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麥葉的熏籠精：捧殺兼打殺，西式PUA讓伊朗和中東各國陷入茫然的分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伍麥葉的熏籠精】

中東局勢日益緊張，那裏情況獨特，激發我們產生了解該地區歷史與文明的願望。穆宏燕的《親西方？被滲透？伊朗知識精英為何陷入痛苦的“心理撕裂”》一文由伊朗的歷史直抵該國精英羣體的內心，讓讀者有茅塞頓開之感。

這篇文章提示我們，人類歷史豐富多彩，不同文明的歷程各不相同，我們不能想當然地把中國歷史錯當成普遍規律，以為凡是“古老文明”都有差不多的歷史過程。

外國人給本國修史的後果

伊朗知識分子乃至整個國族的困境之一在於，他們如今引以為榮的“伊朗歷史”，尤其是伊斯蘭化之前的恢弘曆史，主要是由近代西方學者建立起來的。

與中國不同，伊朗並沒有自古至今持續的歷史記錄。在世界上，中國是一個特例，從《尚書》一直到今天，歷朝歷代的史料文獻與史書彼此接續，連綿不斷，從周召共和開始便有確切紀年。很多中國讀者會以為，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薩珊王朝都或多或少有些史書或者成書的文獻流傳兩千多年，一直傳到今天，記錄着那三大王朝的“帝國文明”。實際並非如此，那三朝並無官修或私人的史書傳諸後世，甚至文獻資料都很少。

隨着歐洲開啓對中東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征服，歐洲學者們利用多種文明的文獻——中國史書以及各種資料在其中作用重要，當然也包括伊斯蘭時代的波斯與阿拉伯文獻——結合遺址、古物以及考古發掘，才建立了“古波斯文明”的歷史。

波斯波利斯遺址

其實，整個中東以及中亞、南亞的情況都類似。西方在殖民征服與施行帝國主義霸權的過程中，由學術羣體建立了“現代史學”，世界史以及區域史都是其重要成就。西方建構的人類史敍事，包括藏在其中的模型、理論與細節，至今仍然硬控着我們的思維，實屬最為強悍的一項軟實力。

當然，沒人懷疑伊朗古代文明的燦爛，波斯波利斯等遺址就是明證。但是，由西方學者建立的“國族史”導致伊朗知識分子徹底喪失了自我闡釋的主動權，難免在西方樹好的圈子裏打轉。

例如，西方人在建構他國曆史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套用“帝國”模式，把各處古老文明都講述成“帝國”以及“帝國征服”的勝利——打開西方人寫的歷史，你會發現只有這一項內容，非常貧乏。波斯史便是一例，我們當中好學的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建立了“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國”。諸如此類的歷史敍事貌似只是客觀講述事實，但是實際上卻框住了伊朗現當代精英羣體的思想，讓他們無法擺脱“‘大伊朗主義’情結”。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位遭推翻的巴列維國王，1971年，他在波斯波利斯舉辦了伊朗君主制二千五百年慶典，場面輝煌，轟動世界，“這位沙(沙是波斯國王的傳統尊號)覺得，如此一場紀念慶典意味着伊朗作為一位世界級選手出場了，即使不能算作西方的一員，也是個值得西方尊敬的國家”。（伊朗裔美國中東問題學者瓦力·納斯爾《伊斯蘭資本主義的興起》）

在巴列維訪問巴基斯坦時，巴國的布托總理熱情地稱頌第三世界團結，結果卻讓國王很不自在，布托敏鋭地察覺到了，於是妙語解圍：“當然伊朗只是湊巧位於第三世界。”實際上巴列維就是那種心態。所謂帝國的往昔，再加上“雅利安人”的種族設定，讓他堅信伊朗只可能屬於西方列強的陣營。

巴列維並非個例，伊朗精英普遍陷在如此的幻覺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總是懷着文明優越、種族優越和帝國主義情結看待同地區的其它國家，怎能不引發鄰國懷疑和反彈呢？

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舉辦的慶典，力圖展示昔日的“帝國榮光”

我國網友往往追問，中東為什麼不團結起來？從上面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中東經受西方長達兩百年的殖民欺壓，在精神層面上遭受的“佔領”最難推翻，西方通過種族、信仰、歷史敍事等等手段在中東人當中製造分裂，成功地讓那裏的不同羣體彼此敵對與仇視。

西方精英版亞洲史裏的俄羅斯與中亞

在西方，對於波斯（伊朗）文明實際上存在着兩個版本，一版是穆老師文中所談的那種歷史敍事，實際上只在精英階層中流傳，乃“精英版本”；同時還有個“通俗”版本，用於愚弄大眾，在此一版本里，“波斯”就是邪惡、兇殘和野蠻的代名詞。

俗版波斯史通過大眾文藝點點滴滴地侵蝕人們的意識，其中的主要渠道就是好萊塢電影，典型如《亞歷山大大帝》、《斯巴達三百勇士》。不過我想在本文簡介兩部老影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同《阿拉伯的勞倫斯》，由此展示西方在打造“東方”的圖譜時曾經多麼的精工巧做。

我已在文中引用過《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以下簡稱“征服者王子”），那部彩色大片拍攝於1965年，在中國觀眾看來是忍無可忍的“大爛片”，情節胡編亂造，荒謬至極。然而該片其實用心深密，戰鬥力非凡。好萊塢電影涉及古代波斯時，往往只表現波斯與西方（希臘、羅馬）的“文明衝突”，但“征服者王子”不同，其中的中心形象是“中華帝國”，在壓軸部分出現了“波斯人的帝國”，呈現了兩大東方文明的“差異”，這是很少見的情況，所以至今值得我們重視。

該片表面上演出了一串迪士尼卡通片般的幼稚情節，但那些幼稚的情節都帶有重要內涵，在灌輸西方學界打造的整套“歐亞大陸史觀”（以下稱西版歐亞大陸史觀）。為此，影片毫無下限地偽造歷史，把蒙古的位置篡改為中亞的土庫曼斯坦，再把一些往昔的名稱如蔑兒乞、塞人、滿族，都説成是“蒙古的部落”、男主人公（即成吉思汗，因為影片劇情與真實歷史幾乎毫無關係，因此本文儘量只稱為“男主”）的同胞，在那基礎上，通過劇情與影像，傳達西版歐亞大陸史觀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內容：

在歐亞大陸的整條北方草原帶都是遊牧文明地帶，另外，整個中亞也是遊牧文明區域，而遊牧民族與野蠻人（barbarian）是等義詞。

影片非常惡毒，用各種精巧的藝術化手法展示，亞洲的遊牧民族甚至不夠“野蠻人”（barbarian）的水平，他們是些“野人”（savage），處於“原始的（primitive）”狀態——電影借中國皇帝之口説出了這一定性。同時，攝影採用俄羅斯巡迴畫派的畫風，劇組藉助羣眾演員的形象和化（妝）服（裝）道（具），故意引導觀眾把男主的同族往哥薩克上聯想，成功地給世界人民催眠：俄羅斯人以及蘇聯廣大疆域內的各民族都是原始人。

影片結尾讓一羣貌似哥薩克的“遊牧部落”向“中華帝國的征服者王子”長跪叩頭不止，體現了西方人的複雜心態

最近中文網上有一段幽默的順口溜“羅馬正統在通遼”，“征服者王子”恰恰是採用了同樣的手段，偽造如此的鏈條：蘇聯人=遊牧民族=原始人。在那時的冷戰背景下，美國會不擇手段醜化蘇聯，不過，影片中的這種設置不僅是為冷戰服務。相反，在西方的俗版歐亞大陸史以及俗版世界史中，俄羅斯人與中亞人幾乎就是原始人，那乃是一項刻板化的設定，至今普遍刻印在西方人的意識裏，讓他們的種族主義歧視合理化，讓他們無限度地敵對俄羅斯而理直氣壯。

西方俗版亞洲史裏的中國

“征服者王子”的中心任務實乃宣揚“中央王國論”（近代西方漢學打造的一整套精英版偽中國史觀），這就讓該片很奇特，涉及到中國的部分，宣揚的乃是精英版西式中國史觀，而對亞洲其他部分，卻採用俗版西式史觀，劇組全是人才，竟能將二者結合得天衣無縫。

影片迴避了朝代，直接出現“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一方面用盡手段貶低“長城以外”的整個亞洲世界，一方面瘋狂吹捧“中華帝國”富有，華麗，文明，先進，表達了西方精英羣體中存在的一種迷思：

“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既使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美中關係”《白皮書》隨附長信）

影片中，未來的“征服者王子”初入“北京”的那一刻，展示在他面前的是燦爛絢麗的“文明世界”

然而，不要以為影片僅僅是在讚美中國文明。該片精彩地呈現了中央王國論的矛盾性：

一方面，對中國文明有着狂熱的敬畏和愛意，近乎崇拜，而且有種莫名其妙的認同感；

一方面，對中國人充滿惡意，全力污衊和貶低，並且，完全沒有辦法掩飾西方人對中國的貪婪之心。

影片通過偽造男主的事蹟，向全世界鼓譟如此的“史觀”：

征服世界乃是神意，神會選定征服者去完成那項使命。然而，神意還決定，世界征服者必定不是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信那“唯一的真神”。可是，神意卻做了一項設定，它創造了中華帝國，作為世界征服者的“孵化器”（影片中的台詞）。就算是神選之人，也必須先想法“進入”中華帝國，完成文明化也就是中國化，然後才能獲得中國的文明成果，有實力去征服世界。

影片“再現”了男主“發佈征服歐亞大令”的“珍貴歷史時刻”，其時，男主的汗帳裏是全套的中國大貴族生活陳設，以一把清代廣式螺鈿椅作為行軍中的寶座。更重要的是，男主的衣上、汗帳上都遍佈小龍紋，暗示他還只是一條幼龍——亦即，真龍還沒出世。

為了完成這一宣傳任務，劇情瘋瘋癲癲，先讓男主在“北京”完成文明化，然後憑軍功由中國皇帝給他賜號“征服者王子”，再安排他反出京城，打下中華帝國的一部分，隨後才去征服天下。於是乎，男主從來沒有背叛中華帝國，實際上他始終是以中華帝國親王兼徵遠大將軍的身份西征俄羅斯、南打印度。

西方俗版亞洲史裏的波斯和阿拉伯

在男主打下“幾乎全部亞洲”之後，花剌子模橫亙在他征服的道路上，影片詭稱花剌子模是“波斯人的帝國”，畫面上顯示的則是巴格達所在的兩河流域。這樣，波斯文明終於正式出場了。

影片裏“中華帝國統治集團內部悄然相傳的世界地圖”，其中花剌子模以兩河流域為核心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影片把波斯人塑造成“野人”，根本否認他們擁有像樣的文明。該片讓觀眾看到：

波斯是個草原帝國，沒有城市，沒有磚石建築，國王——沙住在大帳篷裏。該帝國沒有農業，沒有手工業，只有商業。波斯人之所以與其他遊牧民族有些區別，僅僅因為地理位置優越，該帝國幸運地處於東西貿易的中樞位置，得以壟斷貿易，因此單純靠倒買倒賣變得異常富有。沙利用其龐大財富建立起軍隊，同時通過貿易聯盟籠絡各部落，控制了整個中亞和西亞。所以，波斯人雖然堆積了財富，卻沒有發展出文明，物質生活的水平很低，風俗野蠻落後，道德低下，沙招待貴客吃飯，直接讓女兒們伺候，甚至把女兒們送給聯盟首領，用以交換好處。同時，財富同貿易讓沙及其臣民變得貪婪，懦弱，狡詐，殘忍。所以，波斯帝國在文明程度上只比原始人高出一點點，但在道德品質上卻比單純的遊牧民族還低劣，缺乏野蠻人那種清澈的勇氣與淳樸的高貴。它與阿拉伯人和部分遊牧民族聯手，不斷掠奪遊牧民，把他們賣到遠方當奴隸，因此，對於整個中亞與西亞來説，波斯帝國既讓人畏懼，又讓人厭惡，與所謂遊牧民族都是世仇。

影片裏波斯沙的大帳，最右為波斯沙（國王），向左依次為他的兩位波斯公主

在黑化波斯人的同時，影片還順帶一筆，讓阿拉伯人作為奴隸販子驚鴻一瞥。出現阿拉伯奴隸販子的那一段落實在太過惡劣，藉助銀幕對阿拉伯人施加的那種侮辱實在讓人無法複述。然而，同時，那兩位阿拉伯人形象端正，氣質尊貴，頗有威嚴，與沙的小丑模樣形成鮮明對比。影片還通過二人所乘的坐轎等細節，給觀眾製造這樣一種印象：阿拉伯人比波斯人文明程度更高。

影片裏的阿拉伯奴隸販子，直觀上就比波斯沙在文明程度上更高級

近年來，受薩義德的啓發，國際知識界開始反省西方帝國主義如何“打造東方”，“征服者王子”提醒我們，近代西方視野裏的“東方”並非鐵板一塊，西方文化界把東方分成一個個部分，細化之後再分別開展打造。於是，東方的各個部分都經西方賦予了自成特色的刻板印象，而非長有同一個模樣。

西方俗版亞洲史裏的阿拉伯與土耳其

“征服者王子”的主演為奧馬爾·沙里夫，本為埃及演員，在1962年上映的《阿拉伯的勞倫斯》裏扮演了重要角色阿里郎官，隨着電影一起獲得成功，從此成為唯一一位國際級別的阿拉伯明星。

《阿拉伯的勞倫斯》是一部光輝熠熠的藝術傑作，其魅力永不褪色。但是，同時，該片也是傳播西式世界史的一件宣傳品，在意識形態宣傳和“戰（略）忽（悠）”兩項上都成果驚人。

影片可説是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繪畫與文學的電影化，不僅在畫面上每每讓人想到德拉克羅瓦等浪漫主義大師的作品，而且內容上也全盤承襲浪漫主義的意識形態。劇情譴責英國人卑鄙地欺騙與利用阿拉伯人，犧牲阿拉伯人的利益，也承認阿拉伯人是他們所生活的土地的主人，貌似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思想拉開了距離。

影片對德拉克羅瓦式浪漫主義油畫的復現，讓一代又一代的歐洲古典美術愛好者熱淚盈眶，靈魂激盪不已

然而，實際上，影片真正的主題是：

阿拉伯人與遊牧文化、與沙漠共生在一起，沙漠與遊牧決定了他們的“本性”，致使他們只能停留在沙漠遊牧的文明類型裏，不可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文明。這就決定了他們與任何非遊牧文明、非沙漠生活形態都只能是敵對關係，是一切其他文明的破壞者。正是阿拉伯人的這一特性，註定他們不可能進入現代化。

就這樣，影片一如所有浪漫主義作品一樣，巧妙地將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合理化與合法化,如此給全世界洗腦：

對於阿拉伯人在近代遭受的一切不幸，西方帝國主義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在於阿拉伯人的“文化本性”。

同時，影片還擺出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架勢，宣揚文化多元主義，其內容為：

以工業文明為標誌的現代文明並不是唯一標準，就算阿拉伯人的智力與道德都很“低下”，以至於沒有能力掌握工業文明的成果，但他們不該因此而受到歧視和否定。他們的文明讓人類文明豐富多彩，因此，就該任由他們停留在沙漠的遊牧狀態裏，外人應該對他們寬容和理解，不要去強行改變他們，不要試圖讓他們接受現代化，成為現代人。他們永遠地貧窮和落後，那是他們的常態，也是世界的健康生態。

一整套的花言巧語，其實是對阿拉伯人做了審判，判定他們不可能從西方人那裏學習到現代文明。

為此，影片按照浪漫主義的模式，把片中的阿拉伯人塑造成“高貴的野蠻人”，一個個挺拔硬朗，眉目如畫，端的是條好漢子，讓人看了不由得喝彩。他們勇敢，豪爽，高傲，做事氣派，但又殘忍，狡詐，貪婪，極其愚昧無知，不認識紙鈔、掛鐘同雨傘。

影片裏，勞倫斯籌劃出巧計，聯合阿拉伯人攻下港口亞喀巴。勝利之際，老酋長奧達翻到了鉅額紙鈔卻不明白其價值，非鬧着要黃金。真實的歷史卻是，本是奧達想出了奇攻亞喀巴的妙計

讓人憤怒的是，影片歪曲歷史，把勞倫斯塑造成雙重的受害者——一方面受害於英帝國的冷酷無情，一方面受害於阿拉伯人的愚昧野蠻。該片還有一層更為高明之處，那就是把勞倫斯與阿里塑造為彼此的受害者。劇情給我們洗腦：

整出悲劇的根本原因不是列強爭霸，而是勞倫斯挑戰上帝的意志。他試圖單槍匹馬“賦予”阿拉伯人獨立與自由，把阿拉伯人拉進“文明世界”，這是違抗主的神意，所以他必然失敗，而且，神藉助土耳其人，給他施行了最殘酷的懲罰。另一方面，他徒勞努力的過程讓阿里接觸到“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結果阿里失去了原本的純淨內心，不得不為阿拉伯人那些註定不可能擁有的東西——如民主——而奮鬥，再釀一出悲劇。

不明歷史真相的觀眾看完該片，普遍得出結論：“阿拉伯人真是扶不上牆。”可見該部藝術傑作在“戰忽”上的深厚功力。然而，影片中還有更為惡劣的內容，那就是對土耳其人的污衊。在影片的後半有一段土耳其軍人正式出場的戲，劇組竟拿出了“捨不得勞倫斯就套不着土耳其人”的架勢，致使影片忽然由傑作直線滑落為三級片，出現其中的所謂“土耳其男性”不僅模樣醜陋，而且表情下流猥瑣，一致擁有變態的獸慾。該片通過僅僅在一場戲裏犧牲藝術水準，就把土耳其人塑造成非人的怪物，是些徒具人形的“獸”。

影片裏的土耳其總督及其士兵

實際上，在上世紀，西方通俗文藝裏有兩項時隱時現的題材：阿拉伯人熱衷強暴白人女性，而土耳其男性對西方白人男性充滿獸慾。歐美對土耳其人的那種設定相當奇異，毋寧是反映了白人內心的某種特殊慾望。然而，該種莫名其妙的罪名卻具有無比的殺傷力，在上個世紀讓土耳其人的形象徹底“黑化”。説起來很難相信，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竟會遭到這樣的污衊。

投靠並不會換來認可

我們看到，在好萊塢的黃金時代，僅僅兩部涉及“東方”的大片，就給出了俗版亞洲史觀的完整拼圖，不得不佩服當年西方文藝界的功力。

該幅拼圖給亞洲各主要民族都指定了特定的形象同地位，他們不是野蠻人就是野人，其中，對土耳其人的定性最為惡劣，而波斯人僅僅比俄羅斯人和中亞人高出一點，但比阿拉伯人還差一截。唯一的例外是“中華帝國”，乃是整個亞洲獨一無二的文明之光，是文明的本體。

讓人感慨的是，1960年代，正是美國全面封鎖中國的年代，新中國的處境空前艱難，但在反帝反霸的光輝事業上沒有絲毫退縮。這反而讓西方的明智之士敬畏又困惑，於是他們便撿起了“中央王國論”，用那套偽史觀來幫他們在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脱困。美國當時佔盡優勢，但仍然被新中國逼得走投無路，只好不惜代價設法結束中美全面對抗，“中央王國論”本為精英羣體獨享的秘密知識，可他們不惜在一部宣傳性大片裏透露給全世界的百姓，正是為了即將採取的和解行動造輿論。

在同一年代，巴列維國王及其所代表的親美、親西方集團興頭正盛，不僅努力全面西化，並且堅信伊朗乃是西方集團的一員。然而，“征服者王子”卻毫不客氣地把波斯人呈現為懦弱而沒有道德的“野人”，這種定位與片中的“中華帝國”形成鮮明對比，可見，主動投奔並不會換來認可，反倒是英勇抵抗有可能贏得尊敬。

如今已六十年過去，我們發現，兩部大片湊出的“亞洲拼圖”不僅大致未變，而且傳染給了幾乎全球民眾。誠然，其中也有一些變化，像土耳其人的形象就有極大改善，相關的惡名被轉嫁給了“極端分子”。然而，我們捫心自問，是不是心中有種印象，一旦出了東亞的地面，亞洲其餘部分就是一整片貧窮落後的遊牧區域？如果有這種印象，那麼就該警醒，是接受了西方宣揚的“俗版亞洲史觀”。

須知，在西方，自有一套“精英版中東史觀”，有文化的人士都對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尊敬有加。1993年，其時還是王儲的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在牛津一場名為《伊斯蘭與西方》的講演上就明言:

“在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從中亞一直到大西洋的海岸邊，是一個昌明的世界，處處皆有學者與博通之士。”

然而，精英版史觀只在統治階級當中私相傳授，藏着掖着，不到危機時刻不拿出來讓普羅大眾知道。

具體到伊朗，西方在精英層面上對其捧殺，在大眾層面上對其打殺，那種屈辱真是太折磨人了，也許這種折磨就是一種控制手段吧。伊朗人如何走出西方強加的精神困境，成了該國知識分子面對的嚴峻考驗，但似乎他們目前還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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