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儀馥：改革“大動作”不斷，越南經濟如何繼續在中美間保持平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儀馥】

2024年是越南飽經風雨和謀求突破的一年。

在政治方面，擔任越共總書記長達13年之久的阮富仲溘然而逝，“熔爐”反腐運動導致的“人事地震”餘波未平，新上台的越共總書記蘇林大刀闊斧推進國家機構改革，越南政局變數陡增。

在經濟方面，越南在GDP增速、出口和吸引外資繼續保持亮眼的表現，英偉達在當地開設首個AI研發中心似乎成為越南承接全球產業轉移的新起點，擱置已久的北南高鐵項目和寧順核電項目被重新提上日程也展現了越南經濟求變求進的決心。

這一系列現象與行動彼此獨立，卻也密切關聯，它們深嵌于越南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中，不僅是該國因應國內條件變化而作出的努力，而且是其為了更好地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外部環境而進行的調適。

越南首都河內 圖源：新華社

一、越南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漁利”與代價

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越南的地緣政治價值和經濟發展潛力得到進一步挖掘。

自2018年以來，越南經濟增長較為出色，其中外資驅動和出口導向是兩大關鍵因素。

2018年，越南GDP增速達到7.5%，創下該國自21世紀以來經濟增速的新高；在2020年世界大多數國家因疫情干擾而陷入負增長的同時，越南卻保持一定韌性，維持2.9%的增速；根據IMF的測算，2024年越南GDP增長率為6.1%，也遠高於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4.4%的平均增速。

越南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源於出口和外資的持續增長。越南工貿部的數據顯示，2024年該國出口額約4030億美元，同比增長13.6%，這是越南出口額首次突破4000億美元。與此同時，2023年約366億美元外資湧入越南，同比增長32.1%；2024年前10個月，進入越南的外資規模為273億美元，同比增長1.9%。

越南經濟發展的上述表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對華開展貿易戰和技術戰的特定背景。

在美國對華加徵關税和出口管制所導致的全球產業鏈轉移潮中，跨國企業從中國遷離並湧進越南是最受關注的一股分流。越南的勞動力成本與地理位置優勢，以及近年來該國通過參與一系列高標準自貿協定積極對接西方市場，再加上越南在中美之間恰到好處地維持了平衡外交，使其成為在華跨國企業對外產業轉移並規避美國關税壁壘的最佳選項之一。

對越南而言，產業遷入為其創造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不僅帶來豐富資本與先進技術，促進當地就業，而且使其更廣泛地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並擴大越南在其中的影響力。

工人在TCL越南平陽工廠車間內作業。 資料圖：新華社

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坐收漁利的同時，越南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經常受到忽視的——這裏的代價是指喪失部分經濟發展自主性與外交能動性。

在產業大規模轉移的背景下，越南產業與經濟發展對外資企業的依賴度日益上升，目前外資企業出口額佔該國出口總額高達73%。外資企業影響力高漲，一方面抑制了本土企業和產業的成長，另一方面也使越南對外資企業的經營動態極其敏感，或者説外資企業的“風吹草動”都可能對越南經濟社會造成巨大沖擊。近年來，越南政府對在越最大外資企業——韓國三星的高度重視與積極迎合就是最好的例證。

與此同時，越南要維持其作為中美經貿“橋樑國家”的角色並從中獲益，就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既要與中國保持穩定關係以獲取來自中國的資本和中間產品，又要在對美出口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確保美國政府不對越南採取懲罰措施。

總體而言，越南開展大國外交的方向和空間越來越受限。

二、蘇林的三大戰略性舉措與越南經濟發展自主性

2024年8月，蘇林接替阮富仲成為越共總書記，隨即雷厲風行地推進經濟與政治改革。

經濟方面的改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大戰略性舉措，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越南尋求增強經濟發展動力與自主性的努力。

第一，重新激活已被擱置14年的北南高鐵項目。

線路以河內為起點，途經20個省市並最終抵達胡志明市，建成後兩地鐵路運行時間將由目前的30個小時縮減至5個小時。此前由於建設經費不足、盈利空間有限等問題，北南高鐵項目從提出之日起就遭遇重重阻礙，但最終在蘇林上任3個月後獲得國會批准並計劃於2027年開工。

值得一提的是，近兩年先後投入運營的河內輕軌和胡志明市地鐵這兩大標誌性基建項目分別由中資企業和日資企業承建，也分別接受來自中方和日方的優惠貸款。而對於北南高鐵項目的投資與建設，越南政府尤其強調自主性，即要求以國內資本投資為主，而且採取公共投資的形式，還要避免使用帶有約束性條件的援助貸款。

在越南首都河內，列車在吉靈-河東輕軌線上行駛。 圖源：新華社

近期，越南政府還啓動了老街—河內—海防鐵路項目，強調列車速度和軌距設計要與中國鐵路對接，並與中方保持密切配合。這説明越南在追求自主性的同時，也不排斥甚至主動尋求在技術等方面與中國開展合作。

第二，重啓暫停8年的寧順核電項目。

缺電問題已經成為近年來越南吸引外資和產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全球綠色轉型壓力下，越南發展煤電的可能性較小，進一步開發水電和風電的條件也有限。在擴大電力進口和開發核電這兩大選項之間，越南果斷選擇了後者，決定重新推進寧順核電項目。

國會在批准該項目的同時，還通過了《電力法》修正案。該法案規定，越南國家對核電站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實行壟斷投資。按照副總理阮和平的解釋，越南發展核電不僅為了促進電力供應的多元化，更旨在加強能源安全。而避免對外產生電力依賴並提高電力供應的自主性，就是能源安全的最主要內容之一。

資料圖：越通社

第三，大力推進半導體產業發展戰略。

基於產業發展的規律與外資企業的選擇，對越投資的跨國企業以中低技術部門的加工製造業為主，越南的產業發展及其對全球產業鏈的融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困於中低技術部門而難以實現向上突破。

2024年9月，越南政府發佈的“半導體產業至2030年發展策略和2050年願景”，正是其突破產業發展困境的嘗試。該戰略計劃通過吸引FDI和利用地緣政治及勞動力優勢，逐步實現擁有至少300家芯片設計公司和完整的自主半導體生態系統的目標。

在該戰略發佈後不久，越南總理範明政就對各大半導體巨頭展開外交攻勢，併成功吸引英偉達、韓國Hana等企業赴越投資。與此前其他行業部門的投資不同，這些半導體企業對越投資項目基本都包含了技術轉移和人才培養等更高層次的產業合作。

在追求產業發展自主性方面，其實越南在國際競爭尤其是激烈的電動汽車行業已經邁出了重要一步。儘管實際成效仍受到質疑並有待檢驗，但越南本土電動品牌VinFast在政府支持下成功創建並進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市場，這對於長期以來僅作為中低端產業接收方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而言已實屬不易。

本土電動汽車產業和半導體產業前景或是決定越南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天花板所在，也將成為檢驗越南追求經濟發展自主性成效的關鍵維度。

三、越南政治經濟改革的外交意義

除了繼續推進“熔爐”反腐運動，蘇林在政治領域的改革措施還包括精簡國家機構。這一改革與上述三大戰略性舉措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蘇林新政的主要內容。

此次國家機構改革將精簡掉5個部委和4個政府直屬機構，政府機構的總數量將由原來的30個縮減至21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裁撤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

國資委是越南政府直屬單位，負責接管19家國有獨資集團和總公司，即作為其資產所有者代表機構。但自2018年成立以來，該部門在專業性和效率方面未達到設立之初的目標，最終遭到裁撤，旗下的19家國有企業將回歸各部委管理。

除效率方面的考量外，裁撤國資委其實也是越南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步驟。自先後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歐越自貿協定（EVFTA）以來，越南逐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早在2020年12月，越南政府就宣佈至2030年不再成立國有企業，如今將現存的國有企業分散化管理，使其經營更具有靈活性，也更能結合行業特點發揮能動性，有利於國有企業進一步貼近市場和走向國際。

蘇林一系列具有改革意義的政治經濟舉措，一方面可以增強自主經濟發展的動能，有助於適當減少對外依賴，增加政績，樹立權威；另一方面，相關改革是越南通過提高行政效率、放鬆部分管制來對接更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表現，有助於越南在日益激化的中美戰略競爭中爭取到更大的經濟發展和外交空間。

尤其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之後，越南是繼續充當中美經貿往來的“橋樑”，還是深陷中美戰略競爭的“夾縫”，這一問題的不確定性驟升。而該問題的關鍵在於特朗普的政策調整。

圖為特朗普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內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 圖自越南政府新聞網

所謂“特朗普衝擊”，對越南而言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新政府會否對越南加徵關税；二是特朗普會否取消與越南等國家共同參與數個多邊機制，如“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時對越南是否操縱匯率展開過審查，還曾公開表示“越南是最糟糕的貿易規則濫用者”。近年來，越南對美出口額與貿易順差又顯著擴大。2024年前9個月，越南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超過900億美元，已接近2023年全年的1040億美元，越南由此成為僅次於中國、墨西哥和歐盟的對美貿易順差第四大經濟體。

特朗普再次上台後，不排除因此對越大舉加徵關税的可能。而出口市場萎縮，對越南而言將導致外來投資減少、經濟增長動能大幅度減弱等一連串嚴重後果。此外，IPEF等由美國主導的多邊機制一直被區域內小國作為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重要工具。如果特朗普再次掀起“退羣”風波，就相當於包括越南在內的國家更難以在亞太區域內平衡大國力量。

在“特朗普衝擊”之下，中越經貿關係也可能面臨一些挑戰。如果特朗普對越加徵關税，意味着中國對越輸出零附件與生產設備，在越南加工組裝並最終出口至美國的跨國產業鏈將難以為繼併發生新一輪調整，調整方向包括改變最終消費品的出口目的地，或者將加工組裝基地由越南變換為其他國家。前者尚能使中越密切的經貿合作得以維繫，後者則可能導致中越從彼此的產業鏈中剝離出去。如果特朗普從IPEF等機制中“退羣”並減少對相關國家或地區的外交經略，越南將更加重視與中國維持良好穩定的關係。

綜上所述，在“特朗普衝擊”逼近的背景下，越南的改革行動既表現出“自我依靠”的決心，也是在平衡外交上的一次艱難作為——通過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吸引美國關鍵企業赴越投資等方式，試圖消解特朗普對越南的負面看法，降低美國對越加徵關税的可能性；同時以推進基建項目為契機拉近與中國的距離，為雙邊關係增加新的維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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