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運史上首次跨境馬拉松，做了一場社會實驗｜B面全運_風聞

「B面全運」是懶熊體育推出的關於粵港澳全運會（十五運會）的欄目，講述與其相關的有趣好玩的商業現象和場外故事。 

11月15日一大早，60多名運動員先後沿着深圳南山區的沙河西路衝上河西立交橋，這是深圳灣體育中心旁的一個上坡路段，也是第十五屆全運會馬拉松比賽的最後一公里。

由於起點處和終點處均難以進入觀賽，許多市民和跑友在深圳灣體育中心的步梯台階上高高眺望選手們出發後，便匆匆轉移到沙河西路兩側等候他們的到達。一位運動員從出現在視野到消失，時長大概不超過30秒，但這些觀眾有的已經守候兩個多小時，只為看一眼國內現役頂尖跑者的優越跑姿。

顯然，本場比賽和通常城市馬拉松的安保規格相比截然不同。箇中原因除了全運會級別更高，還因為這是一場跨越了深港兩地的全運會歷史首個跨境馬拉松。

▲十五運馬拉松比賽路線圖

此次賽道起點與終點都設在深圳南山區的深圳灣體育中心。其中深圳段約20.35 公里，比賽開始五分半鐘後，運動員逐漸通過深圳灣口岸，經由深圳灣大橋進入香港元朗區，在香港區域跑過大約21.84 公里的路段折返回深圳。參賽的69名選手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港澳地區。最終，代表寧夏出戰的何傑以2:12:07的成績奪得男子組冠軍，雲南隊的張德順以2:30:20的成績衞冕女子組冠軍。

實際早在11月8日，作為全運會歷史上首次跨境比賽，公路自行車男子個人賽就已經成功完賽。該場比賽全程231.8公里，選手們經過港珠澳大橋，跨越粵港澳三地，全程需要六次進出關。

▲十五運自行車（公路）賽個人賽路線圖

提及跨境，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通關問題——也就是日常出入境時的身份核驗、證件檢查和海關程序。只是這一次，運動員需要在高速奔跑的比賽狀態完成這些環節，而且不能減損速度。這對任何組織者來説都會是一個重大難題。

經過多方調研測試，十五運賽委會研究出一種“無感智慧通關”的方式。11月12日，南山區賽委會和香港統籌辦在兩地同時舉行發佈會，介紹了具體執行細節。籌備階段，運動員、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需要提前上交相關證件，並於賽前進入臨時查驗區完成核對。比賽過程中，所有人員通過佩戴裝有GPS和RFID（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芯片的手環，輔以關口處安置的面部識別系統，可以自動完成身份核驗，實現“零延時、零接觸、零等待”的通關服務。

這種通關模式也被總結為：查驗前置+生物識別+芯片定位+閉環管理。此前的公路自行車男子個人賽也採取類似方式通關。因此，比賽開始前兩個小時左右，運動員們就在天還沒有亮時便來到比賽現場，除了常規熱身，他們需要額外完成人臉識別、手環佩戴等環節。

當然，除了通關之外，前期為了籌備賽事，深港雙方在競賽、安保、醫療、交通等各個環節，已經做了長久的溝通和協同，並在今年2月舉行了測試賽，在那之後又進行了多輪優化。

據新華社報道，“無感智慧通關”的靈感來源於2023年開始實行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的政策。為了更順利通關，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兩地車輛，會提前完成車檢並粘貼RFID卡，確保通行資質的唯一性和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在2023年初，國家體育總局印發十五運會競賽規程，並提到要“創新競賽組織方式，合理設計馬拉松、公路自行車等項目的比賽路線，促進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可見在港澳私家車北上政策實施的當年，全運會舉辦跨境比賽的初步構思，就已經初見端倪了。

而回到當下，在“港車北上”、“澳車北上”實行兩年之後，備受關注的“粵車南下”政策也正式落地實施。就在全運會馬拉松比賽同一天的凌晨，一輛粵C牌照的汽車從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開上出境車道，朝着香港方向駛去——這是第一輛受“粵車南下”政策惠及而通往香港的內地私家車輛。

從全運會賽事中粵港澳協同辦賽，到跨境交通政策迎來突破，幾樁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在同時期甚至同一天實現，似乎很難被視作巧合。就大灣區的融合治理而言，這是零敲碎打的政策嘗試，還是讓跨境流動變得更加平常的關鍵節點，無疑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引起各界更多關注。

其實，本屆全運會的馬拉松賽和公路自行車賽倒並非大灣區歷史上第一次舉辦跨境賽事。1992年，在深圳被設為經濟特區，改革開放進入關鍵階段的這一時期，首屆港深馬拉松開跑。當時，600多名來自10個國家的選手從香港出發，經皇崗口岸過關，最終在深圳市體育館撞線。據無線新聞的報道稱，比賽辦了兩屆之後因為經費問題停辦。

直到1997年，為了迎接香港迴歸，由渣打銀行贊助重啓港深馬拉松賽事。該項賽事在第二年為慶祝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落成，將比賽換到香港境內舉辦，從此沒有再設置過跨境路線。比賽則演變成現今渣打香港馬拉松。

從過往跨境馬拉松的舉辦經歷便不難發現，跨境比賽向來就極具歷史意義。區別在於，當年不具備如此先進的過關技術。據香港田徑總會主席關祺對無線新聞回憶，上個世紀的解決辦法十分原始且依賴人工。首屆港深馬拉松比賽中，工作人員用一批紅藍兩種顏色的塑料袋，將所有參賽選手的身份證、回鄉證和其它通關證件打包從香港運到深圳，在終點處攤開供完賽選手取走。而每個選手賽前會領到一份號碼膠布，過關時把膠布扔進一個木箱，就算過了關。

技術在進步，社會在改變，但體育賽事的社會價值始終不可忽視。當一場比賽跨越地理和制度的界限，體育的意義不再僅是獎牌和成績：它讓新的跨境協作與通行機制得到檢驗，為制度變革提供了具體場景，也讓公眾見證着更為生動的區域連接。

反之，是否可以期待更多跨境賽事的誕生？也得先打個問號。這種需求並非不存在，譬如CBA就被部分球迷期待擴充一支來自香港的球隊。全運試水之後，類似的馬拉松、自行車乃至鐵三賽事自然也會開始考慮引入跨境設置和元素。只是相較之下，全運會的重要性及其能夠調動的資源確實非同尋常，但常規賽事的投入、公眾關注和政策支持都存在邊界。如何將全運會的嘗試逐步轉化為更廣泛可及的日常體驗，或許還需要更多制度和實踐上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