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以義立命、為國立尊的精神史詩_風聞

來源：求是

吳冠平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75年前，由中華優秀兒女組成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高舉保衞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旗幟出國作戰，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歷經兩年零9個月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廣大志願軍將士面對強大而兇狠的作戰對手，身處惡劣而殘酷的戰場環境，拋頭顱、灑熱血，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等19萬7千多名英雄兒女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為了和平獻出了寶貴生命。

  光陰流轉，抗美援朝那段在戰火中淬鍊的歲月，沉澱為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英雄史詩。這場發生於共和國晨曦中的立國之戰，不僅是軍事較量，更是一場古老文明在現代世界的精神成人禮。它以嚴酷的洗禮，讓新中國挺直了脊樑，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在這場氣壯山河的浴血奮戰中，無數志願軍將士生命如流星般短暫而璀璨，他們匯聚起的精神火炬，至今仍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傳承。

  電影《志願軍》三部曲，正是一幅用光影繪就的史詩長卷，全景式、多維度地再現了那段銘心刻骨的民族記憶。在敍事上，影片植根於《大決戰》系列等中國戰爭片的傳統，融匯高層決策、將領膽識與士兵意志。但《志願軍》三部曲並非簡單復刻，更在致敬中創新，為中國戰爭電影的“生死觀”樹立了新的座標。無論是毛澤東同志對著名婦產科專家林巧稚醫生“可如果有一天，敵人的飛機把炸彈扔到了你們協和醫院，告訴我，你會怎麼做”的深刻追問，還是毛岸英同志奔赴前線前對父親深情凝視的無言瞬間，都鑿開了歷史的縫隙，讓我們窺見宏大戰略背後的温情。影片由此超越了軍事再現，在“犧牲”與“尊嚴”、“離別”與“歸家”的情感交織中，譜寫了一曲關於民族國家大義的壯歌。

  民族國家大義深植於中華文明基因，在影片中獲得了創造性展現。它不再是古籍中的抽象訓誡，而是化為了戰士衝鋒的吶喊、堅守的沉默與離別的回眸。影片讓這種大義在炮火中淬鍊，最終使戰爭敍事昇華為對民族精神的禮讚，重鑄了關於尊嚴的當代表達。《志願軍》三部曲開篇之作《志願軍：雄兵出擊》中，梁興初軍長的沉痛與彭德懷司令員的鏗鏘誓言，彰顯出深沉的氣節與擔當。“你我生在這個時代，犧牲是我們一定要付出的代價。你不付，兒子付，孫子付。我們這輩人，一身血、兩腳泥，還是我們付吧”——這不只是兩位將領的心聲，更是一個民族在生死存亡關頭的集體抉擇。

  與傳統英雄敍事不同，《志願軍》三部曲無意塑造“無敵戰神”，而是以恢宏的羣像筆法，展現出一幅千萬將士的精神圖譜。從三所裏的奔襲到松骨峯的阻擊，從德川的奇襲到鐵原的堅守——每一處戰場都成為精神的堡壘，每一次衝鋒都燃作意志的火焰。在此，犧牲不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精神的加冕；不再是悲情的終點，而是尊嚴的序章。當鏡頭掠過戴如義、楊少成等志願軍戰士年輕而堅毅的面龐，觀眾所見的已非死亡的恐懼，而是生命在絕境中綻放出的極致絢爛。他們以生命立“義”，以犧牲證“道”。

  與剛烈的戰場敍事形成對照的，是貫穿始終的“歸家”主題。影片中的志願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李默尹一家的親情線索，如同戰火中不滅的燭光，温柔地照亮對和平的渴望。兒子尋母、妹妹找哥這些樸素情節，將“義”的內涵延展至戰後歲月：犧牲是為了尊嚴，尊嚴是為了家園，而家園的意義最終指向和平的日常。影片於此展開深刻思辨：戰爭的終極目的，並非勝利本身，而是對和平生活權利的捍衞。它揭示了一個真理——英雄主義不僅在於無畏赴死，更在於對平凡生活的無限眷戀。戰士們懷揣家的記憶衝鋒，他們守護的不僅是土地，更是土地上那炊煙裊裊、親人盼歸的日常。因此，“歸家”昇華為一個民族從創傷中站起、走向復興的精神隱喻。

  《志願軍》三部曲收官之作《志願軍：浴血和平》對志願軍戰士張孝文的身份揭示，承載着深沉的生命價值之問。影片中有同名的兩位張孝文，其中一位壯烈犧牲，另一位活着的張孝文提議點名時呼喊兩遍自己的名字，當第二聲“張孝文”喚出，全體戰友的齊聲應答在山川間迴盪。那不再只是對一個消逝個體的呼喚，而是整個集體對每一位犧牲戰友的呼喚——個體生命由此匯入不朽的記憶長河，在精神國度獲得永生。至此，生者對逝者的承諾、個體對集體的責任，超越了生死界限，戰爭倫理、家庭冀望與國家道義被熔鑄為一體。

  電影是細節的藝術，傑出的史詩在於從精微處見宏大。《志願軍》三部曲確立了一種莊重深沉的視覺美學，其鏡頭語言洗練而富於張力——冰雪戰壕、炮火夜空，每一幀畫面都超越了對戰場表象的記錄，成為內在精神的顯影。攝影機在宏大戰場與細微神情間遊走，既勾勒戰爭機器的冷酷，也捕捉戰士眉宇間的堅毅與掛念。此種美學不追求炫目，而是營造歷史的“在場感”。它讓影像本身成為一種沉思：於無聲處聽驚雷，平凡細節見證非凡勇氣。這種寫實與詩性的融合，使歷史記憶沉澱為莊重可感、直抵心靈的藝術存在。

  作為鴻篇鉅製，《志願軍》三部曲在藝術創作上體現出專業水準，但以更高的藝術標準審視，仍留有遺憾：一是敍事線索的連續性與整體結構存在斷裂與失衡的問題。領袖決策線索在後兩部中被弱化，致使戰略全局觀模糊。同時影片在文武戲份的節奏銜接與權重分配上處理欠佳，文戲尤其是談判情節略顯冗長拖沓，而一些關鍵戰役，如金城反擊戰、奇襲白虎團等的呈現則略顯倉促甚至缺失，導致整體節奏不夠連貫，敍事焦點遊移，有“碎片化”之感。

  二是人物羣像塑造稍顯單薄。一些歷史人物的塑造趨於表面化，尤為突出的是虛構人物貫穿重大戰役的設計——本是為串聯情節而設的“敍事枴杖”，實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創作惰性。這非但將歷史的磅礴變為個人英雄主義的巡禮，其“無處不在”的萬能屬性，更擠壓了真實人物的塑造空間，導致有的角色缺乏足夠的情節支撐和深度刻畫，人物弧光不足，難以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三是情感渲染有待推敲。部分橋段因缺乏紮實的敍事鋪墊而稍顯刻意突兀，其符號化的情感表達非但未能引發共鳴，反而容易引致觀眾疏離。同時，個別台詞生硬説教，脱離歷史語境與人物身份，折射出視聽表意策略的乏力，個別地方存在將人物情感“工具化”、以説教圖解主題的問題。

  這些敍事上的裂痕，雖不影響整體光彩，卻提醒我們史詩級電影創作的難度。如何在歷史真實與藝術創作間取得平衡，仍是戰爭電影面臨的永恆課題。儘管如此，《志願軍》三部曲依然實現了其創作使命——以現代影像語言呈現民族國家大義，讓犧牲成為尊嚴的圖騰、化作和平的基石。

  當戰爭硝煙散去，《志願軍》三部曲留下的不僅是一段記憶，更是一種精神座標。它展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戰爭觀：珍愛和平、以武止戈，以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捍衞世界和平的大義為旨歸。在這條以義立命、為國立尊的道路上，每一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守護者。《志願軍》三部曲，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之火，它照亮過去，也啓示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那份源自歷史深處的民族國家大義的火種，將繼續在我們手中傳遞。

作者：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