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清除教育界的“郭偉”!_風聞
行者无疆-11小时前
這陣子“郭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偽造海外學術經歷、靠虛假背景收割流量,本質是“名實不符”的投機者借“崇洋濾鏡”騙取名利。可細想下來,教育理論界這樣的“郭偉”,或許比我們看到的更多:他們頂着“著名學者”頭銜,卻沒進過幾次中小學課堂;搬運西方理論改頭換面,就自詡“創新”;搞些“偽實驗”便宣稱“經實踐檢驗”,反過來對一線教師指手畫腳。今天就扒透這層虛殼,説説為啥教育界的“郭偉”必須清,又該怎麼清。
一、教育界“郭偉”的三大特徵:跟“真教育”半毛錢關係沒有
先搞清楚:教育界的“郭偉”,不是指某個人,而是指一羣“靠投機混學術、用虛頭誤教育”的人,他們的套路就三類——
1.學術出身“注水”:從“英語差等生”到“教育專家”的捷徑
不少人本科讀英語專業,既沒吃透英美文學,也沒練出過硬翻譯能力;轉投其他文科專業,又嫌專業門檻高。這時發現:教育學研究生“好考”——背幾本題庫、記熟教育學/心理學框架,就能上岸。
讀研讀什麼?不是泡課堂、跟一線教師學經驗,而是盯着“西方著作翻譯”:找本冷門的英美教育學書,翻得半通不通也沒關係,署上自己名字出版;再熬幾年高校資歷,轉眼就成了“教育學專家”。
就像某“知名學者”,本科英語專業畢業,研究生跨考教育學後只翻譯過1本西方教育隨筆,從未給中小學生上過課,卻敢在講座裏説“中國教師不懂課堂創新”——這不就是教育版的“郭偉”?靠“跨專業+翻譯”湊履歷,把需要實踐沉澱的教育學,變成了“背背就能會、翻翻就能懂”的記問之學。難怪錢鍾書在《圍城》裏借褚慎明之口調侃:“教育學是個冷門,所以興時”,如今倒成了投機者的温牀。
2.實踐經歷“空心”:從“大學到大學”,從未沾過課堂煙火氣
這羣“學者”的職業生涯,基本是“高校讀書—高校任教”的閉環:所謂“教學經歷”,就是給大學生講教育學理論,照本宣科念PPT;所謂“教育研究”,就是躲在辦公室裏扒文獻、拼論文,連中小學的早讀課、晚自習都沒見過。
有次參加教育研討會,某教授大談“生本課堂要讓學生主導”,台下有位鄉村教師問:“我們班45個學生,一半是留守兒童,自主學習能力弱,您這方法怎麼落地?”教授支支吾吾半天,最後説“你要先轉變觀念”——連一線痛點都摸不清,談何“指導實踐”?
更諷刺的是,他們還愛搞“教育實驗”:專挑北京海淀、上海徐匯的重點中學合作——這些學校的學生本來就是掐尖來的,家長要麼是高知要麼捨得砸錢報補習班,就算不搞“新方法”,成績也不會差。某學者在重點中學搞“深度學習”實驗,結論是“學生成績提升20%”,可把這套方法推廣到普通中學,老師反映“學生跟不上,反而浪費時間”——這樣的“實驗成果”,跟郭偉偽造的“海外經歷”有啥區別?都是靠“選好樣本”騙自己、騙別人。
3.理論傳播“霸凌”:搬運西方術語,把課堂變成“術語秀場”
他們最擅長的,是把西方教育理論“改頭換面”當自己的創新:西方提“student-centeredlearning”,就包裝成“生本理論”;西方講“dialogicteaching”,就改成“對話教學”;近年又跟風“核心素養”“深度學習”,術語一套接一套,可問他們“這些理論怎麼適配中國農村課堂”,卻沒一個能説清。
某學者曾在全國教師培訓會上説:“不搞核心素養教學,就是落後於時代”,可底下有位老教師反駁:“我們縣中學連實驗室都湊不齊,怎麼搞‘科學素養’實踐?”學者當場臉黑,説“你這是思想僵化”——這哪裏是學術討論?分明是靠“懂英語、會搬術語”搞話語霸凌:只要你不認同我的“洋理論”,就是“不懂創新”。
可結果呢?這些年“新教育”“生本課堂”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中小學課堂卻還是“濤聲依舊”:老師該滿堂灌還滿堂灌,學生該補課還補課,“減負”年年提、年年成熱點——不是理論不好,是這些“搬運工”根本沒把理論落地的“橋”搭起來,只把課堂變成了他們的“術語秀場”。
二、清除“郭偉”,不是“揪人”,是重構教育理論的“實踐底色”
説要“清除教育界的郭偉”,不是要搞“一刀切”的批判,而是要打破“崇洋、虛浮、脱離實踐”的學術生態,讓教育理論真正“從課堂來、到課堂去”。具體該怎麼做?至少有三條路:
1.給教育學者設“實踐准入門檻”:以後評教育學教授、申報教育課題,不能只看論文和翻譯著作,必須有“一線實踐經歷”——比如近5年至少在中小學蹲點教研滿6個月,或者給中小學生上夠100節課。像醫生要臨牀、工程師要下工地一樣,教育學者也得“沾課堂煙火氣”,不然憑啥指導實踐?
2.改教育研究的“評價標準”:別再只看“論文影響因子”“西方理論引用率”,要把“實踐效果”當核心指標——你的“生本理論”好不好,要看普通中學用了之後,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沒有真提升;你的“深度學習”方案行不行,要看農村學校能不能落地、老師會不會用。只有讓“實踐成果”比“術語包裝”更值錢,投機者才沒市場。
3.讓一線教師“説話算數”:教育理論的創新,不能只靠高校學者“閉門造車”,要讓中小學教師參與進來。比如設立“教師研究基金”,鼓勵一線教師把自己的課堂經驗寫成案例、總結成方法;學術研討會多請普通教師當評委,讓“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由一線説了算——畢竟,最懂教育的,永遠是那些天天站在講台前的人。
三、教育不是“術語遊戲”,更容不得“郭偉式”投機
郭偉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是:任何領域,“名實不符”的投機者終會翻車。教育領域尤其如此——因為這關係到千萬孩子的未來,容不得半點虛浮。
清除教育界的“郭偉”,不是為了“整人”,而是為了讓教育理論迴歸本質:它不該是學者用來評職稱、賺名氣的工具,不該是滿篇洋術語的“空中樓閣”,而該是能幫老師上好課、能讓學生學得輕鬆的“實用指南”。
你身邊有沒有遇到過“只會搬術語、不懂課堂”的教育學者?或者你覺得一線教師該怎麼參與教育理論創新?評論區聊聊——教育的晴朗之地,得靠我們一起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