀是通過“解放”各民族來實現眾生平等，那麼1840史觀就是通過給各民族“均貧富”來實現眾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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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的説，無論1644史觀還是1840史觀，都有它的道理。
1644年清朝入關的時候，是不是侵略者？
毫無疑問，是的。
1840年以前，清朝不是多元王朝？
是的。
滿族的愛新覺羅氏做皇帝、蒙古親王拱衞北疆、遍地札薩克駐守西陲、達賴和班禪時常進京朝拜、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通過科舉入仕，怎麼就不是多元王朝呢？
從理論層面來看，無論用哪種史觀構建清朝歷史，其實大家都能接受。
都是幾百年前的事了，那麼較真做什麼？
但到了現實層面，1840史觀就有個無法閉環的矛盾，即大部分普通人都是清朝的底層人口，不僅享受不到清朝的紅利，還要受到清朝政府和外國列強的雙重壓迫，那為什麼要為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承擔責任？
享受沒我、背鍋有我，明顯的責權不對等麼。
在這個矛盾之後，另外一系列現實矛盾被延伸出來——
大部分勤勞苦幹的普通人，創造了天量的物質財富，為什麼要承擔內卷、低福利等經濟發展的後遺症，貢獻沒那麼大的少部分人，卻可以享受加分、安排工作等福利？
中國人通過七十年的努力奮鬥，才享受到現在的日子，為什麼沒有任何貢獻的非洲黑人，來了就能享受同代待遇？
………
這些都是責權不對等的現實問題。
相較而言，雖然1644史觀會割裂中國歷史，強化“元清非中國論”的錯誤認識，但起碼講究個責權對等，沒有享受到清朝的權利，就不用為清朝承擔責任。
進一步延伸的話，1644史觀運用到當代社會，還能推導出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結論。
5
1644史觀和1840史觀的涉及範圍很廣，一篇短文根本寫不完，今天只用一個角度來討論，其他的以後有機會再説。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説，清朝到底怎麼樣，他們根本沒有興趣，他們關於清朝的爭論，焦點並不在清朝本身，而在於現實。
一概貶損清朝的人，堅持的是1644史觀，目的是為現實的自己爭取利益，極力美化清朝前中期的人，堅持的是1840史觀，目的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清朝歷史的爭論，從某種程度來説，就是階級和利益的爭論。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捂蓋子或者和稀泥都是沒有用的，糾結康熙是不是洪承疇和孝莊的兒子更沒有意義，關鍵是能不能實現合理的利益分配。
如果可以，清朝的爭論立刻停息。
如果不行，關於清朝的爭論恐怕會無休無止的進行下去，甚至可能從歷史層面延申到其他社會層面，直至爭出勝負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