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籤落地前，這座中國縣城已有1.5萬外國人常駐_風聞

高孟然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

​呂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導讀】儘管輿論上爭議未停，但K籤已於10月1日起實施。K籤實施的背後，是已經成長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的中國如何迎接新一輪全球化、如何治理國際移民的問題。中國如何能夠建立一條不同於傳統全球化道路的，更加普惠、包容的國際移民治理路徑？

本文以義烏為樣本，通過分析義烏里的“國際商人”， 為我們思考國際移民治理，反思過去的“全球城市樣板”，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城市形態做出了相當有益的探索。義烏是一座“自下而上”實現全球化的城市，來自“全球南方”的草根商人以義烏為樞紐，通過日常的、富有彈性的商業實踐所驅動，自發編織起了連接歐亞乃至全球的貿易網絡。

面對湧入的國際商人們，通過密集、持續的政策改革，義烏逐漸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包容性治理模式，營造了友善、高效、包容的城市氛圍。從“以外管外、以外調外”的特色實踐，到設立“國際貿易服務中心等一站式平台”，義烏不僅在國際移民治理上走在了前列，還因成功的移民治理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富有商業活力的全球城市。

傳統的“全球城市”以西方大都市為藍本，以精英化、排他性、“自上而下”為特徵，其結果往往是空間士紳化與“驅逐”多樣性。義烏不僅為國際移民治理提供了樣本，還為一種“自下而上”的、更具包容性的新全球城市提供了參照。對義烏的研究引導我們通過一種草根全球化的實踐，剝開規範世界主義狹隘的西方精英色彩，並在一種對世界的多樣化想象中構建全球城市的新樣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0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全球義烏的生成

義烏是位於浙江省中部的縣級市，2005年被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評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由於市場的興起，義烏僅用30年的時間就從中國最貧窮的農業縣之一成長為富裕的商貿城市，因此被視為一個奇蹟。對義烏的大量研究聚焦於“義烏模式”何以成功，這類探討主要關注義烏精神與商業文化積澱、有為政府的推動、企業家精神的創造性、在全球的商業輻射等。然而，對義烏的研究仍有一些關鍵缺失，活躍在義烏的大量國際商人作為其參與市場全球化的主體之一，迫切需要予以關注。在筆者看來，對國際商人的“包容性治理”是義烏在21世紀獲得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理應成為“義烏模式”的一部分。筆者結合2019年9月到2020年12月間以義烏國際商人為研究對象的共計3次、時長累計1年的民族誌調查，期望從新的角度重新考察“義烏模式”。

▍“絲綢之路”的當代繼承者

義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橋頭堡，其通過周邊港口和“義新歐”鐵路成為“一帶一路”海陸通道的交會點。2020年，據義烏統計局發佈的公報，義烏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總額達到1361.4億元，其中出口1328.6億元，佔全市出口額的44.2%。義烏既非良港，又非傳統國際貿易城市，這些成就源於大量國際商人在此買貨、發貨的日常實踐。英國人類學家馬格努斯·馬斯登認為，相對於聚集在國際酒店的精英政治家對“新絲綢之路”的設計和浪漫願景，在義烏的國際商人已經成功地用富有適應性和靈活性的商業技巧將歐亞大陸上的不同地區串聯在一起，構建了一條已經事實存在的“絲綢之路”。

義烏不只是一個現代商業中心，還是多重貿易網絡的交會點。義烏政府通過積極干預引導跨國貿易的有序發展，使“義烏模式”彰顯出普惠式全球化的精神。義烏與非洲各類商貿節點的關聯帶來的這種地方性和草根性的交換模式，極大地豐富了中非關係的內容，惠及雙方人民。義烏市場的開放性為所有人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乃至在敍利亞促成了一個沒有商業傳統的新商人羣體的出現。在政府和中外商人的合力下，義烏形成了獨特的“上下聯動的全球化”模式，成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中心之一和亞洲悠久商貿線路在當代的繼承者。

義烏對國際商人的吸引力不僅來自市場，還包括飲食文化和宗教活動在內的日常生活。既有研究常將市場置於中心乃至唯一的位置，忽略了從社會和文化視角探討城市的全球化程度對市場發展起到的基礎性作用。對國際商人而言，義烏不僅是一個巨型超市，也是承載文化和情感的地點。在阿富汗人的貿易網絡中，義烏不僅是商業中心，也是情感中心。他們的人生、歷史和品味與這座城市的發展交織在一起，正如他們認為這座城市的發展也歸功於自己的存在和活動。這些穿梭商人的行動不僅有特定的社區和網絡，且在歷史上的不同時間段聯結了亞洲的不同地區，遠比新自由主義更為悠久。

新時代，義烏“買全球、賣全球”的依託已不限於人的遷移，還有數據的流動，二者互促互進，不斷豐富“全球義烏”的內涵。據官方資料，義烏約100萬户市場經營主體中電商達55.69萬户，半數從事跨境電商，主要銷往歐美和東盟地區。同時，還有8836户外資經營主體，且數量在2023年顯著增長，排名前五的來源國家（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和也門、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可以看到，義烏傳統外貿與跨境電商並行發展，二者面向的羣體、區域頗為不同，但發展優勢均是集聚210萬種高性價比商品的巨型市場。人與數據的雙重流動，使義烏在全球商貿體系中的位置更為穩固。

▍中國國際移民治理的“特區”

在義烏流行這樣一句俗語：“客人是條龍，不來就受窮。”許多義烏人還對曾經窮困的生活記憶猶新，又親眼見證從各地湧入的外地商人對本地繁榮的貢獻。1978～2008年，義烏人均GDP從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到3倍於後者，其發展的前半程得益於20世紀80年代率先開放市場，後半場則受惠於上世紀末開啓的國際化戰略。

90年代中葉，伴隨中國市場走向全面開放，義烏的先發優勢也開始受到挑戰。激烈競爭之下，走向國際成為義烏新的出路。1998年，義烏提出建設“國際商貿城”。1999年3月19日，義烏出台《關於進一步繁榮商品市場的若干政策意見》，指出今後市場發展要着重開拓國際市場。到2003年，市場的國際化策略已非常成功，當年就有5000餘名外國商人常駐義烏，60%以上的市場經營户從事外貿經營，商品出口到188個國家和地區。

歷史上，義烏極少有外國人出現。1989年，入境義烏的外籍人員僅27人次。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來到義烏的外商人數開始快速增加。2003～2010年是義烏國際貿易增速最快的時段，8年間義烏進出口總額從7.9億美元增至31.7億美元，入境義烏外國人人次更是從4.1萬人次增至42.2萬人次。伴隨外商的大量進入，義烏國際貿易幾乎從零開始迎來巨大的發展。從1998年開始，義烏經濟發展曲線的上揚明顯變得陡峭，這與國際商人的到來在時間上重合。2020年，義烏小商品市場全年的交易額達到4875.8億元，進出口總額達到3129.5億元（其中出口3006.2億元），外商出入境53萬餘人次，區內常駐外商約1.5萬人，形成了十餘個外商聚居的國際社區。

由於此前中國缺乏接待國際移民的經驗，相關的制度、法規和基礎設施很不健全，接待如此巨量的外國商人並非易事，尤其對於義烏這樣一個缺乏開放經驗的內陸小城而言。J社區的一位警官告訴筆者：“10年前街道上只有6個老外，當時（街道）主任跟我抱怨説這6個老外煩都煩死了，想趕走又不能趕走。有外國人在自己的轄區內，就會多出很多工作，當時也不知道怎麼去管理他們。”如今這個“想把老外趕走”的街道有1000多名外商長期居住，是義烏主要的外國人聚居區之一，服務外商已成為其社區治理的突出特色，廣受關注。J社區的故事是義烏國際移民接待發展歷程的縮影，同發起市場的歷程相似，政府以果斷的制度創新應對國家政策與飛快變化的基層現實之間的裂隙。

頻繁成為政策試點為義烏走向全球打通了道路。近年來，義烏先後承接了20項“國字號”改革試點和28項省級改革試點。在反覆試點的過程中，義烏政府的治理權限極大擴張，為其接待外國商人的一系列成功探索提供了可能。2011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全面啓動。這次改革影響深遠，不僅產生了如“市場採購”貿易等為外貿量身定製的政策包，還賦予了義烏更多超越城市級別的涉外權限，使義烏成為全國首個擁有邀請外國人來華審批權限的縣級市、全國首個開展個人跨境人民幣業務的試點城市、全省首個擁有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管理權限的縣等。

在與利比亞外商伊薩姆的交流中，他不斷重複一句話：“Yiwu is not China（義烏在中國很不同）”，並進一步解釋道：“我聽人説中國想要頒佈法律法規的時候有時會選一些試點城市，義烏是其中一個。對中國來説，義烏特別小，但他們還是選義烏，為什麼？因為人員的複雜性，全世界、中國各個省份的人都會聚到這兒，是個好的樣本。”如他所言，義烏的複雜性提供了一個政策實驗的優秀樣本，並進一步轉化為外商獨特的經商與生活體驗。

通過密集、持續的政策改革，義烏逐漸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包容性治理模式，經由在治理過程中吸納各類主體、鼓勵外商參與，營造了友善、高效、包容的城市氛圍，這源於義烏自1985年起便延續至今的城市戰略——“興商建縣（市）”，其核心意涵是將城市所有部門的力量聚焦於促進市場繁榮這一主要目標上。

具體而言，在治理主體上，雖然接待國際商人的各類制度、機構、羣體和設施常由政府引導，但在實際運作中多呈現出“民眾發起—政府介入—合作共建—政府指導、民間運營”的進程，許多民間力量在外商的社會融入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在治理過程中，“以外管外”“以外調外”成為義烏外商治理的特色機制。不僅社區、派出所等基層單位在日常管理中引入外商參與議事，且2003年起每年都有外商作為特邀代表列席市人大會議並提建議。許多促進民間交流的組織都邀請外商擔任主任或CEO，以合作促發展。最後，外商及多元主體在治理進程中的深度參與，實質上轉化為他們便利的工作生活環境。2012年，義烏成立國際貿易服務中心，整合了所有與外商相關的政府職能，建立一站式櫃枱服務，並且推行“最多跑一次”“無證明城市”等整體制度改革，在結匯、工商登記、簽證、公共服務等外商最為關切的領域進行了大量便利化的設計。

義烏人性化的管理和便利的基礎設施，是其吸引外商的重要原因。在此過程中，政府的主導作用非常顯著。通過由保守管理向開放服務轉變，單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轉變，社會管控向社會融入轉變，義烏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外籍人士管理模式。這一模式賦予義烏外商以多樣化的社會資本生產權力的通道，扭轉了他們在中國社會邊緣化、權力匱乏的局面。在制度、資本和“草根”三方面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形成了跨國移民治理的“義烏模式”。有非洲學者進一步認為，義烏公平、高效的政府行為有助於在這裏生活的非洲商人積累更積極的經驗，也成為政府行為能夠在移民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有力證據。

當前，義烏民眾與外國商人平等開放的社會交往以及義烏針對外商所探索的融合型治理模式，都在某種程度上預示着中國未來應對國際移民的政策走向。義烏在國際移民治理領域的“亮點”工作，如“國際老孃舅”、外國志願者、世界商人之家等，都獲得了大量的媒體報道。2015年，義烏4次被《新聞聯播》報道，分別稱為“新絲路”上的新起點、小商品的“中國夢”工廠。同年，新華社也發佈了針對義烏“亮點”的8篇系列報道。筆者在義烏的調查發現，許多部門和人員均有極豐富的受訪經歷，繁重的受訪任務成為許多“亮點”單位的重要工作，包括人民調解委員會、國際貿易服務中心、雞鳴山社區等。

這些“亮點”已然成為義烏城市形象的重要構件，也在政府各部門的述職報告和年終總結中佔據重要位置，是各部門工作的加分項。義烏雞鳴山社區的社區書記由於在外國人和少數民族服務上的出色工作，在許多報道中被稱作“聯合國社區的大管家”。2019年，雞鳴山社區獲得了中國族羣治理領域的最高級別官方嘉獎——中國國務院頒發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稱號，該社區書記也成為浙江省極少數受邀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的觀禮嘉賓之一。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亮點”有着較好的傳播性，具有穿透科層的能力，能夠直抵決策者案前，對基層創新發揮認可和保護作用。有學者注意到，2000年以來，義烏已成為中國和伊斯蘭世界之間具有豐厚歷史底藴的各類“絲綢之路”的交會點，更被中國政府作為榜樣反覆宣傳。

義烏在政策上的特殊性賦予其吸引外商的便利性，並在長期發展中培養了相關的政府能力，這是中國其他地區罕有的。義烏政府也竭力利用這一特殊性建設更多的“亮點”，進而獲得更大的政策空間，這更強化了它的特殊性。在中國，義烏儼然已經成為外國人生活的“特區”。幾乎所有外籍訪談對象都向筆者表達過義烏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賦予了義烏對外國人更強的吸引力和黏性，不斷增多的外商和節節增高的外貿交易額成為義烏的名片。在許多層面，義烏對外國人的包容性治理，已被視為這座城市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造就其成為“另類”全球城市的主要推力。

▍全球城市新樣板

“全球城市”被認為是在全球化進程中具有代表性或突出貢獻的城市。一直以來，對“全球城市”的評定均以如跨國企業、國際組織等“高端”機構的數量為主要依據。這種做法使城市的全球化標準單一化，拉大了城市與本地居民的距離，引發各類城市盲目複製不適合自身的全球化模式，進而損害城市活力，激起民眾對全球化的反感。在全球化已備受考驗的當下，更具包容性、多樣性且更“接地氣”的義烏模式值得提倡。

“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由美國學者絲奇雅·沙森提出，最初指最高等級的會計、中介、諮詢等專業商務服務與金融產品的生產基地和集中市場。這一概念批判性地承繼自約翰·弗裏德曼、彼得·霍爾等學者關於“世界城市”的研究，後者認為，世界城市位於全球城市等級體系的頂端，因集聚跨國公司總部和全球資本而成為全球經濟的“命令高地”。

此類研究突出特點是以量化因素，包括資本、跨國公司、科技企業、國際組織的集中度以及政治力量的多寡等，對城市的重要性予以排名，等級化的城市關係在相關討論中居於主導地位。近年來，相關城市排名，如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世界城市名冊》，備受追捧，各大城市因在這類榜單中的位次變化常有“喜大普奔”的模樣。然而，值得反思的是，雖然《世界城市名冊》自稱不重規模，更注重城市在全球化經濟中的位置及融入度，但相關指標顯然是以資本和西方的城市標準為取向的。

實際上，當前多數對全球城市的研究都高估了經濟的力量，忽略了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全球化。學者們很早就意識到，移民帶來的劇烈變化擴大了城市“全球性”（globalness）的範圍，數百萬流動個體選擇的影響往往甚於全球經濟力量，移民與母國的跨國聯繫是城市全球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對移民的研究促使人們將全球化視作自下而上的進程。因此，全球化實際上有多樣化的形式，我們不能再單純以一個城市的跨國公司總部或國際組織的數量，作為衡量其全球化程度的指標；而是應當更關注城市的居民和他們的歷史，通過關注族羣多樣性來定義一種不同的全球化。

當前的全球城市等級排名是片面且不公平的，暗示着以西方發達國家大都市為藍本的單一發展路線。絲奇雅·沙森在後來的研究中，強調“驅逐”作為全球城市的特質已愈發顯著，認為“全球城市不是一個容納不同背景和文化的空間，而是在驅逐人們和多樣性”，其繁榮表象背後，是地價上漲和空間士紳化（gentrification）帶來的日益增長的不平等。以經濟指標和城市規模衡量全球城市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排除”機制，而非“合作”機制，其目標是將缺乏資本和試錯空間的“弱者”排除出全球市場。眼下，全球“南北差距”加速拉大，我們應更多着眼於營造大多數人負擔得起的全球化，使全球化的增益為更多人分享，義烏是這一行動的關鍵節點。

對全球城市藍圖的反思已迫在眉睫，多樣性的角度將有助於我們思考建構一種“更有益的”全球城市的可能性。國際商人的到來極大地豐富了義烏社會的多樣性，使這座城市呈現出一種“超級多樣性”的樣態。義烏的“超級多樣性”展現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個體在此共存共生的世界主義情境。這座城市容納了大量的差異，併為基於此產生的各類互動提供了場所。對“超級多樣性”的描繪顯示，個體被賦予並且可以選擇相互分離並孤立的、源自不同地方的身份。這為突破規範與標準的創造性提供了契機。它頌揚新移民帶來的文化、生活方式、宗教和語言的多樣性，並將此作為國際寬容與合作的集體資源。對義烏的研究引導我們通過一種草根全球化的實踐，剝開規範世界主義狹隘的西方精英色彩，並在一種對世界的多樣化想象中構建全球城市的新樣板。

與絲奇雅·沙森強調的全球城市的驅逐性特質不同，義烏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了令人矚目的包容性。這不僅體現為義烏友善的移民接待，為多樣性的共存提供了寬鬆的環境，同時，一種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相混合的商業機制，也為低資本甚至“白手起家”的國際商人提供了進入市場的機會。此外，義烏多樣化的語言空間也為溝通和交流提供了富有彈性的渠道。

作為全球小商人的目的地，義烏的成功促使我們發掘多樣化的全球城市模式，突出全球化進程中本地接觸的重要性。這種密佈在少數族裔企業家之間的複雜網絡，形成了一個城市乃至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相連接的基層通道。過往相關研究多集中於倫敦、紐約等極少數西方都市，對義烏的相關考察將揭示一種新的研究趨勢——突破西方全球城市的固有模式，發掘全球化實踐中的多樣性，揭示個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命運和努力。

中國正在成長為一個全球化大國。從2013年9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這一政策已對相關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也成為中國對外戰略的名片。“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它們都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主要參與者。義烏的實踐進一步提醒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結方式，並基於此發展出有別於西方傳統模式的新型全球化。

本文以對國際商人的接待為入口，嘗試將義烏的發展奇蹟置於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進程中重新理解。眾多國際商人以義烏為基地，穿梭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商貿路線上，成為推動義烏成為全球貿易關鍵節點的重要力量。義烏對國際商人的“包容性治理”不僅帶來了當地的經濟騰飛，也因對世界多樣性的容納成為全球城市的新樣板。

在關於底層羣體和小城鎮的全球化敍事中，邊緣化似乎是通常的主題。本文試圖呈現一個不同的故事：在義烏，來自全球南方的草根商人與地方政府合作，將一座內陸小城建設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心之一。從貧窮的過去走來，義烏與國際商人始終保持密切的合作，並共同成長。對於來自全球南方的商人們來説，義烏是他們的機會之地、圓夢之地。五湖四海的人們會聚義烏，攜手並立在全球化時代的最前沿。這一成功實踐，不僅應成為“義烏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我們思考南南合作的前景提供了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