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 “我們苦等中國崩潰三十年，結果崩潰的是西方敍事”_風聞

郭怡廣 (Kaiser Kuo)

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特聘教授

​王致虛(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隨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飛速發展，西方社會針對中國逐漸形成了兩個自相矛盾的論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方面鼓吹“中國崩潰論”，唱衰中國、蔑視中國已經取得的發展成就；另一方面，他們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將中國視為一個可能顛覆西方秩序和文明的強大對手。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分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中國能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又無法忽視中國業已取得的成就。

本文一針見血的指出，西方目前的矛盾心態實際上是一種防禦性心理，即通過否認現實來保護自己的認知。作者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只是權力格局的變化，而是一場對西方思想根基的挑戰。這迫使自由主義世界面對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現代化不再等同於西方化。

作者指出，中國在脱貧、教育普及和新能源發展上的成就已經無法被傳統的“追趕”敍事解釋。中國不僅完成了現代化，而且正在塑造現代性的未來形式。這種轉變引發了西方的“認知危機”：昔日被視為普世的自由民主模式不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美國引以為傲的制度和理念只是眾多通往繁榮道路的其中之一。在這種情況下，西方長期固守的認知與世界的真相發生了脱節。西方必須在痛苦的思想轉變或自欺欺人之間做出選擇。

文章進一步指出，中國經驗的意義在於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邏輯，它不再以“理論的優雅”為重心，而是強調應對現實挑戰的國家治理能力，既要實現繁榮與穩定，也要具備大規模建設、壓力下創新、抵禦外部壓力的韌性，以及能源轉型下資源調度的能力。

最後，作者呼籲西方世界放棄以“中國何時失敗”為前提的敍事，轉而培養面對多元現代性的思想彈性。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須直面現實，只有如此面對變化的世界所帶來的挑戰。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原載英文通訊平台The ideas letter，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 · 國際觀察

2025年第50期  總第250期

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

世界正經歷劇變，彷彿歷史本身正在改變節奏。現代文明的地標正逐漸模糊、消逝，我們曾經推崇的進步主義文化與“以實力追求和平”的理念，如今已無法回應現實。我們所經歷的，日益不像一場權力格局的暫時重組，也不像國家間短暫的重新定位。我們感受到更深層、更持久的變化：一場我們才剛開始辨識其輪廓的轉型。歷史不再僅僅從我們身後徐徐展開，而是如疾風驟雨般向我們撲來，迫在眉睫且無法忽視。

在七月，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在回顧他最近對中國的深入研究時，對我直言道：“中國不僅是個分析對象。”他説：“它更是理解現代性最關鍵的鑰匙。”圖茲稱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組織化程度最高、且未來也難以企及的現代化實驗場”。在這裏，西方工業史看起來彷彿僅僅是某種更宏大進程的序章。

他的洞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的發展難以被接受的核心。我們目睹的不僅是另一強國的崛起，更是對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認知——關於發展模式、政治體制乃至文明成就本身——的根本性挑戰。我們尚未鼓起足夠的勇氣在思想上直面這一現實。

這場清算牽動全人類，但對發達世界而言尤為沉重，且對美國而言最為劇烈——因為在那裏，“美國例外論”與等級秩序的假設最為赤裸，中國的成就也最被激烈地否認。將中國描述為“崛起中”或“追趕中”的陳舊框架已然失效。如今中國正在重塑發展軌跡，在經濟、科技和制度層面設定新節奏。對美國人而言，更深層的心理衝擊在於：他們終於意識到現代性已非他們獨創、僅被他人繼承的產物。這個敍事已然過時。

西方話語中常見的否認、轉移和過度焦慮式反應，正是這種認知錯位的症狀。然而，不願承認這種轉變的態度，並不限於政府、媒體敍事或專家共識，更蔓延至那些長期研究這些議題的人羣。我曾與眾人無異——對重大論斷持保留態度，反覆斟酌各種可能性，即便證據早已指向這個方向，仍固守“安全地帶”。每當要承認中國的成就時，總要加上一個“但是”，下意識地列舉其·代價與缺陷，在變革規模昭然若揭之際卻又退縮不前。

如今我深信，更大的風險在於言之過少。

本文無意重述關於中國的陳詞濫調——政治多元化與獨立媒體受限、國家安全權力擴張與預防性拘留、宗教及民族表達受壓制、以及域外施壓行為——並非因這些問題無關緊要，而是本文立意不同。我們早已學會背誦這份清單，以此規避真實比較可能揭示的真相。本文旨在以思想上的誠實直面中國成就，迫使我們重新審視現代性、國家治理能力、政治合法性形態以及自身的自滿心態。承認代價與嚴肅看待中國的成就可以並存。本文要求我們正視既成的事實，並以此為鏡審視自身。

我要明確指出：這場清算並非投降。它並非主張放棄自由主義價值觀、宣揚威權體制的優越性，或盲目效仿中國治理模式。相反，它呼籲進行真正自信所必需的坦誠、冷靜的評估——勇於直面挑戰，即便他人的成功會動搖我們的既有認知，也要從中汲取經驗，並通過清醒認識自身制度缺陷來強化治理體系的決心，而非對失敗的防禦性否認。自由民主的確正經歷着深刻危機，但這場危機未必是致命的。關鍵在於：我們是以歷來促成民主復興的嚴格自省來回應，還是再次退回那些讓我們對自身弱點與競爭者優勢視而不見的安慰性神話之中。

**▍**我們難以理解的規模成就

若要坦誠相待，我們必須在人類的尺度上審視中國取得的成就。數據本身令人震驚，但僅憑數字難以傳達其意義。據世界銀行統計，自上個實際80年代初以來，中國使近8億人擺脱極端貧困，佔同期全球減貧總量的約四分之三。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60年的33歲躍升至2023年的78歲；而2023年美國出生時預期壽命為78.4歲。近十年來，中國幾乎家家户户都通上了電。中學入學率現已接近全面覆蓋。人均收入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改革初期的幾百美元，增長到今天的13,000多美元。

但最能體現這種規模的成就所造成的衝擊的，或許是能源領域發生的變化。中國目前佔全球太陽能和風能裝機容量總和的半數以上。全球約四分之三的可再生能源項目要麼在中國落地，要麼由中國承包商主導。儘管全球約30%的碳排放量源自中國，但中國同樣貢獻了全球碳減排技術的大部分增長。通過快速而大規模的部署，中國重塑了全球能源轉型格局，證明了可再生能源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成本上的競爭力。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些成就都不是一個失敗國家的標誌，而是一個社會在諸多方面蓬勃發展的體現。

**▍**承認的思想挑戰

中國成就的規模之大帶來了所謂“承認的思想挑戰”。即便我們這些長期關注中國、自詡能超越西方偏見的人，也難以完全消化眼前所見的現實。那些熟悉的框架——中等收入陷阱、威權體制脆弱性、向自由主義模式的必然趨同——雖能提供認知上的安慰，卻無法解釋事實本身。

思想史學家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鉅著《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1958-1965）中指出，中國的追求在於尋找一條既具中國文化特質，又具有客觀有效性的富強之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研究這一難題：如何實現現代化而不喪失文化認同，如何變得強大而不放棄中國的獨特性。

這段歷史或許即將結束。中國似乎已尋得這條道路。支撐其成功的體系是一種複雜的融合思想——結合了儒家思想、列寧主義、技術官僚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機制。但根據我與中國知識分子多次對話的觀察，他們如今已認識到：中國是以鮮明的中國方式獲得富強的。若列文森的框架成立，那麼我們見證的不僅是中國崛起，更是其對中國特色現代化之路的歷史命題的達成。

然而，即便在中國內部，這場從追趕現代性到實現現代性的轉變仍難以被完全接受。我接觸過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無論他們多麼愛國、多麼對國家的成就感到自豪——似乎仍未準備好直面這些成就的深層意義。中國已超越追趕階段，進而重新定義發展本身。這一觀念挑戰着幾代人形成的思維定式。對於習慣將西方視為參照系的知識分子（即便他們持批判態度）而言，意識到中國如今可能正在制定規則而非被動響應的局面，意味着根本性的思維重構，而這種重構尚未完全實現。

中國對其現代性追求的實現具有深遠影響。若中國不再是“尋找通往現代性的路徑”的國家，而是已成為現代性本身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那麼那些長期支配我們思考的提問——中國會民主化嗎、它會向西方模式趨同嗎、它的矛盾何時會爆發——或許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但如果中國已經超越其現代化追求，新的問題便需取而代之。中國知識分子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應成為何種全球性力量？一個重拾自身道路自信的文明，該如何與仍以西方制度和假設為框架的世界互動？中國領導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其實際含義仍是模糊的。更深層的疑問尤為棘手：一個從未真正融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文明，究竟會尋求在現有規則內運作，還是試圖重塑規範本身？一個通過國家主導發展實現繁榮的國家，如何分享發展模式而不損害他國主權？這些核心問題困擾着當代中國戰略家。其關乎的已不是追趕，而是負責任地引領。

西方當前面臨的挑戰同樣嚴峻，甚至更為棘手：當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概念時，它究竟應如何定義？當最成功的發展模式與自由民主的假設背道而馳時，我們該如何理解發展？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遵循顛覆西方關於“繁榮如何實現與維持”的核心信念時，世界將走向何方？

列文森的理論框架為我們理解美國當前的困境提供了視角。在他看來，一個文明的穩定依賴於“我見”（meum）與“真見”（verum）之間的和諧——即社會對世界運行規律的傳統認知與經驗事實保持一致時，文明便處於穩定狀態。當二者失去一致性時，不穩定便隨之而來。當傳統所堅信的真理不再與現實相符時，危機便發生。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正經歷了這樣的危機：知識分子們痛苦地意識到，儒家關於中國文明中心論與優越性的信念，無法解釋西方堅船利炮的現實。中國曆經近兩百年的思想動盪、政治實驗乃至暴力變革，才化解了這種張力。

如今的問題在於，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雖然不是那麼暴力卻同樣顛覆了根本性假設——是否正將美國推向類似的反思時刻。當一個原本被認為會永遠落後的大國突然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當市場經濟展現出超乎預期的適應力；當“歷史終結論”過早地慶祝其勝利時——“我見”與“真見”的鴻溝便不斷擴大。正如中國在其漫長的現代化磨難中領悟到的：抉擇在於要麼進行痛苦的思想重建，要麼日益絕望地守護舒適的幻覺。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危機與21世紀初期的美國危機固然不同，但某些歷史脈絡值得關注。19世紀60至70年代，中國洋務運動的改革者們通過提出“中體西用”理念應對文明挑戰——主張中國可吸收西方技術（用），並將其服務於保持中國的本質（體）。

如今，美國政壇正上演着驚人相似卻方向相反的戲碼。從產業政策到政府直接入股英特爾等戰略企業，美國決策者日益擁抱與中國驚人相似的手段，卻堅稱此舉是在捍衞而非背棄自由市場原則。無論拜登政府還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政府與產業間的協同合作已成為一種重大但低調的結構性轉變。儘管這未引發全國性討論，但美國無疑已踏入了它曾經輕蔑的產業政策領域。

誠然，美國長期推行着各種形式的產業政策——從修建橫貫大陸鐵路、曼哈頓計劃到太空競賽。但美國曆來堅持稱那“不是國家干預”。數十年來，美國的經濟正統觀念將國家規劃視為低效且違背美國精神的產物，並嘲諷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無論是日本通過通商產業省實現的崛起，韓國的財閥協同運作，還是中國的特色道路——皆為對自由市場信條的背離。然而隨着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的出台，以及特朗普保護主義名義下的國家驅動經濟政策的複習，美國已拋棄了這種偽裝。曾經劃分"我們"與"他們"意識形態的界線已悄然消融。正如中國改革者曾宣稱有選擇地借鑑西方方法不會損害中華文明，美國領導人如今也聲稱能採納中國式國家干預而不背離美國價值觀。歷史表明，此類選擇性借鑑的實驗往往遠不如其設計者想象的那般完美。

**▍**中國並非美國危機的肇因

正如近幾十年來中國現代史學者明智地修正了曾主導"中西方相遇"敍事的“衝擊—反應”範式——不再簡單記錄西方衝擊，而聚焦塑造中國轉型的內部因素——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同樣應當抵制將當前困境主要歸咎於中國挑釁的誘惑。自我懷疑的種子早已埋下：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潭、2008年金融危機、華盛頓的兩極分化和癱瘓、2021年1月6日國會山暴亂的恥辱場面，以及公民凝聚力的明顯衰敗。

但中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放大了這種疑慮。美國目睹對手以如此規模進行建設、教育和創新，更凸顯出自身的失靈。每一次基礎設施故障、每一次預算爭執、每次政府停擺，在中國迅猛而全面的轉型背景下都顯得格外刺目。

本應是美國自我反思的時刻，如今卻演變為更尖鋭的事實承認：另一個體系——儘管存在缺陷——卻取得了美國無法企及的成就。作為美國人，這令我深感痛苦。目睹祖國淪落至此，我毫無欣慰——這個我深愛的國家正被激烈且毒害深重的政治部落主義撕裂，我擔心它在未來這個關鍵十年中或許已難以恢復。

但直面這場危機，必須正視中國成功帶來的種種不安。正如美國資深外交官查斯·弗里曼（Chas W. Freeman）所言：“美國人如今呈現出自我懷疑、自滿與傲慢的混合怪異心態”——正是這種心態阻礙了當下所需的清醒審視。

美國難以接受的一部分現實，不可避免地涉及種族因素。若非如此，反倒令人驚訝。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國家裏，白人特權的衰退正反映着美國霸權在多極化世界中的衰落。正如白人民族主義是對國內白人特權被侵蝕的非理性反應，轉向新冷戰也是美國對其全球特權被侵蝕的非理性回應。

但種族問題只是深層原因之一。要理解中國為何讓美國如鯁在喉，必須認識到它對美國身份認同所構成的心理挑戰。幾代美國人沉浸於這樣一個國家敍事中：他們確信自己永遠會在最重要的領域保持領先——創新、科技、軍事實力、經濟活力與文化吸引力。而中國的成就正系統性地動搖着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根深蒂固且往往無意識的等級觀念仍將西方視為規範，而將其他國家視為派生。要實現真正的認知與調整，就必須直面這些條件反射般冒出的觀念。

曾經，人們堅信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然而中國展現的市場經濟同樣行之有效。人們曾堅信社交媒體必然解放威權政權下的民眾；然而阿拉伯之春黯然收場，愛德華·斯諾登重新定義了“監控”辯論，而美國本土的平台政治走向失控。人們曾認定真正創新需要政治自由；而後中國企業和實驗室在截然不同的信息生態中持續產出世界級成果。每一次顛覆都在侵蝕舊有教條，每一次意外都在加劇衝擊。

西方話語體系始終將中國的成就歸因於其體制特徵，而非其實質能力。無論騰訊、比亞迪、華為還是深圳硬件生態系統的突破性成就，常被歸因於國家指令而非設計智慧或集中製造的無與倫比速度。這種對背景的扁平化處理，助長了"中國崛起違背世界應有秩序"的認知，而非揭示世界真實的運作方式與西方認知存在差異。

**▍**氣候之鏡

氣候變化是映照這場“大清算”最鮮明的全球性問題。一個基本模式從中可見：證據積累速度遠超人們接納它的意願；敍事設計旨在安撫而非啓迪；而眾人集體拒絕修正那些與現實世界脱節的陳舊假設。

這種對照極為深刻。面對氣候危機，我們眼看着野火濃煙籠罩城市、百年一遇洪水頻發、海洋以驚人速度升温與酸化——卻依然視而不見，四處尋找推諉、轉移或卸責的藉口。在中國，基礎設施正以全國規模擴張，技術突破層出不窮，可再生能源產能成倍增長——我們卻總能找到理由將其淡化、貶低，譏諷為產能過剩，預言其即將崩潰。有人乾脆將其視為騙局。無論何種情形，我們都寧願沉溺於熟悉故事帶來的慰藉，也不願直面真實認知的刺痛。

這種對稱性更深層的體現在於：氣候變化迫使我們直麪人類掌控自然的侷限——啓蒙時代那種“人類可無後果地駕馭自然”的幻想，已顯荒謬。中國的崛起則迫使我們直面西方掌控現代性的侷限：即認為唯有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才能帶來持續繁榮與創新的強大自負。這兩者都要求我們摒棄幻想，正視真實的世界。它們揭示了我們繼承的信念是多麼脆弱，否認現實又是多麼危險。

氣候問題還揭示了另一重大轉變：21世紀政治合法性的構成基礎正在轉變。若説合法性曾主要建立在程序和形式之上——憲法、選舉、議會——如今它越來越依賴（儘管並非完全）實際成效。畢竟，還有什麼比維護地球宜居性更能體現政治體制的正當性？

在這裏，中國的“悖論”具有啓發意義。中國既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國，同時又是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其每年新增太陽能和風能裝機容量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總和。這種矛盾藴含着深刻啓示：本世紀的合法性不再源於意識形態的純粹性，而是取決於實現目標時那種“雜亂而緊迫的執行能力”。制度的價值不再由理論的優雅程度衡量，而取決於應對生存挑戰的實際效能。

對美國人而言，這種對比尤為刺痛。當他們為輸油管道和輸電線路爭論不休時，中國正在鋪設橫貫大陸的電網；當美國退出全球氣候領導地位時——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協定》，近期更在聯合國大會抨擊可再生能源——中國已成為能源轉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個曾被視為問題的國家，如今通過純粹的製造與部署能力，而非道德轉變，成為了解決方案的關鍵。

這揭示了績效合法性的另一維度：壓力下的韌性。數十年來，美國憑藉其對金融體系、技術瓶頸和全球供應鏈的掌控脅迫對手——有時甚至包括盟友。如今這種優勢已非單方面。從稀土開採到先進製造業投入，中國已證明能承受此類壓力並予以對等回應。面對技術封鎖，中國加速推進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戰略領域的自主創新，其體制展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

因此，21世紀的績效合法性涵蓋多重維度：既要創造繁榮穩定，又需具備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力、承受經濟脅迫而不屈服的韌性，以及為能源轉型等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實力。在每個維度上，美國的失能與中國的實力的對比都愈發難以忽視。

這些成就的取得，恰逢美國乃至西方眾多民主國家自身陷入危機之際。這種同步性迫使我們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政治合法性是否僅關乎程序性民主？抑或必須兼具績效、執行力、治理效能與韌性？技術官僚治理的優勢——其效率、大規模建設與製造的能力——是否可能被吸收，而不必屈從於威權政體？

答案已不再不言自明。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正是西方世界面臨的現實考驗。

**▍**覺醒的徵兆

美國政治光譜的各處正顯現出認知跡象。民主黨內最具活力的力量或許是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和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等作家發起的"豐裕運動"（編者按：abundance，豐裕運動是一種對當下自由派政治“增長建造能力缺失”的回應，它提出：不要只管分配、不要只管限制，而要讓社會有能力建更多、供給更多）。儘管他們並未將中國置於分析核心，但對國家能力、產業政策及加速建設需求的關注，清晰折射出一種逐漸覺醒的認識——即美國的發展模式已顯不足。

這種認知在技術分析師兼作家王丹的《破釜沉舟：中國打造未來的征程》中得到最充分的闡釋。對於任何認真思考中國發展軌跡的人而言，這本書堪稱2025年最引人矚目、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書籍。王丹關於技術官僚主義和工程化治理推動中國成功的論點，贏得了美國讀者的熱烈回應——他們終於願意正視那些曾被忽視或輕蔑的事實。

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右翼陣營的部分反應。儘管"MAGA"運動對中國興趣的根源令人不安——包括對其種族同質性、監控能力及威權工具的運用的欣賞——但這體現着一種勉強的承認：中國體制在產出結果的效率上，正是美國體制日益無法匹敵的。與此同時，硅谷加速主義者和科技企業家——其中許多人如今與特朗普立場一致——公開表達了所謂"中國羨慕"：他們承認中國通過國家與私營部門的協同合作實現了突破性進展，而美國因碎片化體制而未能達成。

或許最具啓示性的是，近期民調顯示美國年輕一代對華態度正在轉變。這些年輕人通過社交媒體持續接觸所謂的“中國基礎設施大片”，他們眼中的中國越來越像“未來之國”，而非“落後的過去”。這種代際變遷，或許比精英輿論更深刻地影響着美國最終如何回應中國的崛起。

過去數月間，我在北京與來自生物科技、汽車製造、可再生能源、人形機器人等各行業的專業人士交談時，屢屢聽到相似的感嘆：過去二十年——甚至僅僅五年間——席捲中國各行業的變革浪潮是難以想象的。他們稱自己從歐美學術會議歸來時，常常為一種巨大落差所震驚：中國掀起的變革浪潮，似乎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引發與其規模相稱的緊迫感。

而在中國，此刻的氛圍截然不同。在我長期逗留期間接觸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士中，存在一種幾十年前從未見過的自信。他們不再質疑中國能否後來居上。他們成長於一個技術先進、全球影響力顯著且成就斐然的國度。目睹中國在貿易戰中屹立不倒、人工智能領域突飛猛進、以大陸規模建設基礎設施，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理應躋身世界前列。

這種自信雖可能摻雜傲慢，卻遠比過去那種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更為健康。這也表明，中國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民眾，都開始思考如何從崛起中的大國轉變為已然崛起的大國——這意味着要承擔相應責任與期待，也可能引發國外的種種憂慮。

**▍**清算時刻將至

面對這一認知，我們不應陷入絕望，而是對未來高度不確定性的謙卑。正如中國顛覆了西方關於發展與治理的傳統認知，正在全球南方興起的力量，同樣會以我們難以預料的方式，重新塑造世界的預期結構。

技術創新、人口規模與政治試驗將從長期被邊緣化的領域湧現。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死守現有格局，而在於培養思想彈性——當世界變化速度超越理論認知時，我們必須具備適應能力。

當下的“大清算”或許聚焦中國，但在更宏大的歷史長河中，它所關乎的遠不止於此：它關乎一個不再圍繞熟悉的中心運轉的世界，關乎在失去傳統神話庇護後尋求穩定的迫切需求，關乎我們必須認識到——某些關於現代性的自我敍事或許過於狹隘、過於自利、過於侷限，根本無法容納我們真實生活的世界。

思考一下中國的軌跡對於全球南方國家的意義——這些國家數十年來被告知通往繁榮的道路只有一條：即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民主治理之路。中國證明了另一種模式同樣可行：國家主導發展、長期規劃、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有選擇地融入全球市場，同時保持政治自主性。無論是否認同這種模式，其成功不容否認，其影響力早已超出東亞。

這迫使我們承認：現代性本身——即定義過去幾個世紀的人類發展、技術進步與社會組織體系——已不再是西方的專屬物產。未來正以多元邏輯在世界各地被書寫，其成果難以簡單歸類。

尤其對美國人而言，這種認知意味着必須放棄"唯我獨尊"的領導權、評判權、創新和適應能力。這意味着承認他們所珍視的社會組織方式，只是促進人類繁榮的若干有效路徑之一。

然而美國仍擁有深厚的實力根基，其大學體系尤為突出——即便在政治攻勢日益加劇的當下，它們依能吸引全球人才。此外，廣泛分佈的華人僑民羣體，憑藉其創造力、流動性與跨文化能力，構成了連接不同世界的紐帶。他們並非任何單一國家的工具，而是參與全球知識共享、創新實踐與文化交流的共同體。當多元現代性逐漸顯現時，或許正是這些社羣而非政府，才真正詮釋了其真諦。

理解中國無需放棄自身價值觀或抱負，但需要我們以更開放的態度持守這些理念，以更有説服力的方式論證其價值，並通過實際行動而非空洞宣言來證明其意義。如果自由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確屬更優越的組織形式，它們應當通過成果而非言辭來證明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停止以“中國為何必然失敗”“中國何時會崩潰”之類的邏輯來理解中國。這個體系運轉良好，成效顯著。等待其崩潰並非戰略，而是逃避現實的心理機制。

這場重大清算終究關乎思想誠實：甘願直面現實而非幻想，承認任何領域的成就，並從成功中汲取經驗——即便中國的令我們不安。清算意味着拒絕否認，接納眼前證據，選擇坦誠而非自欺。

真正的清算必須由此開始：不是從政策方案或戰略框架入手，而是從一個簡單認知開始——世界已發生深刻變化，而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這些變化。應採取何種政策？我不敢妄言。唯有停止自欺欺人，政策工作方能啓動。我呼籲的清算關乎認知與心理，而非具體方案。我們必須清晰認知中國的成就，摒棄那種本能的"是的，但是"式貶低。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思考它對我們的意義。而這種“心理安慰機制”，正是我希望打破的問題本身。

世界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對西方而言，選擇並非在於抵抗或投降，而在於審慎適應或頑固否認；在於通過誠實自我審視強化制度，還是因對新現實的故意視而不見而眼睜睜看着制度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