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我有一個新解釋
guancha
【文/ 林毅夫】
李約瑟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在20世紀初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生物化學的著名科學家，在生物化學領域做出了很大貢獻。李約瑟在劍橋大學做研究的時候，實驗室裏當時有三位中國學生，在實驗休息的時候李約瑟經常與他們一起聊天，聊的話題主要是科學技術。
在李約瑟看來，當時的英國是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不僅技術領先，而且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在研究這些技術的時候，李約瑟想當然地認為當時的先進技術應該都是歐洲發明的，並且更有可能是英國發明的。
但是這三位學生當中有一位女生的父親是北大的科技史教授，家學淵博，所以對科技史非常熟悉。每當談論一個過去的技術時，李約瑟總是認為這項技術是歐洲發明的，但這位女生都會告訴他，那是中國發明的，而且在哪本書上已經有過記載。
開始李約瑟並不相信，後來他查閲了很多資料，才發現這些技術果然早在中國古代的某本文獻裏就已經有了記載。因此他感到非常驚訝，驚訝之餘便是好奇，而他的興趣從此就轉到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上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在英國駐華領事館做文化參贊，利用此次機會收集了大量的中國史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先到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回到英國，在劍橋大學建立了一個李約瑟圖書館（裏面收集了大量中國的歷史文物資料），隨後就開始編輯《中國科學技術史》。
他所編輯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非常詳細地記錄了每一個科學技術或者機械設備、工具最早在哪一本史書上可以查出其出現的確切年代，還比較了同樣的技術在中國與在歐洲出現時間的差異，並由此推測這些技術到底是從中國流向西方還是相反。
根據他的研究，在15、16世紀以前，東西方科學技術的交流是中國的技術傳向西方；到了16、17世紀，開始有一些西方的技術傳到東方；到了18世紀中葉以後，這種流向逐漸固定下來，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技術傳向東方。
由此，李約瑟提出了一個問題，後被稱為“李約瑟之謎”。這個問題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為什麼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第二個方面是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國又成為技術落後的國家，沒有繼續維持原來的領先。這是歷史上一個很大的轉變，當然就會激發很多人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於中國人來説意義尤為重大，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以振興國家為己任，雖然過去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但這段歷史背後的因由對於預測中國在未來的復興一定有所啓示，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究。
李約瑟 資料圖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很多文明都曾寫下過光輝的一頁。像埃及在五千到七千年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後來到三千年前，兩河流域文明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文明，之後才有中華文明的輝煌。但是世界上大多數的文明，都是由弱到強，強了以後各領風騷幾百年乃至幾千年，就會逐漸走向衰落，最終湮沒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對於埃及文明，雖然從地理名詞上看，現在的埃及與五千至七千年前法老時代的埃及用的是同一個地名，但就文化角度而言，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經消亡。其他文明如兩河流域文明同樣也是如此。中華文明被認為是唯一延續了幾千年並傳承不滅的文明，但是中華文明到底會不會像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那樣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後走向消亡呢？
對李約瑟之謎兩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會影響到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會讓我們明白中國到底有沒有再度復興強大起來的可能。而要回答上述問題，就要弄清中國過去為何繁盛，後來又為何由盛轉衰，這是預測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一個突破口，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未來的發展需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重新恢復中華民族原有的創造力。
這個問題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也有不少各式各樣的解釋和理論不斷被提出，但是目前的理論大多隻能解釋兩個問題中的一個，即要麼回答為什麼中國在過去繁榮先進，要麼回答為什麼中國在進入現代社會後變得落後，而不能同時對兩個問題都非常適用。一個真正有效的理論，應該同時對兩個問題都有很好的解釋力，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中國未來如何實現偉大復興的問題上具有可信的指導意義。
對李約瑟之謎的解釋
中國在前現代社會具有優勢的原因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由於擁有良好的自然條件，中國耕地的生產力一直高於西方，人的生存成本較低，人口繁衍也比較迅速。相反，歐洲雖然也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但氣候條件不適宜高產農作物的生長，土地承載人口的能力比較低，所以在歷史上人口一直遠少於中國。
在前現代社會，技術創新主要來自工人和農民的經驗性嘗試錯誤。在人口較多時，參加勞動的農民和工人的數量也會較多，發明新技術的概率也就相對較大。當時的技術主要來自經驗的積累，然後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就是教育年輕人要遵從老一輩的傳統做法，否則就會因犯錯而受到懲罰。
但是在傳統的做法中偶爾也會有創新，就像我們前面講過的那樣，農民一個偶然的“嘗試錯誤”發現了一個可以提高生產力的好方法，之後就推廣開來。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在前現代社會都是依靠經驗試錯的方式來進行技術發明，在這種情況下人多就是一種優勢，因為人多時能夠進行嘗試錯誤的數量就多，技術發明的概率也就更大。
不僅中國是如此，大多數文明古國，如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並且勞動力數量龐大，這一優勢使得這些地區的技術進步有更廣闊的基礎，從而創造了偉大的文明。
《天工開物） 網絡
8-12世紀中國技術創新加速的原因
在8-12世紀，中國技術創新曾一度不斷加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導致經濟重心南遷，人口大量南移。南方與北方相比，同樣有3-11月的雨季與陽光，但是北方比南方降雨少，所以北方的糧食作物以小麥、高粱和穀物為主，南方則是以水稻為主。人口遷移到南方以後，以高產的水稻作為主要的糧食作物，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
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必須有合適的工具，但是北方帶來的工具並不適合南方的環境。北方的主要勞動工具是耙子，但耙子不適合在南方水田使用，因此必須把耙子改進為鋤頭，這一改進本身就是一個技術變遷的過程。
同樣，北方的交通工具以馬車為主，到了南方則需要以乘船為主，所以與船相關的一系列技術就相繼出現。生產力水平較高的地方，給技術變遷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對於給定的技術分佈曲線，由於南方的陽光、水、土質等環境條件提供了較高生產力水平的可能性，技術分佈曲線右移，所以新技術不斷湧現。
在8-12世紀，由於人口自北向南的遷移，南北自然環境的差異使得人口遷移到南方之後技術分佈曲線往右移動，但是由人口遷移引起的技術分佈曲線移動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此在出現一段時間的加速期後，技術發明的速度就會不斷減緩，出現第二個假説的情況：隨着生產力水平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給定技術分佈曲線的情況下，現有技術右側的面積越來越小，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即使人口和嘗試錯誤的數量還在增加，技術發明的速度也會放慢。當然，如果人口減少，技術發明的速度同樣會放慢，因為人口減少意味着發明新技術的嘗試錯誤次數減少。在8—12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口有時增加，有時減少，但是技術變遷的速度再也沒有加快過。
中國在現代落後於歐洲的原因
在前現代社會，與中國相比，人口少是歐洲的一個劣勢，所以歐洲技術變遷的速度一直慢於中國。中國在技術上領先於西方，新的技術以及產品通過絲綢之路和海洋航線之上的商貿往來不斷傳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羨慕。
18世紀以後，歐洲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特徵包括紡織機、蒸汽機以及鋼鐵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徵是技術變遷的速度加快。技術變遷的速度之所以能不斷加快，是因為經驗的重要性已為實驗所取代。
佛羅倫薩伽利略博物館裏收藏的斜面實驗台 網絡
在前現代社會，經驗主要是生產的副產品，農民通過偶然的試錯發明新技術。到了18世紀，試錯變為通過主動的實驗來進行，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裏一年所能做的嘗試錯誤數量，可能是幾千個工人和農民一輩子嘗試錯誤數量的總和。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的數量就變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實驗，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過密集的實驗來增加發明技術的可能性。
在工業革命前後，由於經驗型的技術發明轉變為實驗型的技術發明，歐洲嘗試錯誤的數量突然間迅猛增加，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隨之不斷加快，遠遠超過中國和其他地區。
但是按照上面第二個假設的説法，在技術發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後，隨着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技術發明的可能空間越來越小，從而出現新技術發明的瓶頸。但是歐洲人在遭遇到發明瓶頸後，能夠在基礎科學上大力投資，增進了對自然界特性的瞭解，於是技術分佈曲線右移，技術發明的可能空間又再度擴大。如此循環往復，加速的技術發明就得以持續下去。
在18世紀，科學對於技術進步的作用曾引起過科技史上的爭論，例如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但瓦特並不是知識分子，而只是在實驗室裏幫教授做實驗的工人。到了19世紀以後，科學對於技術進步的作用才有了定論，幾乎所有的新技術發明都要依靠科學知識進步。科學增進了人們對自然界特性的瞭解，給新技術的發明創造了很大的空間。
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落後於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業革命，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紀和19世紀以後，每當遇到技術發明瓶頸的時候，都可以通過對基礎科學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克服這種瓶頸，使技術分佈曲線不斷右移，擴寬了發明可能性曲線下方的空間，提高了技術發明的可能性。
而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前提就是西方在15、16世紀的時候出現了科學革命。因此，要尋找中國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原因，關鍵不在於瞭解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這一問題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科學革命。
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
要弄清楚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科學革命，首先要從原始科學（也稱為傳統科學）和現代科學之間的區別出發來進行研究。
科學的定義很簡單，它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系統性的知識，它的發現機制與技術的發明是一樣的。科學革命不是內容的革命，因為在科學革命之前就存在原始科學，原始科學與現代科學都是一套對自然界現象的系統解釋。例如，亞里士多德除了是哲學家，還是一個科學家，他對自然現象提出過系統性的解釋，例如“四元素”説就認為任何物質都是由四種元素組成的，中國也存在類似的“五行説”，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組成的。
在古代還有一個關於老鼠來源的解釋，認為只要在箱子裏裝上布，然後放在牀鋪底下就會生出老鼠來。這是一個假説，雖然現在看來是荒謬的，但當時人們不瞭解現象背後的原因，只憑借對自然界現象的好奇（老鼠從哪裏來的），加上長時期的觀察（箱子放在牀底下總會有老鼠出現），再通過自行的總結歸納，就得出一個看似正確的結論，提出一套假説。
當然，現代科學與傳統科學是有很大差別的，儘管作為一套系統的知識來解釋自然界，它們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第一，現代科學使用數學模型來表述關於自然界現象的假説；第二，現代科學使用可控制實驗或可複製實驗的方式來檢驗假説的真實性。
與傳統科學相比，現代科學最大的進步在於方法論的進步，這種進步主要表現在：第一，使用數學模型來表達對自然界現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為準確；第二，有利於知識在時間和空間過程中的傳播。
牛頓寫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 資料圖
例如中國的“陰陽五行”理論，因為金、木、水、火、土的具體所指不容易讓人理解，所以對於“陰陽五行”會有各種不同的解釋，這樣就不利於思想和概念的傳播。再如，孔子講“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但是對《易經》內容的解釋五花八門。又如《道德經》裏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句話，一種解釋是“又深邃又幽暗是瞭解各種道理的最根本的辦法”，這樣的解釋等於沒有解釋。如果使用數學的方式表述理論和概念，就會簡單明瞭、易於理解，因為數學符號的含義一清二楚，不會發生變化。
另外，在文字的翻譯過程中總會產生一些問題，難以做到嚴復先生所講的“信”“達”“雅”，即使是最低標準的“信”有時也難以達到，因為譯者可能也會有理解的錯誤。語言的理解需要有文化背景，每個民族的文字都帶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即使在同一語言體系當中，不同時代的詞也有不同的含義，所以，使用自然語言不利於知識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之間的傳播，使用數學語言則可以克服這些問題，更利於知識的傳播。
方法論的革命非常重要，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本身也是一場方法論的革命。科學革命對工業革命有兩方面的貢獻：一是方法論上的貢獻，以可控制實驗作為試錯的方法和手段;二是推動技術分佈曲線右移。
到了15、16世紀以後，以實驗來試錯的方法逐漸得到普及。更為重要的是，利用可控制實驗發明新技術在遭遇到瓶頸時，可以通過基礎研究增進人們對自然界的瞭解，從而使技術分佈曲線向右移動，因此在歐洲出現工業革命以後，技術變遷的速度才能得以不斷加快。
科學革命是方法論的革命，方法論本身也是一種技術，想去掌握這種技術的一定是那些對自然界現象感到好奇的人，他們有這種願望去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法來解釋自然界現象。在西方，科學革命是數學與可控制實驗的結合，最初只是對自然界現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將它們結合在一起，他們發現，使用數學模型可以把規律更清楚地描述出來，並且使知識變得更易於傳播，同時，用可控制實驗可以很快地把可以接受的解釋和不可接受的解釋分開。
有好奇心的人在社會中服從人口的正態分佈，也許就是正態分佈曲線右側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他們在不同的社會中佔一定的比例。中國的人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中國人並非不會使用數學，也並非天生就不會進行可控制實驗，那為什麼中國眾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沒有發現數學模型和可控制實驗這種可以較好地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根據李約瑟的解釋，中國是官僚體制，歐洲是封建貴族體制。封建貴族體制比較有利於重商主義的價值觀的培養，隨着封建貴族體制的崩潰，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與現代科學。李約瑟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經濟學家或者歷史學家，他只是羅列現象，在解釋現象的時候缺乏邏輯性。
李約瑟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利於重商主義的出現，是因為儒家文化是按照“士、農、工、商”的地位排列，“商”被排在最後。而且從歷代官方的文件看，商人不能參加“舉孝廉”和科舉考試，也就不能做官。
但是實際上，從唐朝開始，商人就可以參加科舉，甚至可以買官。中國傳統工商業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非常發達，所以才有范蠡的“三聚其財三散之”。即使後來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商人階級也沒有完全被壓制下去，至少在明代時工商業資本依然非常發達，而且有很多研究認為，明代時中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歐洲封建貴族體制的崩潰是在14、15世紀以後，因此至少在14、15世紀時，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會比西方的“資本主義”差。
另有一些人認為，英國之所以出現工業革命是因為有專利制度、產權保護等。既然科學革命決定工業革命，而科學革命又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那就要從歐洲當時科學革命發生時的狀況進行分析，而不能以現在的標準去衡量過去。四百年前中國沒有的制度，西方國家也不一定會有。例如，現在經常講產權很重要，但是15世紀歐洲發生科學革命的時候，西方並沒有完善的產權保護，那時的研究完全是出於好奇心而沒有商業動機，研究的成果也基本上都是公共知識。所以，商業價值也不能解釋科學革命發生的原因。
戰爭對於數學、工程等學科的驅動是顯著的 網絡
在國內外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大一統的環境缺少競爭，而西方則分成很多小國，小國多了有利於競爭。競爭會產生壓力，壓力能夠轉化為促進技術進步的動力，因此西方的技術進步速度就比較快。現代社會也是如此，在美蘇爭霸時期，由於兩國競爭十分激烈，美國和蘇聯都在科技上，尤其是航天技術和軍事工業技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我們需要對這種觀點進行仔細的分析。
第一，中國雖然是大一統國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不一定比歐洲更嚴格，因為歐洲在宗教上是統一的，對自然界的理解來自宗教。在當時的歐洲，如果有人提出與正統宗教思想相悖的理論，就會被視為宗教異端而被判處死刑，但在中國並沒有出現類似的宗教迫害現象。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有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但在這以後就沒有再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在自然探索方面，政府基本是放任不管的態度，即使有人對自然界的解釋與主流學説不同，也沒有被燒死的危險。因此，大一統的政治氛圍至少在思想方面不會成為人們進行自然探索的阻力。
第二，國家競爭並不一定是促進科學發展的決定因素。即使在現代社會，在技術進步遇到瓶頸時，如果不對基礎科學進行研究，也沒有辦法打破瓶頸。而三百年前，更不會有哪一個國家為了打破技術瓶頸和實現國家強盛，就去投資基礎科學研究，因為當時把科學知識轉化為技術需要兩三百年。當時對科學的投資，並不像現在人們所理解的，是為了國家的強盛。
第三，科學研究需要經費，大國顯然可以拿出更多的資金支持科學研究。中國在宋代就曾經由國家出資製造用水力來驅動的時鐘。當然，這種由大一統的國家政府出資研究的概率較小，但還有很多富有的家族或者王公貴族也有可能支持科學研究。但是，中國的富有家族並不像有些歐洲貴族那樣支持科學研究。
因此，國家競爭理論在現代可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在五百年之前基本行不通。下面我將給出一個新的解釋。
既然好奇心是與生俱來的，中國人口多，有好奇心的人就多，在技術創新上取得發現的概率就比較大。但是中國沒有出現科學革命,主要的原因是雖然好奇心是與生俱來的，但是使用數學與做可控制實驗卻需要後天學習。
在前現代的中國，有好奇心的人因為以下所要討論的科舉制度，沒有積極性去學習數學與可控制實驗，從而導致在數學與可控制實驗上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科學革命就無法產生。
相對而言，歐洲有好奇心的人對於數學與可控制實驗有比較高的積極性，因為歐洲的政治體制和官僚選拔體系與中國不同。歐洲的封建貴族採用的是繼承製，如果父親是貴族，兒子就是貴族，所以，雖然歐洲有好奇心的人可能比中國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學習了數學和可控制實驗的人反而比中國多得多，從而導致了科學革命在歐洲發生而沒有在中國發生。
在秦朝以前，中國和歐洲國家一樣是封建社會，但是，從秦朝開始廢除封建貴族，設立郡縣，地方官員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以後的朝代也都是沿用秦朝的制度。隋朝以來，官員通過科舉制度進行選拔。宋朝以後，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指定為“四書五經”。
在古代對於讀書的評價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當時經由科舉考試做官的投資回報率最高，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而且還可以光宗耀祖。在這種狀況之下，有聰明才智的人大都會為科舉的物質回報所吸引，熱衷於參加科舉考試。
聰明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觀察發現並能總結出科學理論的人卻一定是聰明的人。人的行為方式會受到激勵機制的高度影響，對於這些有着聰明才智的人來説，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加官晉爵無疑是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為，因此當然會為科舉考試所吸引。對於科學技術，即使他們有心研究，也不會有多少時間。
後世記載，唐太宗在科舉開試時説：“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網絡
宋朝以後，四書五經是標準的科舉考試教科書，有人做過統計，僅僅是四書五經的字數之和就有四十多萬，如果要把這四十多萬字倒背如流，假設每天背兩百字，而且背完以後不會忘記，也需要六年多的時間。此外，還要讀史書，學作詩和作八股文，所有這些至少要花上十年的時間，所以叫“十年寒窗”，比現在讀書要辛苦得多。
就算有考生一朝得中，還要一層一層地爬官階，並且必須按照官僚階層的考核標準要求自己。考核標準就是四書五經裏所灌輸的價值標準與理論體系。這可以解釋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謎，即在信息與監控手段非常落後的古代，皇帝是如何控制全國的官僚並維持國家的穩定的。
中國的統一與秦朝以後的官僚體系有很大的關係。在秦朝以前，中國的統治者確實與歐洲的國王一樣沒有控制力，所以才會出現春秋戰國時的局面。但自秦朝以後，這樣的現象就再也沒有發生，因為科舉制度為那些既聰明又有野心的人進入官僚體系提供了一個機會。如果可以通過正常的手段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就不用造反。
所以各個朝代都依靠科舉制度不斷吸收社會上有能力又有抱負的人進入官僚體系，使其不必造反就可以成為統治階級。既然社會上有能力的人都被吸收進統治階層，統治階層當然就會比較穩定。這與歐洲的制度不同，歐洲沒有文官體系，貴族都是世襲的。
到了宋朝以後，通過科舉考試前四書五經的價值灌輸，儒家哲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內化為個人的價值觀體系。如果臣子不忠於皇帝，就會有極大的罪惡感，因為他從小就是在這套價值體系裏被教育長大的。同時，整個社會也是以儒家的價值標準作為道德標準。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體系的一本好書。書中寫到張居正是明神宗時期的內閣首輔，推動變法革新，但是他的母親去世後，按照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他必須辭官“丁憂三年”。當時張居正的改革大業正處在關鍵時期，如果他辭官“丁憂三年”，改革大業可能就會夭折，所以張居正本人不太願意離開，明神宗也不太願意讓他走，但是當時就有一些言官因此而彈劾他。
皇帝的權位來自官員對儒家倫理價值體系的遵守，如果連內閣首輔都不遵守這個體系，就是鼓勵對皇帝的不忠，從而動搖國家的根基。可見，在傳統社會中央政府的統治成本特別低，因為整個社會都有一套統一的價值觀念。這是中國古代能夠長期維持大一統的重要原因。
在科舉制度實行初期，考試的科目也曾包括數學。但是皇帝很快發現，考數學對於維持自己的統治沒有什麼幫助，所以後來就把數學考試取消了。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中國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天工開物》的序言中，宋應星寫道，聰明而又有抱負的人是不應該讀這本書的，因為讀這本書對於科舉沒有幫助。每個人的時間有限，在學四書五經的同時難以兼顧數學和可控制實驗。
即使有一些聰明的人，可能分心進行科學觀察，但是由於缺乏數學工具，也難以產生科學革命。例如，王陽明有一首詩，“山高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道山高月更闊”。這是一種觀察，從現代科學來看也是對的，但他不可能發展出一套科學體系，因為他缺乏適當的數學工具。
一個在特定的技術和物質條件下顯得優越的制度，在其他條件下可能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這也就是經濟學裏所説的制度障礙。當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監測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舉制度本身是一個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讓那些有野心有抱負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官場。科舉制度有一個考核的客觀標準，因此相對來説是公平的、客觀的。它讓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斷進入官僚體系，維持官僚體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麼國家就很安定，就能維持大一統。
過去中國的繁榮和中華文明的鼎盛與此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科舉制度的優越性只侷限在技術創新都是依靠經驗來發明的時候。到了需要科學實驗發揮作用的時候，科舉制度便開始妨礙新發明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進步。
明末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網絡
還有一個相關的命題，因為是韋伯提出的，所以叫“韋伯疑問”，與前面分析的李約瑟之謎有共通之處。按照韋伯的研究，中國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於是他就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萌芽，但是中國最終並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仔細思考以後就會發現，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沒有科學革命，沒有科學革命也就不會出現工業革命。
中國在8世紀到12世紀期間，技術變遷速度非常快，但之後技術就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在技術處於停滯狀態的狀況之下，資本就沒有辦法深化，當然也就不會出現全面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含義是，資本不斷深化，在此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僱傭關係也不斷深化。在中國傳統的技術之下，資本能夠僱用的工人非常少，沒有辦法進行現代的機械化大生產，也就不會出現與機械化大生產相伴隨的資本主義。
回答韋伯疑問，追根溯源還是在於中國沒有工業革命。沒有工業革命，就沒有技術的不斷創新和資本的不斷深化，所以雖然中國的資本主義形態早已出現，但是隻能停留在萌芽的階段。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