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麗芬：農村出現新“讀書無用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麗芬】

我的家鄉是一個位於鄂東南的人口大縣、務工大縣，110多萬人中近30萬人長期在外務工。

臘月中旬一過，村裏彷彿從一年的睡夢中甦醒，進城讀書的孩子、外出務工的青壯年人陸續回來，歡聲笑語和喊叫打鬧激活了村莊。

在小店門口、火爐旁邊，經常被大家討論的話題就是收入、婚姻、生育和教育。在關於教育的討論中，我發現家鄉出現了新形式的“讀書無用論”，且得到不少鄉親的認可。

一、打工潮興起背景下的“讀書無用論”

農民説“讀書無用”，並非指“知識無用”，而是學校教育形式、教育內容、教育支出等與自己的教育觀念、教育需求、教育資源等存在較大差異的結果。

新中國建立後，我國農村歷史上先後出現過兩次影響較大的“讀書無用論”：一次是文革期間，另一次是本世紀初打工潮興起背景下農村教育的輟學潮。

在我的家鄉，這第二波“讀書無用論”直接體現為輟學打工，具體來看分為兩種情形。

一種是學業成績、學費支出、打工收入三方關係權衡後的家庭決策。

根據孩子學習階段變化，輟學打工決策集中在三個時間點：

首先是小學畢業後，部分孩子學習基礎差、學業表現差、學習動力不強，出現明顯厭學現象，在孩子的強烈要求下，父母表示“不是我們不供你讀，是你自己不願意讀，以後別怪我們”，因為這時孩子太小，難以適應工廠環境，輟學後不直接打工，一般找關係先學兩年手藝；

其次是初二到參加中考前，學習難度提升加上成績“基本定型”，預期孩子難以考上高中或考不上好學校，選擇提前輟學，有的會去學手藝，有的直接打工，不過一般進不了大的工廠，多是由親戚朋友帶着在不太規範的小作坊做活；

最後是高中就讀一年左右，一批進入職業高中、排名靠後高中的學生因學習基礎差、難以適應高中學習環境等原因選擇輟學務工。

資料圖：新華社

另一種情形則是多子女家庭中因教育資源緊張出現的女孩輟學潮。

我的家鄉是典型的宗族性地區，教育選擇直接受到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一般來講，在教育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女孩獲教育機會、教育年限明顯低於男孩；若兩者成績相差不大，往往會選擇讓女孩輟學掙錢供男孩讀書。若女孩不願輟學、父母猶豫不決，家裏老人和鄰居的“勸解”——如“一個女孩子讀那麼多書做什麼，最後還不是嫁出去的”——能大體上消解爭端和愧疚感。當然也有特殊情況：只有少數學業成績明顯優秀，是“讀書的料”，確定能夠考上頭部高中的女孩才有機會繼續學業。

總結起來，本世紀初家鄉“讀書無用論”的形成原因包括：

第一，資源緊張下的無錢讀書，這是根本原因。

家鄉到2007年才完全普及免費義務教育，此前絕大多數家庭需要自己承擔學費和雜費，現金支出壓力較大。

具體來看，打工潮興起前後，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總收入中佔據主導，在人均一畝三分地的格局下，農業勞動投入內卷化嚴重，但農業收入不高，外加就近務工機會少且工價低，農民家庭一年總收入達到1萬的很少。而教育支出是強剛性的，平均下來，一個孩子就學一年的學費和雜費要大幾百，多子女家庭中，如果有三個及以上孩子同時就讀，家庭教育開支可能佔家庭收入三分之一及以上。

此外，農村教育政策相對不健全，農民難以在家庭之外獲得資金支持，緊張的家庭資源難以支撐所有孩子完成義務教育。

第二，打工經濟的直接吸引。

對農民家庭而言，一邊是顯在的經濟壓力，另一邊是輟學帶來的少支出、多掙錢，因此讓學業成績沒那麼好的孩子輟學，打工收入用來支持學習較好的孩子繼續讀書，是家庭教育投資的理性選擇——“有一個孩子讀書總比沒有來得強”。

而對輟學的孩子而言，外出務工不僅能立馬緩解經濟壓力，擁有可自由支配的工資，還能在沒有父母監管的情況下，見識沿海大城市的熱鬧繁華。因此，對他們而言，打工具有較大吸引力。

第三，學校教育內容與農民教育需求存在一定錯位。

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教育現代化和規範化改造，使得鄉村教育內容越來越脱嵌於農村社會和農業生產，學校教育內容偏向通識教育和理論教育，勞動技能和生產方法教育相對偏少，這與農民的教育需求存在一定錯位。

當孩子學業成績不突出，沒有希望考上好高中和好大學時，農民的教育需求轉向學習特定技能，也就是“手藝”。説白點就是，“遲早都是要出來打工的，晚打工還不如早打工”，“學校教的東西以後又用不上，還不如學門實在的手藝”。這也是部分教育資源沒那麼緊張的家庭也選擇讓孩子輟學的原因。

總之，本世紀初期打工潮背景下形成的“讀書無用論”，是農民家庭認同教育長期投入收益高且投資收益關係具有強穩定性，堅信“讀書能改變命運”前提下，在家庭經濟壓力此一推力、打工經歷的吸引這一拉力綜合作用下，做出的無奈選擇。

二、新“讀書無用論”的表現及邏輯

當下鄉村社會出現新“讀書無用論”，離不開多個現實條件的變化。

新“讀書無用論”的產生前提，是多年來農民的教育行為已有明顯改變。

首先是輟學現象顯著降低。一方面，受益於免費義務教育的普及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求學的經濟壓力有所緩解，且相關政策理念深入人心，家庭教育觀念轉變；另一方面，作為父母的70、80後、90後深感打工的無奈與心酸，不需要也不願讓孩子輟學。

其次是受教育年限顯著提高，即使孩子學業成績不佳，無論男孩女孩，“不管好歹至少讀完高中”，近些年則進一步轉變為“考不上高中就讀職高，至少讀個大專再畢業”。

與新“讀書無用論”相伴隨的，是教育相關開支的持續加大。

首先是買學區房越來越剛性化。大致是2010年以後，家鄉農民進城買房的越來越多，截至2024年年底，我所在自然村沒進城買房的只有兩户脱貧户。就我的調研瞭解來看，一部人進城買房是為了結婚，大多數農民買房是為了讓孩子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當前家鄉縣城學區房均價在4000元/平方以上，買房及裝修等成本一般不少於50萬。

其次是陪讀媽媽越來越多。在“不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話語、隔代教育問題化背景下，為了監管玩手機、規範學習習慣、提升學業成績等原因，越來越多媽媽選擇返鄉陪讀，家庭收入明顯下降。

此外，新“讀書無用論”主要針對高中及以上教育階段。

絕大部分農民認同九年義務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家庭再困難，砸鍋賣鐵也要讀完初中”，“孩子不願讀，綁都要把他綁到學校去”。但對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對於私立高中，在農民教育進城、教育目標提升的背景下，家鄉縣城公立高中的數量不僅沒有增加，反倒撤併1所鄉鎮高中，從4所降至3所，而私立高中增至4所，公立高中學位遠少於私立高中，一大批農民家庭的孩子只能進入私立高中就讀，這意味着較大的經濟壓力。

據統計，私立高中一學期學費加住宿費最低8500元、最高12800元，每月生活費大概在800元到1500元之間，平均每年學費、住宿費、生活費合計3萬元左右，如果加上補課費，高中三年學校教育支出約需10萬元。

與高昂學費形成對照的是，私立高中教學質量低於家庭期待，高考結果不理想，本科上線率不高，因而不少人認為“還不如拿這筆錢好好學門吃飯手藝”。

資料圖：新華社

而對於職業高中，雖然免除學費，教育支出壓力不大，但一直以來，職業高中留給民眾的印象並不好，相關話語包括但不限於“都是一羣成績差、調皮搗蛋的孩子”“學不到什麼真本領”“讀完了還是一樣打工”……“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心態突出。有的家庭抱着嘗試的態度送孩子讀職業高中，仍有少量孩子就讀一段時間後選擇放棄。

其次是與大專相關的“讀書無用論”。

隨着教育行為的改變，家鄉越來越多孩子選擇讀大專，至少90%的孩子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而與大專相關的“讀書無用論”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學習收穫與教育支出關係變化，支出越來越大，但學習收穫並未同步增加，典型表現是畢業後找工作難度增大、工作滿意度和工資收入降低，如有人算了筆賬：“高中三年加上大專三年就花出去20來萬，畢業了工資卻只夠養活自己，要多久才能把這20萬存回來”；

二是教育期待與現實狀況的差異，難以走出的“長衫情結”讓學生就業“高不成低不就”，進而引發家長反思並得出“讀書無用”的結論；

三是結婚難導致的“讀書無用論”，農民總結髮現，除了家庭條件差結婚難和“老實人光棍”外，大專生正成為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的新類型——大專畢業出去闖蕩幾年後，年齡就大了，大專學歷在相親市場上又沒有明顯優勢，“讀了大專反倒結婚難、結婚晚”的結論獲得不少農民的認同。

最後是與研究生相關的“讀書無用論”。

雖然大夥兒普遍認同碩士研究生是較高學歷，但一些研究生畢業後的經歷也讓大家開始討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

小鵬，27歲，學習成績一直較為優秀，雖然小學初中在鄉鎮就讀，但成功考上縣一中，並順利考上省一本，後進入某211學校就讀環境工程專業。研究生畢業前，小鵬一直是其父母的驕傲，是村裏公認的“讀書的料”。

然而2023年6月畢業後，小鵬並沒能找到滿意的工作，選擇回家備戰考公。見小鵬不僅不找工作，而且很少出門，外加上一年多時間過去了，小鵬“上岸”失敗，再提起小鵬，父母不再驕傲，滿是擔憂。

發生在身邊的研究生畢業也面臨找工作難這一現象，作為典型案例進一步強化了“讀書無用論”，有的説因為專業沒選好，有的説因為小鵬眼光太高，有的説可能研究生也學不到多少東西……

總結來説，與本世紀初因家庭資源緊張、打工經濟的吸引導致的有選擇性輟學不同，家鄉新“讀書無用論”產生於家庭教育意識提高、教育水平提升、教育資源相對充足背景下，主要因教育投資收益率降低、教育投資關係不確定化導致。

如果將為孩子讀書而進城買房算在內，教育已然成為農民家庭的最大投資，在教育收益下降且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於農民家庭而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正從生產屬性轉向消費屬性，也就是説新“讀書無用論”來源於農民對教育投資風險增加的感知。

需要指出，新“讀書無用論”尚停留在農民的反思討論層次，即在對教育投資風險增加的感知階段，並沒有真的影響到農民的教育行為；農民的教育行為總體仍然積極，教育期待仍然很高。據筆者觀察，雖然不少農民或多或少同意新“讀書無用論”，但幾乎沒有人採取輟學等行動，因而從性質上看，新“讀書無用論”是當前農民教育焦慮上升、教育獲得感下降的集中表達。

三、進一步討論

針對新“讀書無用論”，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回應農民的教育焦慮。

首先，提升鄉村教育質量，降低農民家庭教育相關支出壓力。農民大舉教育進城的原因在於鄉村教育質量不符合農民教育需求，只有在基礎設施、師資力量、教學生態等方面提升鄉村教育質量，才能切實降低農民家庭教育焦慮。

其次，適當增加縣域公立高中學位、穩定私立高中學費價格，提升私立高中教學質量，減輕農民家庭高中階段經濟支出壓力。高中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升，既表明農民教育意識和教育水平提高，也預示着教育負擔增加，但縣域公立高中尤其是普通高中學位增加幅度顯著落後於高中生增長幅度，相當一批孩子只能就讀於私立高中，高昂的學費和低於預期的教學質量形成反差，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教育獲得感。

再次，切實提升職業高中辦學質量，祛除農民對職業高中的刻板印象。職業高中承載着大量農民家庭對教育公平、教育回報的殷切期盼。按道理職業高中就是通過普職分流，為部分理論學習表現較差的學生提供更多選擇的通道，也與農民“成績不行就學門手藝”的教育需求正相對接，但一直以來中西部普通農業型縣城職業高中教學質量、教學管理等與農民教育需求間明顯脱節。補齊縣域職業高中這塊“短板”，才算是辦讓人民滿意的教育。

最後，保障市場穩定發展，多渠道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大學生就業率下降、就業質量下滑和就業週期延長導致的教育投資收益率下降，是引發農村新“讀書無用論”的重要原因，穩定就業才能切實提高農民的教育獲得感。

當然，上述幾點建議，細究起來都是一個個宏大的社會議題，實施起來也不只是教育部門一方的工作。我這裏權當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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