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義：仍到處污衊中國挑起邊境衝突，印度為何還在散佈謬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宗義】

2024年，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中印關係終於逐漸回暖。但與此同時，印方的一系列新動作也在提醒我們，中印兩國關係離恢復正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印外交部為何避談這點共識？

在經歷了長達4年多的邊境對峙之後，中印兩國在10月21日宣佈，已就兩國軍隊沿邊境地區實控線巡邏達成協議，並在隨後的喀山金磚國家峯會上實現了兩國領導人的會晤。

12月18日，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3次會晤在北京舉行。中方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別代表、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就中印邊界問題和雙邊關係等進行了深入、建設性的溝通。

會晤現場 圖自中國外交部官網

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恢復對話是莫迪總理在喀山與習近平主席會晤時特意提出的。這不僅表明中印兩國關係正在逐步回到正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莫迪總理確實在採取措施以實現中印關係恢復正常、保持穩定的目標。

實際上，筆者在過去一年發表的多篇文章中曾提到過，至少從2023年11月筆者應邀訪印時，印方就表露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中印關係的意願。而在2024年4月筆者所在的上研院訪印代表團再次應邀訪印與印方戰略界高層會談時，印方的這一意願更加強烈。在代表團剛剛回到中國之後，莫迪總理就親自通過美國《新聞週刊》釋放重大信號，稱印度與中國的關係意義重大，印中應“抓緊解決兩國曠日持久的邊界問題”。

在印度大選之後與美國大選之間的這段時間裏，由於印度國內政治形勢變化所反映出的經濟社會發展壓力、美西方與印度之間關係的波動，以及對於特朗普當選可能會對國際局勢及美印雙邊關係造成衝擊的預期，印方採取了更加主動的措施與中方緩和關係，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擔任國家安全副顧問的前駐華大使唐勇勝被任命為外交秘書。

我們可以看到，自2024年10月以來，中印關係顯然已經度過了自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以來最低迷的一段時期，但兩國關係離恢復正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印方心知肚明，而中方——不管是政府還是中資企業，也不能抱有太高期待。

在第23輪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之後，中方宣佈，雙方取得6點共識，其中包括“雙方重申按照2005年兩國特別代表就解決邊界問題達成的政治指導原則，繼續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方案，並採取積極措施推動這一進程。”但是在印度外交部發布的簡報中，完全沒有提到“2005年兩國特別代表就解決邊界問題達成的政治指導原則”。這表明，雖然多瓦爾在與中方會談時認同這一點，但在印度國內仍然面臨反對的聲音。

從左到右分別為：蘇傑生、多瓦爾、莫迪

2005年中印兩國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是由中方特別代表、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同印方特別代表、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經過5輪談判達成的，主要包括如下4個方面：

1、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本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兩國關係大局的政治角度出發，通過平等協商，尋求公平合理以及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

2、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諒解的精神，對各自在邊界問題上的主張做出富有意義的和雙方均能接受的調整，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適當考慮彼此的戰略的和合理的利益以及相互同等安全的原則。

3、考慮雙方的歷史證據、民族感情、實際困難、合理關切與敏感因素，以及邊境地區的實際情況。邊界應沿着雙方同意的標識清晰和易於辨認的天然地理特徵劃定。維護邊境地區雙方定居人口應有的利益。

4、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雙方應嚴格尊重和遵守實際控制線，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印度外交部為什麼對這一點避而不談呢？

可以説，在2005年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達成之後，印度任何一條都沒有遵守。特別是2020年以來，邊界問題成為印方向美西方示好、拉近美印關係的一個籌碼，成為中印兩國政治關係大局的所謂“前提條件”。

印度外交部所發佈的關於兩國特代第23輪會談的簡報表明，印度國內——至少是一部分人，可能仍然沒有放棄將兩國邊界問題作為籌碼的打算。印度國內有一部分人仍在積極鼓吹印度要大力加強邊境地區軍備和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做好對華衝突準備，以更好利用所謂的“戰略機遇期”。

·對印戰略界不要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期望

中印兩國一些善良的人士希望能夠通過促進雙邊人文交流和經濟互動來改變相互認知，重新建立互信，但這一過程可能會相當漫長，並且效果不佳。而且，人文交流絕不能簡化為唱歌跳舞做健身，並且是單方面引進。中印兩國已經交往了幾千年，印度文化的精華，該吸收的中國古人早就拿來吸收了。

印度外交決策是“小圈子”決策，並不會因為民間關係的良性互動而改變那些戰略界精英的思維定勢和利用中美戰略競爭實現印度大國崛起的雄心。對於中印關係，印度的戰略界精英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説法，並且仍在不斷向國際社會散播他們的謬論。

前幾天，筆者在孟加拉國達卡的一個國際會議上遇到一位印度著名的大學教授，此公以前曾經是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成員。在談起2020年以來的中印關係時，他又向與會各國學者兜售所謂的“中印兩國關係在2019年還非常融洽，不知道為什麼2020年中國突然在邊境地區增兵，並挑起加勒萬衝突”的説辭，與我2024年4月在新德里聽到的印度戰略界高層的説法一模一樣。

加勒萬衝突現場，印軍悍然越線挑釁

於是，我跟他説起：

2014年和2015年，由於中印兩國國家領導人互訪，兩國關係達到一個高點，特別是2015年莫迪總理訪華，在中國掀起“莫迪旋風”，吸引了大批中國企業赴印度投資。但之後兩國的互動使得雙方互信程度逐漸降低。就在莫迪訪華時，印方向中方列單子提出了一系列條件，企圖利用當時美西方對華壓力逼迫中方接受，時任印度外長斯瓦拉吉甚至提出所謂“一箇中國、一個印度”的謬論。

到2016年，由於印度不斷要求中國支持其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供應國集團成員、馬蘇德-愛茲哈爾問題、兩國貿易逆差問題等，使得中印關係持續下滑。2017年又發生印軍越過已定邊界侵入中國境內的洞朗事件。

雖然兩國關係因為2018年的武漢非正式會晤而有所好轉，但2019年又因為印度單方面改變印控克什米爾地位，並將中國的阿克賽欽劃入所謂的拉達克中央直轄區，印方向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增兵，並在靠近班公湖等地的中印邊境地區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而受損，雙方協商舉辦金奈非正式會晤時甚至差點不能達成一致。

而2020年年初，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時，印度國內一片歡騰，歡呼印度取代中國的時刻到來，甚至有印度前高官寫詩讚頌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THE WUHAN VIRUS | A POEM，by Amb Kanwal Sibal），要向中國索賠。

2020年4月，印度工業和國內貿易促進部（DPIIT）發佈通知，要求所有鄰國對印投資必須經過政府審批，變更現有外國投資的印度企業所有權也需要獲得政府批准，以遏制所謂來自中國的“機會主義收購”。同月，印度外長蘇傑生之子杜魯瓦寫文章警告：今年中印之間一定有大事發生。果然，當年6月就發生了加勒萬流血衝突。

當這位印度著名大學教授聽到我從中國角度對於中印關係惡化原因和過程的分析之後，他表現得非常吃驚，説從來不曾瞭解中國學者對中印關係惡化的看法竟然是這樣的。他作為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成員、印度最著名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竟然對中印關係近10年的發展如此無知，或者是故意裝作無知，這應該就是如今印度戰略界對中國的整體態度，而這種狀況是很難改變的。

印度外交部大樓 資料圖：新華社

探究其深層原因，是中印雙方對當前國際秩序及其發展前景的認知、對未來國際秩序和地區秩序的認知等存在根本差異。

包括蘇傑生在內的印度高層，一直在國際社會宣傳和污衊中國是對當前國際秩序最大的破壞性力量，是對地區和平和穩定最大的破壞性力量。雖然過去幾年印度經濟“去中國化”成效不佳，但印度要取代中國在全球產供鏈地位的企圖沒有變化。印度希望實現所謂“多極亞洲、多極世界”，要在“印太”地區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制衡中國。

他們認為中國希望成為亞洲主導國家，但其實中國並不反對亞洲多極化，因為這是亞洲當前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國反對的是落後過時的勢力範圍觀念。東亞不是中國的勢力範圍，同樣，南亞和印度洋地區也不是印度的勢力範圍，中國有權利與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國家開展各方面合作，也有權利利用印度洋航道，併為中國商業船隻的安全提供保護。

對於這些結構性問題，中印兩國很難達成一致。當前，一些印度戰略界人士認為，“如果印度希望北京今後向更加順從的方向發展，就必須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

·對2025年中印關係和南亞局勢的一些預測

2024年印度之所以抓緊改善與中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

在美國的大數據公司中有大量的印度人存在，因此印方可能很早就預料到特朗普將贏得大選。雖然印度媒體一直宣揚莫迪總理與特朗普關係很好、對於特朗普上台之後的美印關係很有信心，但從莫迪政府近期舉動來看，他們對於特朗普上台之後的美印關係還是非常擔心的。印方的擔憂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是擔心特朗普上台之後改變美國“印太”戰略。“印太”戰略雖然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但卻是在拜登政府時期正式成型。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不僅是復活“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對話”（Quad）和建立Quad+的積極推動者，也是“印太經濟框架”的積極推動者。印度希望利用美國“印太”戰略拉住美國、遏制中國，推動全球產供鏈向印度轉移，這已經成為印度大國崛起戰略的主要內容。拜登政府承諾向印度轉讓技術，印度擔心特朗普上台之後將不會遵守承諾，甚至推翻一些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的政策。因此，最近蘇傑生訪美，希望拜登政府在下台前兑現其承諾。

二是特朗普要向印度增加關税的問題。現在莫迪政府打算以降低對美產品關税換取特朗普不向印度商品增税。

三是印度移民問題。雖然在馬斯克等人推動下，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會向技術移民發難，但最近十年來，移民美西方的印度人實在太多，並且可能是帶有印度政府背景或者印度教團體背景的有組織移民。這一問題已引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共同關注。

圖為特朗普和莫迪於2017年在白宮舉行會談時的場景

對於中印關係來講，毫無疑問，決定其最終發展方向的肯定是中印兩國領導人。但從過去近十年以來，特別是近五年來中印關係的發展來看，這一對關係受到美國因素——確切地説是中美戰略競爭的嚴重影響。印度高層一些人士將中美戰略競爭看作印度崛起的戰略機遇，並且認為在這場競爭中，美國將最終取得勝利，或者希望美國最終戰勝中國。

但從最近一些技術的發展來看，印度的希望可能會落空。2024年12月26日，成都上空那一片“銀杏葉”可能預示着中美軍力對比的變化，美國可能會認真考慮如何與中國和平共處，甚至建立某種“G2”機制。這是印度人最為擔心的事情。但要改變印度人的心態可能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明年印度將主辦Quad峯會，估計印度將採取措施加強Quad作為“印太”地區遏制中國主要機制的功能。

2025年，印度仍將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維護其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優勢地位。其中，所謂應對中國的競爭，遏制其周邊國家的親華傾向，是其政策目標之一。而其他南亞國家會試圖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或者兩頭甚至多頭通吃。

2024年，馬爾代夫穆伊祖總統上台、孟加拉國政局變動、斯里蘭卡迪薩納亞克當選總統，以及尼泊爾政府變換，都對印度的南亞政策造成了衝擊，一些國家掀起“印度退出”運動。尤其是孟加拉國哈西娜政權的倒台，對印度的南亞政策打擊最大——印度政府竟然是在哈西娜流亡前一天才從美國得到消息，這讓在孟加拉國要害部門存在大量軍情人員的印度感到震驚不已。雖然哈西娜的倒台暴露了美印之間的深層戰略矛盾，但目前看來，印度仍然希望與美西方合作在南亞共同遏制中國的影響。

在南亞和印度洋的問題上，印度企圖能夠控制周邊其他國家，讓其他國家服務於印度的國家利益。

對於除巴基斯坦之外的南亞國家，印度不僅通過各種人脈聯繫或情報部門影響其周邊國內政局，甚至推動政權更迭，而且企圖通過增加對這些國家的鐵路、公路、港口和電信等區域互聯互通的投資建立所謂共同的經濟利益。但問題是，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效率低下，印度投資的目的並不是要幫助這些國家發展，而是為了不讓中國等其他國家建設這些項目，幫助這些國家更快發展。

也就是説：一方面，印度希望實現自身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但另一方面，它又採取各種措施和手段限制周邊國家的發展。這一矛盾已經成為印度與南亞其他國家的主要矛盾。

而對於巴基斯坦，印度則會繼續使用輿論戰、信息戰、認知戰等多種手段在國際社會抹黑巴基斯坦，擾亂巴基斯坦國內人心；繼續採取支持巴國內反叛勢力和恐怖主義組織，或阿富汗境內一些恐怖主義組織，以代理人戰爭的方式破壞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擾亂巴基斯坦社會秩序。印度一些學者甚至提出要學習以色列情報部門利用尋呼機襲擊真主黨領導層的做法，採取更多高技術暗殺手段來實現其目標。對於孟加拉國，印度可能也將採取類似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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