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 三個女人，帶領歐洲極右崛起

【文/劉燕婷】

對歐洲極右翼來説，2024年是繼續茁壯的一年，意法德三國尤其明顯。

在2024年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中，極右席次從2019年的135席（佔議席總數的18%）上升到2024年的187席（佔議席總數的26%），當中包括2019年沒有向布魯塞爾推派極右議員的幾個國家：塞浦路斯、盧森堡、葡萄牙和羅馬尼亞。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FdI）更是成長驚人，從2019年的6.4%得票率上升到2024年的28.8%。

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前稱國民陣線）同樣表現亮眼，其得票率是馬克龍所屬復興黨的兩倍，這一結果直接導致馬克龍解散國民議會，提前大選。最終國民聯盟贏得142席，雖沒有成功問鼎總理，卻已拿下該黨史上最佳戰績，並且足以影響政局：在國民聯盟與其他政黨攜手合作下，法國巴尼耶政府在12月垮台。放眼202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國民聯盟的瑪麗娜·勒龐依舊是有力候選人。

再來是德國。去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15.6%選票，同樣創下該黨迄今最好成績。11月德國三黨聯盟瓦解後，總理朔爾茨在12月提請解散國會，新大選將於2025年2月舉行。根據Wahlen當前民調，AfD的支持度高達17%，領先總理朔爾茨的社民黨（SPD）2%，僅次於基民盟（CDU）與基社盟（CSU）的保守派聯盟（33%），並已提名愛麗絲·魏德爾作為總理候選人，是AfD首次展現問鼎領導人的雄心。

當然，極右崛起不是意法德的單獨現象，而是當代歐洲變革的縮影。

從宏觀視角出發，意法德三國既是舞台也是剖面：意大利極右已經取得政權，法國極右已能影響政府，德國極右則正在浮上台面；聚焦個人層面，梅洛尼、勒龐、魏德爾三人的政治實踐，既為歐洲極右擴充了複雜臉譜，也展演了“極右崛起”的虛與實。

12月4日，勒龐在不信任投票辯論期間大笑 路透社

勒龐：為了茁壯而去“妖魔化”

首先是三人之中最早參政的勒龐。1986年，18歲的勒龐加入父親領導的國民陣線，之後就以自身法學背景擔任該黨的法律部門領導人。2000年，32歲的勒龐入主國民陣線執委會，開始大力推動“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目的就是消除國民陣線的“極右污名”。2003年，勒龐升任國民陣線副主席，並在2007年成為國民陣線兩名執行副主席之一，負責黨的培訓、溝通和宣傳。

2011年，43歲的勒龐以67.65%得票率當選國民陣線主席，正式接班父親職位，並在2018年改黨名為“國民聯盟”。

直到2022年正式交棒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前，勒龐已經領導國民聯盟將近11年，參加過2012年、2017年、2022年三次總統大選。眼下勒龐面臨挪用公款的法律審判，如果法院無法對其定罪，勒龐預計再戰2027。

其實回顧歷史，國民陣線的“極右”實踐經歷多次變化。1972年創立之初，國民陣線彙集了各領域的民族主義者，主打反共、提高法國出生率、建立職業軍隊、廢除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埃維昂協議》（Évian Accords）、推動“法國與歐洲的文藝復興”，但這些主張其實無助於國民陣線脱穎而出；尤其當年法國存在各種極右小黨，國民陣線不懂媒體宣傳、又極度依賴傳統極右話語，往往只能依靠選前的各種結盟操作拉抬得票，並被身為主流的中左翼當成分裂右翼的工具。

但到了1987年，勒龐之父尚-馬裏·勒龐（Jean-Marie Le Pen）開始採取美式競選策略：頻繁出席各種電視辯論，並在煽情修辭加持下，成為高人氣、高仇恨值的“收視保證”，尤其為對選票市場進行區隔，尚-馬裏·勒龐還把自己定位成反“四大惡勢力”（保衞共和聯盟、法國民主聯盟、社會黨、共產黨）的人民代表，最後也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14.4%的成績，雖然遠未達到當選門檻，但已是國民陣線的歷史性突破。

與此同時，國民陣線也從1980年代起持續聚焦反移民話題，尤其1989年杜福拉爾事件（Affaire du Foulard）後，法國社會的反伊斯蘭情緒持續湧動，國民陣線便趁勢掌握輿論熱點，開始大打反移民、反伊斯蘭的競選主軸，並且成功在1993年的國會大選第一輪投票中，獲得12.7%的支持度。

整體來説，國民陣線雖以“極右”身份站上法國政治舞台，但自成立以來不斷變化立場身段，以適應各種政治氣候，表面看似瘋狂極端，行動還是奉行實用主義，最後也從眾多極右小黨中崛起。

而勒龐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入黨、接班，並在“去妖魔化”策略下，進一步推動國民陣線轉型，擴大選票基礎。例如，勒龐首先驅逐了親維希（Vichy France）、同情納粹、反猶立場明顯的黨員，其中就包括自己的親生父親尚-馬裏·勒龐，後者曾稱“針對猶太人的毒氣室不過是二戰下的小細節”，勒龐為此公開反駁“種族滅絕是野蠻行徑的頂點”，顯然是要與其父親進行切割。

之後勒龐在2018年改國民陣線為國民聯盟，也同樣是要軟化黨的外在形象，所以捨棄了較有戰鬥性的“陣線”一詞，甚至包括2022年推動有阿爾及利亞血統的“小鮮肉”巴爾德拉接班，也都是“去妖魔化”策略的一環。

圖為2024年7月5日，勒龐領導的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與該黨主席巴德拉的海報 路透社

甚至勒龐本人的立場變化，同樣是上述轉型的縮影。例如針對移民問題，現在的勒龐已不再主張系統性驅逐合法移民，而是要求降低每年的淨合法移民率、終止出生在法國即享公民身分的自動公民權。在對歐立場上，勒龐也從2019年起就不再主張法國脱歐、退出歐元區，而是認為歐盟應該“從內部改革”。在對北約立場上，國民聯盟原本主張法國退出北約，現在勒龐也改口稱是要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結構”；在對死刑的立場上，勒龐從2017年起就不再呼籲恢復死刑，而是宣佈支持對“最嚴重罪行”判處永久監禁，同時承諾自己如果當選，會就是否恢復死刑舉辦全民公投。

基本上經過前述種種調整後，現在的國民聯盟已與早年的“極右”形象拉開距離，不斷往右翼、甚至中右靠近，正如勒龐在受訪時總是不斷主張，“我們不是極右翼，我們的主張並不極端”。尤其，國民聯盟的部分經濟政策帶有左翼色彩，這甚至導致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批評勒龐是“極左政治家”，以及前總統奧朗德稱勒龐的言論“就像共產黨傳單”。

當然，這些批評更多是處於競選時空下的政治攻防，但從選舉結果來看，勒龐也確實存在“可左可右”的選票空間。

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勒龐獲得了17.9%的選票，排名第三，雖然無法進入第二輪決選，卻已是國民陣線史上最好戰績。當時法國社會學家西爾萬·克里龐（Sylvain Crépon）就對投給國民陣線的選民進行分析，認為“國民陣線的選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包括因經濟危機和競爭而破產的小店主”。

到了2017年總統大選，勒龐以21.3%的得票率成功殺進第二輪，僅落後馬克龍（24%）些許，這時勒龐除了呼籲極左政治家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支持者投給自己之外，還積極走訪工廠，並受到各地工人的熱烈歡迎，最後以33.9%的支持度落敗；2022年，再度殺進第二輪的勒龐最後得到41.45%的選票，顯然已遠遠超出極右基本盤。

整體來説，當法國執政黨無法回應選民怒氣，曾經的極右政黨又持續甩脱妖魔形象，不論是勒龐的崛起還是國民聯盟的茁壯，都已成為歷史偶然下的某種必然。

梅洛尼：執政後也可以是右翼

意大利的梅洛尼同樣進行了洗脱“極右”的政治工程，並且正用自己的執政證明：自己也可以是右翼。

1992年，15歲的梅洛尼加入意大利社會運動（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下屬的青年陣線。MSI是意大利知名的新法西斯政黨，由墨索里尼支持者在1946年成立，一度是意大利第四大黨，後來在政治變化下淪為邊緣政黨，最後出於生存考量，黨內温和派在1995年將MSI改組為民族聯盟（Alleanza Nazionale，AN），淡去了法西斯色彩。

1996年，19歲的梅洛尼開始擔任民族聯盟的學生部門領導人，並於2006年代表民族聯盟進入意大利眾議院，也在同年成為該黨的最年輕副主席。

2008年，31歲的梅洛尼被第四屆貝盧斯科尼政府任命為青年部長，一直任職到2011年貝盧斯科尼下台。期間，梅洛尼的政黨歸屬再度生變：2009年，民族聯盟與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FI）合併為自由人民黨（Il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更加靠向中間右翼。不過這種作法顯然不能讓所有人滿意，梅洛尼就是其中一。

2012年12月，梅洛尼與幾位黨員宣佈脱離自由人民黨，創立“更能代表右翼”的意大利兄弟黨，並在未來幾年內合併部分右翼小黨、擴大板塊，最後在2022年大選帶領中右翼聯盟（Centre-right coalition）獲勝。

從現實來看，2022年的大勝明顯是2017年意大利選制改革遇上2022年大選左翼分裂、右翼整合，兩股脈絡共同作用而成，使得在2018年得票率僅有4%的意大利兄弟黨，能在2022年暴增至26%成為第一大黨，45歲的黨主席梅洛尼也因此成為意大利總理。

除了制度與板塊原因，梅洛尼本人對意大利兄弟黨的立場形塑也同樣重要：從2014年擔任黨主席開始，梅洛尼就跟勒龐一樣，不斷宣稱意大利兄弟黨不是“極右”、而是“保守右派”；且正如勒龐掌權前，國民陣線也存在不少親納粹、親維希政權的黨員，意大利兄弟黨同樣有崇拜墨索里尼的底色，梅洛尼本人就是代表，只是這種代表性就像國民陣線的激進性，會因為選票而轉彎。

最早在19歲受訪時，梅洛尼曾稱讚墨索里尼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意大利”。2012年意大利兄弟黨成立後，梅洛尼特意在黨旗上添加“三色火焰”，這個符號象徵墨索里尼遺骸，也是意大利新法西斯政黨的常用符碼；2022年大選前曾有人建議梅洛尼移除三色火焰，以吸引更多中間選票，但梅洛尼最後沒有接受。

不過，也是同一個梅洛尼，在2022年大選前開除了讚揚希特勒的黨員，並在投票前夕接受外媒採訪，表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歷史，自己其實與英國保守黨、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美國共和黨共享類似經驗與價值觀。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CNN

2022年10月在議會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前，梅洛尼再度發表公開演講，“我從來沒有同情任何不民主的政權，包括法西斯主義，正如我一直認為1938年的種族法是意大利歷史的最低點，這是我們的恥辱。”

而這種對墨索里尼遺產的同步繼承與否認，讓意大利兄弟黨不僅能涵納極右選民，也擁有了向中間靠的潛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梅洛尼執政後的立場轉變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首先是移民問題。執政前，梅洛尼就與許多歐洲極右一樣談論所謂“卡勒吉計劃”（Kalergi Plan）陰謀論，也就是宣稱左翼意大利政府已與境外邪惡勢力達成秘密協議，要引入大量移民取代本地人口，在意大利實施“種族替代”。

但執政後，梅洛尼的論述迅速軟化為：意大利需要移民；而針對選前主張的“零容忍”政策，也就是不讓任何難民進入意大利港口，梅洛尼雖在阿爾巴尼亞設立了意大利運營的“收容中心”，將部分抵意難民轉往阿爾巴尼亞，但根據意大利內政部的説法，難民中的老弱婦孺依舊安置在意大利。換句話説，“零容忍”政策其實也沒有徹底執行。

再來就是對歐立場。選前的梅洛尼毫無疑問是疑歐派，認為應該“重新討論”歐盟條約並修改意大利憲法，讓意大利的法律位階高於歐洲法律，並主張退出歐元區。但到了2022年大選投票前夕，梅洛尼直接公開喊話：勝選後保證不退出歐元區，其本人也確實在選後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進行務實互動，淡化了疑歐派底色。而這背後的原因也很現實：除了選票考量外，還有執政後的財政問題，意大利不可能不需要歐盟撥款。

不過，梅洛尼的轉彎並沒有導致地盤的流失。從2024年6月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來看，意大利兄弟黨獲得了28.75%的選票，比2022年大選後的26%更高。如果除卻“極右”的陳年爭議，梅洛尼的成功似乎可以證明：本土主義、保守主義、對外現實主義所共構的“右翼路線”，不僅能在意大利選票市場勝出，也能在歐盟體系下生存。

魏德爾：極右政黨的得體門面

勒龐與梅洛尼的成功轉身，其實與魏德爾的崛起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與一生從政的勒龐、梅洛尼相比，魏德爾算是半途加入的“政治新手”。作為拜羅伊特大學的經濟與商業管理畢業生，魏德爾先是在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擔任高盛分析師，又在之後轉往中國工作6年，據《華盛頓郵報》披露，魏德爾還在這段期間學會了説普通話。接着，又於2011年獲得拜羅伊特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主題就是中國的養老金制度。

之後，魏德爾迴歸業界，自2011年3月起在法蘭克福擔任安聯全球投資公司副總裁，一直到2013年5月卸任。也正是在同年10月，魏德爾加入了德國另類選擇黨。

另類選擇黨如今被視為極右組織，甚至一度被德國聯邦安全局監控，但事實上在創立之初，該黨吸引了各界精英參與，尤其是經濟學家與商界領袖，原因也很直接：其成立宗旨就是呼籲德國退出歐元區，同時反對德國紓困南歐國家。而這顯然是對歐債危機的憤怒回應。

真正觸發德國另類選擇党進一步右傾的，是2015年的弗勞克·佩特里（Frauke Petry）掌權。比起脱離歐元區，佩特里本人更關注移民問題與德國的“伊斯蘭化”，而另類選擇黨也確實在其帶領下持續聚焦種族、宗教、移民議題。

這不僅導致部分成員退黨，還使得該黨在2016年被歐洲議會的歐洲保守與改革黨（ECR）除名，但這些發展都不能阻止同年的黨代表大會通過反伊斯蘭的政策綱領，包括主張德國禁止罩袍、宣禮塔、喚拜，以及提出“伊斯蘭是不是德國的一部分”這句口號。

當然，這背後也有選票市場的驅動。在德國另類選擇黨成立兩年後，退出歐元區的話題已經有些退潮，倒是移民衝突持續湧動，且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蘭綱領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支持度確實有所提升，這就導致黨內的右傾趨勢不斷深化，即便2017年佩特里退黨都不能停下，極右派系甚至將反移民的話題與反猶、白人至上、同情納粹的敍事相結合，進一步拉昇了極化程度。

另類選擇黨（AfD）聯席主席魏德爾 ZDFheute

因此2020年3月，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就將德國另類選擇黨內部的極右派系Der Flügel列為“反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右翼極端主義勢力”。到了2021年3月上旬，德國聯邦安全局已將整個另類選擇黨作為“涉嫌極端主義的組織”，並進行監控。

而在此過程中，魏德爾作為黨內温和派雖有活動，但始終無法進入權力核心，不過還是憑藉其自身表現讓大眾留下印象。

從2016年開始，德國便有媒體討論魏德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中的“神奇存在”，包括該黨強烈反對同性婚姻與彩虹旗幟，魏德爾卻與同性伴侶組成家庭且收養子女；該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蘭，魏德爾卻僱用一位敍利亞難民來協助整理家務；該黨政治精英的外顯形象往往憤世嫉俗、慷慨激昂，魏德爾受訪卻總是輕鬆理性，平靜且有條不紊。

這種“神奇存在”讓不少德國媒體評論稱，魏德爾是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希望”與“理性面具”。

而真正讓魏德爾走向掌權的，是2021年的全國大選結果。德國另類選擇黨雖在東部表現強勁，甚至成為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的最大黨，但其全國支持度卻從2017年的12.6%下降到10.3%。

當時魏德爾就提出“德國媒體對另類選擇黨存在偏見”，時任黨主席的默滕（Jörg Meuthen）則表示“黨應該致力向中間派發出強烈信號”。2022年默滕辭職後，魏爾德就與同為温和派的克魯帕拉（Tino Chrupalla）共同擔任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領導人。

當然，因為這個黨並沒有經歷類似勒龐推動的“去妖魔化”過程，整體上還是一個囊括保守派、右翼、極右和不明確立場的“大拼盤”，所以不時發生“互相打臉”的內部矛盾。

例如，魏德爾的顧問哈特維格（Roland Hartwig）就被曝光在2023年11月參加一場極右集會，會上討論了驅逐德國數百萬移民的計劃，實施對象包括已取得德國公民身份者。這一消息引爆全國示威，數十萬德國人為此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取締德國另類選擇黨。於是魏德爾迅速解除哈特維格的顧問職務。

當然，魏德爾本人也不是毫無激進面，例如她至今仍然主張德國應該退出歐元區，同時又稱如果自己擔任總理，可能就“德國脱歐”舉行公投；此外，在移民議題上，魏德爾雖不像黨內部分激進派系主張的“遣返所有移民、包括取得公民身份者”，卻也像執政前的梅洛尼一樣，稱移民潮背後隱藏着對歐洲白人進行“種族取代”的邪惡陰謀。

不過整體而言，與黨內那些否認大屠殺、同情納粹者相比，魏德爾已經算是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得體門面”，正如她屢屢在受訪中糾正的，“我們不是極右，我們是自由保守派。”

“極右崛起”的虛實與時代意義

勒龐、梅洛尼與魏德爾的案例，其實都體現了歐洲“極右崛起”的複雜性。

首先是“極右”標籤的虛與實。

三人雖都出身“極右”政黨，卻也都展現了對於“極右”的持續疏離，甚至正以行動推翻“極右”標籤本身，包括勒龐的“去妖魔化”策略、梅洛尼執政後轉向右翼，以及魏德爾與“極右”夥伴進行切割。這背後當然是擴大選票的現實考量，且這些出身“極右”的政治精英看似挑戰政治正確，其實同樣懂得適時配合政治正確；尤其是勒龐與梅洛尼，兩人在俄烏戰爭前後的對俄立場變化堪稱經典。

勒龐在戰前毫不掩飾自己的親俄色彩，包括在克里米亞危機後公開表示“烏克蘭已經被美國征服”，同時激烈批評北約政策、東歐的反俄情緒，以及歐美國家不斷威脅制裁俄羅斯的惡意。但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勒龐隨即批評俄羅斯，並且主張收容烏克蘭難民。

梅洛尼的轉變則更有政策意義。俄烏戰爭爆發前，梅洛尼長期主張修復歐俄關係，包括解除克里米亞危機後的對俄製裁，並稱贊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捍衞了歐洲價值與基督教認同”。但2022年戰爭爆發後，梅洛尼先是跟着譴責俄羅斯，又在執政後持續向烏克蘭提供軍援，並稱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四地“公投入俄”“毫無法律與政治價值”，同時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

再來是“崛起”敍事本身的虛與實。

無可否認，極右政黨近年在歐洲的選舉表現確實不錯，但選舉成績不等於政治權力，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就是典型案例：極右政黨即便席次上升，也在左翼與中左翼、中右翼合作下，被排除在選後的權力核心外。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會面 路透社

例如任命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時，高層職位幾乎都由出身歐洲人民黨（EPP）、歐洲社會黨（PES）、歐洲自由民主黨聯盟黨（ALDE）的非極右候選人擔任；27名委員中只有一名屬於極右翼，那就是歐洲保守與改革黨的拉斐爾·菲託（Raffaele Fitto），來自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

梅洛尼本人的實際收穫更是差強人意，即便這次意大利兄弟黨成績不錯，梅洛尼還是被排除在歐盟幾個高級職位外：歐盟委員會主席、歐盟高峯會主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法德。儘管國民聯盟在6月大選的第一輪表現亮眼，卻還是在第二輪滑落至第三，關鍵原因就是左翼、中左翼政黨為了不使國民聯盟得利，決定在許多選區進行合作以避免分散選票。

同理，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民調確實上升，但各方分析普遍認為，另類選擇黨能在未來參與聯合執政的機率微乎其微，因為該黨不像國民陣線經歷過“去妖魔化”進程，始終無法擺脱同情納粹的陰影，這在當今德國政壇仍是禁忌。且魏爾德的立場與已經“相對進入主流”的勒龐、梅洛尼相比，其實還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在爭取選票上恐怕有其極限。

不過，即便“極右崛起”的虛實有其複雜性，這個現象所承載的時代意義還是不容忽視。以德國為例，另類選擇黨之所以能在東部崛起，與兩德統一後的發展不均有關。隨着年輕人和高素質人才向西遷移，東部人口大量外流，經濟發展也普遍落後西部，這種環境催生“被剝奪”的怒氣，也為反移民敍事提供彈藥火力，德國另類選擇黨正是把握了這種時代機遇，所以能在東部站穩腳跟。

而德國並不是孤例。基本上經歷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衝擊，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持續崩解，“阿拉伯之春”引爆的難民危機更是加劇原有矛盾。但作為歐洲執政主流的中左翼、中右翼精英沒能回應民眾需求，既無法顯著改善生活成本危機，也沒能調和社會分化與族羣矛盾，最後只能訴諸道德、歐洲價值等虛無話語，結果就是距離民眾愈發遙遠，並讓右翼、甚至極右越來越有市場。

歸根結底，勒龐、梅洛尼、魏德爾的崛起，就是歐洲之變的時代縮影。在這三位“鐵娘子”身上，極右實踐不只是排外怒吼或保守迴歸，更是對於全球化失衡的激烈抗爭，以及對於民眾焦慮的深刻洞察，即便民族主義與反建制的烈焰炙熱，但也不能脱離實用主義的冷峻計算。而這正是歐洲“極右崛起”的真實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