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美國有大戰略嗎？MAGA算不算？——特朗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上）

特朗普有自己的大戰略嗎？或者，特朗普的大戰略與一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有相關性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大戰略這一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加上特朗普本人行為方式的隨意性，使得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困難重重。

但是，未來數年內美國國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兩者所決定的，為了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預測，也不得不認真討論一下特朗普2.0與美國大戰略的關係這個問題。

本文為《特朗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上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一、美國大戰略思潮的變遷

歷史上，美國一直是有其國家大戰略的，稱為美國大戰略（American Grand Strategy或America’s Grand Strategy），美西方學者中有很多書籍和文章討論這個問題。

大戰略不同於常規戰略，按照通常的理解，大戰略是一個國家或實體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使其能力與其願望相一致的一個藍圖；它代表了一種整合國家資源、政策和行動，在一個全景的視野中運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和文化等多種權力工具的藝術。

所以，它會體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具有至少是幾十年甚至百年的長期遠景和目標；

2）達成目標的步驟被分成多個階段，不同的階段依賴不同的資源；

3）通過不斷適應現實環境並超越當下衝突或危機的方式實現最終目標。

在美國，所謂美國大戰略可以看成是由思想和行動兩個部分組成的。前者是長久地存在於該國起主導作用的統治集團頭腦當中的一種包含了宏大藍圖、長遠目標和可行步驟的，並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環境中不斷修正的戰略思想，後者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通過精心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外交戰略和經濟戰略等對外公開的綱領加以推進的具體行動。

資料圖：美蘇冷戰 網絡

回顧二戰後的歷史，可以確認如下幾個基本事實：

1）在二戰後的美國統治集團當中一直存在着帶有宏大藍圖、長遠目標和可行步驟的大戰略思想。這些大戰略思想雖然有着西方思想史上的深遠淵源，但在美國卻並非穩定不變，而是在多種現實因素影響下不斷髮生變化，由此導致美國的大戰略也不斷髮生變化。

2）影響美國大戰略形成的重要因素有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變化，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並此消彼長，表現在美國的大戰略的形成上，有時某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有時另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

3）二戰後美國通過遏制戰略在沒有直接衝突的情況下有效抵制了蘇聯的影響，並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被認為是大戰略的一次成功。而在越南戰爭中，儘管擁有巨大的軍事優勢，卻由於缺乏整合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連貫大戰略，行動步驟連連脱節，最終恥辱地撤軍，被認為是大戰略的一次失敗。

4）美國大戰略特有的思維方式，以及美國從歷史上所吸收的大戰略經驗教訓，在美國統治集團中形成了“以己度人”的心理定式，會不自覺地認定美國的對手國家必定也有與美國相匹敵的大戰略。這是導致美國很難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戰略互信和合作共贏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

戰略學界的相關討論

具體而言，一方面由於美國在其早期殖民征服歷史上就逐漸形成了“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盎格魯-美利堅建制”（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等特殊觀念，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裏連續上升，兩方面因素共同推動了美國大戰略思想的興起，以建構美國全球首要地位為終極目標的某種霸權主義（Primacism）大戰略也順勢形成，並一直長盛不衰。

但是美國大戰略的實施畢竟不是戰略家們的一廂情願，當美國所推行的霸權戰略在國際上遭遇多方挑戰，在國內又因資源不足造成國力透支時，就出現了大戰略實施成本過高、目標與手段嚴重不匹配的問題，美國大戰略的修正和調整也就勢在必行。

在美國國內，精英與公眾在重大意見上日益脱節甚至相互對立的問題由來已久，一旦出現相當大一部分公眾因自身利益嚴重受損而掀起反對浪潮，精英方面也不得不做出反應，這就促成了在一個更寬的政治光譜上的另外一些大戰略的形成——從完全放棄全球霸權目標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到認為美國應對自身力量使用有所節制的約束主義（Restrainism），再到主張美國只需要對抗世界上最主要幾個對手的優先主義（Prioritism）等等。

頑固堅持霸權主義大戰略的一派，通常會突出強調美國霸權區別於歷史上其他霸權國家的主要特點，包括在整個戰後時代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超強控制力。

20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結束和美國隨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這一巨大勝利，更是被這一派認定為美國大戰略的成功案例，當作其霸權主義大戰略主張的合理性依據。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這一派繼續沉浸在利用美國的超強實力和首要地位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宏偉藍圖當中，儘管期間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反恐戰爭的挫折，但他們相信美國的實力並未衰落，主導地位也未削弱，短時期內的危機都將在大戰略的推進中得到化解。

表現在這個時期美西方的大戰略思潮中，就是霸權主義大戰略仍是這一派學者們討論的主要內容。

在2014年出版的《大國和平與美國的首要地位：國際新秩序的起源與未來》（ J. Baron, Great Power Peace and American Primacy: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書中，作者認為美國對於國際社會的超強控制力主要體現在軍事、金融、資源、產業、思想和國際制度六大方面。通過這六個方面的共同作用，美國霸權實現了重要的“制度性進化”，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制度性的國際權力體系。

作者認為，正是這種制度性權力體系，在過去的50年裏維持了大國間的和平。但是，作者承認，這個權力體系所面臨的挑戰，以及自身的維持成本，也都越來越大。一方面，進入21世紀，美國的霸權大戰略遭遇到來自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戰；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諸多制度性缺陷進一步展露，如政治極化、中產階級塌陷、社會失序、價值迷失等，導致美國的制度性權力持續減弱，以制度性權力為核心的全球霸權秩序也受到各方面的質疑。

作者還指出，美國的全球霸權很難再呈現20世紀90年代的巔峯時刻，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長期陷入一種相對動盪和不安的時期。美國當前面臨着如何管理中國的崛起並確保自己的領導角色，以及如何維護當前的和平狀態。

由於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是一個無法忽視也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因此，在更具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們當中，圍繞美國霸權大戰略是否可行的爭論，便轉向了這種大戰略的實施成本的問題上。其中的邏輯是：如果維持成本並不過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麼美國還是應該繼續維持甚至進一步發展這種終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權戰略；但如果隨着外部的挑戰日趨嚴重，挑戰者日趨強大，國內的危機也日益加深加重，導致美國的相對權力滑落嚴重，那麼，美國就必須要放棄實施霸權大戰略的企圖，轉向其它可以為美國帶來利益的大戰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維持霸權：美國的大戰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書中，作者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觀察：美國作為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在許多政治話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有着罕見的共識。

書中指出，無論是政黨領導人、前任和現任官員、高級軍官還是公眾，都支持美國應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位。作者認為，這種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國霸權大戰略，源於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也就是這樣一個信條：美國的安全取決於其作為全球安全的單一管理者的角色，這也正是Primacy一詞的本義。

在作者看來，霸權大戰略的有效性在冷戰和平結束時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21世紀繼續且基本上未受挑戰，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維護成本意外地低廉。無論這種論點是否成立，其論據是否充分，客觀上卻起到了繼續支持霸權主義美國大戰略的作用，使得美國統治集團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繼續採取一種近乎於盲目的態度在國際上一味推行美國霸權。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又出現了。隨着全球化進程加速帶來了世界政治複雜性的增加，美國全球霸權和首要地位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多元變化，單純計算軍事霸權的效益與成本之比顯然已不能反映現實情況。《重新思考美國大戰略》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這種思潮的反映。

書中探討了當前美國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並彙集了歷史學家、政策專家、公共衞生專家等多個領域的學者，以跨學科的視角探討美國大戰略。其中的主要觀點是，要重新審視和定義美國的大戰略，大戰略不應僅僅侷限於軍事事務，而應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以適應當代世界政治的複雜性。

還有觀點認為，要認識到是什麼讓大戰略變得“宏大”，在當今世界，公共衞生、性別、種族、環境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應在大戰略考慮範圍之內，因為這些因素對和平與安全有着重要影響。這些多領域、跨學科思考導致了對美國大戰略的更為寬泛的理解。

視野的擴大和討論的深入，推動了更為綜合的論述的出現。在2021年出版的由澳大利亞國防學院國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克拉克撰寫的《美國大戰略與國家安全：從建國時期到特朗普時代美國霸權和衰落的困境》（Michael Clark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and Decline from the Founding to Trump，Palgrave Macmillan, 2021）一書中，作者詳盡地探討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大戰略的演變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保持美國首要地位所面臨的挑戰。

作者認為，美國最初的建國者們將新生的美國設想成為了一個將避免老歐洲那種錯綜複雜且糾纏不清的對抗和結盟的共和國，然而這種設想卻一直受到現實政治中國家間激烈競爭的考驗，這導致了美國早期外交政策中孤立主義與參與主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書中提出，美國曆史上不同的政治文化，如漢密爾頓主義、傑斐遜主義、傑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等，深刻影響了國家安全大戰略的選擇。作者認為，從19世紀中葉到21世紀初，受到漢密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的影響，推動了以霸權為目標的大戰略的發展。然而，實行霸權大戰略過大的代價現在刺激了長期休眠的傑斐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下的復興，導致大戰略轉向尋求地位管理或避免美國相對權力的衰落。作者將奧巴馬政府的方法描述為“衰落管理”，而特朗普政府的方法則是“衰落否認”。

1月20日，特朗普在美國第47任總統就職典禮上宣誓。 新華社

二、MAGA也是一種大戰略嗎？

研究美國大戰略的學者們在一本正經地討論着美國曆史上的漢密爾頓主義、傑斐遜主義、傑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時，他們是不屑於承認有“特朗普主義”這個東西的，但現實很殘酷，特朗普連同他獨有的政治文化一起橫空出世了。

如果將近幾十年美國大戰略思潮的變遷比作一條平緩的河流，學術討論和政策調整按部就班地進行，那麼特朗普於2016年開始的第一任期，就好像是這條平緩的河流突然匯入了另外一條急流，原本平緩的節奏全被打亂，從此浪花飛濺，暗潮洶湧，一切都變了。用邁克爾·克拉克的話説，“在特朗普時代，當大戰略從屬於交易政治和個人奇思妙想時，美國大戰略暴露出了其脆弱性。”

根據克拉克在書中的看法：“美國的首要地位不是想當然的；它是一個需要精心構建並激烈捍衞的地位，且需要不斷調整。”“美國大戰略的未來取決於在追求國家利益與面對多極世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而突然崛起併成為了美國最高領導人的特朗普，顯然不是一個能夠遊刃有餘地承擔這個調整和平衡任務的合適人選。

但是有一點，特朗普的信念與作者在書中的觀點是一致的——“衰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對衰落的看法可能與現實一樣具有影響力。”無論是第一任期還是剛剛開始的第二任期，特朗普都堅決不承認美國已經衰落了，雖然他尖鋭地指出了當前美國的很多重大問題，但正像他在剛剛的就職演説中告訴美國人民的：他是上帝救下來讓他來完成MAGA使命的，美國將在他的手中重振雄風，重現榮光，決不會衰落。所以，克拉克將特朗普的做法稱之為“衰落否認”——別的不管，先否認再説。

其實，基於對2016年至今近8年時間的觀察，可以認為，特朗普的行政雖然充滿了“交易政治和個人奇思妙想”，但他的MAGA運動並非與一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完全脱節。這一點，可以從MAGA的核心主張與美國大戰略的核心主張的對比中看出來。

共同點與分歧點

首先，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美國大戰略，始終是圍繞着一箇中心的，就是維持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或稱全球霸權。

這是美國大戰略的核心目標，美西方的戰略家們普遍認為，美國有能力通過軍事力量、經濟影響、輿論主導和多邊合作等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一系列無可辯駁的事實，包括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戰後通過全球軍事基地、前沿部署和先進武器來威懾對手的能力，通過領導北約等聯盟建立的國際秩序，通過佈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和貿易協定等舉措在全球經濟中發揮領導作用等，都證明了美國大戰略的現實可行性。

對於這一點，特朗普不僅沒有異議，而且也正是他所致力於恢復和重建的。換句話説，在核心目標和藍圖遠景上，美國大戰略與MAGA運動並無二致。特朗普在就職演講中説：“從今天起，我們的國家將會繁榮，在世界各地再次受到尊敬。我們將被每一個國家所羨慕，我們不會再讓自己被別人佔便宜了。”“美國將恢復應有的地位：成為地球上最偉大、最強大、最受尊敬的國家，激發全世界的敬畏和欽佩。”

分歧出現在接下來的問題上，其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讓自己被別人佔便宜了”這句話。

在特朗普看來，在他之前的所謂美國大戰略根本無法實現其遠景目標，與之恰恰相反，“多年來，激進、腐敗的建制派從我們的公民那裏榨取權力和財富，而我們社會的支柱支離破碎，看似徹底失修。……我們現在有一個政府，甚至無法應對國內簡單的危機局面，但卻跌跌撞撞地陷入國外各種持續不斷的災難性事件之中。”也就是説，大戰略的目標設定得再好也沒用，建制派集團根本就是在打着為美國推進大戰略的幌子幹着為自己攫取“權力和財富”的勾當，而這種高層級的營私舞弊必然會導致對美國利益的出賣，也就是“讓自己被別人佔便宜了”。

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對美國大戰略進行修正和調整，例如是否根據資源和成本約束轉入更為靈活和謹慎的大戰略，或者是否根據國際政治現實轉而採取將按威脅優先等級分別應對挑戰的大戰略；而在於必須全部推倒重來，必須開啓一場“美國的全面復興和常理革命”，必須讓美國重新成為“一個仍在不斷壯大中的國家——一個增加我們的財富、擴展我們的領土、建設我們的城市、提升我們的期望並將我們的旗幟插上嶄新而美麗的地平線的國家。”

這才是MAGA和特朗普革命的本質，不是修修補補，而是推倒重來，不是承前啓後，而是從頭出發，不是漸進改革，而是激進革命。

認識到了這個本質，就會明白為什麼美西方大多數討論戰略問題的學者，都會將特朗普的上台執政視為一個對於美國大戰略的推進具有破壞性、甚至否定性的負面事件。他們普遍認為，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已經導致了美國大戰略的顯著改變，從傳統的合作領導轉向交易型和民族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大大動搖了維持美國數十年全球首要地位的基石，而第二個總統任期的特朗普，正在以更為個性化的方式推進MAGA運動，必將製造出更大的動盪。

但是，這並不是事情的結束，並不意味着MAGA運動與美國大戰略的徹底分道揚鑣。意味深長的是，兩者在關於美國的問題上有很多的相互對立，甚至發誓要拼個你死我活；但是卻在另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上，又重新發現了共同之處，不得不站在同一戰壕裏成為戰友。

1月21日，魯比奧宣誓就職美國國務卿。 美聯社

中國作為最大變量

不用説，這個非常重大的問題，當然就是中國。

特朗普的MAGA運動不是憑空發生的，美國大戰略思潮的變遷也不是沒有緣由的。在進入21世紀之後的第一個十年裏，美國統治集團中無論哪一個派別、哪一個部門，都不約而同地先後確認了一個重大現實：中國似乎也有了自己的“中國大戰略”，而且早已經在快速、高效地推進中了。

這一確認引起了美國戰略學界極大的震驚。出於美國大戰略固有的思維定式，這些學者們傾向於認定這個“中國大戰略”具有與美國大戰略同樣的性質，甚至同樣的遠景目標。如果的確如此，那麼中國對於美國大戰略的實施來説，就不僅僅是一個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麼簡單了，由於全球首要地位只能有一個，“中國大戰略”與美國大戰略兩者也就只能有一個成功，非此即彼，零和博弈。

在特朗普這方面，雖然他不是以這種思維方式考慮問題的，但是也對中國帶來的威脅給予了差不多同等程度上的評估。例如，在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上，他的表達是：“中國多年來一直在佔美國的便宜，是時候結束這種狀況了”。在關於知識產權的問題上，他的表達是：“中國一直在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現在是制止這種行為的時候了”。在關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問題上，他的表達是：“中國是對世界的威脅，我們需要挺身而出，不僅在貿易方面，而且在全球影響力方面”。

這些表達不是學術性的，也沒有統一的理論基礎，都是關於具體問題的，但卻與美國大戰略思維中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保持了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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