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青姝：1990年代一系列大案要案的破獲，都和他有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汪青姝】

電視劇《我是刑警》正在熱播，這部劇展現了近三十年來中國刑偵發展歷程，劇中各角色在現實生活中的原型，也受到大眾的廣泛關注。

其中，在第一個案件中就出場的省廳專家曹忠恕，給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原型正是公安部首批特邀刑偵專家、“七一勳章”的獲得者、人稱“刑偵八虎”之一的崔道植。

圖為2021年6月8日，崔道植在哈爾濱市老年公寓房間中進行痕跡檢驗實驗。 圖源：新華社

從志願軍到公安幹警

1934年6月，崔道植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他家原本祖居朝鮮半島星州郡，後為躲避戰亂一路北上，才寄居在當時一户王姓漢族人家的草房中。

然而，命運的苦難接踵而至，崔道植的父親在他三歲那年染疫去世，母親則在他六歲時離家，自此徹底沒了音信。崔道植的爺爺在日寇的鐵蹄下，艱難地將他和姐姐拉扯大。

彼時的“偽滿洲國”，日本人橫行霸道，他們甚至規定，收穫的白米必須全部交給日偽政府，中國人一粒白米也不能留，一粒白米也不能吃。在央視節目《朗讀者》中，崔道植曾經回憶過這樣一個細節：

有一年秋天，爺爺偷偷在自家後院挖了個菜窖，在上面蓋好木柴做偽裝，藏下了一些白米。等夜深人靜後，他從中取出一些蒸成米飯，分給崔道植和他的姐姐一起吃。第四天的夜晚，日本兵突然找上門，查抄了崔道植爺爺偷藏的兩袋白米。崔道植和姐姐被嚇得不敢反抗，默默地注視着爺爺被日本兵帶走。三天後，崔道植爺爺才被日本人放回了家，他被打得遍體鱗傷，襯衫全都被鮮血浸染成了紅色。

被日本人折磨還不算完，崔道植一家還要被迫忍受地主的剝削。

有一次他去地主家的山上撿乾柴，在下山的途中被地主家的樸姓少爺發現。為了保護自己這點兒得之不易的勞動成果，瘦弱的崔道植被地主少爺狠狠一頓拳打腳踢，甚至還被對方搶過鐮刀割傷了手背。此時恰逢同村好友金正鯤路過，才阻止了地主少爺的惡行，崔道植僥倖撿回一條命，但金正鯤卻因此得罪了地主，不得不逃離村子。離開前，他告訴崔道植，不要為自己感到愧疚，他要去參加戰鬥，加入八路軍。

後來，金正鯤犧牲於朝鮮戰場。

1945年，吉林梅河口光復，日本人和地主都逃之夭夭，崔道植也上了學，加入了兒童團。1949年，16歲的兒童團長崔道植軟磨硬泡要爺爺帶他去臨江縣政府，找同為朝鮮族的民族科長表達意願要求入黨參軍，但因年齡太小遭到拒絕。

兩年後，朝鮮戰爭爆發，毫不氣餒的崔道植又一次跑去縣政府申請參軍。童年時長期捱餓的悲慘遭遇，導致他營養不良，身高體重發育得比同齡人要差，體檢人員因此不同意批准他入伍。難過的崔道植坐在縣政府大門前的台階上一邊哭一邊等到深夜。就在部隊開拔前的一刻，一個縣政府的工作人員朝他跑了過來，原來有人體檢過關了卻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來。軍列不等人，崔道植就這麼跳上了開往部隊的悶罐車。

1954年崔道植在部隊留影 圖源：北京日報

1951年，崔道植參軍，並在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抗美援朝期間表現非常優秀，多次獲得獎勵。在個人自傳中他曾經提到，他在部隊裏得到過兩本書，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和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兩本書給了他很大的啓發，特別是《可愛的中國》裏方誌敏對祖國的描寫，讓他意識到，中國原來可以這樣美，人原來可以在這樣美麗的中國裏活着。

1955年，崔道植從部隊轉業到黑龍江省公安廳，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當時的崔道植只有初中文化，為了能夠擔負這份重任，他努力鑽研刑事鑑定技術，勤奮學習各學科的相關知識。為了儘快熟悉工作業務，他更是積極地參與到每一次現場勘驗的過程中來，珍稀每一次出現場的機會。

在崔道植的回憶裏，多年的刑事檢驗工作很枯燥，也很累，但每當在現場發現痕跡和物證的時候，他就會變得非常高興，非常興奮。如果説忠於國家、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信念讓崔道植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在刑偵第一線，那麼深沉的、恆久的對刑偵事業的熱愛，則讓他在刑偵領域的鑽研裏走得更深更遠。

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專業的刑偵技術人員數量儲備有限，崔道植大多數時間都要一個人進行工作，工作量非常大。好不容易分來一兩個新人，又很快被調走去其他部門工作。崔道植當時在省廳技術處以任勞任怨出名，經常上夜班，加班加點從沒有半點抱怨。

特殊時期，由於刑偵技術人員短缺，崔道植成為了黑龍江省公安廳最後一批下放接受勞動改造的人員。他充分利用休息時間，白天勞作，晚上學習。到了1969年末，全省刑事案件頻發，改造一年半的崔道植就又被急匆匆地從農場調了回來，他因此成了黑龍江省廳勞動改造時間最短的人。

重新回到省廳的崔道植沒過多久就迎來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國家決定大力培養年輕幹部，省裏分配來了許多年輕大學生。在痕跡檢驗科當科長的崔道植，手上最富裕的時候，曾經有過五個得力干將。組織上不僅給人，還給錢，在經濟狀況不寬裕的情況下，陸續購買了許多先進器材，還組織刑事技術人員到海外學習先進的刑偵經驗。

然而，僅僅過去三年，情況就有了變化，這些有知識有技術的寶貝疙瘩全被省公安廳安排調去其他部門參與新工作了。崔道植就這麼又成了光桿兒司令，他本人對此毫無怨言，面對組織上的是否應該將他身邊最後一名年輕同志調去團委的詢問，崔道植的答覆是“確實應該”。

此時年近半百的崔道植不會知道，未來，自己的名字將會鐫刻在中國刑偵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根斷掉的電話****線

現如今，提到崔道植，很多刑偵愛好者都會把他的名字同1990年代之後的一系列大案要案聯繫起來，如1·28鶴崗大案、白寶山襲軍襲警案、周克華案、白銀案等。

的確，崔道植最為外人津津樂道的是他槍彈檢驗的本事。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根據自己的槍彈痕跡檢驗的經驗，先後撰寫了《根據7.62mm手槍射擊彈殼痕跡判斷射擊槍種的探討》、《64式手槍指示杆痕與59式手槍拋殼挺痕位移的研究》、《根據射擊彈殼與射擊物確定槍手設計位置範圍》等論文，並被編入刑偵教材，在國際刑警年會上發表。

這背後付出的艱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為了弄清槍械膛線的磨損程度和擊發子彈的彈頭與彈殼上痕跡的關係，崔道植反覆地做實驗。他用同一把槍械擊發3000發子彈，然後給每一發子彈都拍照。從第一發到第一百發，再從第一百發到第三百發，崔道植把它們的變化都記錄下來，最後總結出痕跡的變化規律。

在沒有計算機系統輔助對比的年代裏，崔道植就是憑着這樣一手人眼對比的絕技，為許多案件的偵破解開僵局。

2003年1月18日，瀋陽市某儲蓄所外發生了一起持劫運鈔車的惡性案件，現場發生爆炸和槍戰，197萬現金被搶，八名工作人員倒在血泊之中。崔道植根據兇犯遺棄在附近的一件軍大衣內部縫製的槍套，判斷出作案人員所使用的槍支是雙管立管獵槍，又通過觀察遺留在現場的子彈和彈殼，得出作案槍支是湖南支江生產的某品牌獵槍的結論。

崔道植的這手辨槍絕技神到什麼地步？在央視的一次採訪中，他曾自豪地説，因為他看的足夠多、看得足夠細，只要把子彈或彈殼交到他手上，他就能判斷出是什麼型號的槍支，又是在哪裏生產的。在崔道植主持鑑定過的1200多起要案中無一失誤，就是對他工作能力最好的肯定。

崔道植在進行射擊實驗 圖源：北京日報

在被稱為“中國刑偵一號案”的白寶山案中，曾經有過這樣一個關鍵節點，那就是判斷髮生在北京和新疆的系列槍擊案是否可以併案偵查。當時的分歧在於，北京方面初步鑑定作案槍支是八一式自動步槍，而新疆方面則初步鑑定作案槍支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

為確定兩地系列案件是否為同一支槍械所為，公安部急調崔道植前往烏魯木齊進行鑑證比對。崔道植連續工作後認定，北京和新疆系列案件的涉案槍支均是同一支八一式自動步槍。根據該結論，公安部將偵查範圍圈定為在北京犯過罪後在新疆服刑的人員。就這樣，白寶山的身份浮出水面。

殘留在彈殼和子彈上的痕跡十分微小，稍不留心，就會被忽略。當時，北京和新疆警方都已經分別做出了各自的結論，在此情境下要將其推翻，崔道植要承受的壓力和風險可想而知。八一式自動步槍和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打的子彈都一樣，所以無法從現場遺留的子彈和彈殼的型號上判斷射擊槍支到底是哪一種，但崔道植憑藉多年積累的深厚經驗發現，從這兩種槍內發射的子彈的彈殼，存在着一個非常細小的區別——從八一式自動步槍打出的子彈彈殼上有一條細小的橫線，而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沒有。這條橫線非常細小，只有在特定的燈光角度下，才能被發現。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在周克華案中，也是崔道植鑑定出涉案槍支的原產地是巴基斯坦。

因此，在與崔道植相關的報道中，媒體常把他稱呼為“全國首席槍彈專家”，這表達了對崔道植本人在槍彈鑑定工作上的肯定，但不夠完全。準確地説，崔道植應該被稱為“全國首席痕跡檢驗專家”，槍彈檢驗只是他痕跡檢驗研究中的一部分。

1955年，剛從部隊轉業到黑龍江省公安廳的崔道植在第一次進行痕跡鑑定時，就展現出了敏鋭的觀察力和精確的判斷。

擺在崔道植面前的是一根斷掉的電話線，當地辦案人員已經認定這根電話線是被犯罪嫌疑人用鉗子剪斷的。崔道植把斷面放到顯微鏡下觀察，看到了一條比頭髮絲還要細二十分之一的細小紋路，他感覺剪斷這條電話線的不應該是鉗子，反而更像是平常人家用的剪子。

根據崔道植的意見，偵辦此案的工作人員很快鎖定了犯罪嫌疑人，並在其居住地點搜出了一把剪刀。接下來，崔道植花了整整五天的時間，用這把剪刀反覆剪斷鉛片，並將痕跡與遺留在現場的電線斷面做比對，細節一致，還要繼續放大倍數看。最終崔道植得出結論，這把剪刀就是在案發現場剪斷電話線的那一把。

崔道植自此深信他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證據服務，他先後在中央第一民警幹校（今中國刑警學院）、哈爾濱業餘職工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學習刑事科學技術，以及與此相關的醫學、數學和邏輯學方面的知識。兢兢業業幾十年，他一直在腳踏實地地打磨自己的刑偵技術，案件的線索在他眼中漸漸水落石出。

1981年，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發生一起命案，現場的線索紛繁凌亂，辦案人員在多日走訪調查後，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崔道植在到達現場後，從主持屍檢的法醫手裏拿到了一片斷裂的指甲。

這枚指甲是從受害者的傷口中發現的，很可能是犯罪分子在同受害者搏鬥的過程中，不慎掉入。當時的刑偵技術遠沒有今天這樣發達，DNA鑑定要到1984年才由英國的遺傳學家開發。為了能使這枚指甲成為鑑定的證據，崔道植收集了黑龍江省警校200名學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展開研究。最後崔道植髮現在顯微鏡下觀察指甲遊離緣，會有120-130根粗細不同的豎線，這些豎線的排列組合因人而異，不會重複，就像指紋一樣是每個人獨有的。

人類指甲的同一認定就此出爐，後來，辦案人員把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甲都剪下來交給崔道植鑑定，其中一人右手小拇指的指甲遊離緣樣本和遺留在受害者腹部的指甲遊離緣線條完全吻合。辦案人員根據崔道植出具的鑑定證書將此人逮捕，隨後，該名犯罪分子便很快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實。

崔道植在編寫痕跡鑑定書 圖源：人民公安報

1991年，57歲的崔道植依舊在工作崗位上忘我地奉獻着，完全看不出此時的他已經是一名臨近退休的老人。當年，黑龍江訥河賈文革特大強姦搶劫殺人案轟動全國，事後當地警方在他家的菜窖裏總共找出41具遇害者的屍體。崔道植在深夜中顛簸了6個小時趕到訥河的案發現場，開展痕檢工作。

當時沒有電腦，所有的勘察繪圖都是必須依靠人工進行手繪，而且大多數繪圖都是平面方位圖。崔道植在如此複雜的現場條件下（菜窖位於地下，且非常狹小，屍體都堆疊在一起），畫出的勘察圖都是三維立體的。

由於案件持續時間較長，外加藏屍環境十分逼仄，所有屍體都高度腐爛，散發着令人窒息的惡臭不説，輕輕一碰就會碎成像豆腐一樣的渣滓。參與現場辦案的勘察人員都清楚地記得，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崔道植是在現場停留時間最長的人，整整二十多天的工作時間，他一直堅持和大家一起在一線工作。立足痕跡學，他逐一確認衣服、手銬、腳鐐、繩子（罪犯對受害人進行了控制和拘禁）等特徵以及捆綁方法。在屍體全部被抬出處理完畢後，為了能進一步獲得更多物證，崔道植又親自帶人把現場能篩的土地都篩了一遍，甚至連賈文革家豬圈裏的幹糞也沒放過，終於找到了殘留藥物等新物證。

崔道植在現場以身作則，也給年輕的刑偵工作者們樹立了榜樣，他不喜歡喊口號，就是默默地幹。而他負責撰寫的鑑定書向來也都是被當作教材和樣本。賈文革一案中，崔道植在數不清的現場照片和繪圖中選取了50多張就把現場的狀況清晰明瞭地呈現，正是這些紮實的證據，成為了將賈文革送上刑場的關鍵因素。

在路上

崔道植原定於1994年6月17日退休，按理説他應該就此脱下警服，和妻子兒孫安享天倫之樂。然而，他在退休後依舊保持着高強度的工作節奏，除了幫助各地公安機關進行痕跡鑑定、出差到外地參與案件偵破外，崔道植還積極參與我國刑偵技術研發和人才培養。

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崔道植髮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在案發現場收集的痕跡物證有時會比較凌亂，沒有辦法立刻判斷其價值。再比如，案發現場勘驗圖的繪製還是靠人工繪製，費時費力不説，對空間結構的展現不夠充分。

於是，崔道植請示公安部批准，決定立項研究“刑事痕跡圖像處理系統”。要想在這上面做研究，就得有計算機知識的儲備。崔道植當時已經是60多歲的高齡，對計算機根本就一竅不通，為了能儘快研究出這套“形式痕跡圖像處理系統”，他從零開始努力地學習計算機知識，終於在1996年10月圓滿完成了這項課題任務，並順利通過了部級專家的鑑定。

與會專家給予這項課題高度評價，稱該系統處於國內領先水平。這套系統落地後，在黑龍江省及以外的省市推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並榮獲黑龍江省公安廳科技進步一等獎。

與此同時，崔道植還在研究怎麼把他自己發明的“鋁箔膠片”和“彈痕展平器”技術規模化推廣。1995年，全國涉槍案件數量激增，公安部在“十五公關”規劃中，列入了“槍彈痕跡自動識別系統”的課題。崔道植代表黑龍江省公安廳和其他八個省、直轄市的公安部門競標。由於黑龍江省廳當時拿不出30萬元的科研補助費，公安部初審階段沒有予以通過。最後由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和北京市公安局中標。

1997年崔道植參觀了公安部舉辦的國際刑偵器材展，看到了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槍彈痕跡自動識別系統”，這讓他的內心受到了很大沖擊，在個人傳記中裏記錄下了他的懊惱：“自己幹了一輩子槍彈痕跡檢驗工作，卻拿不出我們自己國家的‘系統’？”

崔道植因此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我國自己的“槍彈痕跡自動識別系統”搞出來。可他當時剛退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再向單位要科研經費。於是，他精打細算，自己出錢，從退休金裏留出一部分做生活費，其餘全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在此後五年的時間裏，他跑遍國內的多所高校和廠家，終於和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的王志強一起，以“鋁箔膠片”和“彈痕展平器”這兩項技術專利為基礎，研究出了“彈頭膛線痕跡自動識別系統”，並於2001年10月16日獲得公安部部級專家的認可，而彈頭膛線痕跡展平裝置則於2006年9月1日被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為“實用新型專利證書”。

“該系統具有獨創性，技術水平高，不需要人工干預；技術成熟、性能穩定，實用性強，容易操作，在膛線錄入時間、核准率方面由於國內外同類系統，總體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公安部將此科研成果列為2002年度重點項目之一進行推廣。而崔道植為了能讓國內其他同行能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技術，專門前往國家專利局辦理了取消專利的手續。

1999年，崔道植成為共和國公安部第一批特聘的刑偵專家，他和烏國慶、陳世賢等被人民親切地稱為“刑偵八虎”。

老一輩中國刑偵人的寶貴品質在他們身上得以彰顯，只要國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那他們就工作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秒。

崔道植和烏國慶之間的友誼也讓人動容。多年來他們一起出現在全國各地多個大案要案現場，每次見面都是在工作，要不就是在前往工作的路上。二人雖都已到了七八十歲的年齡，可凡事親力親為，從不以年齡作為請假的託詞。他們出行從來都是選擇最便宜的交通工具，能坐火車，就不坐飛機。公安部和黑龍江省廳負責訂票的工作人員對兩位老前輩的這種行為都非常熟悉，他們的目的也非常單純，就是想為國家多省一點兒錢。

2003年烏國慶（左一）和崔道植（左二）在研究疑難案件 圖源：人民公安報

後來，烏國慶因為腿傷不得不從現場退了下來，而崔道植則因為妻子患上阿爾茲海默症搬進了養老院。但這不代表他就放棄了自己熱愛的痕檢工作，而是把養老院變成了辦公室。每天都接收從各地公安寄來的需要幫忙檢驗的包裹，然後在自己的房間裏用儀器完成檢驗。

工作中的崔道植 黑龍江省公安廳

除此之外，深感時間不多了的崔道植還抓緊時間，把自己畢生所學用電腦整理成課件好留給後人參考。每到夜晚，他都會先陪着離不開人的妻子進入卧室等對方進入沉睡，再偷偷溜到外面做PPT到十一點、十二點。等到早上四點半起牀，他再趁妻子沒醒工作一會兒。

如今已邁入90歲高齡門檻的崔道植看上去依舊精神矍鑠，這很大程度上可能與他年輕時就保有的鍛鍊習慣有一定關係。1992年崔道植參加黑龍省廳的運動會，還拿了老年組的第一名。從妻子工作的醫院到崔道植工作的黑龍江省公安廳大約有1.5公里的路程，但凡當天不颳風下雨，崔道植一定會在上班前沿着這段路跑上兩個來回。

四年前，崔道植的妻子去世，隨後新冠疫情爆發，養老院進入了封閉狀態。崔道植在自己的房間裏，利用自己發明的指紋修復系統，經過九天九夜的連續工作，幫助牡丹江市公安廳成功比對中一枚變形的指紋。

唯有忠誠真本色，唯有熱愛可抵歲月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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