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既想把外面的地佔了，又想把內部的病治了，特朗普能做到嗎？

編者按：在經歷了兩次彈劾、一次重罪定罪、兩次暗殺企圖，以及失敗的連任競選後，唐納德·特朗普於美國當地時間1月20日重返白宮，開啓其第二個總統任期。

特朗普重新上台後，會如何處理上屆政府遺留的諸多問題？中美關係可能面臨哪些調整？對於俄烏戰爭、巴以衝突，“特朗普2.0版”團隊又將採取哪些做法？圍繞相關問題，觀察者網連線了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

觀察者網：您看完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後，有什麼感受？

李海東：首先，從場面來説，特朗普的就職典禮非常宏大壯觀，也非常有趣。其次，特朗普的就職演講內容也很豐富，傳遞了許多接下來四年美國對內、對外的施政方向。

我認為特朗普的就職演講以及這一系列就職活動的展開，預示着美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當然，由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普遍影響力，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美國跟世界的互動將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確實值得我們持續去關注，以便於更好地判斷美國內外政策的演變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方向。

1月2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大廈圓形大廳，特朗普在美國第47任總統就職典禮上發表講話。新華社

觀察者網：在特朗普就職時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當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條？

李海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目前自身內外的政策都處在危機中，美國接下來要進行“重構進程”。換言之，在特朗普的世界觀中，美國的確處在一個危機過程中。按照特朗普自己在大選中所説的——美國是個失敗國家，只有他上台執政以後，美國才能重返繁榮強大的道路。所以，克服危機，實現特朗普提出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成為了他整體演講中的主題，也是我們理解特朗普施政過程和未來走向的重要衡量指標。

中美關係的樂觀空間較大，但也存在較多不確定性

觀察者網：作為中國人，最關心的可能還是中美關係。您覺得特朗普上台以後，中美關係可能會朝着什麼樣的方向轉變？

李海東：基於目前中美互動的現實來看，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應該會有較強的靈活性。

在特朗普宣誓就職之前，中國就宣佈國家副主席將訪美參加特朗普的就職典禮，特朗普與我們的國家主席也進行了電話交流。隨後美方還表明，特朗普打算在上任後的三個月內來訪中國。從美方釋放的信號可以看出，特朗普方面對於中美關係本身還是比較重視的。畢竟雙方元首都表達了彼此國家都是偉大國家的這樣一種共識，而且在雙方各自面臨的內外部挑戰中，特朗普也認識到，只有與中方展開務實的協調與合作，才能夠解決和處理美國外交過程中的諸多挑戰。

所以我個人感覺，特朗普的對外理念，尤其是對華政策理念，沒有美國建制派精英那種“意識形態上的勢不兩立”，特朗普在這方面的思維和觀念比較淡泊。當然這不排除特朗普團隊內部，比如説盧比奧等其他人有這種觀點，但美國外交本身的最高決策者是總統。

我相信特朗普在未來的對華政策中，會更加註重務實性和結果導向，會基於中美關係目前利益高度交融的現狀，以及面對國際性問題，若雙方不合作就難以解決的現實，來處理和看待雙方的關係。這意味着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還有較強的理性色彩，以及較大的靈活性與調整空間。

當然，由於特朗普團隊中的確充斥着較多的對華強硬派，因此在對華政策的實際醖釀、規劃、討論、實施的過程中，我相信特朗普與他的團隊之間會存在更多的內部協調。但是我相信特朗普個人的方向感還是很清楚的，即通過大國外交來解決美國的內外部挑戰，從而達成特朗普反覆向美國國民所宣講的MAGA藍圖。

所以未來中美關係的樂觀空間比較大，但是也存在較多不確定性。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風格，大家普遍認為他具有不可預測性，這也是我們在觀察未來中美關係互動以及美國對華政策中，需要保持警覺的地方。

1月2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第一資本體育館，美國總統特朗普展示其簽署的行政令。 圖源：新華社

觀察者網：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開啓了對華貿易戰，包括拜登政府也給中國施加關税，您覺得在這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是否會做一些改變？

李海東：第二任期內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方向還是比較清楚的，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是經濟的民族主義。具體地説就是關税，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以貿易保護主義為特點的全球經貿格局。

二是軍事的絕對優勢主義。這意味着美國在軍費投入和軍備優化方面，升級換代的速度會非常快，從而確保美國在軍事領域中的優勢地位。

三是外交上的新孤立主義。新孤立主義就是我們常説的“退羣”，特朗普剛上台就已經明確表態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還要退出世界衞生組織。此外，特朗普在對美國盟友的處理態度上，也有不顧盟國感受的傾向。

這三點基本上意味着美國接下來的經濟、軍事和外交層面的框架已經非常突出了。而且這三點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時都有所體現和落地。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他就在全球範圍內高築關税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對許多國家尤其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那麼在第二任期內，我相信特朗普的這三大原則還會繼續下去，因為按照特朗普的理解，只有這三大原則落地，美國國內才會有凝聚力，美國的經濟才會繁榮，美國的製造業才能夠強大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威望和實力令其他國家無法相比。

可以預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內會更加努力地推動這三大原則的落實。因為第一任期時雖然也有許多構想和藍圖，但是由於團隊選擇等種種原因沒法很好地落實，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他感覺第一任期的時候所有人都跟他為敵。那麼通過政策團隊內部的調整，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應該會比第一任期要順暢得多，這意味着特朗普的很多政策規劃和設想落地會更迅速、高效，某種程度上政策落地結果也會更明顯。

所以特朗普的下一個四年會是重塑美國自身國內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秩序和理念的關鍵四年，如果這四年特朗普的執政能夠風生水起、成果豐碩的話，那麼無論是四年後萬斯在大選中順利接棒，亦或是未來8年或12年共和黨的順利執政，都足以使美國自身內外的發展方向產生巨大的變化，這一點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川羅主義”或加劇美國的新孤立主義傾向

觀察者網：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共和黨把這12年全都續上，美國可能會徹底改變之前民主黨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對外政策特點，從而重回保守主義，甚至説重回孤立主義。

李海東：特朗普在政治光譜上應該説還是蠻右的，他既不是國際主義者，也不是全球主義者，嚴格地説，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就意味着他在處理美國外交內政的時候，意識形態的色彩會非常淡。對以往美國政治精英渲染的一套敍事，特朗普會相當大程度地予以漠視。

在外交層面，特朗普會迴歸歷史，即19 世紀美國在美洲處理事務的模式——很大可能會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乃至共和黨未來的執政模式。什麼模式呢？就是以美國獨特優越的實力地位來使世界其他國家按照美國的意願行事的局面。

所以有些評論者説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外交確實有帝國主義的色彩。過去的孤立主義是指美國單幹，那時候的美國還沒有那麼明顯的多邊主義機制。而現在的孤立主義是因為美國有它的聯盟體系，如果特朗普要把聯盟體系徹底拆解、重構的話，這難度是很大的。但是對特朗普而言，聯盟體系對美國是負擔，所以他要甩負擔，既要甩責任，還要甩費用，這就意味着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在多邊主義外交層面的作用會弱化。這就是特朗普時期整體外交所呈現出來的新孤立主義風格和特點。

不管怎麼樣，特朗普的所作所為都着眼於惠及美國的實力，增強美國的內聚力，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形成一種任何國家都不能與之匹敵的格局。換言之，就是維繫美國的霸權長久存在。

觀察者網：這就是新保守主義的核心理念，最近有個詞叫做“川羅主義”，就是照着歷史上“門羅主義”這個詞設計出來的，您覺得特朗普他會對加拿大、格陵蘭島，甚至包括墨西哥乃至更廣闊的南美地區實行一些比較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嗎？

李海東：現在看來特朗普這麼做的概率是偏高的，因為特朗普在就職演説中已經非常明確表達出了要奪回巴拿馬運河的意願，而且他對於格陵蘭島的興趣也非常高昂。但是在就職演説中，他並沒有明確提到對加拿大的一些想法。

特朗普次子埃裏克·特朗普發佈的梗圖

換言之，在格陵蘭島和巴拿馬方向，特朗普一定會有所動作，以威懾力也好，或以經濟引誘力也好，來達成美國領土擴張的目標。

特朗普的這種做法實際上跟美國自身的傳統是吻合的。換言之，美國的外交史本身就是一部擴張史，如果不擴張，還真的就不美國了。

特朗普要回歸美國的擴張傳統，不再謹守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以及建制派精英所強調的所謂“志同道合”的價值同盟。如果特朗普要購買格陵蘭島的話，那就涉及到美國跟丹麥的關係。如果特朗普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的話，那就涉及到跟加拿大的關係。加拿大和丹麥都是北約的核心成員國，所以特朗普的MAGA藍圖，目前看起來是先從內部開始的，而在外交層面也是先從內部開始對盟國開刀。

而在美國國內政策的整體規劃中，特朗普也是着眼於從改變政府內部的許多規則，甚至是人事任用方面來出發推進的。換言之，先要對聯邦政府進行重新整頓，把政府內部無法接受特朗普理念的人清除出去，隨後才會大刀闊斧地制定國內政策。在對外政策中，特朗普也是先從盟國着手，先從盟國手中把那些美國認為容易拿到手的土地、權利佔為己有。所以綜合而言，特朗普團隊在對外政策上，的確與美國冷戰結束後歷屆政府的執政理念格格不入，某種程度上甚至説是一種顛覆也不為過。

對於特朗普而言，這些問題都是外部的問題，而不是美國的問題。他不會認為，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應該與其他國家共同協調合作，給予更多的技術資源、資金來解決國際性問題。相反，他始終將能否加強美國自身地位、經濟活力和內部凝聚力作為標準，來決定相關議題的處理態度。所以，用民族主義的標籤來刻畫特朗普是準確的。

特朗普在重新上台的第一天，就解僱了1000多名拜登政府的僱員

觀察者網：您覺得特朗普有沒有可能在通過一種對外的方式來轉移美國內部的矛盾呢？

李海東 ：這樣的客觀後果是存在的，我們通常説叫“內病外治”。歷史上美國每次處在重大轉折的時候，經常會出現這種討論。比如美國內戰之前，林肯作為總統，曾與他的國務卿威廉·亨利·蘇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就如何避免內戰有過爭論。蘇厄德建議通過主動引發與歐洲的戰爭來轉移美國內戰的可能，當然對此林肯是不接納的，他堅決要以聯邦的完整性和統一性為首要目標，隨後蘇厄德的主張實際上就被放棄了。

這次特朗普説要買格陵蘭島，要奪回巴拿馬運河，要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這一系列主張的確是因為美國正處在非常嚴重的危機下才出現的。

特朗普在就職演説中也承認了美國所處危機的嚴重性，那麼通過購買或者佔有等手段，就能化解美國內部的危機嗎？在特朗普的邏輯中，他試圖做到既把外部的土地或者權力攫取了，又把內部的危機也化解了的效果，但這種效果能不能夠實現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不管怎麼樣，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如果他在任內完成了對格陵蘭島的合併；完成了對巴拿馬運河的佔有；當然可能的話，開啓跟加拿大之間有關方面的磋商，那麼特朗普的支持選民以及美國國內羣情激昂的民族主義者，會對他的繼承人給予一種更強有力的擁戴。而這就意味着他的內外政策遺產在四年後，很大程度上會通過他選擇的繼承者來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雖然説存在“內病外治”的這種可能性，但是從特朗普整體內外政策的具體規劃以及實施軌跡來看，他還是想達成——既能把外部的地佔了，又把內部的病治好的良性局面。但是美國國內現在的問題積重難返，不是一個總統任期內能夠解決的。就像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時候，也曾經對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系列作為進行過猛烈抨擊，但執政4年下來，美國的危機和動盪反而更加劇了。

這兩個戰略方向，特朗普的態度都很強硬

觀察者網：既然提到這種對外政策，那肯定還是要講一下美國的兩個戰略方向，一個是俄烏衝突，還有一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我們先説第一個，您覺得特朗普上台以後，俄烏戰爭大概會如何演變？

李海東：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很清楚，就是要求俄烏衝突儘快結束，按照特朗普的説法就是：不能夠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特朗普的表達得從兩方面看，一方面他不希望烏克蘭危機繼續惡化升級，這一點也合乎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很強硬地要求俄烏以各退一步的方式來化解這場危機，這種主張在現實中還是有難度的。

比如他要讓烏克蘭承認已失領土不能夠再獲得，現在看起來烏克蘭接受的難度很大。再比如他要讓俄羅斯接受烏克蘭短期內不加入北約，但不排除長期內加入北約的可能性，那俄羅斯也接受不了。所以，特朗普政府在處理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所提的主張是具有內在矛盾的。

2024年9月27日，特朗普會見正在訪美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圖源：外媒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俄烏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在烏克蘭危機如何化解的問題上，德國總理朔爾茨和特朗普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了。從歐洲許多國家的角度看，他們是希望繼續援助烏克蘭，從而在戰場上達成一個勝負的局面。當然，從歐洲的角度而言，他們肯定希望烏克蘭勝，但是結局會是那樣嗎？這是個問題。

換言之，美國在處理烏克蘭危機的過程中，它不僅面臨着和歐洲之間的深刻矛盾，也面臨着美歐之間就俄烏衝突化解問題之間深層次的矛盾。因此，特朗普給出的烏克蘭危機解決方案，是一個讓各方都不愉快的方案。俄方難以接受，歐方現在看來也難以接受，更不要説美國國內建制派精英了。之前特朗普曾説要在24小時內解決俄烏問題，現在看起來已經不可能了，所以後續我們還需要觀察。

但是特朗普有一個很有趣的政策邏輯，他認為大國只要有實力，敢於用實力展示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就能夠化解任何挑戰。所以特朗普希望實現與俄羅斯的協調，來解決俄烏之間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但是這種觀念在現在的時代背景下，的確也會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詬病，所以特朗普政府提出要讓俄烏衝突儘快結束的主張，在邏輯上説還是合理的。畢竟一旦衝突升級和擴散，毫無疑問對於各國都是災難性的。

但是如何務實地化解這場危機？特朗普政府的方案是一個令各方都感到不舒適的方案。所以我們可以大致研判，如果特朗普強行推進自己的主張，來結束俄烏這場不愉快的經歷，那最終的解決很可能是一個凍結性的方案，即臨時性的解決方案，這意味着未來這個問題可能會再次爆發。

當然，從特朗普的角度而言，只要在我任期內，你俄烏之間的戰爭結束就可以了；至於我下台之後，俄烏之間是不是再打，那就是後邊的美國總統要處理的事情，他不管。

所以俄烏爭端如果要有一個根本性的解決，還需要更多國際社會的廣泛參與和更深層次的討論，因為烏克蘭危機的根源在於歐洲整體的安全架構出現了嚴重的缺陷，但這個根源現在看來根本解決不了。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能不能解決呢？特朗普説了，如果北約的盟國不能將軍費增長到3%甚至5%的話，那麼美國對北約的許多安全承諾可能就不會認真對待了。

換言之，如果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對外政策使得美國的聯盟體系達到鬆垮程度的話，那麼未來公平構建歐洲安全架構的的空間就存在了。但現在看起來難度很大，而且要在短時間內有效化解這種矛盾，幾乎是不可能的。

觀察者網：前兩天看到以色列媒體那邊的報道，特朗普派出的中東事物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對於以色列的態度其實非常強硬。不僅在安息日強行要求人家工作，還説了很多不尊敬對方宗教節日的話，同時要求內塔尼亞胡接受他此前完全不能接受的停火談判條件。所以我感覺特朗普對於以色列其實遠比我們之前預計的要強硬得多。

1月11日特拉維夫爆發示威，要求內塔尼亞胡結束加沙戰爭並達成囚犯交換協議 路透社

李海東：我也有這種感覺，因為拜登時期在處理中東問題上，尤其是“阿克薩洪水”行動出現後，拜登整體的中東政策就是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無論是中東，還是在哈馬斯跟以色列衝突的各個環節中，我們幾乎都能夠感受到以色列在為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定調。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小國拽着大國的鼻子走，而大國對小國非常不滿，但是又無可奈何。現在特朗普上台之後，要對這種現象加以扭轉，要在實際行動中表明一個客觀現實——美國才是真正的大國。

中東問題很複雜，所以特朗普不可能不關注中東，但是要將中東問題有利於美國的政策規劃設計，並使之落地的話，我相信難度跟特朗普政府處理烏克蘭危機的難度相同，難以根本性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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