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經濟在增長、體感卻有“温差”，癥結在分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2025年開局，各省兩會與經濟工作會議正在陸續召開。盤點來看，各經濟大省基本都將擴大內需列為“頭號任務”，除了明確要加大力度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如何促進就業、收入、提振信心也成了多個省份關注的焦點問題。

圍繞內需不足與分配之間的關係也是老生常談的話題。根據學界統計，無論是初次分配收入中家庭部門的佔比，還是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目前距離發達國家也都有10-20個百分點的差距。客觀差距與當前內需有待提升的普遍觀感相結合，就有了“內需關鍵在分配”的説法。

在202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了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包括推動中低收入羣體增收減負，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等具體措施，都涉及到了分配製度改革與獲得感提升。

在前面的專欄中，筆者曾提出不能將內外需人為割裂，外需所激發的場景也能帶動內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説，內部制度的完善與否將直接影響內需走向。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就是需要統籌兼顧、能夠相互促進的事情。內需的提高並非是簡單的增收、發錢就能萬事大吉，依然還需要在發展大格局下動態調試分配體系、擴大消費場景、提高獲得體驗，最終向着共同富裕邁進。

本篇我們將繼續從《經濟還在發展，為何體驗卻有落差？》的“獲得感”出發，由經濟發展敍事切換到分配角度，聚焦當前分配系統的現狀與改進空間，探討可持續內需的培養基礎，展望共同富裕未來的方向。

不同維度的收入差距漲跌互現，收入分配優化“正在進行時”

首先，我們還是要對大局有信心。在脱貧攻堅戰的有力推動下，區域和城鄉間收入差距有所收窄。以不同區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例，中西部地區的增速總體上超過了東部地區。部分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超出1個百分點。

2019-2023年不同區域人均可支配收入規模和增速趨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作者自制

與區域收入差距相比，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更是收窄，從大面上看，已經基本上形成了長期的下降趨勢。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在2008年、2015和2019年分別為3.4倍、2.7倍和2.6倍，到2023年已不到2.4倍。

但另一方面，同期行業和崗位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過去十年，就業人員的工資水平極值倍數由2014年的6.77倍擴大到2023年的11.59倍。大多數的行業和崗位，收入差距同期都出現了不同幅度的增長。

2014年和2023年各行業就業人員工資水平極值倍數。表中工資極值倍數由各行業中不同崗位平均工資最高值除以最低值所得。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作者自制

2014年和2023年各行業就業人員工資水平極值倍數。表中工資極值倍數由各行業中不同崗位平均工資最高值除以最低值所得。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作者自制

此外，也有體制內人士測算，我國壟斷與非壟斷行業收入差距大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且從1996年-2014年，近20年中年均差距擴張速度達43%【1】。壟斷企業利潤除部分以税收的形式成為國家財政收入來源外，其餘留存轉為額外收入和福利，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區域和城鄉收入差距的收窄，是近年來在推進區域協同、脱貧攻堅領域所取得的實實在在的生動寫照，也説明供給側改革對於收入分配的巨大意義。而行業和崗位收入差距的擴大，則從另一個維度提示了下一階段共同富裕發力的方向，在致力於區域協調發展的同時，加強對不同職業與要素的調節。

從上文時間線給出的大脈絡，回顧已經取得歷史性成果，再來審視不足、展望未來，我們會更能理解中央在分配問題千頭萬緒中的重點選擇和基礎打牢，也就更能理解為什麼直到2021年下半年會開啓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提升顯著，但穩定性仍待多角度鞏固

從收入分佈結構來看，2014年以來各層級的收入情況有所優化，全國居民佔比40%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羣體，其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總體高於其他羣體。到2022年，全國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較2014年分別增長了77.29%和81.79%，高於其他羣組4-8個百分點不等。（見下圖單位：元，%）

2014-2022年全國居民按收入的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歷年增速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鑑 作者自制

過去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也迅速擴大。根據國發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的統計，已由2002年的750萬人增長到2022年約為4.2億人【2】。早在2018年，我國的中等收入羣體就已達到歐盟所有國家中等收入羣體人數的總和（約3.4億）【3】。在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如此規模的收入提升，可謂空前。

不只是規模擴大，質量也有所提高。傳統觀點從單純的收入衡量來看，認為我國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0%左右， 而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都在70%左右【4】，似乎仍有差距，但這種測算往往會有較大偏差。近期“小紅書”對賬火熱，再次説明了不同國家的購買力並不能以匯率進行簡單換算，同等條件下，“掙美元花美元”未必比國內生活輕鬆。

因此，也有研究從資產角度去分析各收入階層的社會財富佔有情況，則情況更為樂觀，中國的財富分佈情況不僅遠勝其他南方國家，相較歐美也更為均衡，已經初現“紡錘形”構造，被譽為是“中產中堅”，也是各區域經濟體中唯一幾乎消除赤貧的區位【5】。

2022年全球不同區域的財富分佈構成 圖表來源：UBS

在肯定成就的同時，也需要關注國內中等收入羣體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當前最大的挑戰在於相當一部分中等收入羣體存在脆弱性和易變性，即容易受到工作變動、家庭變故、自然災害等因素衝擊，甚至“返貧”為低收入者。且大量居民在上一階段發展模式中圍繞住房、消費形成了大量金融負債，進一步放大了壓力。

也正因此，這部分羣體缺乏獲得感、自信心以及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感。“又被平均了”、“我這也算中高收入”就成了很多人的口頭禪。根據智聯招聘的統計，哪怕是在疫情前的2019年，白領階層中61.8%的人羣薪水不變，17.4%工資甚至不升反降。而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顯示，中等收入羣體中近30%的比例不認可自身是中等收入者【6】。這也是導致近年來國內消費勢頭有所趨緩的重要原因。

此外，隨着勞動者水平提高和需求多樣化，對於工作待遇、環境和認同感的要求也在不斷上升。而部分用人單位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諸如違反《勞動法》規則、安排過長工時、壓低薪酬待遇；部分上市公司和品牌企業盲目壓縮人工成本，甚至在年報和研究報告中以此為榮，大張旗鼓宣傳；部分外資企業轉內資後大幅削減福利，造成員工感慨“反不如初”……由此引發的輿情近年來也報道不絕，加劇了員工被剝奪感與職場焦慮向社會擴散。

也正因此，中央在當前推進共同富裕時，專門提出了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重點在於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完善重點羣體就業支持體系，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完善勞動關係協商協調機制，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

總而言之，既要提高物質收入，也要注重情緒關懷。既要豐富增收途徑，又要改善勞動環境。既要培育福利土壤，又要做好體系搭建。既要促進經濟回報，也要關注職業發展。

這個圍繞工薪階層共同富裕的模式框架是完善的，大家也都在期待着它的落地實施、開枝散葉。

收入差距擴大有其階段性特點，也需要在歷史發展階段有序解決

作為後發國家，我們長期處於趕超狀態，為了儘快改變落後貧窮的面貌，必須將積累的資源更多運用於生產力的發展，也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分配優化會相對滯後於經濟發展。據統計，1979—202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低於前者一個百分點，年均增長8.2%【7】。

在特定歷史時期，我們曾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這本身就意味着對效率的追求超過了對公平的兼顧。並且為了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提出了“讓各種生產要素充分湧流”，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會削弱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佔比，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

早在2012年，社科院《以民為本：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10年（2002-2012）》藍皮書就曾指出：“資本收益對資本的分配，遠遠超過對勞動的分配，使得勞動工資收入相對下降，進而導致資本、技術、管理等非勞動力要素佔有的差異成為收入分配差距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各生產要素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貢獻差距巨大，使得人們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會進一步拉大。”【8】

也就是在過去二三十年時間，中國的財富分配從相對較為平等的水平快速上升，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已經反超英法等國。據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報告顯示，我國的財富集中程度已經接近寡頭壟斷普遍的俄羅斯、美國水平【9】。

網上每次公佈與收入有關的消息，總不乏 “又被平均了”的聲音。而上述所説，就是“被平均”的歷史大背景，帶有着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性。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的基尼係數曾長期處於0.2左右的水平【10】，到八十年代初超過0.3【11】。自從國家統計局發佈自本世紀初以來的歷年基尼係數，該指標始終在0.45以上的相對高位運行，自2009年有所下滑，尤其是2010以後有一段降幅較大的時期。但近年來又有回升跡象，已從2015年最低點0.462又上浮至2022年的0.467。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03年以來基尼係數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作者自制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我國基尼係數的數值，存在低估的可能。西南財大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心就曾認為，這種誤差主要來自對高收入羣體的認定【12】。官方對此也是直面問題，時任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曾公開肯定過高收入羣體的收入信息難以獲取，導致基尼係數統計值偏低【13】。

總之，貧富差距依然是我國發展中的隱憂，且從部分統計和現象來看，仍有持續擴大的趨勢，且高收入羣體的財富外流，更是在近年來屢屢引發輿情。在對經濟均衡發展造成障礙的同時，也將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

因此，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力的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中央對於效率和公平的界定也在過去十幾年發生調整，向着更注重公平的方向傾斜，分階段任務與具體措施也逐步細化。

任何大方向的調整都需要時間，並在分解總目標時根據輕重緩急有序安排。從脱貧攻堅、建成小康社會，再到共同富裕，謀篇佈局是非常清晰的【14】，列出時間線，我們能清晰地發現其中的繼承與發展。

近年若干重大會議的相關論述和安排。 作者自制

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向明確，重在落實

在2024年7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對於分配製度改革的總方向，再次被明確概括為是“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15】。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佈的《關於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更是再次強調了“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6】。

這不僅是當前的宣示，更是多少年來的貫穿，中央對此的路徑設定是一貫的、連續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以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17】。

十多年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的制度體系。【18】

對比兩次三中全會後通過的《決定》，在分配問題上，方針和核心內容的區別相差不大，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於分配的關切和要求更為聚焦和精簡，並較前者更明確提出了三次分配。從中也能看出，國家對於收入調節目標、勞動報酬佔比、健全要素分配、再分配調節手段與公益慈善支持的方針是一脈相承的。

兩屆三中全會對分配製度改革的內容對比 作者自制

十年來新提法相對較少，總的內容基本不變，也説明分配製度改革依然重在貫徹落實。從收入分配的落實情況來看，我國的三次分配水平與發達國家依然存在較大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領域還處於起步階段。

我國三次分配的現狀與同發達國家的對比 作者自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論證的那樣，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面臨又要繼續結構調整、又要努力開闢經濟增量維護穩定的雙重任務，“調結構、保增長”的需要和難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在此階段，不能一味套用過往的刺激政策，由此帶來的階段性緊縮風險和就業問題將持續存在。

對此，如何平衡轉型與發展的關係，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做實增量的基礎上動態解決既有的分配問題，實現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的相互調適，也就成為了新階段發展的應有之義。

立足當下，不應割裂“發展”和“分配”的關係

綜上，當前面臨的問題，其實是為了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必須做好新舊模式的轉型。同時又為了填補舊模式出清造成的問題，必須創造新的增量，並確保增量能被人民羣眾所共享。

因此，筆者始終認為，要帶着辯證、動態的觀念來看待當下的問題，不能簡單割裂“發展”和“分配”的關係，二者並非缺失性比較。從當下國情來看，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歷史經驗也表明，在經濟增長遭遇瓶頸的時候，如果專注於存量再分配，不做好增量，社會在存量分配中打轉，反而可能激化更大的社會矛盾。遠的不説，就説疫情以來，某些國家面對發展和分配的問題，只是一味提倡增税、“向全民發錢”，結果並沒有真正提升人民羣眾的獲得感，社會騷亂反而愈演愈烈。

近年來，歐美國家在福利開支和轉移支付上所作的承諾與行動不可謂小，但由於不觸及深層次的經濟發展動能挖掘與生產關係改革，不管是“零元購”還是社會騷亂都有愈演愈烈之勢，其中的教訓不可不吸取。

對此，總書記在浙江任職時就已一針見血地指出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只能是相對的，不能離開生產力水平開空頭支票、盲目吊高胃口。”【19】

分配問題不僅只有在發展中解決，也能夠在發展中得到更完善、更穩妥地解決。我們正在追求的現代化，包括但不限於技術迭代、產業升級、配套優化、市場開拓、服務提升、標準制定、定價權爭奪等一系列內容，其中有些是能夠賺取超額利潤大大豐富經濟成果的，有些則是能夠在推進發展中創造新業態、形成新就業的，有些還是二者能夠兼而有之的。

具體到現實操作上，諸如通過技術升級增強自身產品的稀缺價值，並通過產業鏈條的配套完善，帶動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通過對統一大市場的推動完善，減少不必要環節，壓制壟斷，提高效率；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強國際合作，通過產業鏈和配套基建投資，輔以地緣政治佈局，實現雙循環的良性運轉；在產品輸出的同時，建立真正具備國際化格局的運輸、運營、服務保障和配套宣傳產業鏈，帶動服務與就業的量質齊升；在實現技術、生產、銷售、運營、內外市場全打通的基礎上，提出普適性的行業標準、掌握主導權，由此實現各個環節的超額收益……上述都能在做大增量的動態過程裏去解決分配問題。

總之，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可持續的現代化，正是不斷實現以發展增量來供給存量分配，並在此過程中不斷改革和完善分配製度，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也正是在這樣的統籌兼顧中，才能真正夯實內需可持續增長的基礎。

多管齊下推動分配製度改革，切實增強人民羣眾的獲得感

不忘初心，自然首先不忘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分配製度改革永遠不變的崇高願景。

筆者認為，近年來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歷史進程中，頂層設計與宏觀調控表現出了極強的定力，也證明黨中央領導下，我們是有堅持脱虛向實，擺脱原有慣性的決心和毅力的，而這恰恰也是分配製度改革所必需的。

立足於當下發展階段，以三次分配為主軸，以經濟新模式形成和鞏固為目標，圍繞收入提升、就業保障、增長動能培育，以及生產要素配置，分配製度改革有很多文章可做，既是觸及過往、自我革命的硬骨頭，又有改革發展、孕育增量的大空間。

分配製度改革的基礎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這三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三個層次又自有其運作機制，相互協調、相互配套，倡導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愛社會相結合，齊頭並進地推動共同富裕。

三次分配在體系中的地位與改革方向 資料來源：寧吉喆，《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作者自制

在初次分配領域，如何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首先就是如何落實好按勞分配原則，實現真正的多勞多得、績效説話，能夠建立配套機制，即時監測、及時打破行業壟斷、靠牌照吃飯的現象，健全包括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農民工欠薪治理、中小企業應收款拖欠整頓等機制，越是在調整期越要關注弱勢羣體。

就業方面，能立足於產業的鏈式反應之上，發揮長尾效應，鞏固存量就業、挖掘培育新業態。對於技術工人、農民工、基層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職工、中小微企業經營者、個體工商户高校畢業生等特殊羣體，制定差異化政策，對應改善其經營、工作和生活條件，以此為基礎，拓寬中等收入羣體來源。

針對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需求，要在發展中落實平衡與協調，實現包容性增長，並能夠由此創造新的增長點。譬如在立足於縮小區域、城鄉差異的改革和開發中，能夠真正將區域開發、城鄉協調、市場拓展與就業機會挖掘聯動起來，利用欠發達地區的資源稟賦，推廣特色產業，深化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戰略，帶動配套產業鏈條、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整體提升，由此帶動就業。在此過程中，需要調動大型國有企業、行業領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其自身優勢，投身於環境、社會、治理（ESG）投資，推廣分配體系的社會共享共建。

生產要素方面，繼續促進包括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知識、數據在內的各項生產要素充分湧流，並且建立科學的評判機制，由滿足社會需求的程度來評價其貢獻高低，按貢獻的高低水平決定回報的大小。諸如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資本市場穩定回報、技術知識和數據等要素收入變現等方面的改革，增加居民的收入來源。

在再分配領域，提升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的調節力度和質量。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消費和財產税收制度，尤其是房產與遺產税立法和改革，優化個税徵收條件，落實税收監管體系；以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持續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低收入羣體的幫扶，完善醫保和養老、住房供應和保障、教育資源均等化等羣眾關心方向的體系化改革；對於每年的大額轉移支付要更關注其用途，加強監督和考核，確保能夠切實用在縮小區域差距、幫扶弱勢羣體、提升均衡發展的領域。

對於第三次分配的建立和完善，能夠建立支持引導機制，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共建，除財務捐獻以外，培育和發展諸如志願服務、互助互濟、區域和業態整合在內的多種形式慈善，完善税收優惠、法治建設、監督管理。尤其對於其中存在的漏洞能積極填補、不法現象要重拳打擊、並做好相應的信息公示與輿情引導機制，增強社會對慈善事業的信心。

總之，如何提升和優化分配體系，切實增加人民羣眾的獲得感與自信心，攸關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大重要課題。雖然面臨着重重挑戰，可諸多挑戰中恰恰藴藏着轉危為機、實現新型增長的動能，問題越是突出、路徑越是明確。

當前，我們正處於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階段。新舊動能轉換正在有序推進，新增長模式完全形成，雖然尚需時日，但已漸成規模。上一階段的調整與出清漸趨落地。國際形勢上，我們同時承受住了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的高壓，美元降息週期已經開啓。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點上，自2024年9月中下旬以來，一系列旨在減輕羣眾負擔、增強人民獲得感的政策陸續出台，存量房貸下調、國慶向困難人羣發放補助、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以最高規格頒佈、多地連續發放新一輪消費券、社保體系配套改革緊鑼密鼓……2025，還有更多的惠民政策正在路上。

而回顧前文列出的時間線，我們也能感受到，下一階段分配改革的重心，正從脱貧轉向共富、從低收入轉向全階層、從打基礎轉向建廣廈，從經濟共創轉向成果共享。眼前面臨的困難恰恰是後續改革的着力點與經濟發展的增長點，也是時代轉折點在分配體系改革中的完善。

就在新動能的破繭中，“共同富裕”正在默默孕育，已經能夠看到他要飛躍的方向，正因為看得到山河險阻，才能對此鼓起信心的風帆。

註釋

【1】崔友平，縮小行業收入差距須破除行政壟斷，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110/c143844-27796927.html，紅旗文稿，2015-11。

【2】 國發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以消費為主導 有效擴大和更好滿足內需，2022-9。

【3】李實，中國中等收入人羣到底有多少？http://www.spa.zju.edu.cn/spachinese/2021/0525/c13222a2720772/page.htm，2021-5。

【4】發改委就業司，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204/t20220427_1323432_ext.html，2022-4。

【5】UBS，Global Wealth Report 2023，2023-8。

【6】肖若石，“十四五”期間中等收入羣體發展研究，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112/t20211213_1307494.html，2021-12。

【7】 寧吉喆，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01/10/c_1129270207.htm，2023-1。

【8】發展和改革藍皮書·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No.5《以民為本：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10年（2002-2012）》。

【9】張曉晶，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一個研究框架，http://ifb.cass.cn/newpc/xscg/lwbg/202202/t20220224_5395462.shtml，2022-2。

【10】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2002-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2002-12

【11】蘭紀平，恩格爾係數的下降與基尼係數的上升，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3-05/18/content_664429.htm，2003-5。

【12】 甘犁，官方低估了高收入階層的收入，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8UU3SGIJ00254TV5.html，2013-5。

【13】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模擬實驗室：關於中國基尼係數的討論，http://ie.cssn.cn/academics/economic_trends/201712/t20171204_3765621.html，2013-1。

【14】習近平，紮實推動共同富裕，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0/15/c_1127959365.htm，求實雜誌，2021-10。

【15】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説明，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721/ded6316ad77344cf9a2a45463ec1288b/c.html，2024-7。

【16】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6469.htm#:~:text=%E6%96%B0%E5%8D%8E%E7%A4%BE%E5%8C%97%E4%BA%AC9%E6%9C%8825%E6%97%A5，2024-9。

【17】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11。

【18】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2024-7。

【19】之江新語(135)：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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