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的詛咒 - 聊聊中國的歷史週期律_風聞

　　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誕生在中國，而是誕生在了西歐？為什麼歐洲黑暗的中世紀卻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為什麼同時的中國歷史，卻陷入了無止境的王朝盛衰循環的歷史週期律，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歷史學家給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

　　今天我講一個獨特的觀點：中世紀西歐在土地產權制度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反而使西歐擺脱了歷史週期律，誕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漢朝之後的中國是官僚集權制，政治身份和財產產權是分割的，財產（土地）產權清晰，土地所有權是可交易的。財產繼承製度也是更公平的諸子均分制。

　　工業革命前的西歐和日本是封建制，財產（土地）產權和政治身份是綁定的，產權是模糊的不可交易的，繼承製度是不公平的長子繼承製。

　　如果我們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尺子衡量，毫無疑問，中國的制度，更接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更接近市場經濟。然而，中國看似先進的，更自由更市場化的制度，卻讓中國陷入了盛衰循環的歷史週期律。

　　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叫生產要素，指進行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時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互聯網時代，有人認為，數據也是一種生產要素。農業中，土地和勞動力是主要的生產要素，工業革命前，農業資本和技術的投入相對較少。

　　所謂中國歷史週期律，本質上就是土地和勞動力這兩種生產要素之間的變化。

　　在中國，王朝初期，人少地多，存在大量待開墾的荒地，政權也鼓勵開墾，鼓勵生育。土地和勞動力這兩種生產要素同步增長。這個階段，土地價格（地租）低，勞動力價格高，人均產出持續增長。這個階段，生孩子的邊際收益很大。孩子多，意味着勞動力多，可以開墾更多的土地，擴大家庭的資產。

　　到了所謂的“盛世”階段，人口快速膨脹，能開墾的荒地也都開墾了。人多地少。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的供給仍然在增長，土地卻無法增長了。這個階段，雖然土地總量無法增長，但靠增加勞動力投入精耕細作，畝產也可以增長，總產出也能增加。但是，人均產出卻開始下滑。這個階段，土地稀缺，勞動力過剩，土地價格高，勞動力價格低。生孩子的邊際收益極速下降。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是，完全競爭市場價格的長期均衡點等於企業的成本，利潤為零。勞動力市場也一樣，當勞動力供給過剩時，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等於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之前一篇文章《虛弱的帝國》，比較了官僚集權制下的明清和封建制下的德川幕府的財政汲取能力，裏面有這樣一段話：**土地稀缺，勞動力過剩時，勞動力（佃農）是沒有利潤的，勞動力能拿到的價格，等於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換句話説，就是農民維持活着的成本。**這時，王朝的人口達到頂峯，而人均產出卻不如王朝初期，進入所謂的“飢餓的盛世”階段。

　　“盛世”階段，勞動力供給大量剩餘，如果農民沒有土地，那麼，能拿到的勞動回報，就是能讓他一家人最低程度活下去的產出，剩餘的都會被土地所有者拿走，區別的只是，這部分剩餘價值，是政府以税的形式拿走，還是地主以租的形式拿走。

　　盛世人均產出下降，勞動力的利潤趨近於零。無地農民在生存線掙扎。一旦出現災害，無地農民就活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造反。隨後出現戰亂，人口下降，土地拋荒，進入新的一輪歷史週期。

　　這個歷史週期律，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因為產能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很類似。經濟危機損失的是金錢，歷史週期律損失的是人口。

　　相比之下，西歐和日本沒有這樣的週期性循環。為什麼？

　　西歐/日本中世紀封建制度下，君主將土地分封給不同的封臣（vassal）以獲得其軍事協助，封臣還可以將土地繼續分封，形成一種等級化的土地產權關係，莊園（manor)則是最底層和最基礎的經濟單位。比如，英國普通法規定，所有的土地均源於領主的分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王是名義上的所有者，領主從國王處領得土地後，可將土地向下分封，轉移相應的權利義務，經過層層分封的土地凝聚了多重權利與義務。

　　**封建制土地產權來自身份的授受，身份與財產合為一體，財產繼承與身份繼承相互綁定，不可分離。**對於莊園內部成員而言，無論是莊園主還是佃農，其擁有的權利是等級社會中的成員基於身份的權利，是身份性產權。

　　莊園主對莊園財產的權利，與其作為領主封臣的身份綁定。未經上一級領主的同意，莊園主或佃農不得自行將土地轉讓他人。分封制下的土地產權不可交易，無法分割，無法自由處置，受到與身份相對應的法律和相關財產文件的限制。莊園主階層中的繼承，不僅針對財產，還包括身份和財產之外的相關權利，三者不可分割。

　　由於西歐的產權是身份制的產權，而身份只有一個無法分割。所以封建制下的繼承製度，是長子繼承製。長子繼承身份和產權，其他孩子基本上分不到土地。

　　莊園中佃農的權利同樣基於其身份。封建制度下的佃農或農奴，儘管形態多樣，但都代表着特定的社會身份，他們對莊園主所承擔的義務往往超出其擁有的土地經營權。他們享有的權利，包括使用公地、得到領主保護、養老等，也超出了一般租佃權的範疇。佃農擁有和繼承的對象是基於身份而非財產本身的權利。對於佃農而言，家產的承繼同樣意味着身份的代際傳承，只有擁有莊園成員的身份，才擁有相應的土地權利。這就意味着家產不可轉讓與析分，佃農往往只能選擇特定後代繼承家產，在預期壽命不到40歲的中世紀西歐，由長子繼承無疑是更合適的選擇。

　　均分繼承製度下的中國，在土地富裕時，人口增長速度遠遠高於長子繼承製下的歐洲。假設養活一個家庭需要十畝地才能温飽。當一個家庭有二百畝地，可以生五個孩子，每個孩子分四十畝，仍然有富裕，可以再生四五個孩子。一個家庭兩代人就可以變成二十個家庭，每個家庭都掙扎在温飽線。一旦出現天災，就會變成失地農民。土地均分，每個孩子都有土地，但也會一輩子綁死在土地上。

　　長子繼承製度下，土地不會分割均分，土地富裕時，人口增長也不會很快。只有繼承產權的長子有能力養活大家庭，其他孩子都分不到土地產權，也無法開枝散葉。一個富裕家庭的除長子外的其他孩子，也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因為分不到土地產權，也沒能力多生孩子，發展出一個新的家族。這些孩子就只能從事商業、手工業和其他職業，反而促進了西歐的資本主義萌芽。

　　同時，土地和身份綁定，不可分割，交易不自由，無法買地。這也讓歐洲人有更大動力去積累土地之外的，可分割可自由交易的工商業資產。

　　中國土地可以自由交易，中國富人，攢了錢就買地，不斷擴大佔有的土地面積，最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歐洲封建制，土地和身份綁定，有錢也沒法買地，攢了錢，只能用來幹別的，投資手工業和商業，然後誕生了工業革命。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尊重私有地權，土地產權清晰可以自由交易的傳統中國，工商業發展不起來。身份和土地產權綁定，交易不自由的歐洲，卻誕生了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