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俊：暴力是殖民主義的底色——以20世紀初德屬西南非洲種族滅絕為中心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殖民暴行旨在滿足殖民主義對資源掠奪的本質需求，及種族主義對“劣等種族”的壓迫，根本不是所謂“偶然性”、“防禦性”行為。德屬西南非洲的慘痛經歷充分證明，將殖民暴行説成“必要之惡”的詭辯邏輯毫無道理。

美國右翼學者布魯斯·季禮在《為殖民主義辯護》一文中，通過重構歷史情境為殖民主義建構法理基礎。在殖民暴力議題上，他刻意放大所謂“自衞情境”，意在強調殖民者的暴力行為系由被殖民者的“過度威脅”觸發，具有“偶然性”。於是，殖民體系下系統性的暴力鎮壓被美化為防禦機制，結構性壓迫被歸咎於受壓迫者的應激抗爭。然而，季禮的論調與殖民統治固有的暴力擴張、資源掠奪及文化控制等特徵存在根本性矛盾，實為粉飾殖民系統性暴力本質的話語偽裝。在德屬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種族滅絕鐵證如山的歷史真相面前，這種歪曲殖民暴力因果關係、消解殖民暴力必然性的企圖，顯得尤為荒誕。

德國為殖民發佈滅絕令

1884年，西南非洲升起德國國旗，開始了被殖民壓迫的悲慘命運。此地臨近南非，熱帶疾病較少流行，被認為適宜歐洲人居住，因此德國有意將西南非洲建成一個能吸納大量白人移民的“新德國”。為實現這一目標，德國殖民者對原住民進行瘋狂迫害和掠奪，赫雷羅人（Herero）與納馬人（Nama）首當其衝。赫雷羅人是當地最大的遊牧族羣，人口高達8萬；納馬人約有2萬，同樣以畜牧業為生。殖民當局推行分而治之的統治模式，他們利用兩族羣在牧區的固有矛盾，持續煽動對立情緒，導致原住民羣體更加分裂，難以形成反抗合力。隨着殖民統治的穩固與深化，德國加快掠奪原住民的土地和其他資源，軍事暴力的作用愈發重要。殖民主義學者卡爾·多夫“對原住民寬容就是對白人殘忍”的思想成為殖民者的共識。1896—1897年，當地爆發牛瘟，赫雷羅人損失90%的牛，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被迫將更多土地轉讓給白人，還欠下鉅額債務，雙方矛盾迅速升級。歐洲債主僱用德國士兵，暴力奪取赫雷羅人僅剩的牲畜和財物抵債，使其傾家蕩產、一無所有。絕望的赫雷羅人決心通過武力破除殖民枷鎖，並於1904年1月採取行動擊殺123名德國定居者，收回大部分領地。

為扭轉失控的局勢，1904年6月，在德屬東非（包括今坦桑尼亞、盧旺達和布隆迪等國）鎮壓過當地原住民、在中國鎮壓過義和團運動的洛塔爾·馮·特羅塔中將就任軍事指揮，帶領大批侵略軍抵達西南非洲。特羅塔思想極端、殘酷無情，堅信殖民地內原住民的滅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正如他自己所説，其政策是“以極其殘忍的，甚至是恐怖主義的手段，武力摧毀反抗的部落，即便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1904年6—8月，特羅塔的殖民部隊於瓦特貝格戰役和隨後的小規模衝突中戰勝赫雷羅人，後者傷亡慘重，潰不成軍，無法再進行有組織的抵抗。1904年10月2日，特羅塔悍然發佈臭名昭著的滅絕令。它是殖民地的官方軍事指南，明確規定敵方的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皆在應擊殺之列。很顯然，滅絕令是完全消滅赫雷羅人的最後通牒。自此，德國殖民者對赫雷羅人的種族滅絕更加系統化。德國士兵根據滅絕令，以各種方式殺害目之所及的赫雷羅人，還將大批赫雷羅人驅入沙漠，任其死於脱水和飢餓。德國一份軍事雜誌在慶祝“勝利”時，得意揚揚地談道：“敵人就像受傷的野獸，從一個水源地被追趕到另一個水源地，但最終仍將面對生存環境的危機。乾旱的奧馬赫克沙漠將完成軍隊已經開始的工作：滅亡赫雷羅人。”滅絕令執行期間，數萬赫雷羅人在絕望中失去生命。另一個原住民族羣納馬人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在滅絕令頒佈次日，同樣舉起反抗大旗。特羅塔迅速將滅絕令擴大到納馬人，這個族羣也遭遇滅頂之災。

柏林政府和軍方高層總體上支持特羅塔的滅絕令，贊同其“消滅整個族羣的計劃”，正如德軍總參謀長馮·施利芬所言，“種族戰爭一旦開始，只能以一方被消滅或徹底奴役為終結”。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對滅絕行動負有重大責任，士兵普遍認為，滅絕令實際上由德皇本人授意。1905年，南非《開普阿格斯報》的一篇文章寫道，德國士兵為自己的殘暴行為辯解時，往往會説是“皇帝陛下命令我們這麼做的”。特羅塔回國後多次被授予國家級榮譽，以表彰他在西南非洲的“豐功偉績”，參與1904年滅絕暴行的各級人士也獲得相應獎勵，説明德國政府充分認可以該方式鎮壓殖民地反抗。雖然德國政府最終迫於國內外壓力，於1904年12月取消滅絕令，但不意味着種族滅絕就此結束，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將面對更加悲慘的集中營奴役。

以集中營和強制勞動延續殖民暴力

取消滅絕令後，德國為防止原住民再次反抗，借鑑第二次英布戰爭期間（1899—1902年）英國啓用的集中營制度。1900年，英國軍事指揮官基奇納勳爵下令建立集中營，關押數千名為布爾軍隊提供後勤支持的布爾人和非洲人。1904年12月，德國總理馮·布洛要求在西南非洲建立類似的集中營，將逃散的赫雷羅人與納馬人囚禁起來。特羅塔遵照此命令，在西南非洲發佈一份備忘錄，詳細闡述集中營的構建方案，並吩咐殖民官員立即着手建造。集中營適用於所有在殖民地被抓獲的赫雷羅人和納馬人，不考慮其性別、年齡或是否參戰。大批潰散的赫雷羅人被擒獲，還有部分人員受到德國傳教士誘騙，主動走出沙漠和叢林投降，卻通通被送往集中營。至1905年底，各處集中營關押的赫雷羅人已達13216人，此後陸續有少量收押。對納馬人的抓捕活動持續更久。作為一項額外的控制措施，特羅塔要求赫雷羅囚犯佩戴刻有“GH”（Gefangene Herero，意為“被囚禁的赫雷羅人”）字樣的金屬銘牌，以便識別，防止其逃跑和反抗。集中營的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原住民被關押後遭遇暴力、飢餓和疾病摧殘，非正常死亡司空見慣。集中營的管理者放之任之，因為他們遵循“適者生存”的“鐵律”，“為陛下尋找最強壯的人”。

對德國來説，集中營既是“懲罰”原住民的場所，也可從中批量獲取勞動力，緩解勞工短缺問題。集中營的設置採取戰略性佈局，根據不同區域的勞動力需求進行規劃，旨在滿足軍事與行政機構、商業集團及普通定居者等多元主體的差異化需求。許多規模較小的集中營與私人企業有關，一家名為沃爾曼的公司就有為其服務的集中營。另一些則與政府項目有關，如港口建設和鐵路建設，或者為軍隊後勤提供保障。原住民被安排到不同行業，涵蓋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如1905年初進入集中營的赫雷羅人，從事呂德里茨港口的擴建工作，後續工作則被指派給1906年9月遭抓獲的一批納馬人。修建鐵路是勞工的重要任務，也是他們的噩夢，工作強度大且危險，勞工命如草芥。修建奧塔維鐵路時，2000名勞工中600多人死亡；修建斯瓦科普蒙德鐵路時，勞工死亡率超過60%。總之，根據當時德國的官方數據，直到集中營關閉，其關押的15000多名赫雷羅人和2200多名納馬人中，約有7700人死亡，死亡率高達45%。從這個意義上説，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在集中營的遭遇體現了德國種族滅絕政策的延續。

1908年，經過種族滅絕的殘酷“洗禮”，赫雷羅人人口僅剩20%，納馬人也有一半死於非命。原住民社會被徹底摧毀，倖存者喪失土地、財產和社會組織根基，陷入赤貧狀態，被迫依附白人統治者。即使一個多世紀後，種族滅絕的後續影響依然深遠。從人口結構上看，原本赫雷羅人為西南非洲最大的族羣之一，但如今是納米比亞的少數族羣，人數不足20萬。從土地佔有率上看，納米比亞獨立後，全國約44%的可用土地作為私產，仍掌握在占人口比例極少的白人手中。從社會心理上看，赫雷羅人與納馬人受盡殘害與屈辱，喪失了傳統家園和文化自信，心理創傷難以癒合。

1948年，聯合國出台《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確定了種族滅絕概念的適用標準和範圍。根據該公約，德國在西南非洲屠殺原住民的暴力活動明顯符合種族滅絕的指徵：公然散播種族主義仇恨意識形態、深刻的結構性對立、可識別的受害者與施害者羣體。因此，1985年聯合國關於種族滅絕的《惠特克報告》溯及於此，將該事件定義為20世紀非洲最早的種族滅絕。然而，德國政府一直推諉否認，直到2015年，在赫雷羅人等原住民堅持不懈的抗爭下，才正式承認其殖民西南非洲時的暴行構成種族滅絕。

建構種族主義話語

縱觀近代西方殖民史，正如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庫珀所言，“暴力是殖民主義最顯著的特徵”，德屬西南非洲種族滅絕是這種暴力的生動寫照。同樣是德國，它在德屬東非的殖民統治引發“馬及馬及起義”（1905—1907年），兩年時間裏，殖民者實行堅壁清野製造饑荒等殘酷舉措，導致25萬—30萬當地人死亡。在比屬剛果，1885—1920年，殖民者在瘋狂掠奪象牙和橡膠的過程中，至少有1000萬非洲人被殺害或折磨致死。19世紀末，英屬南非公司在馬紹納蘭（屬今津巴布韋）等地大肆掠奪，紹納人（Shona）和恩德貝萊人（Ndebele）奮起反抗，被殺害數千人。1906年，由於不堪英國殖民者的壓迫和剝削，南非祖魯人（Zulu）發動班巴塔起義，近4000名反抗者在英軍的鎮壓下死亡。1935—1939年，意大利發動對埃塞俄比亞的殖民征服戰爭，導致約25萬名埃塞俄比亞人喪命。時任意大利殖民部部長亞歷山德羅·萊索納甚至叫囂建立一個“沒有埃塞俄比亞人的埃塞俄比亞”。

西方列強在全球擴張建立殖民地伊始，就預示着源源不斷的暴力，因為暴力是殖民征服和掠奪的手段，是維護殖民統治與霸權的基礎。殖民史家本傑明·馬德利比較了英國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塔斯馬尼亞人（Tasmanian，1803—1847年）、美國對北美原住民尤基人（Yuki，1851—1910年）以及德國對赫雷羅人與納馬人的三次種族滅絕，總結出殖民主義暴力的普遍模式：從殖民入侵開始，之後由於掠奪和壓迫激起武裝反抗，再以原住民被屠殺、強制遷入保留地或集中營告終。

殖民暴力還催生出所謂“科學種族主義”，其大致內容是：塑造優等的“自我”，構建劣等的“他者”，樹立強者為尊的自然法則，強調對弱者“天賜”的殖民使命和教化義務。為佐證其論調，德國殖民者將17枚納馬人頭顱運回本土研究。科學家與醫生對這些頭顱展開細緻檢測，試圖尋找納馬人比白人“更原始”的種族證據。他們檢視顱骨每一處肌理，拍攝照片、製作石膏模型，系統比對其與白人的差異，並以“納馬人無雙下巴”、“臉頰發育不良”等面部特徵作為“依據”，判定西南非洲原住民具有“原始性”和“低等性”。這種對人羣間生物差異的刻意扭曲，為殖民從屬關係披上“合理”外衣。“科學種族主義”影響極其惡劣，殖民國家不僅以此推進殖民擴張，還據此為其種族滅絕行徑辯解。如1906年一位德國上尉放言：“上帝將自然法則規定為只有世界上的強者才有權利繼續生存，弱者將因強者而滅亡。”按照出身法國海外行省的學者弗朗茲·法農的説法，種族主義賦予殖民者“殺戮的權力”。

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法國等老牌殖民帝國的擴張進程，無不伴隨着血腥暴力。德國作為後起殖民國家，在種族主義思想的催化下，殖民暴力變本加厲。殖民暴行旨在滿足殖民主義對資源掠奪的本質需求，及種族主義對“劣等種族”的壓迫，根本不是所謂“偶然性”、“防禦性”行為。德屬西南非洲的慘痛經歷充分證明，將殖民暴行説成“必要之惡”的詭辯邏輯毫無道理。德屬西南非洲種族滅絕的歷史案例深刻揭示：任何試圖掩飾與美化殖民暴力的敍事，都是對殖民統治殘酷本質的遮蔽，唯有直面殖民暴力的歷史真相，方能穿透意識形態迷霧，揭露殖民主義的本真面目。

作者單位：麗水學院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