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西方客户不買我們最想賣的東西，而南方兄弟又沒錢買，怎麼辦？

【文/翟東昇】

自2018年三月關税戰開打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量已經進入了歷史性的下行週期：中國對美出口從最高峯的22%左右下降到如今的約13%水平；在美國的主要進口來源國中，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佔比都超過了中國。競選期間，特朗普公開聲稱，他會將中國商品的關税提升到60%，如果台海有事，他甚至考慮加徵到100%。在此背景之下，不僅在華外資的重新佈局開始提速，而且不少中資出口企業也在積極出海。要想理解這場全球性國際分工的結構調整並拿出恰當的對策，就必須跳出單邊或雙邊的思維，把問題放在東亞生產網絡的變遷史的背景下來考察。

東亞生產網絡的形成

正如我在此前的多篇論文裏闡述過的，東亞生產網絡原是海權遷移和全球化的產物。從廣義全球化和海權的遷移歷史來追溯，全球貿易和製造的重心，從大航海之前的威尼斯、熱那亞，在過去五百年間先後轉移到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東海岸、美國西海岸等地。二戰後，美國企業開始把部分製造環節轉移到日本和四小龍等地，這既是為了降低成本，也為了應對美國本土的工會左翼勢力。

考慮到美國在上述地點基本都有駐軍，在政治和戰略上講，當時這種產業轉移還是比較審慎的：與其説是把生產環節轉移到了國外，不如説是轉移到了自己的半殖民地。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脱鈎之後，美國開始出現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美元霸權帶來的匯率高估開始把其本土的製造業環節進一步擠壓出本土。畢竟，有什麼正常產業比印錢來得容易呢？當一個原本勤勞的家庭獲得了一棵搖錢樹之後，家裏的髒活、累活與家務活都會轉交給村裏的鄰居們去做；美國在地球村裏的製造商角色轉變成銀行家角色，也是這個道理。

對於美國而言，局面真正失控是在1990年代才出現的。當時，同為冷戰勝利方的中國和美國，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心態和行為截然相反。美國舉國慶祝勝利，認為歷史已經終結在自己的手中；中國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僅在內政上擔心蘇聯東歐的浪潮波及東亞，也在外交上憂慮冷戰三角中的“老二”蘇聯瓦解之後，自己在霸權國眼中從值得拉攏的“老三”升級為需要對付的“老二”。

1992年，二十世紀最後一位大戰略家鄧小平同志，在其人生的最後階段，為中國把準了航向，制定了非常高明的戰略。在政治上，他提出要韜光養晦、穩住陣腳；而在經濟上，他搞了南巡講話，啓用了朱鎔基，最終在1994年左右形成了一個經濟戰略組合拳。

《中國為什麼有前途——對外經濟政策及其戰略潛能》 資料圖

在我的第一本專著《中國為什麼有前途——對外經濟政策及其戰略潛能》一書中，我把90年代開啓的這種經濟政策組合拳比喻為“吸星大法，北冥神功”。這個政策組合包括大規模鼓勵出口以獲取貿易盈餘，以超國民待遇吸引外資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東南沿海，以強制結售匯制度和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購匯的方式建立鉅額外匯儲備。

其中每一條政策似乎都是從東亞鄰國借鑑過來的，但是當人們把這些政策組合在一起來思考的時候，才能看出其中的政策邏輯：我們給予外國廠商和消費者以相當優惠的補貼，吸引他們把製造環節放到中國來，並把賺到的錢繼續存在中國，最終培育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製造業經濟體。

在金庸的小説中，有一派比較匪夷所思的功夫：主人公沒有內力，而對手極其強大，主人公就把自己經脈與對手相連，逆向運氣，將對手的內力吸到自己體內。小平同志生前曾經邀請金庸先生面談過，我不知道是否談及過這派功夫，也不知他是否真的受此啓發。反正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上述政策組合的神奇效果，與金庸先生設想的這套功夫頗為神似。中國只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就從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升級成人類史上最大的工業國。美國的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家的地位，不知不覺之間就被中國“吸”走了。

外資製造業的潮起潮落

外資在中國的急劇工業化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港資主要轉移到了深圳東莞一帶；台資先是到福建，後來聚集在上海、蘇州和深圳周邊；新加坡資本主要在蘇州工業園；韓資聚集在山東和北京；日資的聚集地則以長三角為主。他們基本沒有給本地合作伙伴轉移過什麼先進技術，但是他們的到來為中國東南沿海提供了一個製造業聚集的生態和出口的渠道。

外資的存在給了中國本土企業啓發和示範；外資僱傭的經理和工程師學會了相關行業的門道，然後跳槽到民企或者索性自己創業；外資的零部件採購養大了中國供應商，從而讓中國本土的品牌競爭對手也能從不斷豐盈的行業生態中獲得技術溢出。

總之，外資的聚集在客觀上帶動了中國本土製造業的快速崛起。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出口的60%是外資完成的，他們賺得了豐厚的利潤。而考慮到在土地、環境、税收、勞動力、匯率、市場準入等方面的慷慨讓利，在相當長時間裏中國其實是在賠錢賺吆喝。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東亞生產網絡出現了一種有趣的雙向調整。一方面，“亞洲製造”被“中國製造”迅速取代；而另一方面，許多外資和部分內資都在向外轉移。所謂“亞洲製造”，是指以美歐日韓掌握控股權和品牌的企業，將生產製造環節放在東南亞和中國，而將高附加值的工作環節，比如設計、研發、核心部件生產、品牌營銷、金融財務等，保留在他們國內。但是，由於中國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優勢、產業聚集效應以及華為、比亞迪等本土品牌製造業企業的崛起，東亞生產網絡中高附加值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向中國的珠三角和長三角遷移。

在2015年的世界銀行春季年會上，東南亞某國的一位商務部長向聽眾抱怨説，亞洲製造正在變成純粹的中國製造，中國吃上了肉，但似乎沒有給鄰國留出多少湯。她的這一抱怨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錯的。自2012年之後，由於中國勞動力、土地和環境等要素價格的逐步上升，部分製造業外資漸漸撤離中國，如同遊牧者一般尋找下一片茂盛的牧草。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980年代，日韓台新的製造業中對成本敏感的部分，曾經向東盟國家轉移，92年之後被中國“吸”了過來；但是在三十年之後，東亞海洋經濟體正在把他們的製造業再次從中國東南沿海向東盟國家轉移，其中韓國企業表現最明顯。

韓國三星集團已經實現大規模的去中國化。三星手機曾經在中國市場上佔據相當可觀的份額，如今卻幾乎銷聲匿跡，三星手機的生產環節也大量遷往東南亞和南亞。與之類似的是韓國的汽車產業。這一方面是中國本土品牌和技術的崛起，將曾經佔據更高生態位的外資企業擠出中國市場；另一方面，這個過程也是海洋性經濟體的製造業企業順應海權霸主決心脱鈎斷鏈的政策壓力和產業泛安全化的時代特點，主動或被動地去中國化的過程。

瞭解外資在華潮起潮落的歷史進程，能幫我們解釋很多現象：為什麼東亞生產網絡的規模和能力能快速反超北美和歐洲兩大產業羣？為什麼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比別人快很多？為什麼中國製造業在很長時間內大而不強？為什麼中國製造業的很多重要環節容易被人卡脖子？為什麼中國每年有數千億貿易順差，但是外匯儲備卻不怎麼增長？

政治和安全因素加劇市場分裂

上述變遷符合產業遞次轉移的市場規律，而2015年之後的中美關係一系列質變，從政治和安全上大大強化了這種產業轉移的進程。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圍繞關税和戰略性科技產業展開了一系列外交博弈；新冠疫情的爆發又讓人意識到供應鏈韌性的重要性；俄烏衝突的爆發，引發了美歐對俄羅斯的全面經濟制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憂慮。

這些事態共同促使中美歐俄各方都想把各類重要商品的供應鏈抓住，無論是糧食、能源、稀土，還是芯片、呼吸機、無人機，各方都想補足自己的短板，避免被對方卡住自己的脖子。事實證明，各國發揮各自比較優勢，通過自由貿易實現共贏共生的那套自由主義經濟學邏輯，在大國對立的時代是難以經受現實政治的考驗的。政治上的相互對立和安全上的相互疑懼，正在加速東亞生產網絡的重構。

疫情期間，曾經有一家果鏈企業邀請我給其高管團隊授課，他們希望我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如果我們需要把產業轉移到海外，應該去哪裏。一問才知道，是蘋果和亞馬遜要求他們必須做“中國加1”的供應鏈重構，也就是説，除了在中國本土生產之外，還應該在海外建有同等水平的生產線，以便應對地緣政治上的不測。蘋果公司那邊建議的兩個地點，一是越南，二是印度。

我問：為什麼必須給蘋果和亞馬遜做呢？難道華為和小米不能養活你們嗎？老總回答説，一是華為自身還在被制裁中，在其徹底解決芯片問題之前，華為手機難以重新獲得可觀的市場份額，從而難以養活如此龐大的產業鏈。二是中國企業的傳統是不願意給供應商以合理的利潤和較短的賬期，對供應商的擠壓非常狠，所以從商業角度來説，他們更樂意與蘋果公司共生，而不是中資企業。

近期我們調研了大灣區的一些企業，瞭解到國內一家機械裝備製造的龍頭企業也面臨着類似的處境。他們的產品因其卓越的性價比而在全球市場佔據優勢地位，但是隨着大量客户將生產環節逐步外遷至東南亞和南亞，其老總也糾結於是否跟隨出海。

中國不少產品國內利潤率過低 網絡

我問他，“既然你們擁有明顯技術優勢，那麼為什麼還擔心客户的外遷和弱勢對手的模仿呢？”他的回答是，“我們的技術優勢本身就是靠着與大量用户的反覆互動中積累起來的。一旦我的競爭對手獲得了足夠多的高價值用户，他們也會反覆迭代不斷進步。如果我不跟隨客户們出海，那麼我目前的技術壁壘也許只夠維持三年，三年之後就會被競爭對手追平。”

塑造未來的東亞生產網絡

東亞生產網絡最終演化成什麼樣，一切仍非定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政策，以及政策組合背後的認知。除了中央反覆強調的壯大國內中產規模，做大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之外，在對外經濟政策上，我認為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政府應該採取務實措施，鼓勵國有企業和大型民企尤其是所謂的“鏈主企業”，慷慨而挑剔地對待與之共生的配套供應商。慷慨，是要及時付款，留夠利潤，鼓勵發展。挑剔，則是要求配套企業優勝劣汰，質優重於價廉。對於出海的中國企業，也要搞黑名單、白名單制度，拉黑懲處那些短視、作惡、破壞中資企業海外生態的個人和企業，從而創造和捍衞中國企業、中國資本在全球外圍市場上的生存空間。

其次，要主動建立中國政府能有效控制的海外產業園，否則好不容易培育起來的中國製造業優勢很容易被其他國家逐步侵蝕、抽離。所謂有效控制的海外產業園，就是要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出面，與一些東盟或印度洋沿岸國家友好協商，力求籤訂長期條約，以至少一萬平方公里的規模租借其國土建設海外工業新城，中國負責基建和投資，所在國提供勞動力和土地，所獲税收雙方按照約定比例共享，所適用的法律規章制度主要按照中國經驗來制定。

這樣，我們不僅能繼續從東亞生產網絡中獲得鉅額税收和非税收入，而且還能保留住對東亞製造業偉力的儘可能多的掌控力。有些人以為把製造業遷往西部就可以降低成本，這是典型的不瞭解產業和不尊重市場才有的想法：西部的全球運輸成本和效率不具優勢；西部地區也用人民幣，故技術進步帶來的匯率強勢會殺死成本敏感性製造業；外資企業和外國消費市場不會配合你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壓低本國居民的福利和收入水平以迎合外資製造業需求，在政治上違揹我們的初心使命，而在策略上也最終必輸無疑。

其三，對於印度和越南應區別對待。當然應儘量把中高端製造業留在國內，但是對於那些留不住的部分，也就是資本和市場都不在我有效掌控內的部分，以及對勞動力成本和環境代價要求太高的部分，我主張可以扶持越南，但是必須堅決避免印度製造業從中獲益。這與歷史恩怨或者制度差異沒有關係，而是因為越印兩者發展的天花板是不一樣的，兩國製造業崛起後給中國帶來的地緣戰略挑戰也大不相同。

其四，在中美關係漸行漸遠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如何讓非美非西方的市場規模發展壯大？只要國際貨幣體系繼續保持不可兑付硬通貨（也即無錨貨幣體系）的基本特點，那麼逆週期地向全球外圍地區注入短期流動性和長期資本，幫助他們發展壯大，可能是中國製造業驅動外循環的根本出路。

中文互聯網上流行着一句冒充小平同志所説的話，“第三世界窮國，他們就是想要點錢”。

一帶一路 網絡

這句話放在1980年代也許有點道理，因為當時中國還有不小的貿易逆差；但是今天的中國是最大順差國和儲備國，我們面臨的瓶頸是，西方傳統大客户不買我們最希望賣的東西了，而南方的兄弟們沒有錢買我們的東西，怎麼辦？那麼，就要想辦法撬動全球儲蓄者，去借錢乃至送錢給全球南方國家，從而讓他們有錢購買，且僅購買我們的戰略性商品。這是打贏經濟戰的反遏制戰略關鍵所在。

在脱鈎斷鏈的大背景下，幫全球南方就是幫自己，要積極主動地把朋友搞多、搞富，把對手搞窮、搞散。誰在政治上和市場上跟我們走，誰堅持買我們的華為、大疆和電動汽車，誰就是我們的朋友，那麼我就有義務在地緣戰略上保護他，鬧顏色革命的時候力挺他，發生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時候更要聯合一幫朋友們去給他輸血。

養着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隊和艦隊，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戰鬥機、導彈和無人機，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不能光做擺設，就是要這麼用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以前我們把這句話視為唱革命高調，如今發現，可能一語成讖：中國人只有帶領整個全球南方翻身，我們才能最終勝出。

最後，擺脱貪婪保守的地主守財奴思維，是中華民族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必要一課，也可能是最難的一課。“技術進步的來源不是研發補貼，而是世界市場的持續需求”“對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根本目的不是要掙到別人的錢，而是要在全球的分工合作中佔據更強更高的生態位”“現代貨幣體系的規則之下，本幣債務的擴張是德而不是罪”……這些更貼近近現代世界經濟史的認知必須在國內的理論界和政策圈確立其主流地位。

當年的蘇聯之所以在整體科技水平上未能追趕上美國，關鍵在於他們缺少對世界市場體系的掌控力，甚至未能真正建立起對東方陣營的市場掌控力。如果説，前蘇聯的決策者們被長期束縛在農奴主的思維框架中，那麼我們則必須擺脱農業文明傳統遺留下來的地主老財那種貪婪保守的思維定式。只有與時俱進地理解貨幣，理解市場，理解全球大循環，才有可能最終贏得這場關乎國運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