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過去20年，美西方對“中國大戰略”的認知經歷三次升級——特朗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下）

編者按：特朗普有自己的大戰略嗎？或者，特朗普的大戰略與一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有相關性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大戰略這一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加上特朗普本人行為方式的隨意性，使得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困難重重。

但是，未來數年內美國國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兩者所決定的，為了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預測，也不得不認真討論一下特朗普2.0與美國大戰略的關係這個問題。

本文為《特朗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下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三、美國大戰略思維中的“中國大戰略”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中美關係史上，美國國內將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對手加以遏制、實施制裁甚至轉入全面對抗的一派，其聲音始終存在，這是因為這些聲音一直以來都有其所賴以產生的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的構成大體上有三個來源：一是基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反共理論，二是基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反華理論，三是基於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反中理論等。

麥卡錫主義的陰雲始終不曾消散

隨着時局的變化，這些理論在各種流行理論的相互競爭中時而因適用而強勢、時而因不適用而弱勢，導致基於這些理論的“遏制派”聲音也時強時弱，從未消失。但畢竟自由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屬於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由此而產生的反共、反華、反中理論在整個中美關係史上也就從未完全退場過。

然而，在進入21世紀前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方面是在美國的單極霸權確立之後，美國大戰略思潮再次興起，各種意識形態都在大戰略思潮中圍繞着捍衞美國首要地位這個中心重新確立了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快速崛起，在構成重大挑戰的同時，也在美國眼中成了和美國一樣的具有大戰略思維且在大戰略執行能力上更勝一籌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反共、反華和反中理論都顯得相對單薄了，從此不再作為單一因素起作用，它們被整合在了一個新型的美國大戰略思潮當中。這個大戰略思潮不僅包括了美國自身的“美國首要論”（Primacism）思潮，而且包括了將中國作為同樣具有大戰略的主要競爭對手的“中國首惡論”思潮。

這個新的形勢大大區別於冷戰時期和冷戰後的第一個十年。最主要的特點是，美國圍繞中美關係的爭論雖然表面上還體現為“接觸派”和“遏制派”兩大派，但爭論的焦點和各自的內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過去一直以來以短期的、地區性的、經濟導向的、局部範圍的問題為主，逐漸轉換到了目前以長期的、全球性的、戰略導向的、整體範圍的問題為主；從過去一直以來的一個常規戰略格局，轉化到了目前的一個大戰略格局。

事實上，正是這個重大轉換本身，大大增強了“遏制派”的地位。因為當短期利益、地區利益、經濟利益、局部利益相對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接觸派”一直以來所看重的利益交易也就不再重要，中美關係中的所謂“壓艙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遏制派”一直以來所描繪的大風大浪也就預言成真了。

所以，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中方在與美方打交道時明顯感覺到的變化，如親華派大批消失、共和與民主兩黨在反華立場上高度趨同、美國媒體和政客在中國問題上呈現出“集體性思維”（Group-think）甚至“中國恐懼症”等，追根溯源，都是這種可以稱之為“戰略思維範式轉移”導致的結果。

通過梳理自2005年至2024年近20年來，美西方戰略學者針對他們眼中的“中國大戰略”的分析和描述，大致可以看出，美西方這一圍繞中國問題的“戰略思維範式轉移”，體現為三個階段的“升級”。

第一次升級

第一級的時間段大約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這期間首次出現了基於美國大戰略的視角和“以己度人”的心理，將當時快速崛起的中國判定為具有與美國大戰略相匹敵並形成針鋒相對之勢的“中國大戰略”的認知。

但是這一認知在當時的美國尚未形成廣泛共識，即使有學者提了出來，也沒有很快成為思考中美關係的主要認知框架。大多數的政策研究仍然聚焦於中國對美國大戰略構成障礙的各個方面和具體形式；而正是這些方面和形式，主導了美國當時仍然各佔半壁江山的“接觸派”和“遏制派”之間相互爭論，併成為中美高層級談判之間各個議題的主要內容。

2005年出版的《應對挑戰：中國的大戰略與國際安全》（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書是這一時間段內的代表性作品，作者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首任主任艾弗裏·戈德斯坦（Avery Goldstein，中文名字金駿遠）。

《應對挑戰：中國的大戰略與國際安全》

作者首次公開提出中國具有一個穩定的“中國大戰略”（China’s Grand Strategy），他在書中寫道：

“近年來，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和軍事能力備受關注。世界，尤其是美國，應該如何應對這個新興大國？明智的應對不僅需要弄清中國崛起的速度和程度，還需要回答一個未受足夠關注的問題： 中國的大戰略是什麼？”

從這個自設的問題出發，該書分析了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發展對國際安全的影響，以及中美兩國的戰略互動，並探討了具有大戰略的中國在國際安全格局中的新角色。

此後十多年裏，戈德斯坦始終堅持他的看法，他的相關文章還包括《中國現實而迫切的危險：現在是華盛頓擔心的時候了》（《外交事務》2013年9/10月），《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大戰略》（《國際安全》2020年夏季號），《21 世紀的中美競爭：似曾相識和第二次冷戰》（《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20年6月）等。

第二次升級

第二級的時間段大約從2010年開始，正是在那一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標誌性事件終於推動了美國開始認真對待所謂的“中國大戰略”，將其看成是一個大約與美國大戰略具有同等的現實性、可識別性和重大意義的宏大事物。

分析的重點一方面開始聚焦兩種大戰略之間不可避免的正面對抗，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將所謂“中國大戰略”的快速推進視為美國大戰略還能否如其所願地繼續下去的一大不確定因素的相關思考。

事後看來，正是這一輪新的思考，導致了美西方戰略學者中發生了 “戰略思維範式轉移”，轉移的結果，體現在美國一直以來“接觸派”和“遏制派”之間爭論的焦點和其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一時期，中美談判中各個議題雖然主要內容變化不大，但其中的含義卻有了很大的不同。

例如貿易問題。儘管貿易問題在中美關係史上時常會作為一個爭端出現，但在“戰略思維範式轉移”發生之後，中國被確定成為了美國大戰略視野中的主要對手，普通的貿易爭端就開始具有了大戰略上的意義。於是，在美國方面，挑起爭端已不再是為了解決貿易問題，而是將貿易爭端當作發動貿易戰的藉口來使用，其目的當然就是通過貿易戰對中國進行戰略性的打擊。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在地緣戰略上的重大調整，將以往的亞太戰略升級為印太戰略，以及圍繞前沿科技領域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依託全球金融資源對中國發動的金融戰、針對部分中國企業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制裁等，也無不是同樣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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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1年開始，反映這一時間段內“戰略思維範式轉移”的主要代表作品就先後出現了。

曾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副總統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亞倫·弗裏德伯格，在其撰寫的《爭霸：中國、美國和爭奪亞洲霸主地位的鬥爭》（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W.W. Norton & Company, 2011）一書中提醒美國領導人，中國決策者最終的戰略目標是“不戰而勝”，在避免直接對抗的同時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領導力量。作者認為，美國未能採取足夠迅速的行動來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並且對自身的承諾和決心發出了誤導性的信號，使美國面臨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爭的風險。

在由彼得·納瓦羅等人撰寫的《致命中國》（Peter Navarro,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11）一書中，這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領導新成立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擔任貿易和工業政策主任並曾擔任白宮貿易顧問的作者，針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貿易政策等進行了充滿敵意的批判性分析，誇大中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對美國產業和就業造成的衝擊，主張美國應採取強硬措施應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競爭。

雖然重點不是論述大戰略問題，但是正如書名所表明的，該書試圖通過聳人聽聞的方式加劇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敵對情緒，同時為美國政府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提供理論支持，促使美國在貿易政策上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進一步引發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和爭端。幾年後，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發起的中美貿易戰，部分理念和策略就受到了書中觀點的影響。

彼得·納瓦羅另一本影響很大的書是2015年出版的《卧虎藏龍：中國的軍國主義對世界意味着什麼？》（Peter Navarro,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Prometheus Books, 2015），該書重複了他在2008年出版的《即將來臨的對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中的觀點，預測中美之間會因為經濟、資源等多方面的競爭而爆發衝突，強調中美之間存在的各種矛盾和潛在衝突點，認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可能會升級為戰爭。

書中聲稱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對世界安全格局構成了威脅，宣揚中國軍事崛起的所謂“潛在危險性”，主張美國應加強軍事準備和戰略應對。書中特別誇大了中國軍事發展的意圖，將中國正常的國防建設描述為具有擴張性和威脅性的行為，試圖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軍事力量增長的緊張。

納瓦羅畢竟不是戰略學家，2015年這一年稱得上轟動一時的戰略學著作，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Henry Holt and Co., 2015）一書。該書認為，中國一直在暗中推行一項長期戰略，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的2049 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

白邦瑞曾任美國國防部官員和中國問題分析師，他聲稱中國有計劃地欺騙西方國家，一方面裝出和平崛起的假象，另一方面暗中推進軍事、技術和經濟主導地位。他在書中批評美國決策者低估了中國的決心，曲解了中國的意圖。敦促美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來應對中國的崛起。

此後，持有這種觀點的文章和書籍陸續問世。

2018年，曾在2009-2013年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並於2024年2月擔任副國務卿的柯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曾先後擔任國防部中國任務組主任和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重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Kurt M. Campbell,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2018）一文，將中美之間在大戰略上的不相容放到了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中，認為美國曆史上試圖改變中國走向的企圖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從二戰後美國駐華特使喬治·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到朝鮮戰爭期間杜魯門政府認為它可以勸阻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再到越南戰爭期間約翰遜政府認為中國不會介入，最終的現實是，中國每次都打破了美國的預期。

文章認為，尼克松總統向中國敞開大門，是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投下的最大、最樂觀的賭注，美國再次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可以改變中國對自身利益的看法，使其更加接近美國。但是這一次，歷史也再次重演。

文章中説：

“無論是胡蘿蔔還是大棒，都沒有像預測的那樣動搖中國。外交和商業交往並沒有帶來政治和經濟開放。無論是美國的軍事力量還是地區平衡，都未能阻止中國尋求取代美國主導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自由的國際秩序也未能像預期的那樣有力地吸引或束縛中國。”

在由亞倫·弗裏德伯格撰寫的《與中國競爭》（Aaron L. 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2018）一文中，作者着重渲染了中國在技術領域的威脅，認為中國正在通過各種手段獲取外國技術，包括海外併購、投資創新初創企業、強制技術轉讓以及網絡入侵等，通過低成本貸款和補貼來培養關鍵領域的“國家冠軍”。

另外，中國還集中研究資源啓動了一系列“超級項目”以刺激技術發展，這些技術預計在軍事和商業應用上都有前景，包括量子計算、高端芯片和下一代無線寬帶通信等。文章指出，這些都是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戰略競爭的具體表現，這種戰略競爭影響到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

這是光量子干涉實物圖：左下方為輸入光學部分，右下方為鎖相光路，上方共輸出100個光學模式，分別通過低損耗單模光纖與100超導單光子探測器連接。 圖源：新華社

文章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給予了肯定，認為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開始公開承認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並將這種競爭透明化。這很好地説明了，在中國問題上，特朗普MAGA運動與美國大戰略保持了難得的高度一致。

這一時間段的最後一個代表作是2021年出版的《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一書，作者為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的杜如松。該書接續了三年前白邦瑞的提法，將中美關係比作一場馬拉松比賽，強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追求長期戰略目標，旨在逐步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最終實現自身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

書中根據大量中文資料詳細闡述了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策略及其長期規劃，認為中國的行動是深思熟慮且具有連貫性的，並非短期行為。例如，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合作，持續擴大在沿線國家的影響力，這被視為其長期戰略的一部分。

該書通過確認中國的確具有一個早已形成並正在快速推進的大戰略，再次提醒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學者，不要僅僅關注短期的利益衝突，必須從長遠角度看待中美關係，重新評估中國的發展意圖和戰略規劃，以應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長期佈局。

第三次升級

第三級的時間段大約是從2022年開始的，這一年美國發現經歷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甚至經歷了全球新冠疫情，中國不僅沒有被打垮，還變得更為強大；“二十大”的召開又明確提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描繪出新的宏偉藍圖。

這種新的形勢意味着，所謂的“中國大戰略”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通過美國大戰略獲得意義並接受評估的模稜兩可之事，而是一個無論外界如何看待、如何評估都將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前發展的確定無疑之事。從近兩年美西方戰略學者的相關文章和出版物中即可看出，總體上，針對中國戰略的討論已經開始逐步脱離美國大戰略的既有框架了。

2024年12月，《經濟學人》雜誌將年度最佳圖書評給了當年出版的《世界之爭：美國如何在21世紀擊敗中國》（Dmitri Alperovitch and Garrett Graff, World on the Brink: How America Can Beat China in the Race for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Affairs , 2024）一書，作者是德米特里·阿爾佩羅維奇和加勒特·格拉夫，前者是Silverado政策加速器智庫的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曾入選《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思想家”，並曾為美國國防部提供特別諮詢，後者是《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專注於政治和國家安全領域，曾擔任《政治》雜誌主編，現為《連線》雜誌和CNN的撰稿人

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是，全球正在進入“第二次冷戰”，而此次的對手是中國，台灣成為新的“西柏林”，是美中競爭的戰略焦點。中國近年來以驚人的速度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取得了進展，其全球影響力日益增強。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中國試圖塑造自己的國際秩序規則。中國如果處理不當，局部事件可能引發核大國之間的災難性戰爭。

坐右側者為德米特里·阿爾佩羅維奇 資料圖

然而，作者認為，這種結果並非不可避免。書中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建議，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應對危機的策略，以及在21世紀競爭中保持主導地位的路徑。書中為美國製定了三大核心策略：

（1）加強國際聯盟：美國應鞏固與盟友間的合作，特別是在印太地區。通過深化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防務合作，構建區域性的戰略平衡。與此同時，美國需要重新定義北約的角色，使其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2）推動技術創新：技術是21世紀競爭的核心領域。美國必須保持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制造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為此，美國需要通過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打造一個支持創新的生態系統。

（3）調整外交政策：美國應在處理其他潛在對手（如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關係時，以遏制中國為優先目標。特別是在中東地區，美國應減少資源投入，將更多的外交和軍事力量集中於亞太地區。

2024年入選《紐約時報》年度圖書的《大國迴歸：俄羅斯、中國與下一場世界大戰》（Jim Sciutto ,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s: Russia, China, and the Next World War, Dutton Press, 2024）一書，作者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首席國家安全分析師、“CNN 新聞編輯室”的主播吉姆·休託。該書認為，今天的世界正處在“1939年的關鍵時刻”——一個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時代。在冷戰後的三十多年裏，世界秩序不僅沒有真正穩定，反而因大國競爭的重新抬頭而陷入了更加不確定的局面。

作者將當下定義為“後冷戰時代”的終結，即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和多邊合作已經被“多點衝突”和“新型權力”競爭所取代。從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到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行動，作者展示了這場“新冷戰”在多個領域和地區的影響，包括北極圈、海洋、網絡空間、人工島嶼，以及核軍備競賽。

作者詳細分析了中國在南海建設人工島嶼、在北極擴展影響力，以及通過技術競爭（如5G和人工智能）尋求全球主導地位的策略。同時，作者指出，這種擴張行為與俄羅斯的行動形成了戰略互補，對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聯盟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最能代表這個時間段特點的代表作，是悉尼大學政治學教授、悉尼民主網絡（SDN）共同創始人和主任的約翰·基恩與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政治學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系主任何包鋼合著的《中華銀河帝國：中國新世紀的財富、權力、戰爭與和平》（John Keane and Baogang He, China’s Galaxy Empire: Wealth, Power, War, and Peace in the New Chinese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一書，該書完全擺脱了用美國大戰略的視角考察中國長期戰略的傳統範式，同時也摒棄了將中國描述為“大國”或“獨裁國家”的陳詞濫調，首次提出，中國是一個新崛起的、前所未有的“銀河帝國”。

《中華銀河帝國：中國新世紀的財富、權力、戰爭與和平》

作為數字通信時代的領先者，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雄厚，武器裝備精良。它的引力和推拉效應正影響着各大洲，甚至外太空，在那裏，中國正與美國、印度和歐洲競爭，成為領先的大國。

該書認為舊有的陸基、海基和空基帝國的定義都不再適用於解釋中國，作者試圖在新型帝國的背景下探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項目、國家資本主義、貨幣安排、跨境機構建設以及中國中產階級的快速增長。作者警告人們不要抱有簡單的敵友和“大中國、壞中國”政治思維，以免造成政治和軍事上的危險。

論述至此，可以嘗試回答特朗普是否有自己的大戰略的問題了。基本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首先可以確認的一點是：經過近8年來的形勢鉅變，在特朗普MAGA運動之前人數眾多的頑固堅持霸權主義大戰略的這一派，聲音已經越來越低，基本上不成氣候了。這一派曾經目空一切地認為美國可以輕易取得全球首要地位，可以全面主導國際事務，中國這個挑戰者也終將被打敗。現在無論是戰略學者關於美國大戰略的思考，還是特朗普MAGA運動關於重建美國的方案，都不再保持這種態度了。

第二，特朗普的MAGA運動雖然在遠景目標上仍然與美國大戰略原已建立的核心目標保持一致，但卻徹底否定了建制派那一種將推進美國大戰略作為謀取自身利益的途徑、不惜犧牲美國大多數人利益的激進方式，轉變為從恢復基本常理、重塑美國實力、讓美國重新生長這個基礎上出發，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達到原定目標的穩健方式。

第三，但是在美國近8年時間的大戰略調整時間內，中國的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國際地位進一步突出、在美國眼中的“中國大戰略”正在越來越接近目標，這一重大現實客觀上促成了美國大戰略的推進與特朗普的MAGA運動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保持為高度一致。因為新的形勢正在變得已經不是美國大戰略能否超越並壓制中國挑戰的問題，而是面對“中國大戰略”美國是否還有足夠能力應對的問題了。

危險與機會並存。當下各種關於“中美大決戰”、“新的世界大戰”、“第二次冷戰”等等分析預測，無非都是根據以上這種大戰略形勢變化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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