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思維並非“強邏輯”,而是“強意象與強類比”_風聞
理论者-59分钟前
看了項立剛發的英文非常好的人邏輯思維能力被破壞了,不禁失笑
一、中文的 “形義關聯”,真不是邏輯
項立剛的核心論據是 “中文偏旁部首有邏輯”,比如 “月”(肉)字旁的字都和肉相關、“氵” 和水相關,覺得這就是中文邏輯的體現。但這其實是把 “象徵聯想” 當成了 “邏輯推導”,而前者恰恰是原始社會 “巫術思維” 的核心 ——“形似即關聯、類比即因果”,和真正的邏輯完全是兩回事。
1. 真正的邏輯是什麼?
邏輯的核心是 “普適性、可推導性、無歧義性”。比如 “A=B,B=C,則 A=C”,不管在哪個國家、用哪種語言,這個推導都成立;再比如 “所有哺乳動物都是恆温動物,貓是哺乳動物,所以貓是恆温動物”,這是嚴謹的演繹推理。
但中文的 “形義關聯” 完全不具備這種屬性 —— 它是人為約定的聯想,不是邏輯推導。
項立剛一整套論證的共同前提都是:字形 = 邏輯;圖形暗示 = 概念關係;形近 = 思維邏輯。
但這恰恰並不是邏輯思維,而恰恰是原始社會巫術式思維的核心特徵——“象形即真理、類比即因果、形似即聯繫”。
骨頭形似月亮 → 與月亮神有關
牛角形似月牙 → 牛和月神互通
即“因為A和B在形態上(長得像)或來源上有關,所以它們在現實中一定有深刻的聯繫”,正是古代的“感應巫術”或“象徵思維”。
這種思維在現代中文社會還比比皆是,例如,認為吃“腰子”就能“補腰”。這恰恰是不具備邏輯思維的體現,怎麼項立剛眼裏,反而成了邏輯的證明呢?
2. 即使按照項立剛的這個“邏輯‘標準,中文裏不符合 “不合項立剛邏輯” 的字,也是俯拾即是
中文 “六書” 裏的 “假借字”,更直接切斷了 “字形” 和 “字義” 的關聯,完全不符合其所謂的 “編碼邏輯”:
“來(lái)”:本意是 “小麥”,象形字描繪的是麥禾的樣子,卻被借去表示 “到來” 的動作。小麥和 “到來” 之間沒有任何邏輯關係,只是上古發音相近,純粹是 “借音不借義”。
“北(běi)”:本意是 “背”,象形字是兩個人背對背的樣子,所以 “敗北” 是 “背對敵人逃跑”,但後來被借去表示 “北方”。“背部” 和 “北方” 的邏輯在哪裏?完全是強行綁定。
“然(rán)”:本意是 “燃燒”,下面的 “灬” 就是 “火” 的變形,卻被借去表示 “是的、這樣”。後來為了區分,只好在左邊又加個 “火” 字旁,造出 “燃” 字專門表示燃燒 —— 這完全是 “編碼災難”,分明是詞語演進中的 “補丁”,毫無邏輯可言,
“而(ér)”:本意是 “鬍鬚”,象形字酷似鬍鬚的形態,卻被借作連詞 “並且”“但是”。“鬍鬚” 和連詞的語法功能,能推導出任何邏輯關聯嗎?
“我”:甲骨文裏是兵器的形狀,用來指代 “第一人稱”;“爾” 本意是 “華麗”,卻用來表示 “你”。這些都是純粹的發音借用,和 “象形邏輯編碼” 沒有半毛錢關係。
項立剛認為偏旁部首是完美的邏輯。但實際上,很多偏旁部首不僅沒有幫助,反而會造成誤解。這就是中文成語説的“望文生義”
“特(tè)”:“牛” 字旁 +“寺”,按 “形義邏輯” 應該和牛相關,可它的意思是 “特殊”。原來 “特” 本意是 “公牛”,後來引申出 “特殊” 的含義,這是詞義演變,不是字形邏輯 —— 你永遠沒法從 “牛 + 寺” 直接推導出 “特殊”。
“窮(qióng)”:簡體字是 “穴 + 力”,難道 “在洞穴裏使勁” 就是窮?繁體字是 “窮”,“穴 + 身 + 弓”,描繪的是 “身體蜷縮在洞穴裏” 的場景,這是詩意的想象,是文化意象,不是邏輯推導。
“的、地、得(de)”:發音幾乎一致,用法卻嚴格區分 ——“的” 修飾名詞,“地” 修飾動詞,“得” 補充結果。它們的偏旁 “白、土、彳” 和語法功能沒有任何邏輯關聯,完全是後天約定的規則,需要死記硬背,和英文裏的不規則詞本質一樣。
項立剛舉了 “葡萄酒 = 葡萄 + 酒” 的例子,説這是中文邏輯的體現,但英文裏也有 grape wine (葡萄酒), rice wine (米酒), applejack (蘋果酒)。而 wine 本身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默認就是指葡萄酒,這是一種文化約定俗成,和中文的“酒”(默認指白酒或米酒)一樣,這不叫“沒邏輯”。
而且,項立剛忽視了中文裏大量反例:
“東西(dōngxī)”:“東” 是方向,“西” 也是方向,湊在一起為啥是 “物品”?又説源於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的購物習慣,有人説和五行有關,但無論哪種説法,都沒有邏輯必然性,純粹是文化約定。
“馬虎(mǎhu)”:“馬” 是動物,“老虎” 是猛獸,為啥合起來是 “粗心”?傳説有個畫家畫虎不像虎、畫馬不像馬,別人問起就説 “畫的是馬虎”,後來這個詞就成了 “粗心” 的代名詞 —— 這是典故衍生,和邏輯推導無關。
“端倪(duān ní)”:“端” 是開頭,“倪” 是邊際,合起來是 “事情的苗頭”,但單獨看兩個字的字面,根本聯想不到這個含義;
“琢磨(zhuó mó)” 本意是 “雕刻打磨玉石”,後來引申為 “思考”,這種語義跳轉也沒有必然的邏輯關聯。
還有成語 “刻舟求劍”“守株待兔”,看似有邏輯,實則是用故事隱喻道理,你沒法從 “刻船” 直接推導出 “找劍” 的荒謬,必須先理解背後的文化典故 —— 這和英文裏的 一些俗語俚語一樣,本質都是 “文化約定”,而非邏輯推導。
二、英語的邏輯,比你想象中嚴謹得多
項立剛説 “英文毫無邏輯、隨便造詞”,其實是對英文的片面認知。英文不僅有邏輯,還形成了一套系統性的 “語義 - 形態” 規則,比中文的 “形義關聯” 更具邏輯可推導性。
1. 英文的 “詞根詞綴體系”,是邏輯推導的典範
英文屬於印歐語系,雖然基礎詞彙來源複雜(日耳曼語、拉丁語、法語等),但核心的詞根詞綴體系極其嚴謹,只要掌握核心詞根,就能順着邏輯推導出一串相關詞,根本不是 “機械記憶”:以 “vis”(表示 “看”)為核心:“visible”(可見的,能被看到的)、“invisible”(不可見的,in - 表否定)、“television”(電視,tele - 表示 “遠”,遠距離看到的畫面)、“vision”(視野,看到的範圍)、“supervision”(監督,super - 表示 “在上”,在上面看着)、“revision”(修訂,re - 表示 “再”,再看一遍進行修改)—— 一串詞的語義都圍繞 “看” 展開,邏輯鏈條清晰可見。
以 “port”(表示 “搬運”)為核心:“transport”(運輸,trans - 表示 “跨越”,跨越距離搬運)、“import”(進口,im - 表示 “進入”,搬運進來)、“export”(出口,ex - 表示 “出去”,搬運出去)、“portable”(便攜的,能被搬運的)、“deport”(驅逐,de - 表示 “離開”,搬運離開)—— 每個衍生詞都能通過詞根 + 詞綴的組合邏輯推導含義。
再比如 “compute”(計算):衍生出 “computer”(計算機,-er 表示 “做某事的工具 / 人”)、“computation”(計算過程,-ion 表示 “動作 / 過程”)、“computational”(計算的,-al 表示 “形容詞後綴”)、“computable”(可計算的,-able 表示 “能…… 的”)—— 語義延伸完全遵循規則,無需單獨記憶每個詞的含義。
2. 英文的語法邏輯,是思維精準性的保障
英文的語法規則嚴謹且一致,時態、語態、從句結構等都在強制要求使用者 “精準表達邏輯關係”:
時態邏輯:一般現在時(表常態)、現在進行時(表正在發生)、現在完成時(表過去動作對現在的影響)、過去完成時(表過去的過去)—— 不同時態清晰區分 “時間維度” 的邏輯關係,比如 “I have eaten”(我吃過了)和 “I ate”(我吃了),前者強調對現在的影響(不餓了),後者僅陳述過去事實,邏輯邊界明確。
從句邏輯:定語從句修飾名詞,狀語從句説明時間、原因、條件,賓語從句作賓語 —— 通過連接詞(that、which、when、because 等)明確句子成分的邏輯關係,比如 “He told me that he would come because his friend invited him”,“that” 引導賓語從句(告訴的內容),“because” 引導原因狀語從句(來的原因),邏輯層次一目瞭然。
對比中文:中文沒有嚴格的時態變化,靠 “了、過、將” 等助詞暗示時間;從句也沒有明確的連接詞規則,常靠語義上下文推斷關係 —— 從 “精準傳遞邏輯” 的角度,英文反而更有優勢。
中文編碼效率並不高,漢字筆畫更復雜、詞界不明顯、形符語義常常誤導:“朋”“月”“胃”都帶“月”但意義與“肉”無必然聯繫,“江”“河”“湖”“海”雖帶水,但語義差別巨大;“肉”“月”旁在不同歷史時期含義多變;大量形聲字已失去“形旁指導意義”
英文的形態規則比中文邏輯性更強,
inform → information → informative → informational
compute → computer → computation → computational
act → action → actor → active → activity
這是嚴格的語義-詞綴邏輯系統。
漢語反而是:每個詞都相對獨立,不具備系統性的形態變化。
英語的優勢在於:形態規則清晰,拼寫結構穩定,語序嚴格,邏輯意羣明確,表達方式線性有序
三、人工智能,恰恰否定了項立剛的説法
主流大模型都以英語為基礎語言,這背後的核心原因就是 “英語的邏輯結構更適合人工智能處理”。1. 英語的結構優勢,讓它更易被 AI 理解詞界清晰:
英語單詞之間有空格,AI 能輕鬆區分 “每個詞”,而中文沒有空格,“我喜歡吃蘋果” 要先判斷 “喜歡” 是一個詞、“吃蘋果” 是一個詞,這就是 “分詞難題”,容易出錯。
形態規則:英語的動詞變形(eat-eats-ate-eaten)、名詞複數(apple-apples)、形容詞比較級(big-bigger-biggest)都有明確規則,AI 能通過規則推導語義,而中文沒有這些形態變化,只能靠上下文猜測。
邏輯意羣明確:英語的從句、連接詞(and、but、because、so)能清晰表達語義關係,AI 能快速抓取 “誰做了什麼、為什麼做、結果是什麼”,而中文常靠 “意合”(語義隱含),比如 “他來了,我們走”,AI 要判斷是 “因為他來,所以我們走” 還是 “他來了之後,我們走”,邏輯關係不明確。
2. 中文的 “表意優勢”,反而成了 AI 處理的難點
多義詞極多:中文一個字能有多個含義,比如 “打” 可以表示 “打人”“打電話”“打傘”“打醬油”,AI 需要結合具體場景判斷,而英語的 “hit”“call”“hold”“buy” 語義區分明確。
長距離依賴:中文長句子裏的語義關聯容易斷裂,比如 “我昨天認識了一個來自北京的、喜歡爬山的、在公司做程序員的朋友”,AI 要把 “朋友” 和 “來自北京”“喜歡爬山”“做程序員” 都關聯起來,比英語的定語從句難處理得多。
如果中文真的 “邏輯最強”,為什麼 AI 處理不優先選擇中文?
答案很簡單: AI 需要的是 “形式邏輯”“規則邏輯”,而中文是”巫術思維“的前現代語言,如果硬要找什麼優勢,也不在於 “邏輯強”,而在於 “強意象與強類比”,它能快速傳遞意象(比如 “大漠孤煙直” 一句話勾勒出畫面),易於類比,易於隱喻,易於生成敍事,適合文學創作,而非機器處理上
AI 領域的核心技術,比如大模型訓練、算法優化,本質是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的應用,和中文的 “字形邏輯” 沒有任何關係 —— 難道用中文寫代碼就能讓邏輯更強?
美國AI領域大量使用中國技術人員,這恰恰證明了美國的人才虹吸效應和教育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成功。能去美國頂尖公司做AI的中國人,本身就是中國最頂尖、最聰明、邏輯能力最強的那批人。不是“中文訓練了他們的邏輯”,而是“他們本身邏輯就好,又恰好會中文”。人工智能的奠基人,如艾倫·圖靈(英)、約翰·麥卡錫(美)、傑弗裏·辛頓(英/加),以及現代AI的領軍人物,絕大多數都是以英語為母語進行思考和研究的。如果英語“退化邏輯”,這一切科技進步根本無從談起。
邏輯思維是一種關於推理、論證、概念、判斷的元能力。它通過哲學、數學、科學和辯論來訓練。自然語言只是承載這些思維的工具。
一個人可以用中文(如“陰陽五行相生相剋”)進行非常不合邏輯的“巫術思維”;也可以用中文進行嚴謹的推演。
同樣,一個人可以用英語(如占星術)進行巫術思維;也可以用英語(如羅素、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進行世界上最嚴謹的邏輯思辨。
英語的優勢在於 邏輯清晰、規則一致、通用性強,它的詞根詞綴體系利於推導詞義,語法規則利於精準表達,結構特點利於機器處理,適合學術研究、技術溝通和國際交流。
中文的思維結構是一種“泛象徵思維”,而非邏輯思維。這類思維不是“邏輯能力”,而是“文化意象系統”的”巫術思維方式“
項立剛把這種意象系統當作“邏輯能力”,把圖案聯想當成了推理結構,這正是一種巫術式的“象似即邏輯”“形旁即理性”的前現代”巫術思維”方式
真正的邏輯思維來自:抽象化,形式化,符號化,演繹結構,命題邏輯,數理邏輯,可證明性體系
這些全部來自拼音文字體系而非漢字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