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麥葉的熏籠精:捧殺兼打殺,西式PUA讓伊朗和中東各國陷入茫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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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伍麥葉的熏籠精】
中東局勢日益緊張,那裏情況獨特,激發我們產生了解該地區歷史與文明的願望。穆宏燕的《親西方?被滲透?伊朗知識精英為何陷入痛苦的“心理撕裂”》一文由伊朗的歷史直抵該國精英羣體的內心,讓讀者有茅塞頓開之感。
這篇文章提示我們,人類歷史豐富多彩,不同文明的歷程各不相同,我們不能想當然地把中國歷史錯當成普遍規律,以為凡是“古老文明”都有差不多的歷史過程。
外國人給本國修史的後果
伊朗知識分子乃至整個國族的困境之一在於,他們如今引以為榮的“伊朗歷史”,尤其是伊斯蘭化之前的恢弘曆史,主要是由近代西方學者建立起來的。
與中國不同,伊朗並沒有自古至今持續的歷史記錄。在世界上,中國是一個特例,從《尚書》一直到今天,歷朝歷代的史料文獻與史書彼此接續,連綿不斷,從周召共和開始便有確切紀年。很多中國讀者會以為,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薩珊王朝都或多或少有些史書或者成書的文獻流傳兩千多年,一直傳到今天,記錄着那三大王朝的“帝國文明”。實際並非如此,那三朝並無官修或私人的史書傳諸後世,甚至文獻資料都很少。
隨着歐洲開啓對中東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征服,歐洲學者們利用多種文明的文獻——中國史書以及各種資料在其中作用重要,當然也包括伊斯蘭時代的波斯與阿拉伯文獻——結合遺址、古物以及考古發掘,才建立了“古波斯文明”的歷史。

波斯波利斯遺址
其實,整個中東以及中亞、南亞的情況都類似。西方在殖民征服與施行帝國主義霸權的過程中,由學術羣體建立了“現代史學”,世界史以及區域史都是其重要成就。西方建構的人類史敍事,包括藏在其中的模型、理論與細節,至今仍然硬控着我們的思維,實屬最為強悍的一項軟實力。
當然,沒人懷疑伊朗古代文明的燦爛,波斯波利斯等遺址就是明證。但是,由西方學者建立的“國族史”導致伊朗知識分子徹底喪失了自我闡釋的主動權,難免在西方樹好的圈子裏打轉。
例如,西方人在建構他國曆史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套用“帝國”模式,把各處古老文明都講述成“帝國”以及“帝國征服”的勝利——打開西方人寫的歷史,你會發現只有這一項內容,非常貧乏。波斯史便是一例,我們當中好學的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建立了“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國”。諸如此類的歷史敍事貌似只是客觀講述事實,但是實際上卻框住了伊朗現當代精英羣體的思想,讓他們無法擺脱“‘大伊朗主義’情結”。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位遭推翻的巴列維國王,1971年,他在波斯波利斯舉辦了伊朗君主制二千五百年慶典,場面輝煌,轟動世界,“這位沙(沙是波斯國王的傳統尊號)覺得,如此一場紀念慶典意味着伊朗作為一位世界級選手出場了,即使不能算作西方的一員,也是個值得西方尊敬的國家”。(伊朗裔美國中東問題學者瓦力·納斯爾《伊斯蘭資本主義的興起》)
在巴列維訪問巴基斯坦時,巴國的布托總理熱情地稱頌第三世界團結,結果卻讓國王很不自在,布托敏鋭地察覺到了,於是妙語解圍:“當然伊朗只是湊巧位於第三世界。”實際上巴列維就是那種心態。所謂帝國的往昔,再加上“雅利安人”的種族設定,讓他堅信伊朗只可能屬於西方列強的陣營。
巴列維並非個例,伊朗精英普遍陷在如此的幻覺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總是懷着文明優越、種族優越和帝國主義情結看待同地區的其它國家,怎能不引發鄰國懷疑和反彈呢?

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舉辦的慶典,力圖展示昔日的“帝國榮光”
我國網友往往追問,中東為什麼不團結起來?從上面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中東經受西方長達兩百年的殖民欺壓,在精神層面上遭受的“佔領”最難推翻,西方通過種族、信仰、歷史敍事等等手段在中東人當中製造分裂,成功地讓那裏的不同羣體彼此敵對與仇視。
西方精英版亞洲史裏的俄羅斯與中亞
在西方,對於波斯(伊朗)文明實際上存在着兩個版本,一版是穆老師文中所談的那種歷史敍事,實際上只在精英階層中流傳,乃“精英版本”;同時還有個“通俗”版本,用於愚弄大眾,在此一版本里,“波斯”就是邪惡、兇殘和野蠻的代名詞。
俗版波斯史通過大眾文藝點點滴滴地侵蝕人們的意識,其中的主要渠道就是好萊塢電影,典型如《亞歷山大大帝》、《斯巴達三百勇士》。不過我想在本文簡介兩部老影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同《阿拉伯的勞倫斯》,由此展示西方在打造“東方”的圖譜時曾經多麼的精工巧做。
我已在文中引用過《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以下簡稱“征服者王子”),那部彩色大片拍攝於1965年,在中國觀眾看來是忍無可忍的“大爛片”,情節胡編亂造,荒謬至極。然而該片其實用心深密,戰鬥力非凡。好萊塢電影涉及古代波斯時,往往只表現波斯與西方(希臘、羅馬)的“文明衝突”,但“征服者王子”不同,其中的中心形象是“中華帝國”,在壓軸部分出現了“波斯人的帝國”,呈現了兩大東方文明的“差異”,這是很少見的情況,所以至今值得我們重視。
該片表面上演出了一串迪士尼卡通片般的幼稚情節,但那些幼稚的情節都帶有重要內涵,在灌輸西方學界打造的整套“歐亞大陸史觀”(以下稱西版歐亞大陸史觀)。為此,影片毫無下限地偽造歷史,把蒙古的位置篡改為中亞的土庫曼斯坦,再把一些往昔的名稱如蔑兒乞、塞人、滿族,都説成是“蒙古的部落”、男主人公(即成吉思汗,因為影片劇情與真實歷史幾乎毫無關係,因此本文儘量只稱為“男主”)的同胞,在那基礎上,通過劇情與影像,傳達西版歐亞大陸史觀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內容:
在歐亞大陸的整條北方草原帶都是遊牧文明地帶,另外,整個中亞也是遊牧文明區域,而遊牧民族與野蠻人(barbarian)是等義詞。
影片非常惡毒,用各種精巧的藝術化手法展示,亞洲的遊牧民族甚至不夠“野蠻人”(barbarian)的水平,他們是些“野人”(savage),處於“原始的(primitive)”狀態——電影借中國皇帝之口説出了這一定性。同時,攝影採用俄羅斯巡迴畫派的畫風,劇組藉助羣眾演員的形象和化(妝)服(裝)道(具),故意引導觀眾把男主的同族往哥薩克上聯想,成功地給世界人民催眠:俄羅斯人以及蘇聯廣大疆域內的各民族都是原始人。

影片結尾讓一羣貌似哥薩克的“遊牧部落”向“中華帝國的征服者王子”長跪叩頭不止,體現了西方人的複雜心態
最近中文網上有一段幽默的順口溜“羅馬正統在通遼”,“征服者王子”恰恰是採用了同樣的手段,偽造如此的鏈條:蘇聯人=遊牧民族=原始人。在那時的冷戰背景下,美國會不擇手段醜化蘇聯,不過,影片中的這種設置不僅是為冷戰服務。相反,在西方的俗版歐亞大陸史以及俗版世界史中,俄羅斯人與中亞人幾乎就是原始人,那乃是一項刻板化的設定,至今普遍刻印在西方人的意識裏,讓他們的種族主義歧視合理化,讓他們無限度地敵對俄羅斯而理直氣壯。
西方俗版亞洲史裏的中國
“征服者王子”的中心任務實乃宣揚“中央王國論”(近代西方漢學打造的一整套精英版偽中國史觀),這就讓該片很奇特,涉及到中國的部分,宣揚的乃是精英版西式中國史觀,而對亞洲其他部分,卻採用俗版西式史觀,劇組全是人才,竟能將二者結合得天衣無縫。
影片迴避了朝代,直接出現“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一方面用盡手段貶低“長城以外”的整個亞洲世界,一方面瘋狂吹捧“中華帝國”富有,華麗,文明,先進,表達了西方精英羣體中存在的一種迷思:
“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既使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美中關係”《白皮書》隨附長信)

影片中,未來的“征服者王子”初入“北京”的那一刻,展示在他面前的是燦爛絢麗的“文明世界”
然而,不要以為影片僅僅是在讚美中國文明。該片精彩地呈現了中央王國論的矛盾性:
一方面,對中國文明有着狂熱的敬畏和愛意,近乎崇拜,而且有種莫名其妙的認同感;
一方面,對中國人充滿惡意,全力污衊和貶低,並且,完全沒有辦法掩飾西方人對中國的貪婪之心。
影片通過偽造男主的事蹟,向全世界鼓譟如此的“史觀”:
征服世界乃是神意,神會選定征服者去完成那項使命。然而,神意還決定,世界征服者必定不是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信那“唯一的真神”。可是,神意卻做了一項設定,它創造了中華帝國,作為世界征服者的“孵化器”(影片中的台詞)。就算是神選之人,也必須先想法“進入”中華帝國,完成文明化也就是中國化,然後才能獲得中國的文明成果,有實力去征服世界。

影片“再現”了男主“發佈征服歐亞大令”的“珍貴歷史時刻”,其時,男主的汗帳裏是全套的中國大貴族生活陳設,以一把清代廣式螺鈿椅作為行軍中的寶座。更重要的是,男主的衣上、汗帳上都遍佈小龍紋,暗示他還只是一條幼龍——亦即,真龍還沒出世。
為了完成這一宣傳任務,劇情瘋瘋癲癲,先讓男主在“北京”完成文明化,然後憑軍功由中國皇帝給他賜號“征服者王子”,再安排他反出京城,打下中華帝國的一部分,隨後才去征服天下。於是乎,男主從來沒有背叛中華帝國,實際上他始終是以中華帝國親王兼徵遠大將軍的身份西征俄羅斯、南打印度。
西方俗版亞洲史裏的波斯和阿拉伯
在男主打下“幾乎全部亞洲”之後,花剌子模橫亙在他征服的道路上,影片詭稱花剌子模是“波斯人的帝國”,畫面上顯示的則是巴格達所在的兩河流域。這樣,波斯文明終於正式出場了。

影片裏“中華帝國統治集團內部悄然相傳的世界地圖”,其中花剌子模以兩河流域為核心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影片把波斯人塑造成“野人”,根本否認他們擁有像樣的文明。該片讓觀眾看到:
波斯是個草原帝國,沒有城市,沒有磚石建築,國王——沙住在大帳篷裏。該帝國沒有農業,沒有手工業,只有商業。波斯人之所以與其他遊牧民族有些區別,僅僅因為地理位置優越,該帝國幸運地處於東西貿易的中樞位置,得以壟斷貿易,因此單純靠倒買倒賣變得異常富有。沙利用其龐大財富建立起軍隊,同時通過貿易聯盟籠絡各部落,控制了整個中亞和西亞。所以,波斯人雖然堆積了財富,卻沒有發展出文明,物質生活的水平很低,風俗野蠻落後,道德低下,沙招待貴客吃飯,直接讓女兒們伺候,甚至把女兒們送給聯盟首領,用以交換好處。同時,財富同貿易讓沙及其臣民變得貪婪,懦弱,狡詐,殘忍。所以,波斯帝國在文明程度上只比原始人高出一點點,但在道德品質上卻比單純的遊牧民族還低劣,缺乏野蠻人那種清澈的勇氣與淳樸的高貴。它與阿拉伯人和部分遊牧民族聯手,不斷掠奪遊牧民,把他們賣到遠方當奴隸,因此,對於整個中亞與西亞來説,波斯帝國既讓人畏懼,又讓人厭惡,與所謂遊牧民族都是世仇。

影片裏波斯沙的大帳,最右為波斯沙(國王),向左依次為他的兩位波斯公主
在黑化波斯人的同時,影片還順帶一筆,讓阿拉伯人作為奴隸販子驚鴻一瞥。出現阿拉伯奴隸販子的那一段落實在太過惡劣,藉助銀幕對阿拉伯人施加的那種侮辱實在讓人無法複述。然而,同時,那兩位阿拉伯人形象端正,氣質尊貴,頗有威嚴,與沙的小丑模樣形成鮮明對比。影片還通過二人所乘的坐轎等細節,給觀眾製造這樣一種印象:阿拉伯人比波斯人文明程度更高。

影片裏的阿拉伯奴隸販子,直觀上就比波斯沙在文明程度上更高級
近年來,受薩義德的啓發,國際知識界開始反省西方帝國主義如何“打造東方”,“征服者王子”提醒我們,近代西方視野裏的“東方”並非鐵板一塊,西方文化界把東方分成一個個部分,細化之後再分別開展打造。於是,東方的各個部分都經西方賦予了自成特色的刻板印象,而非長有同一個模樣。
西方俗版亞洲史裏的阿拉伯與土耳其
“征服者王子”的主演為奧馬爾·沙里夫,本為埃及演員,在1962年上映的《阿拉伯的勞倫斯》裏扮演了重要角色阿里郎官,隨着電影一起獲得成功,從此成為唯一一位國際級別的阿拉伯明星。
《阿拉伯的勞倫斯》是一部光輝熠熠的藝術傑作,其魅力永不褪色。但是,同時,該片也是傳播西式世界史的一件宣傳品,在意識形態宣傳和“戰(略)忽(悠)”兩項上都成果驚人。
影片可説是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繪畫與文學的電影化,不僅在畫面上每每讓人想到德拉克羅瓦等浪漫主義大師的作品,而且內容上也全盤承襲浪漫主義的意識形態。劇情譴責英國人卑鄙地欺騙與利用阿拉伯人,犧牲阿拉伯人的利益,也承認阿拉伯人是他們所生活的土地的主人,貌似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思想拉開了距離。

影片對德拉克羅瓦式浪漫主義油畫的復現,讓一代又一代的歐洲古典美術愛好者熱淚盈眶,靈魂激盪不已
然而,實際上,影片真正的主題是:
阿拉伯人與遊牧文化、與沙漠共生在一起,沙漠與遊牧決定了他們的“本性”,致使他們只能停留在沙漠遊牧的文明類型裏,不可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文明。這就決定了他們與任何非遊牧文明、非沙漠生活形態都只能是敵對關係,是一切其他文明的破壞者。正是阿拉伯人的這一特性,註定他們不可能進入現代化。
就這樣,影片一如所有浪漫主義作品一樣,巧妙地將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合理化與合法化,如此給全世界洗腦:
對於阿拉伯人在近代遭受的一切不幸,西方帝國主義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在於阿拉伯人的“文化本性”。
同時,影片還擺出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架勢,宣揚文化多元主義,其內容為:
以工業文明為標誌的現代文明並不是唯一標準,就算阿拉伯人的智力與道德都很“低下”,以至於沒有能力掌握工業文明的成果,但他們不該因此而受到歧視和否定。他們的文明讓人類文明豐富多彩,因此,就該任由他們停留在沙漠的遊牧狀態裏,外人應該對他們寬容和理解,不要去強行改變他們,不要試圖讓他們接受現代化,成為現代人。他們永遠地貧窮和落後,那是他們的常態,也是世界的健康生態。
一整套的花言巧語,其實是對阿拉伯人做了審判,判定他們不可能從西方人那裏學習到現代文明。
為此,影片按照浪漫主義的模式,把片中的阿拉伯人塑造成“高貴的野蠻人”,一個個挺拔硬朗,眉目如畫,端的是條好漢子,讓人看了不由得喝彩。他們勇敢,豪爽,高傲,做事氣派,但又殘忍,狡詐,貪婪,極其愚昧無知,不認識紙鈔、掛鐘同雨傘。

影片裏,勞倫斯籌劃出巧計,聯合阿拉伯人攻下港口亞喀巴。勝利之際,老酋長奧達翻到了鉅額紙鈔卻不明白其價值,非鬧着要黃金。真實的歷史卻是,本是奧達想出了奇攻亞喀巴的妙計
讓人憤怒的是,影片歪曲歷史,把勞倫斯塑造成雙重的受害者——一方面受害於英帝國的冷酷無情,一方面受害於阿拉伯人的愚昧野蠻。該片還有一層更為高明之處,那就是把勞倫斯與阿里塑造為彼此的受害者。劇情給我們洗腦:
整出悲劇的根本原因不是列強爭霸,而是勞倫斯挑戰上帝的意志。他試圖單槍匹馬“賦予”阿拉伯人獨立與自由,把阿拉伯人拉進“文明世界”,這是違抗主的神意,所以他必然失敗,而且,神藉助土耳其人,給他施行了最殘酷的懲罰。另一方面,他徒勞努力的過程讓阿里接觸到“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結果阿里失去了原本的純淨內心,不得不為阿拉伯人那些註定不可能擁有的東西——如民主——而奮鬥,再釀一出悲劇。
不明歷史真相的觀眾看完該片,普遍得出結論:“阿拉伯人真是扶不上牆。”可見該部藝術傑作在“戰忽”上的深厚功力。然而,影片中還有更為惡劣的內容,那就是對土耳其人的污衊。在影片的後半有一段土耳其軍人正式出場的戲,劇組竟拿出了“捨不得勞倫斯就套不着土耳其人”的架勢,致使影片忽然由傑作直線滑落為三級片,出現其中的所謂“土耳其男性”不僅模樣醜陋,而且表情下流猥瑣,一致擁有變態的獸慾。該片通過僅僅在一場戲裏犧牲藝術水準,就把土耳其人塑造成非人的怪物,是些徒具人形的“獸”。

影片裏的土耳其總督及其士兵
實際上,在上世紀,西方通俗文藝裏有兩項時隱時現的題材:阿拉伯人熱衷強暴白人女性,而土耳其男性對西方白人男性充滿獸慾。歐美對土耳其人的那種設定相當奇異,毋寧是反映了白人內心的某種特殊慾望。然而,該種莫名其妙的罪名卻具有無比的殺傷力,在上個世紀讓土耳其人的形象徹底“黑化”。説起來很難相信,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竟會遭到這樣的污衊。
投靠並不會換來認可
我們看到,在好萊塢的黃金時代,僅僅兩部涉及“東方”的大片,就給出了俗版亞洲史觀的完整拼圖,不得不佩服當年西方文藝界的功力。
該幅拼圖給亞洲各主要民族都指定了特定的形象同地位,他們不是野蠻人就是野人,其中,對土耳其人的定性最為惡劣,而波斯人僅僅比俄羅斯人和中亞人高出一點,但比阿拉伯人還差一截。唯一的例外是“中華帝國”,乃是整個亞洲獨一無二的文明之光,是文明的本體。
讓人感慨的是,1960年代,正是美國全面封鎖中國的年代,新中國的處境空前艱難,但在反帝反霸的光輝事業上沒有絲毫退縮。這反而讓西方的明智之士敬畏又困惑,於是他們便撿起了“中央王國論”,用那套偽史觀來幫他們在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脱困。美國當時佔盡優勢,但仍然被新中國逼得走投無路,只好不惜代價設法結束中美全面對抗,“中央王國論”本為精英羣體獨享的秘密知識,可他們不惜在一部宣傳性大片裏透露給全世界的百姓,正是為了即將採取的和解行動造輿論。
在同一年代,巴列維國王及其所代表的親美、親西方集團興頭正盛,不僅努力全面西化,並且堅信伊朗乃是西方集團的一員。然而,“征服者王子”卻毫不客氣地把波斯人呈現為懦弱而沒有道德的“野人”,這種定位與片中的“中華帝國”形成鮮明對比,可見,主動投奔並不會換來認可,反倒是英勇抵抗有可能贏得尊敬。
如今已六十年過去,我們發現,兩部大片湊出的“亞洲拼圖”不僅大致未變,而且傳染給了幾乎全球民眾。誠然,其中也有一些變化,像土耳其人的形象就有極大改善,相關的惡名被轉嫁給了“極端分子”。然而,我們捫心自問,是不是心中有種印象,一旦出了東亞的地面,亞洲其餘部分就是一整片貧窮落後的遊牧區域?如果有這種印象,那麼就該警醒,是接受了西方宣揚的“俗版亞洲史觀”。
須知,在西方,自有一套“精英版中東史觀”,有文化的人士都對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尊敬有加。1993年,其時還是王儲的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在牛津一場名為《伊斯蘭與西方》的講演上就明言:
“在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從中亞一直到大西洋的海岸邊,是一個昌明的世界,處處皆有學者與博通之士。”
然而,精英版史觀只在統治階級當中私相傳授,藏着掖着,不到危機時刻不拿出來讓普羅大眾知道。
具體到伊朗,西方在精英層面上對其捧殺,在大眾層面上對其打殺,那種屈辱真是太折磨人了,也許這種折磨就是一種控制手段吧。伊朗人如何走出西方強加的精神困境,成了該國知識分子面對的嚴峻考驗,但似乎他們目前還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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