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如何與特朗普打交道？

特朗普捲土重來，中國如何與特朗普打交道？本文詳細解析了特朗普上台後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將在三條線上挑戰中國，第一條是科技經貿線；第二條是意識形態線；第三條是軍事地緣政治線。並給出了中國的應對之策。作者指出，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只要我們避免被美國牽着鼻子走，只要我們的理性克服了我們的情緒，我們就會顯示出無窮的韌性，在充滿挑戰的國際環境下，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

【文/鄭永年】

01.不能低估特朗普的外部影響力

特朗普回來了。很多人説，特朗普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但實際上，特朗普是確定的。如果説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裏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還情有可原，但如今的再次歸來則不能説是不確定性了。今天人們所謂的“不確定性”大多來自人們對特朗普的僥倖心理。

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已經充分展示出來了對全球貿易體系的破壞力和對地緣政治格局的顛覆力。沒有人會認為，在第二任期裏，特朗普的外部影響力會有所減弱；恰恰相反，他已經積累了四年的執政經驗，會以更有效的方式實行其政策。對此，人們不應存有任何僥倖心理。

有人説，特朗普是“內政優先”，外部事務不是他的優先考量。的確，特朗普的核心是“內政優先”。但是，這並不意義着，特朗普的“內政優先”沒有外在影響。首先，正如他在第一任期時所做的那樣，特朗普必須將注意力從外部環境轉移到內部才能實現其內部優先政策。之前美國過度擴張，其利益已深深嵌入各個區域，美國總統需要花大力氣來關切美國的外部利益。因此，他會收縮美國的國際捲入。也就是説，“退羣”和減少對國際秩序的承諾的行為是必然的，因此，美國必然“破壞”現存國際秩序。

其次，儘管美國內部出現了那麼嚴重的政治問題，但在經濟、技術和軍事等領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內部的任何變化都會產生巨大的外部效應。

所以，對其他國家而言，不能存有僥倖心理。中國尤其如此。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已經把中國界定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這一點拜登政府沒有改變，特朗普第二任期只會強化。對於中國來説，需要先思考一下美國的意圖，再評估一下美國這樣行動的後果，然後再決定我們如何回應。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一場記者會上發表講話 圖源：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02.“三線”同時挑戰

特朗普執政之後，“新官上任三把火”，必然會同時在三條線上挑戰中國，第一條是科技經貿線；第二條是意識形態線；第三條是軍事地緣政治線。如何在這三條線與特朗普打交道是我們很快就會面臨的挑戰，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最重要的是必須對特朗普及其團隊的一些基本面作出一個基本的判斷，這裏至少包括政策目標、決策模式和政策執行三個層面。首先是政策目標，即特朗普的政策導向，他要用什麼樣的政策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其次是決策模式，即分散分權的決策模式還是集中集權的決策模式。再次是政策執行，即官僚團隊的政策執行行為，官僚團隊是忠實執行特朗普的政策還是會“挾持”特朗普的政策。現在這幾個方面已經很是明顯了。

1.政策目標

特朗普的政策目標便是“使美國再次偉大”（MAGA）。這是他第一次參選時就已經確立的目標，第二次參選不僅沒有些許變化，反而更加強化了。儘管很多人説這僅僅是特朗普的選舉口號，但現在看來這的確是特朗普所追求的。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沒有能夠實現其目標，壯志未酬。經過四年的執政和四年的思考，應當説特朗普這次對這一政策目標以及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有更加明確的認識。

這一政策目標決定了特朗普的內政外交的政策取向，這裏包括兩條原則：第一，就內政外交來説，“內政優先、外交次之”；第二，就外交領域的優先次序來説，“經貿優先、地緣政治次之”。第一條原則表明，美國的外交要為其內政服務；第二條原則表明，地緣政治要為經貿服務。

2.決策模式

就決策來説，特朗普的決策模式是高度集權和集中的模式，即公司CEO模式。應當意識到，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並且是傳統產業的企業家。企業的決策模式是高度集權的，一切由CEO説了算。特朗普的個性更是強化了這個特徵。特朗普已經把他的企業決策模式帶入了白宮。他的第一任期的決策模式便是高度集權集中的。所以不用幻想他的第二任期會改變這一模式，反而會進一步增強。如特朗普所言，在他的第一任期，他遭到了“不忠誠”甚至“背叛”，因此，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必然會強化集權集中的特徵。

實際上，馬斯克所設想的體制改革會進一步強化決策的集權和集中性質。一方面，大規模的體制改革觸動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團，這需要集權；另一方面，隨着官僚機構的縮小和“小政府”的形成，體制本身也必然變得更加集中，決策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這一點連和特朗普那麼親近的馬斯克也已經體會到了。當人們指責馬斯克在人事任命上“越權”的時候，馬斯克説，他只給總統提供建議，而最終的決策由特朗普總統自己來做。

“使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要求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繼續其未完成的革命。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革命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即來自特朗普經常所説的“深層政府”的阻力。在頂層，特朗普遭遇到了政治上的“不忠誠”甚至背叛，尤其是他身邊的官員；在國會山，他遭遇了一個不合作的國會，包括來自共和黨的政治人物；在官僚層面，他遭到公務員隊伍的抵制；在軍方，他的外交尤其是軍事政策，也遭到軍方強有力的抵制。特朗普極端厭惡這個所謂的“深層政府”，並且已經向“深層政府”宣戰。因為“深層政府”意指什麼並不是那麼清楚，這已經引起了美國精英階層的憂慮。可以預測，和“深層政府”作戰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反腐敗”。

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當地時間14日在其官方X平台賬號上發佈的招聘啓事 圖源：社交媒體X

3.政策執行

在官僚機構層面，特朗普要確保一個能夠忠實執行其政策的有效行政團隊。現在，特朗普官僚執政團隊是完全基於“政治忠誠”原則之上組成的，這些人並不忠誠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是忠誠於特朗普自己。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多次宣稱，他要懲罰那些在他第一任期中和他下台之後那些“背叛”他的人。顯然，他再也不會錄用那些被他視為是不忠誠者或者不那麼可靠的官員。各種分析表明，特朗普任用的都是那些他視為是忠誠於他的人或者能夠忠誠於他的官員。

考慮到這次選舉之後，美國三權（立法、行政和司法）全面“特朗普化”的取向，美國社會尤其是精英普遍呈現出對特朗普的擔憂甚至恐懼。這並非毫無道理。但如果沒有權力的集中和一支忠誠於特朗普的團隊，特朗普很難實現其“使美國再次偉大”的遠大目標，而集權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者們的利益。

儘管特朗普這些方面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其內政，但也必然會影響到美國之後的外交政策。上述“內政優先、外交次之”和“經貿優先、地緣政治次之”的原則已經表現在特朗普的人事任命安排上了。

03.“美國優先” PK “中國優先”

在外交方面，正如在其第一任期，中國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美國就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能力和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和美國競爭的國家，對中國的這一定義只會強化，不會有任何變化。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外交團隊在對華政策上分為兩派：一是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國優先派”，主要側重在科技經貿領域和中國競爭；二是由反共反華派、冷戰派和意識形態派組成的“中國優先派”，主要側重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圍堵中國。儘管這兩派都是對華的強硬派，但他們政策的優先次序並不完全相同，“美國優先派”雖不利於中國，但它並不意味着“反華”；而“中國優先派”則把目光放在國際層面，即對抗中國。

特朗普屬於“美國優先派”。可以預見，特朗普也會對中國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上進行“極限施壓”，但這樣做將更多是一種談判手段，使美國在談判桌上佔據主導地位。而“中國優先派”的目標是打垮中國，似乎把中國打垮了，美國就可以再次偉大了。

考慮到特朗普上任後的主要矛盾是內政和經濟問題，而非外交，“中國優先派”應當為“美國優先派”服務。但是，要特別小心的是“中國優先派”挾持“美國優先派”的可能性。儘管特朗普精於商業談判，但他並沒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美國優先”政策有可能被“中國優先派”所挾持。這在其第一任期內也發生過，例如當時的對華政策被意識形態燻心的國務卿蓬佩奧所挾持，使得中美關係猶如自由落體般地下滑和惡化。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圖源：新華社

04.如何應對？

正如其第一任期所展示的，特朗普會在科技經貿、意識形態、地緣政治三條線對中國發起挑戰。因此，想要有效應對，必須在如下四個方面做好充分準備：一是外交方式層面；二是科技經貿領域層面；三是避免在意識形態領域被美國牽着走；四是應付地緣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挑戰。

1.應對外交層面的挑戰

在外交方式上，需要思考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外交方式上需要注意到特朗普獨特的外交風格。特朗普具有極強的強人政治個性。他崇尚強人政治，也崇拜強人，願意和強人政治領袖打交道。在外交領域，他既需要主導外交場合，更需要從外國領導人那裏得到“尊重”；他既需要他的官僚為他的強硬立場提供背景，更需要掌握決策的主導權（即他不會主動地把權力下放給官僚層面）。特朗普的個性，需要我們採取更為精細的外交方式。

第二，需要確立對美外交的新思維。特朗普是商人，和傳統的政治精英的思維方式不同，特朗普強調的是“交易”。“交易”意味着商業邏輯。因此，需要中國更多從經濟的角度而非其他的角度來討論中美兩國關係。特朗普的強硬並不意味着他的立場是不可變的；相反，因為是“交易”，隨着“交易”環境的變化，特朗普的立場隨時可變。當人們説特朗普的立場變幻無常的時候，更多的是從政治原則的角度來看待他的。

在意識形態領域，拜登政府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圍堵，不僅把中美關係定義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的對抗，更是組織所謂的世界民主峯會來對抗中國。特朗普則不同。特朗普不是意識形態的“信仰者”，充其量是“使用者”。就是説，特朗普可能會利用意識形態對中國施壓，但不會如拜登那樣花很大的精力來對抗中國，包括召開世界民主峯會等。

儘管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官僚層面或許會繼續這一過程，但對中國來説，不會是新鮮事了。尤其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國本身的民主，現在處於低潮，甚至衰退期，用所謂的“民主自由”意識形態來挑戰中國，並不能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壓力。因此，如果特朗普或者美國其它力量對中國發動意識形態的挑戰時，我們需要的是定力，不被其牽着鼻子走即可。

2.應對科技與經貿層面的挑戰

在科技經貿線，特朗普很有可能從拜登的“小院高牆”向“大院高牆”轉變。特朗普必然強化“卡脖子”“脱鈎”和“關税大棒”等手段，並且會來勢洶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採用以下應對方法。

第一，冷靜觀察，避其鋒芒，緩行動，不聞雞起舞。儘管高關税是大趨勢，但到底多高特朗普還沒有想好。在選舉過程中，特朗普多次強調要對中國徵收60%的關税，但最近在其社交媒體中，特朗普又稱對中國實施10%的額外關税，而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則是25%的關税。從這些信息來説，在關税方面，特朗普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利益，而非光是自己的情緒。

這是因為，高關税必然再次導致高通脹，對經歷了多年高通脹的美國社會，特別是普通老百姓很難再次承受更高的通脹。即使特朗普想通過再工業化來緩解高通脹，但正如過去八年所展示的，美國的企業家沒有準備好“再工業化”。實際上，不管誰當總統，要把中低端的產業再轉移到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可能性了。考慮到這些因素，特朗普也是存在調整其政策的可能性的。

第二，中國要向和中國有關聯的“利益相關者”釋放善意，這包括美國的資本、農業州、科學界、民間和地方等。只要在中國有足夠的利可圖，美國的資本是不會放棄中國市場的。

政治要素是華爾街資本必須考慮的，但如果中國市場的利潤足夠豐厚，那麼冒死也會前來（馬克思所説的資本趨利的本性迄今並沒有改變）。農業州需要中國採購更多的美國農業產品。科學界已經在開始抵制特朗普有可能再度啓動的“中國計劃”，因為這樣做會使得美國流失大量的中國科學家。美國已經有人發表文章説，如果特朗普再啓動“中國計劃”，説不定又搞出來一個“錢學森現象”。美國的民間和很多地方政府對中國並沒有惡意，也樂意和中國交往。在釋放善意方面，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行動了。

第三，官方層面尤其要沉着應對，不可讓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主導自己的情緒。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拜登執政期間，官方層面有時顯得不夠沉着，過於情緒化，不僅使雙方長時間處於對立的狀態，還過於遷就民間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如果特朗普就職後，美國再次用民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方式“妖魔化”中國，我們就需要冷靜應對，既不要讓美國方面牽着鼻子走，也不要被自己的情緒牽着鼻子走。

第四，加快開放，尤其是單邊開放。開放包括兩個方面，即向美國的開放和向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開放。要繼續通過“一帶一路”“金磚”和“全球南方”等方式向世界其他國家開放。今天，世界各國普遍認為，“特朗普迴歸”之後，“退羣”將不可避免，美國必然再次減少甚至停止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從而對現存國際秩序產生巨大的破壞力量。

對中國來説，如果做得好，這會是一個機遇。在美國於非洲的影響力趨於減弱的同時，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一直在上升。東南亞國家在很多年裏已經做了一個集體決策，即“不選邊站”。拉美國家也在基於現實主義的原則和中國增進交往。即使是美國傳統的盟友歐洲也在深刻擔憂特朗普對美歐關係的破壞，在推進全球化、氣候和維持和平等方面，中國和歐洲產生了更多的共同利益。

在向美國開放方面，現在已經是非常困難了，而特朗普就職之後會變得更加困難。因此，中國可以採用單邊開放的方式，需要把目前的單邊開放政策擴展到美國人民和資本，讓美國人民和資本來決定是否選擇和中國交往，一旦美國人民和資本這樣做了，那麼美國的“中國優先派”就會被孤立。或者説，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會促成美國的自我孤立。

3.應對地緣政治和軍事領域的挑戰

在地緣政治和軍事領域，中國也要做好準備。在這一領域，拜登政府一方面和中國競爭甚至對抗，但同時努力設置“護欄”，以避免直接的衝突。特朗普時期，競爭和對抗有可能加劇，“護欄”有可能被衝破。儘管特朗普本人並不想和中國發生直接的地緣政治和軍事衝突，但如果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被極端的“中國優先”政策挾持和取代，那麼中美兩國就有可能發生直接的衝突。因此，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意識到，特朗普很有可能想通過強化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和軍事手段，對中國施壓，以圖爭取到科技經貿領域的談判主導權。如何應對？我們至少可以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2003年12月16日，駐阿富汗的美軍在阿富汗中部的瓦爾達克省巡邏。阿富汗戰爭是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海外戰爭 圖源：新華社

第一，軍事現代化最為重要。在國際政治領域，實力説話原則並沒有任何的改變。實力既是能力，也是意圖。一旦擁有了實力，那麼即使沒有使用實力的意圖，也能產生實際效果。中國的哲學是“止戈為武”，即要阻止武力的使用，那麼就首先要擁有武力。從實力原則出發，當美國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時候，例如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必須展示自己的實力。只有在實力較量面前，美國才會變得理性，其對華政策才會變得現實。

第二，相互威懾理論依然有效。在美蘇冷戰期間，美蘇之間形成了基於核威懾之上的冷和平，即“冷戰”。儘管美蘇之間的代理人戰爭不斷，但兩大國之間並沒有發生直接的衝突。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工智能傾向於成為中美兩國之間互相威懾的手段。實際上，美國國會所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已經向國會提交了《2024年度報告》，建議美國對中國實施“人工智能曼哈頓計劃”。基辛格先生生前就提出了，只有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之間才可以認真的進行談判，因為只有在這個領域，雙方可以對對方構成互相毀滅的效果。

更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已經成為正在興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中美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不可避免。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形成了一個完全以發展為導向的模式。所以到目前為止，在聯邦政府層面，並不存在對人工智能領域的系統的監管體系，而只有少數幾個總統行政命令。即使是這幾個總統行政命令，特朗普也已經宣佈將會取消。可以認為，美國進入了一個“無監管”特色的原始資本主義2.0階段。

因此，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需要改變目前過度監管的狀況，因為過度監管已經導致我們在人工智能領域（和相關的互聯網領域）發展不足的局面。中國至少要實現監管和發展之間的平衡，否則在人工智能領域很難趕上和超越美國，從而在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第三，在加快國防現代化的同時必須避免國民經濟的軍事化。美國的冷戰派今天所思考的最重要問題是：美國花了將近半個世紀拖垮了蘇聯，那麼今天美國需要用多長的時間、用什麼方法來拖垮中國。美國冷戰派的戰略是明確的，即把在冷戰期間對蘇聯使用的方式再使用一遍。具體來説，是促成中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走”，第一步是國民經濟的國家化，第二步是國民經濟的軍事化。美國非常樂見今天中國所謂的“國進民退”的局面，認為這個趨勢會最終促成中國國民經濟的國家化。而一旦中國的國民經濟國家化進展到一定的程度，美國就會對中國實施軍事競爭戰略，進而促成中國的國民經濟軍事化。

中國一旦國民經濟軍事化，那麼從長遠來看，軍事現代化就將不可持續，最終被美國所拖垮。而美國本身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美國不存在國有企業，一旦中美軍備競賽開始，美國政府會把大量的政府資本導入私人企業，通過私人企業之間的競爭，為政府提供軍工產品。經驗地看，每一次戰爭或者每一次軍備競賽，都使得美國的科技跨越上一個台階。圍繞着軍備競賽的研發不僅提升了美國的科技水平，更是促成美國的軍民融合系統，把諸多軍工技術轉化成民用。

儘管多年以來中國也在提倡軍民融合發展，但迄今為止並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因為大量國企的存在，各級政府自然把資本導向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很難具備民營企業那樣的效果和競爭能力。近年來，政府也提出了軍民融合適用於民營企業的政策意向，但真正落實的案例並不多。這方面需要大力改革。

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只要我們避免被美國牽着鼻子走，只要我們的理性克服了我們的情緒，我們就會顯示出無窮的韌性，在充滿挑戰的國際環境下，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