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這羣人看起來極有良心和正義感，卻將世界引向又一次災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特朗普重新歸來，無論是宣稱要收回巴拿馬運河，還是承諾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都顯示了這個國家新領導人帶領美國重回偉大的決心。

歷史給過美國很多這樣的機會，特朗普自己就擁有過一次，然而美國重新偉大了嗎？還是走出了衰落？

1991年3月，在“沙漠盾牌”行動結束、伊拉克接受失敗事實之後，美國時任總統喬治·赫伯特·布什做出了將54萬美軍從波斯灣撤離的決策。擁有絕對優勢的美軍，為何沒有乘勢推翻薩達姆政權？

與之相對，2003年3月，在沒有明顯證據的情況下，喬治·沃克·布什政府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並最終將薩達姆送上了絞刑架。父子兩位總統在間隔不長的時間內，針對同一國家在政策上做出了極為不同的抉擇，到底誰是誰非？

老布什的“守拙”與後繼者的冒進

最近二十多年來的幾任美國總統，在外交上的做法都相對比較激進，相比之下，老布什在其當政期間則要保守得多，代表了一種謹慎的現實主義。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曾被美國政治精英認為是美國的戰略決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其後出現的新保守主義，更是認為美國應該利用其“新羅馬帝國”的單極優勢地位，對外推進民主，打擊不聽美國招呼的國家，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影響範圍。

然而，據近三十年來批露的一些資料來看，老布什願意看到蘇聯變弱、但並不樂見蘇聯解體，1991年8月，他在訪問蘇聯時曾在基輔發表演講，説過這樣一句話：“美國支持自由，但自由不等於獨立。美國不會支持將遠方暴政換為當地專制者，美國人民也不會幫助那些鼓吹基於民族仇恨而選擇自殺性民族主義的人”。

老布什訪問蘇聯

對當時蘇聯境內出現在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分裂主義，老布什都沒有表示支持。在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的處理上，老布什政府同樣適而可止，僅是出兵“教訓”了一下薩達姆政權而已，並不以其政權更迭為目的。

曾任老布什政府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同樣稟持了戰略謹慎，作為布什家族的“老臣”，他在伊拉克戰爭發生之際，竟然對小布什政府的對外政權更迭政策表示了反對，在2006年推出的“貝克報告”中，他用委婉的語言指出戰爭已經失敗、美軍應儘早撤離伊拉克。在1990年2月9日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見時，貝克曾當面承諾：如果俄羅斯接受德國統一，北約不會向東擴張。

老布什和貝克所擔心的是什麼？蘇聯如果解體，其龐大的核武庫將分散在各個新生國家，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極其難以預料。沒有了蘇聯這個共同敵人，原來處於美國聯盟體系中的其他西方國家，還會聽美國招呼嗎？以往那些被蘇聯約束、一直在蠢蠢欲動的一些中小國家，會不會任性行事？還有，大國解體通常都會引發地緣政治危機，它能不能被美國管控？

在伊拉克問題上，老布什和貝克則還可能擔心，如果薩達姆政權瓦解、占人口多數的什葉派主政伊拉克，原先處於敵對狀態的伊朗和伊拉克兩國，還能不能相互制衡，進而維持整個中東的權力平衡？老布什和貝克想來更在意願維護現實世界已有的權力平衡，防止平衡被打破給世界帶來失控和混亂。

然而，老布什和貝克眼裏的問題，到了老布什之後的美國當政者眼裏，似乎都不成問題。不顧蘇聯的後繼者俄羅斯的一再警告，北約自克林頓政府時期始，就開啓了不斷東擴的歷程，時至今日幾乎將除獨聯體外的其他原華約成員國盡收囊中；不僅如此，近年來還將觸角伸向其名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所及的地理範圍之外，與亞太區域的一些國家建立起越來越密切的合作關係，所謂“亞太版北約”逐漸成形。

它所產生的“效果”也是肉眼可見的，被一點點壓縮戰略空間的俄羅斯，終於不再忌憚，選擇以武力回應；在亞太地區，大國競爭帶來的緊張氣氛，正在讓越來越多的人聞到火藥味。

老布什與其後的美國當政者之間，為什麼在對美國的實力運用與對外戰略目標追求上，看起來存在有明顯差別？一個顯著的不同可能在於：老布什曾以空軍飛行員的身份參加過“二戰”，在一次飛行戰鬥中差點陣亡，有着直接的戰爭體驗，深知戰爭的殘酷，不僅明白以往的戰爭為何發生，還明白該如何來儘可能避免戰爭。

在其之後，無論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還是特朗普、拜登，都成長於戰後，也沒有從軍經歷，對戰爭的破壞性和不確定性毫無體驗，也就可能對以往的世界性災難從何而來沒有清楚認知，進而對戰略冒進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缺乏精密估計。

小布什的兩場戰爭，不僅嚴重消耗美國國力、成為近些年來“美國衰敗”成為談資的源來，還導致原先在中東的戰略平衡被打破，本就充滿矛盾的中東地區，更加對立重重。北約東擴則不斷強化了俄羅斯的不安全感，而“亞太版北約”的打造，也讓中國不能不更加重視安全問題，它所損害的是大國間本就脆弱的信任關係。

“謀萬世”讓位於“謀一時”

為政者普遍陷入短期視野，缺乏意願或者沒有能力着眼長遠未來而對當前進行籌劃，這是戰後以來世界維持了七十多年和平紅利的同時，附帶而生的一份黑色禮品。和平為大多數人所望，但和平也會滋生對現實的自以為是。

1919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以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和首相勞合·喬治的顧問的身份，一同參加了巴黎和會，幾乎目睹了和會的整個過程，他對協約國強加給德國以苛刻的賠償條件和戰勝國領導人的短視深感失望，認為這將導致歐洲再次發生戰爭。

會議還未結束，凱恩斯便打道回府，憤而寫作《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對當時戰勝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喬治·克雷蒙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等在和會上的表現，栩栩如生做了描述，語言盡顯尖鋭刻薄，而對如何走出歐洲的困境，提出了新的方案。

凱恩斯（中）和同事們在巴黎和平會議上

“二戰”的發生及之後諸多國際組織和機制的設置，證明凱恩斯比當時歐美的當政者們更有遠見。勞合·喬治、喬治·克雷蒙梭等當時歐洲的執政者，恰恰生於19世紀的“維也納體系”所構築的歐洲長和平年代，他們對當時由第二次產業革命所帶來的世界的整體性變化，以及在“大轉折”（波蘭尼語）的時代需要構建什麼樣的世界治理，看起來是懵然無知的，所做出的決策也是根據過去而非現在和未來。

在“二戰”期間，出現了一大批今天稱作為政治家的人物並被人們稱頌，他們其實乃是“一戰”的一個意外之得，這些目睹了現實世界殘酷性的人，轉而選擇以全局性和長遠性視野來考慮自己的國家和世界的前景。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世界大戰結束了，並且建立起新的國際組織、制度和機制，並給人類帶來了長達將近八十年的長久和平。

然而，轉至今日，當前各國的當政者們，又在重演勞合·喬治、喬治·克雷蒙梭們的經歷，他們對當代世界的大變局因何而來、將向何去、如何應對，未必真比一般人更有遠見卓識，這對一個正在逐漸走向秩序瓦解的世界來説，絕非幸事。

不僅活躍在台前的政客（而非政治家）和社會精英們難以值得信任，在如何防止戰爭的問題上，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的民眾，他們的普遍認知也是不可靠的。在經歷戰後以來世界總體的漫長和平後，大多數人已認為和平乃理所當然，而對維護和平需要貢獻什麼樣的義務、做出什麼樣的奉獻已非常淡漠。

在1929年美國經歷“大蕭條”後，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推進“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於匱乏的自由。然而，什麼才是“匱乏”呢，它有相對固定的衡量標準嗎？在戰後以來的長和平中，權利政治高歌猛進，公民權利也獲得長足進展，這是積極的一面，但消極的一面是，人們的匱乏感卻並沒有因為實際所得的增多而弱化，相反，最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無論貧富貴賤，針對外國、本國政府或其他人的怨氣卻明顯增長，政治極化現象、各種排外主義的興起，都是表現。

相比以往，精英和大眾所關注的，更加趨向短期利益，都只想索取，不願意奉獻。富人認為政府越小越好、國家應該對其減少管制、對其超級財富要少收税最好是不收税；沒有實現財富自由的人，認為政府應當承擔更多責任、國家應該為其創造更多福利……

殊不知這些看起來相互對立的訴求，都從不同的方向在摧毀公共倫理和公共生活。相互體諒、彼此承讓、節儉為用的美德在這個時代是稀缺的，而當談起權利時，個人對國家、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普遍都“理直氣壯”，自己永遠是對的，錯的乃是他人和外在。

以往“沉默的大多數”其實也不再“沉默”，互聯網、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社交平台即時聯動性的空前擴張，為他們創造了隨時做出意見表達並影響各國決策的空間。當“匱乏”不斷被生產、誰都認為外界對自己有欠、誰都可以對誰怒氣衝衝時，現實世界設計得再好的制度和機制，也會無力應對不斷上揚的戾氣，它們的崩潰，結果可能就是暴力，包括戰爭。

2017年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打出邦聯旗幟

“政治業績錦標賽”

在短期觀點盛行的時代，如果要問觸發大規模戰爭的因素是什麼，從主觀的層面來看，首先可能就是那些從未有過戰爭體驗、不知災難如何發生的人，現在卻在高談戰爭，或者不管不顧，放任政治妄想症推進損害他人、於已也無實際好處的目標和政策，甚至是以想像中的“威脅”為説辭，為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增加籌碼。

2024年9月，美國眾議院“中國周”一口氣通過28條以遏制中國為主題的法案，法案內容包括減少對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依賴、限制中國電動汽車和無人機、禁止中國公司購買美國農用地，以及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還包括干涉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內政的諸多內容。

在一週的時間內，美國共和、民黨兩黨的眾議院議員們，對中國進行了“缺席審判”，強行制定了系列針對中國的制裁性政策，這種場景，恍惚是1919年在巴黎召開的凡爾賽和會的重現。可以想見，在美國國會山的辯論現場，一個個美國眾議院議員們“義憤填膺”“正氣凜然”，宛然是人類正義的代表和現世道德的化身，他們的手勢、語氣、語言，與當年的英國首相、法國總理等協約國的政客不會有異。

如果凱恩斯置身於當下的美國眾議院現場，不知他會作如何想？！一羣看起來極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用最具道德感的説辭，卻將這個世界引向又一次滅絕性的災難。這種由“道德”“正義”而起卻以反道德、反正義而終的經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理智的政治行為，未必真是不理智選擇的結果。以往在分析最近四十年來的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時，一種理論是中國各地政府間存在着以促進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官員晉升錦標賽”，這種以追求經濟效率為主的競爭機制，激勵中國各地官員爭相狠抓經濟建設，並且實際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它的一個負面因素，是由於官員任職的流動性較大，往往在主政一方時，官員更注意短期效益，期望在不長時間內就能出現“亮點”，由此也造成了一些爛尾工程，甚至給一些地方的下一步發展埋下隱患。

特朗普出席就職典禮 美聯社

在美國的民主機制下，為政治利益而生的政客們，同樣存在着“政治業績錦標賽”，其激勵機制與中國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是類似的。政治極化使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絕大多數內政問題上都已“話不投機半句多”，只有在對外政策上發聲時，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受到嚴重攻擊。

當操縱“中國議題”成為便宜法門時，中國是不是真是問題所在已經不再構成問題，從操縱“中國議題”中獲取政治關注度，恐怕才是美國政客們的真正關心所在，它所關係的乃是他們的政治生命。

2022年8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卸任前夕，突發奇想竄訪中國台灣，無謂地給台灣海峽、也給中美關係製造了緊張，它不符合牽涉各方的利益，但可能符合佩洛西本人的利益。政客們對其政治業績的關注，展示的是在民主政治的短期視野下的政治癲狂，它使本應降温的中美對立關係向對抗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從這種“政治業績錦標賽”中獲得收益的乃是少數美國政客，但損害的是中美關係和世界政治的穩定性。

與中國輿論中對戰爭的談論還廖廖無幾相比，近幾年來，美國政治界、戰略界的精英們，已經不避諱談論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戰爭，這種燥動是危險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本應該是一個不被談起的詞語，如今竟然成為公開談資，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消極的變化。

當戰爭被頻繁談起時，戰爭就可能成為自我證實的預言而意外發生；當因為不斷誇大戰爭的可能而大張旗鼓為戰爭造勢和準備戰爭時，戰爭發生的概率又會大大提高。在戰爭可能性增大的時代，最不需要的就是美國眾議院政客們的歇斯底里表演，最稀缺的乃是凱恩斯式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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