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尼斯·瓦魯法基斯：高關税、匯率貶值、美元霸權，特朗普怎麼解這組不可能三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亞尼斯·瓦魯法基斯，翻譯/ 薛凱桓】

隨着唐納德·特朗普上台，他威脅要對中國和歐盟出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税，引發了經濟和地緣政治兩個層面的問題。

在評估特朗普威脅對盟友和對手加徵關税所導致的經濟影響時，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固有的矛盾，即美國再工業化與美元之間的關聯。特朗普聲稱，他的關税政策將促進美國國內工業生產，使美國海外就業崗位迴流，並減少貿易逆差。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需要讓美元貶值。

當地時間1月20日，特朗普出席就職典禮 美聯社

但與此同時，特朗普不會容忍美元在國際支付中近乎壟斷的地位遭到任何挑戰。他能否同時維持高關税政策、美元貶值以及保持美元的霸權地位？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三個難題。

特朗普的第一大難題：作為全球不確定性增加的產物，他宣佈的關税政策，已經推高了美元匯率。這就是美元的矛盾之處：任何讓超級富豪感到不安的危機，都會促使他們將資金轉移到美國，從而推高美元匯率。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危機源自美國經濟內部時（例如2008年華爾街崩潰時，外資仍在湧入……華爾街），他們也會這樣做。但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言出必行，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税，這些關税在全球經濟人士心中引發的不確定性也必然會導致資本再度湧入美元經濟，推高美元匯率，並在短期內消除進口和美國貿易逆差的下行壓力。

特朗普的第二大難題：特朗普不僅承諾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税，還承諾大幅減税和積極放鬆監管，這兩項舉措都可能提高企業利潤和股價。

的確，美國聯邦預算赤字將會進一步增加，但只要市場參與者認為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不會掩蓋股市的收益，美元就會繼續升值，從而加劇關税提高的影響。簡而言之，特朗普對富人的大幅減税將促進外資流入美國，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並擴大國內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而這正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

特朗普的第三大難題：美元在國際交易中近乎壟斷的地位，造就了這樣一種悖論，即每當美國經濟狀況不佳時，美元反而會升值。如果特朗普真的關心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以及他所表示的希望壓低美元匯率以使美國出口更具吸引力，那麼他應該希望結束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但這豈不是意味着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終結？這是特朗普絕不會容忍的。

2024年11月2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體（Truth Social）賬號上發文，上任首日就會發布行政命令，對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美國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税，還將在現有關税基礎上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加徵10%的關税。

或許，要化解特朗普的難題——實現美元既貶值又不失其霸權地位，一種新的談判方式或許可行，即重啓1985年《廣場協議》的精神，在歐洲人的默許下，由特朗普對中國採取類似羅納德·里根四十年前對日本所採取的行動。也就是説，讓他們在兩瓶“毒藥”中二選一：要麼讓人民幣（和歐元）大幅升值，要麼對（中國和歐洲的）出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税。當然，這就涉及到該問題的政治和地緣戰略維度。

特朗普深知，他在此處面臨的問題在於，中國不是日本——日本是一個駐紮着5.5萬名美國軍事人員的國家，其戰後憲法由美國官員起草。中國也不再依賴美國市場，因為其已經實現市場多元化，並且其產品在全球範圍內不可或缺。

説得委婉一些，北京方面為避免特朗普的高額關税而接受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可能性極小——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官員深刻認識到，《廣場協議》會議上東京同意日元升值對日本工業和金融崛起起到的阻礙作用。

但在聚焦中國之前，有必要先考慮一下特朗普關税威脅所帶來的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效用。即使美國關税的經濟效益存疑，但其政治效用不容小覷。以墨西哥為例，特朗普並不特別關心美國與其南方鄰國之間的貿易逆差。特朗普的主要目標是迫使克勞迪婭·辛鮑姆總統在移民問題上為他效力。他不開徵關税的條件是，墨西哥不僅要阻止墨西哥人跨越邊境圍欄，還要同意接收特朗普政府計劃驅逐的非墨西哥移民。

對於加拿大，特朗普從兩個方面利用關税威脅。在經濟上，通過減少加拿大油氣進口到美國，特朗普希望至少部分兑現他促進國內油氣開採的承諾。在政治上，他嘲諷加拿大總理（稱其為未來美國一個州的州長），這是他向巴西、智利及世界其他國家灌輸其“新門羅主義”戰略的一部分——即美國決心從世界各衝突地區（如烏克蘭）撤出，同時將大美洲地區（包括格陵蘭島和太平洋各島嶼）變成華盛頓的專屬後院，無論這些地區是完全歸屬美國還是僅由美國完全控制。

上任前夕，特朗普公開表示，要“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美國擁有格陵蘭島絕對必要”，“美國應該‘收回’巴拿馬運河”。 X

説到中國，特朗普的關税影響可能遠不像之前想象得那麼嚴重。特朗普很可能會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税，否則他作為反華鷹派的名聲將受損。但隨着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新調整，中國製造業企業所受的負面影響將是相對温和的，美國會從越南和中國購買更多商品，同時中國對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將激增。如果説有一個經濟體將因特朗普的關税政策而遭受巨大經濟損失，那非歐盟莫屬。

事實上，中西方之間日益高聳的數字壁壘已經讓中美兩國的大型企業受益：中國工程師在製造先進微芯片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如果沒有特朗普、繼而是拜登對中國發起的這場“新冷戰”，中國本不可能生產出這些芯片。與此同時，美國強大的數字研發部門與特朗普將對歐洲人徵收的關税相結合，已促使歐洲的企業集團從歐洲撤資，並投資美國。簡而言之，特朗普重返白宮，真正的受害者是歐洲，而非中國。

展望未來，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反華鷹派能否成功推動對中國採取更激進的立場。更具體地説，他們是否會從單純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高關税，轉變為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的那種金融制裁？

如果他們這樣做，中國政府將需要儘早而非晚些時候解決其面臨的重大困境。什麼困境？是按兵不動、拖延時間，直到美國內部的矛盾自行爆發？還是將金磚國家組織轉變為類似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機制，以人民幣為核心，以中國的貿易順差為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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