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不這樣做,就會走偏到西方福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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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2月15日起,個人養老金制度從36個先行試點城市(地區)推開至全國。政策施行後,引發社會普遍關注。有專家提出,個人養老金是個人實名制賬户,很有潛力成為統一城鄉養老金的發展方向,對中低收入人羣的未來保障很有好處。
對此,姚洋認為,個人養老金是在國家基礎養老金之外,再去開一個養老金賬户。但他表示,“這個顯然對農村居民是不適用的,至少是現階段,只有城裏人才可能會去繳納,因為有各種退税補貼。”
姚洋補充説,農村居民收入本來就比較低,不太可能為了自己的養老,再去參加一個額外的個人養老金賬户。

中國應該學美國****共和黨?
“當我們講到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時候,不能僅僅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五險一金等,更重要的是去看我們如何投資於民的問題。”姚洋説。
“我們要提高社會福利,可能就沒法走西方福利社會的那條路。”姚洋強調,在西方社會,福利是執政黨和老百姓之間的一種所謂的政治交易——“我給你福利,你給我投票。”
關於美國擬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姚洋提出質疑:“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減税人人歡迎,但如果政府要敢砍老百姓的福利,風險就很大。唯一的可能就是去砍聯邦政府的支出,這也很不容易,因為好多支出都是剛性的。”
姚洋舉例説,很多人都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里根總統做得很好,“這都是不看歷史數據的”。里根時期的核心政策是減税、放松管制,所以八十年代裏根時期的美國財政赤字很快就上去了。真正實現財政平衡甚至略有盈餘的是克林頓時代,民主黨不減税,遇上經濟好,到克林頓執政末期實現了財政盈餘。
姚洋説,國內有很多人都相信美國共和黨的做法:要減税,要提高效率,但“這樣做不是説沒有積極作用,而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難度非常大。”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圖片來源:中銀研究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搞社會福利?
姚洋認為,提高社會福利的關鍵在於投資於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當然更多是要提升農村的收入,特別是農村的基礎教育,這方面城鄉差距實在太大。這種城鄉差距會形成一系列後果,如果城鄉差距無法消除,我們的收入差距就無法消除。”
他提到,農村很多孩子是留守兒童,比如得了近視眼都不知道,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字,就不學了。“孩子一天不學,兩天不學,慢慢就跟不上了。其實城裏的孩子不用那麼擔心,中考分流的時候,75%都是農村户口被分流到職高去的。”
“這樣的職高就成了一個階層固化、社會固化的工具。”
姚洋團隊針對2007年和2009年的初中畢業生做過一份涉及5000人的調查,通過數據發現——讀職高是最壞的選擇。5000人中,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是上了普通高中的人要高一些,上職高的人次高,初中畢業的人是最低的;在調查對象30多歲的時候,姚洋團隊又統計了他們最近這份工作的收入,發現初中畢業生和普通高中畢業生的中位數收入基本拉平了,而職高的中位收入比這二者都要低。
“因為其中一些初中畢業生沒選擇讀職高,很早參加了工作,這些人裏有一些去做了小老闆,甚至是比較大的老闆,一下把收入拉上去了。哪怕去打工,初中畢業生的收入也會高一些,因為社會經驗更多。”
如何把農村的教育水平提高起來,特別是九年義務教育?姚洋説,“這需要我們的財政支出向農村地區去傾斜。”
姚洋表示,當前中國最大的不平等仍然是城鄉的不平等,而城鄉不平等裏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的不平等。教育決定一切,在中國,你不接受大學教育,就很難過上體面的生活。“所以我們政府要投資於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我覺得這應該作為中國福利制度的基本追求。”
姚洋進一步解釋,這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説的是一致的,即“個人的解放是全體人類解放的前提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每個人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即每個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我們不需要把人的能力拉平,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把每個人的潛能都給挖掘出來。按照户籍來統計,我們還有將近60%的人住在農村,農村孩子佔了至少一半,你能保證農村孩子裏頭沒有天才嗎?肯定有。但農村的教育不行,天才就被埋沒了。”
“所以,我們要先把根本性的原則定下來,然後再去談怎麼建立福利社會,否則就可能走偏,就可能走到西方的那種福利社會:一些人的的確確拿到很多的福利,但他不太乾活;一些人拼命幹活,最後卻拿不到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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