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理想碎於叢林，持續半世紀的印共毛派抗爭真要落幕了？_風聞

作者 | 拉胡爾・潘迪塔（Rahul Pandita）

**編譯 |**曹寅聰

編者按

隨着印度安全部隊的高壓清剿與意識形態領導人索努的公開投降，印共（毛）已陷入明顯的組織式微與內部分裂。本文以跨越數十年的田野經驗為基礎，系統梳理了該運動從興起、擴張到衰敗的全過程，在批判毛派暴力策略及其向企業與民眾勒索“税款”的同時，亦強調其根源於貧民、達利特與部落羣體對長期結構性不平等的集體抗爭。毛派衰落既源於新世紀以來道路與通信基礎設施深入腹地、政府治安行動的全面升級，也與該運動自身未能為根據地構建可持續經濟秩序、並對當地居民實施暴力懲戒有關。這些因素使外部空間對毛主義難以產生持續共鳴，侵蝕了其賴以生存的羣眾基礎。2020年後，核心領導層投誠潮出現，運動實質上已走向終局。但作者提醒：毛派失敗並不意味着導致其誕生的深層貧困、土地不平等與國家治理缺位已被解決。印度發展敍事與極端貧困現實之間的巨大裂縫，也是本文最為沉重的命題。本文作者系印度資深記者，曾多次隻身犯險前往印共（毛）根據地，採訪毛派成員及同情者。為研究該運動歷史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印度恰蒂斯加爾邦託德卡村（Todka village），為陣亡毛派分子設立的紀念墓碑。圖源：《Aeon》雜誌

2010年4月6日，一支印度中央準軍事部隊在印中東部的恰蒂斯加爾邦遭遇印度共產黨（毛主義）游擊隊襲擊。毛派分子將該地區作為據點，並設下埋伏。印士兵訓練不足，像亞馬孫雨林般的環境知之甚少，因此遭到了伏擊。他們奮力反擊，仍無法脱身。75名士兵及1名隨行的邦警員被擊斃。

印度軍隊此前從未在單次行動中遭受如此慘重傷亡，即便在克什米爾地區持續二十餘年與伊斯蘭極端分子進行持久戰也未曾如此。當士兵們的遺體裝入遺體袋運抵印度各地家鄉時，此前對毛派分子僅有模糊認知，對其活動據點幾乎一無所知的人們心中產生了強烈的憤怒情緒。

自21世紀以來，毛派勢力不斷壯大，不僅對政府軍發動大膽襲擊、劫掠警察軍械庫，更將某些區域宣佈為“解放區” 。他們的活動範圍形成一條連續的弧形地帶，從尼泊爾邊境的東部延伸至印度南部德干高原。毛派分子沿用歷史名稱將這一地帶稱為丹達卡冉亞（Dandakaranya，DK）。這片區域不僅是印度部落民阿迪瓦西人（Adivasis，即與原住民之意）的聚居地，更藴藏着豐富的礦產及其他自然資源。印政府企圖控制這些自然資源財富，但毛派武裝成為阻礙。2009年，時任總理曼莫漢·辛格將他們稱為印度“最大的內部安全威脅”。 

2010年襲擊事件發生當日清晨，筆者抵達丹達卡冉亞距毛派控制森林邊緣城鎮三小時車程的城市。從那裏徒步出發便能抵達毛派伏擊地點。沿途僅零星分佈着阿迪瓦西部落的小村落，當地人視毛派為“政府”。更深處，他們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前政府（保守派印度人民黨執政時期）發起的“印度閃耀”閃電戰式政治宣傳——這場運動的精神內核至今仍作為經濟樂觀主義的標杆存在。

我們姑且將來火車站接筆者的瘦弱男子稱為“A”，“A”騎着破舊摩托車前來，曾是毛派成員，同時身為達利特，即印度教種姓制度底層的所謂“低種姓”羣體。他們與阿迪瓦西人一樣，在印度長期遭受壓迫。他住在貧民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城裏其他幾人一同被一名女性毛派招募。數年後，“A”為了養家退出黨派，他發現外面的生活比森林裏的生活更艱難。對“A”這樣的人而言，擺脱種姓制度賦予的貧困與苦澀絕非易事。他靠打零工度日，夜裏借酒消愁，在院子裏高唱革命歌曲，試圖暫時驅散心中的苦澀。

一、當人們開始談論“萬億美元經濟體”時，

某些地區的窮人仍會因飢餓而死去

筆者總在城裏待上一兩天，隨後前往城鎮邊緣，由毛派支持者在約定地點接應。歷經摩托車或拖拉機的顛簸，再步行數小時後，便能與毛派小隊取得聯絡。自此我將與他們一同行動，有時長達數週，穿梭於村落之間，翻越河流與山嶺，躲避熊與毒蛇，只盼返回後不會發高燒，因為這可能是流行於此地瘧疾的徵兆。

十二年前，個人經歷使筆者開始關注克什米爾和毛派。我的家族屬於印度教徒，是克什米爾這唯一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邦的少數羣體，卻坐落在印度教佔多數的印度本土。1990年，隨着伊斯蘭極端分子開始針對印度教少數羣體，我們被迫離開。短短數月間，約35萬人的整個社區被迫流亡。然而對記者而言，這場驅逐並不具備新聞價值。當印度軍隊開始對武裝分子展開軍事行動，伴隨着對平民的殘酷鎮壓乃至暴行，克什米爾逐漸成為危險之地。但對記者來説，這僅僅意味着獎項、資助和研究基金。

筆者最初並非有意離開克什米爾，而是偶然踏入了游擊區。此前筆者剛離開德里不久，僅在克什米爾以南數百英里的地方。但當筆者深入探索印度腹地時，卻意外踏入最貧困人羣棲居的偏遠地區。當今印度，人們談論時常提及“萬億美元經濟體”等詞彙，而這些地區卻依然存在因飢餓致死的現象。深入印度鄉村的所見令筆者如夢初醒，相比之下，筆者的流亡僅僅是離開一個雖不奢華但舒適的家，轉而在查謨市的破舊房間中忍受流亡的屈辱，這似乎變得可以承受。當時毛派勢力尚未引起廣泛關注。時隔十餘年後，辛格總理才就毛派問題發表聲明，所以當時很難説服編輯報道相關事件。但筆者堅持了下來，主要是因為感到自己正在接受真正的教育，這是新聞學院永遠無法提供的。這些年裏，政府對毛派的漠視反而成為優勢，人們可以輕鬆前往丹達卡冉亞，而不會引起安全部門的懷疑。

當我告別“A”，踏入丹達卡冉亞一端的叢林時，我明白必須更加謹慎。我刻意避免在約見的城市停留超過數小時，因為酒店預訂可能暴露行蹤，警方會開始監視我。次日下午，我就到達了毛派營地，在帆布篷下會見了毛派指揮官加賈拉·阿肖克（Gajarla Ashok）及其他高層，包括一位名叫納爾瑪達·阿卡（Narmada Akka）的女領袖。與多數毛派領導者相同，他們皆來自城市。這些曾是教師、工程師、社會科學家及大學輟學生，他們皆因革命理念而投身運動。他們懷揣建立“印度延安”的共同理想來到丹達卡冉亞。但毛派成員招募的核心力量來自阿迪瓦西人，更早之前則來自達利特等“落後”羣體的工人階級和農民。

毛派於20世紀80年代初決定進入恰蒂斯加爾邦及其毗鄰地區（包括丹達卡冉亞）開展活動。這是他們第二次嘗試發動革命，更早一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末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里村（Naxalbari），那些為地主耕作卻僅分得微薄收成的農民，因不公待遇而起義反抗。這場起義受到印度共產黨主流成員的鼓動，他們對本組織日益感到幻滅。這種質疑在世界其他地區同樣存在。例如在法國1968年5月左翼學生抗議期間，戰後左翼被視為障礙社會變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德烈·戈爾茲曾質問：“用官僚獨斷意志取代僱主的獨斷意志，我們究竟贏得了什麼？”近四十年前，印度革命者巴格特·辛格表達過類似觀點，1931年，年僅23歲的他被英國當局處以絞刑。在行刑前一個月致青年政治工作者的信中，辛格警告説，僅僅將權力從英國人移交給印度人是不夠的，需要徹底改造整個社會，他説：

“你不能把工人和農民當作工具來利用；你必須認真對待他們，讓他們明白這場革命是屬於他們的，是為了他們的福祉。無產階級的革命，為無產階級而戰。”

辛格的預言被證明是正確的。即便在1947年，對社會正義堅信不疑的尼赫魯總理接管印度政府後，貧困階層、達利特人、阿迪瓦西人等邊緣羣體仍被排除在其五年計劃的福利體系之外。封建制度並未消亡。雖曾推行土地改革以打破封建財富和權力的壟斷，但權貴階層總能鑽法律空子。富人迅速投身政壇，警方則淪為其私人武裝。直至2019年，印度政府調查顯示83.5%的農村家庭擁有不足一公頃的土地。政府計劃委員會數據（1997-2002年）表明：達利特羣體中無地者達77%，阿迪瓦西羣體則高達90%。2013年印政府全國抽樣調查顯示，約7%的地主擁有近半數土地。

二、小型游擊隊開始實施“階級消滅”行動，

殺害了數百名地主

20世紀60年代，這些心灰意冷的共產主義者認為印度共產黨已變得自滿而且腐敗，其領導人是“革命事業的意識叛徒”。他們在《德沙布拉蒂》（Deshabrati，孟加拉語意為“對祖國的貢獻”）、《人民前進》（People’s March）、《解放》（Liberation）等刊物上發表長篇論述，充斥着共產主義術語。其控訴的核心在於議會左翼辜負了貧苦階層與工人階級。1969年，這些分裂出來的共產主義者組建了印度共產黨（馬列），宣佈其目標是團結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他們向中國尋求援助，中國迅速響應，稱這場起義為“印度的春雷”（譯註：取自人民日報社論標題）。部分受毛澤東思想感召的成員經尼泊爾和西藏自治區前往中國，受到來自中國的政治培訓。

20世紀60年代，這些心灰意冷的共產主義者認為印度共產黨已變得自滿而且腐敗，其領導人是“革命事業的意識叛徒”。他們在《德沙布拉蒂》（Deshabrati，孟加拉語意為“對祖國的奉獻”）、《人民前進》（People’s March）、《解放》（Liberation）等刊物上發表長篇論述，充斥着共產主義術語。其控訴的核心在於議會左翼辜負了貧苦階層與工人階級。1969年，這些分裂出來的共產主義者組建了印度共產黨（馬列），宣佈其目標是團結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他們向中國尋求援助，中國迅速響應，稱這場起義為“印度的春雷”（譯註：取自人民日報社論標題）。部分受毛澤東思想感召的成員經尼泊爾和西藏自治區前往中國，受到來自中國的政治培訓。

毛主義思潮從納薩爾巴里蔓延至比哈爾邦、安得拉邦、旁遮普邦、喀拉拉邦等地。在核心領導人查魯·馬宗達（Charu Majumdar）鼓動下，遊擊小隊開始實施“階級消滅”，殺害數百名地主及其爪牙、警察等國家代表。馬宗達宣稱，“放任兇手存活等於判我們死刑”。該黨機關報《解放報》1967至1972年間，充斥着殺死地主的報道，詳述農民游擊隊如何“沒收”地主土地及其他財產。然而實踐證明，“階級消滅”適得其反。例如在加爾各答街頭，精英院校出身的懵懂青年手持簡易炸彈甚至刀片，專門襲擊獨行警察。

儘管如此，20世紀60年代末，納薩爾巴里運動仍激勵了數千名來自精英家庭、就讀於名校的人才。他們告別高薪職業，在貧苦民眾遭受極端壓迫的封建地區工作。自1971年7月起，政府採取的殘酷鎮壓行動導致數百名印度毛主義者喪生，其中可能包括他們的領導人馬宗達，他在1972年死於警方拘留期間。

康達帕利·西塔拉馬亞（Kondapalli Seetharamaiah，一般稱KS）正是對印度議會左翼現狀深感不滿者之一。他曾在安得拉邦任教，身處封建主義悠久且共產主義鬥爭激烈的土地。以毗鄰恰蒂斯加爾邦的北特倫甘納地區為例，即便印度獨立數十年後，諸如“維緹系統”（Vetti）這類奴隸制封建習俗仍在延續。這位印度共產黨前黨員並未完全喪失希望，決定與馬宗達同行。但在重新開展工作之前，他認定毛派需要建立後方基地，正如毛澤東思想倡導的那樣，讓游擊隊員藏身於森林之中。他對馬宗達路線的另一項修正，是主張建立公開組織推進革命事業，而這正是馬宗達堅決反對的。1969年，KS派遣一名年輕醫學生前往北特倫甘納的森林地帶，探查建立後方基地的可能性。但因缺乏支援，這名孤身探路者未能取得進展，只得折返。20世紀70年代中期，KS再度派遣人員深入恰蒂斯加爾邦腹地。這名接受過基礎醫療訓練的男子在深山裏待了幾個月，開始為貧困的部落居民治病。但僅憑一兩個人又能做什麼呢？於是他也回來了。

於是KS再次調整策略，他將毛主義者從幕後帶入前台，創立了幾個表面上是民間協會的組織，實則旨在傳播毛主義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4年10月成立的激進學生聯盟（RSU）。在KS的指示下，該組織成員與“人民戲劇團”共同發起“進村運動”。這些年輕的激進學生和武裝鬥爭的堅定信徒試圖讓村民獲得政治“覺悟”。“進村運動”初期頗有成效，吸引了眾多工人階級背景的學生及青年。安得拉邦各高校及知名機構數百名青年放棄學業，誓言為窮人而戰。時任邦首府海得拉巴的奧斯曼尼亞大學十四名學生加入，另有四十名來自邦內其他地區的青年加入RSU。

毛主義者的“進村運動”在卡里姆納加爾縣賈格蒂亞爾鎮找到了沃土。當地與整個安得拉邦一樣，人們慶祝花卉節（Bathukamma），活動包括在地主階級統治的村莊進行戲劇表演。村莊的種姓隔離制度嚴苛，地主居住在村中心，達利特人則棲身於村落邊緣。但如今在賈格蒂亞爾，達利特勞工拉克什米·拉賈姆將戲劇表演帶到了達利特聚居區。另一名達利特男子波謝蒂佔領了一塊政府所有的荒地，這片土地通常由地主掌控。這些行為激怒了地主，他們殺害了這兩名達利特活動家。

三 、隨着毛主義者推進，政府勢力退卻，

阿迪瓦西人開始主張森林權益

1978年9月7日，在毛主義者號召下，來自150個村莊的數萬農業勞工穿越賈格蒂亞爾中心地帶舉行遊行。遊行由兩人領隊：其一是馬帕拉·拉克什曼·拉奧（Mupalla Laxmana Rao，別名Ganapathi），他來自卡里姆納加爾本地，後來成為KS最親密的顧問，繼任毛主義者首領；另一位是馬洛朱拉·科泰什瓦爾·拉奧（Mallojula Venkateshwara Rao，別名Kishenji），這位科學專業畢業生之後成為一位高效的領導者和軍事指揮官。

賈格蒂亞爾遊行令部分地主驚惶失措，紛紛逃往城市。貧苦民眾也決定抵制拒絕土地改革的地主階層，拒絕向地主提供洗衣、理髮、牲畜飼養等由貧民提供的服務。正如印度著名民權活動家K·巴拉戈帕爾（K Balagopal）所記載，這場罷工引發了地主階層的強烈反彈。

基於這些鄉村運動的經驗，KS決定推進武裝游擊區建設，由武裝小隊動員農民挑戰國家權力。1980年6月，七支5至7人組成的武裝小隊深入腹地——其中四支進入北特倫甘納，兩支進入恰蒂斯加爾邦巴斯塔爾地區，一支進入馬哈拉施特拉邦加德奇羅利地區（阿迪瓦西原住民聚居區）。當地居民多靠採集為生，生活方式數百年未曾改變。阿迪瓦西人居住的土地藴藏着豐富的礦產資源，但他們連教育、醫療等基本現代服務都無法獲得。像護林員這樣的小政府代表會以過時的森林法為由，騷擾原住民使用木材等資源。起初，阿迪瓦西人並不歡迎毛派的存在。但不久後，雙方形成某種同盟關係，國家政權成為共同敵人。隨着毛派勢力推進，政府逐漸退縮，阿迪瓦西人開始行使對森林的權利。在許多地區，封建地主都按毛派的要求接受了“正義”的審判。

1980年，瑞典作家揚·米爾達爾（Jan Myrdal）探訪毛派據點時，有位同志向他講述了發生在北特倫甘納邦（North Telangana）的事件，米爾達爾在《印度在等待》（India Waits，1986年）一書中對此有所記載。當地一名惡名昭彰的流氓替地主主人恐嚇民眾，並強姦了一名洗衣女工，該女工羞愧跳井自盡。毛主義者獲知此事後，四名不久前還是學生的成員在集市上將惡棍引誘出來，用套索將其擒獲，砍下雙手釘在商鋪內的牆上。

這起粗暴的私刑激起了更多年輕人加入毛派，例如畢業於聲譽卓著的瓦蘭加爾工程學院的南巴拉·凱沙瓦·拉奧（Nambala Keshava Rao），以及擁有奧斯曼尼亞大學碩士學位的帕特爾·蘇達卡爾·雷迪（Patel Sudhakar Reddy）。馬德拉·斯瓦納拉塔（Maddela Swarnalata）和博拉姆·斯瓦魯帕（Borlam Swarupa）等年輕女性也加入其中。斯瓦納拉塔出身貧苦達利特家庭，通過激進學生聯盟被招募。20世紀80年代初，她曾參與對抗右翼學生組織（尤其是全印度學生聯合會）的衝突。警方對其展開追蹤，施壓逼其供出已轉入地下活動的同志信息。不久後，她也不得不轉入地下，加入毛派武裝小隊，最終在1987年4月與警方的交火中犧牲。與此同時，斯瓦魯帕通過參與農民團體爭取農產品價格的運動而活躍。毛派領導層安排她以勞工身份進入海得拉巴一家餅乾廠，以便在工人中發展新成員。身份暴露後，斯瓦魯帕被調往游擊區，成為北特倫甘納地區首位女性指揮官，率領游擊隊作戰直至1992年2月在交火中犧牲。毛主義運動的顯著特徵之一，便是其對女性的強大吸引力。對生活在父權思想壓迫下的工人階級女性而言，加入毛主義運動如同獲得解放。

毛派新兵常帶動親友兄弟姐妹加入。加州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道格·麥克亞當（Doug McAdam）曾論述這種“強紐帶”現象，即個人關係將人們引入暴力“高風險行動”。在巴斯塔爾等地，毛派游擊隊將他們視為剝削者的個人和機構列為打擊目標。例如，他們開始為當地香煙製造所需的烏木樹葉收購談判爭取更優價格。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開始向商人勒索組織運營資金。研究烏木樹葉產業的挪威人類學家伯特·蘇肯斯（Bert Suykens）稱其為“聯合榨取體制”。毛派武裝還開始向當地採礦企業及政府承包商勒索“税款”。在此過程中，他們背離了“將森林歸還阿迪瓦西人”及“扶助貧困羣體”的承諾，將大部分精力投入組織運作和襲擊政府軍行動。印度社會學家貝拉·巴蒂亞（Bela Bhatia）在1995至1996年間比哈爾邦中部的研究中指出，毛派領導人“對改善鄉村生活質量幾乎毫無興趣”。她在2005年的著作中更寫道，這些領導人將發展視為“與革命意識相悖”。

與此同時，印度政府對毛派的耐心日益耗盡。2010年，倫敦某證券公司報告預測：若能清除毛派勢力，印度中東部地區將釋放800億美元投資潛力。新德里隨即着手籌備大規模清剿行動。但在此之前，2009年毛派理論家柯柏德·甘迪（Kobad Ghandy）在德里被捕的驚人事件，已使叛亂分子成為政治焦點。

安得拉邦特警成功鎖定藏身貧民窟並使用假身份的甘迪。他出身孟買精英瑣羅亞斯德教家庭，父親曾任葛蘭素史克財務總監。他在精英學府杜恩公學與印度政治世家子弟同窗，後赴倫敦深造會計專業。在英國接觸激進政治思想後，他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返回孟買，結識了來自印度知名共產主義世家的阿努拉達·尚巴格（Anuradha Shanbag），她是位埃爾芬斯通學院的年輕學子。尚巴格與甘地同為毛主義吸引，相戀後結為連理。不久後的1981年，他們在安得拉邦結識KS，遷居某城市貧民區，期間尚巴格招募了我的朋友“A”等人。2007年，尚巴格晉升為毛主義中央委員會成員，這在女性中實屬罕見。然而次年，她在游擊區感染瘧疾後因併發症去世。

2009年甘迪被捕後，坊間傳聞稱他是被派往勞工羣體開展工作的毛派城市戰略成員。他的逮捕事件在德里社交圈引發熱議。首次讓那些只關注時尚版面的讀者羣體對毛主義運動產生了興趣。甘迪捨棄精英背景投身貧民鬥爭的事蹟，為毛主義運動贏得了廣泛同情。

在他被捕前後，筆者獲得了與毛主義領袖甘達帕蒂（Ganapathi）罕見會面的機會。這次會面純屬偶然，通過一些公開支持者，他得知筆者身處某座城市，該城毗鄰他當時藏身的游擊區。當時國家監控已達頂峯，毛主義領導層對外界接觸極為謹慎。特別是甘達帕蒂，極少會見除指揮官外的任何人。歷經數日穿越游擊區後，我獲准用其部下提供的數字設備錄下談話。待甘達帕蒂離開該區域後，我將訪談內容轉錄成文，但連這份文字記錄也不被允許隨身攜帶。一個月後，我通過在德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收到了文字記錄。

四、作為反毛主義行動的一部分，

政府開始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2010年，當我在毛主義領導人加賈拉·阿肖克（Gajarla Ashok）和納爾瑪達·阿卡（Narmada Akka）的營地逗留期間，向甘達帕蒂寄送了一份問卷。數週後他回信提及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若吉里迪赫（東部小鎮）率先解放，憑藉其力量及古爾岡（毗鄰德里的大型衞星城，多數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工人階級的鬥爭，古爾岡終將解放。這意味着一個是先，另一個是後。”

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城市存在無數問題，包括貧困。但隨着20世紀90年代的自由化，中產階級的封閉性使大多數人對他人所受苦難視而不見。毛派試圖通過貧民窟和工會組織滲透，卻未能獲得足夠響應。

城市居民對毛主義者產生的好奇與同情很快消散。保守的印度人民黨（BJP）在崛起為全國性政黨後，不斷利用克什米爾問題煽動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情緒。21世紀初，伊斯蘭激進分子將印度本土列為襲擊目標，引發與穆斯林少數羣體的摩擦：2001年印度議會遭遇襲擊，2008年孟買市遭遇恐怖襲擊。其間德里、海得拉巴、瓦拉納西、齋浦爾等眾多印度城市接連發生炸彈襲擊，造成數十人死亡。與此同時，毛派運動的公開支持者開始與克什米爾及印度東北部的分裂勢力暗通款曲。這些潛在聯盟引發爭議，導致毛主義同情者遭受反噬，並被冠以新稱謂：“城市納薩爾派”。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正日益抬頭，此後數年間，這個詞彙成為政府鎮壓一切社會運動的幌子，導致人權律師蘇達·巴拉德瓦吉（Sudha Bharadwaj）等民權活動家遭監禁。此外，裝有安全部隊遇襲遇難者遺體的屍袋被運往全國各地。

作為反毛主義行動的一部分，政府開始在毛派活動區域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道路和移動通信基站。這導致國家力量進一步紮根，同時也削弱了毛派勢力。那些藏身城市的毛派領導人開始遭到追捕。

新建的道路和通信基站受到農村居民的歡迎。毛派開始殺害被懷疑為警方線人的阿迪瓦西人。這種暴力行為疏遠了阿迪瓦西人及其他羣體。此前，毛派會在夜間潛入村莊後悄然撤離。即使有人報告他們的行蹤，安全部隊也無能為力，因為情報往往傳到時為時已晚。但如今有了手機網絡，民眾能立即報警，導致毛派常常與國家安全部隊發生交火。

自2020年起，印度毛主義運動急劇衰落。2010年筆者在叢林中結識的毛派指揮官阿肖克於2015年投降，其兄長早前已在交火中喪生。與此同時，阿卡2019年在海得拉巴接受癌症治療時被捕，三年後於臨終關懷中心離世。

2015年五月，2018年接替甘達帕蒂成為毛派首領的南巴拉·凱沙瓦·拉奧（Nambala Keshava Rao）在與警方交火中喪生。數週後，阿肖克另一位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兄弟亦遭警方擊斃。除少數人外，整個毛派領導層已被清剿殆盡。阿肖克近期加入了印度國民大會黨。過去幾年裏，“A”一直失聯，自從他的幾位朋友因“城市納薩爾派”身份被捕後。他的一位朋友前些天告訴筆者，他已不再與人往來。一個月前，古爾岡的一位朋友向我講述了發生在他居住地的一件事。當地居民福利協會在公園裏放置了一個籠子，裏面放着香蕉，用來引誘附近猖獗的猴子。幾個小時後，他們發現香蕉被某人吃掉了，香蕉皮留在籠子外面。這讓我想象那個人有多麼飢餓，很可能是個貧窮的工人。朋友給筆者發了居民協會WhatsApp羣組的截圖。有人寫道：“檢查監控錄像。”

毛派武裝現已全面投降，請求政府接受停火協議。2025年9月一份據稱出自毛派領導層的聲明公開致歉，稱革命進程中領導層犯下若干戰術失誤，當前停火對終止流血至關重要。至於具體失誤何在，信中未作説明。隨着反毛主義行動愈演愈烈，深山中的殘餘分子終將投降或覆滅。歷史如何評判他們尚難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若非他們，人們對DK腹地的迫切關注就不會出現。然而，對古爾岡偷香蕉的男子而言，以及吉里迪赫那個甚至看不到一根香蕉的人而言，這一切毫無意義。

**作者簡介：**拉胡爾・潘迪塔（Rahul Pandita），印度著名作家、資深記者，曾出版多部有關克什米爾問題、印共（毛）的暢銷書籍。

本文編譯自《Aeon》雜誌2025年10月21日文章，原標題為Dreams of a Maoist India，原文鏈接：https://aeon.co/essays/the-rise-and-now-fall-of-the-maoist-movement-in-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