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衞·戈德曼：特朗普必須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這會如何影響中國？-大衞·保羅·戈德曼

【文/大衞·戈德曼，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外界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特朗普就任總統後可能想要做的事情上——卻不夠關注他（或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必須要做的事情。

過去30年來，長期性的貿易赤字讓美國在世界進口需求中佔據了不成比例的高份額。美國通過出售資產（近年來主要是公司股票）來為每年高達上萬億美元的貿易赤字融資。有人可能會説，特朗普過於強調美國的貿易赤字，或者他所偏好的解決方案（即關税）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但一件不可持續的事情必然迎來終結。美國必須改變自己的行為，這會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

美國800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赤字對應了日本、中國和德國的對美貿易順差。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對美直接出口從2007年的佔GDP份額8%下降到去年僅佔2.3%（按美元計算）。如今，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超過了對所有發達國家出口的總和，但很大一部份中國對南方國家出口又依存於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

美國擁有上述國家中最大的經常項目赤字，縱軸為2023年數據，單位：十億美元。 作者供圖，下同

美國的對外淨投資頭寸（net foreign investment position）是指美國人擁有的外國資產與外國人擁有的美國資產之間的差額，該數字目前為負24萬億美元，而特朗普卸任時還是負18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的聯邦債務已增長至35萬億美元，高於美國的GDP。這兩個趨勢都反映了拜登政府通過借錢刺激消費、引發海量進口的失敗政策。在拜登任內，美國的對外淨投資頭寸數額以創紀錄的速度下降。

美國的對外淨投資頭寸（藍線）與聯邦政府債務（紅線）的歷年變化圖。單位：均為萬億美元。

美國消費者一直以來都是全球需求的主要提供者。無論誰入主白宮，這都是不可持續的。過去幾年來，美國主要通過向全世界出售股票來彌補自身的貿易赤字。外國官方機構在2012年停止增持美國國債。自2020年以來，大部分新增的聯邦債務的資金都來自美國金融機構，這是一種潛在的不穩定安排。美國股市的下跌可能會降低美國資產對外國人的吸引力，而美國的金融機構不可能永遠為一個相當於GDP份額6%的政府赤字買單。

這對中國意味着什麼？

經季節調整後，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額（藍線）與美國從全球南方國家（排除中國）的進口額（紅線）對比圖。單位：百萬美元/月。

如上所述，中國對美國市場的直接依賴已經大幅降低，中國的出口已經轉向全球南方國家，但中國對美國市場的間接依賴依然很大。圖表顯示，從2020年到2023年，中國對全球南方的出口從每月約600億美元增至每月1200億美元，增幅驚人。但與此同時，美國從全球南方的進口也從2020年的每月約400億美元，增至2023年的每月約800億美元，相當一部分中國對全球南方的出口依存於全球南方對美國的出口。越南的案例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一點，其對美出口佔到越南自身GDP的四分之一，而印尼和巴西的案例則相對不夠明顯。

各國對美國出口佔本國GDP份額的歷年變化，深藍色虛線為越南，深綠為巴西、淺藍色虛線為印尼。

一切都取決於美國將如何減少貿易赤字。如果特朗普像他在競選期間暗示的那樣徵收高額關税，美國的物價會上漲、消費會一蹶不振。徵收關税的全部目標就是要提高國內價格以刺激國內生產。美國需求的萎縮反過來會壓抑歐洲、日本和全球南方的經濟增長，中國同樣會受到影響。根據筆者的計算，美國現在大部分的資本品都是進口的。如果關税提高了資本品的價格，對投資的負面影響可能會超過價格上漲給國內製造商帶來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政府採取什麼措施，中國的經濟增速都會下降，儘管國內刺激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在不減緩經濟增速的前提下降低美國對進口的依賴？過去十年裏，個人消費支出貢獻了84%的美國GDP增長份額。美國已經經歷了一輪消費繁榮與投資蕭條，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按實際價值計算，美國製造業設備的資本存量始終沒有發生變化。

從下圖中可以看到，過去二十年來，美國的零售額與進口額（均顯示為平減序列）的走勢是同步的，每一次消費增長都對應了進口的增長。

美國最新零售銷售及食品服務（藍線，對應右側縱軸，單位：百萬，1982-1984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後的美元）與實際貨物進口（綠色虛線，對應左側縱軸，單位：十億，2017年連鎖美元）對比圖。 數據來源：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將部分海外生產轉移到美國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曾多次邀請包括中國電動車企業在內的海外生產商在美國建廠，為美國市場生產產品。這在部分程度上算是個解決方案，但實施起來十分棘手。拜登政府為半導體制造企業提供了鉅額補貼，由此引發的建廠熱潮卻因缺乏合格人才、設備與基礎設施而導致了2022-2023年這一年間，美國新建工業廠房的成本上升30%。（特朗普也可能堅持要求中企在美生產的電動汽車必須使用美國芯片？）

美國需要一種新的製造業文化。波音和英特爾等曾經偉大的製造企業已經多次遭遇失敗，但不應該低估美國的適應能力。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建廠之前，也曾在加利福尼亞州生產汽車。但任何美國製造業的復甦都需要時間，美聯儲統計的工業生產指數在2008年達到106的峯值，如今僅為99。美國需要重建基礎設施，培養熟練的技術人才與新一代工業企業家。

中國可能會同意購買更多美國產品，比如碳氫化合物與農產品，正如特朗普總統在2019年提出的那樣。特朗普曾反覆聲稱，中國“未能履行”購買美國產品的承諾。如果他再次把這個條件擺上談判桌，對中國來説明智之舉是選擇接受。無論囤積美國大豆的成本是多少，都會比其它選擇便宜得多。但最有可能發生的是美國對來自中國和其它國家的進口商品大幅加徵關税。

美國依然在某些科技領域佔據優勢，未來將繼續對半導體設備與開發工具等實施出口管制。美國的分析人士越來越懷疑這項政策的效果，但華盛頓的政治氛圍不允許放鬆出口管制的可能性出現。

與歐洲和日本一樣，中國將不得不適應美國對其工業製成品需求的減少。擁有70億人口的全球南方也對工業製成品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挑戰與機遇並存。如前所述，中國對全球南方出口取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全球南方國家對美國的出口。為了實現其增長潛力，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僅是缺乏基礎設施和技術，還包括治理不善和政治上的挑戰。相比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更大挑戰是培養內生增長模式。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的出口產業促進了其貿易伙伴的長期生產力提升。電信領域的基礎設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所謂的非正規部門吸納了全球60%的勞動力。這些人不納税，很少獲得政府提供的服務，大多數都無法獲得銀行業務。移動寬帶為創辦企業、實現正規化就業與融入金融體系方面提供了支持。與實體領域的情況一樣，數字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樣能夠為提高生產力和治理水平做出巨大貢獻。並非所有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投資都能帶來如此巨大的收益，中國今後將不得不謹慎地選擇投資點。

西方經濟學家呼籲中國效仿拜登政府的做法，通過擴大債務來刺激消費。這可能會暫時提高產出，但並不能構成長期性的解決方案。根本的問題在於，全球最大的幾個經濟體（包括中國）都缺少年輕人。除非能扭轉目前的人口趨勢，唯一現實的解決方案只有提高全球南方國家年輕人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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