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格拉姆·拉詹：印度學中國搞“製造業立國”註定沒出路，倒不如……

編者按：

印度央行前行長拉格拉姆·拉詹撰文指出，為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印度政府有意借鑑一條已被經驗證實過的、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高度相似的發展模式。但若繼續這一模式，印度可能會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因為印度不具備通過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實現發展的條件。作者認為，印應大力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高端服務業，並通過獲得的財富改善印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夯實印長期發展基礎。

本文揭示了印度社會經濟的殘酷現實，即存在“兩個印度”：第一個印度是一個幾千萬“高素質”人口組成的“發達國家”，擁有具備世界性競爭力的現代服務業；第二個印度則是剩下十幾億普遍達不到二年級閲讀水平的“低素質”人口組成的“最不發達國家”。

南亞問題研究小組編譯本文，觀察者網轉載，錄入時略有刪減，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文/拉格拉姆·拉詹】

2022年，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其前殖民宗主國英國，躍升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恰似一顆冉冉升起的經濟“新星”，充滿着無限可能與潛力。如果印度未來能夠維持當前6%至7%的年增長率，其將很快超越停滯不前的日本、德國，躋身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然而，若印度繼續堅持莫迪政府的現行發展戰略，可能在實現經濟騰飛前便會喪失增長動力。

到2050年，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印度勞動力市場將開始萎縮，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這意味着印度僅擁有一個有限的時間窗口來實現經濟繁榮，否則將不可避免地遭遇“未富先老”的困境。

目前，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約為2500美元。為了在未來25年內避免這種局面，印度經濟必須保持年均9%的增長率。這無疑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目標。

印度新德里的一處市場 資料圖：新華社

一、中國模式

為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印度政府有意借鑑一條已被經驗證實過的發展模式——這與日本二戰後數十年所依循的路徑，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高度相似。在發展初期，勞動力將從傳統農業向服裝縫製、電子組裝等低技能製造業轉移。這些產品隨後將出口至發達國家，印度則從規模化生產中謀取經濟效益。

廉價勞動力有助於修補國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例如，繁冗的官僚體系、不穩定且長期短缺的電力供應，以及陳舊的道路設施。在實現出口獲利之後，本土企業將投資購買設備，提高工人生產效率；而工人收入的增加將使他們能夠負擔更高水平的教育、醫療，改善家庭生活條件。同時，國家税收總額亦會相應增長，從而為政府在基礎設施升級方面提供必要資金支持。

這一發展進程成功構建起良性循環：技能越發嫺熟的勞動者與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相互配合，讓企業有能力製造出更具複雜性與高附加值的產品。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短短四十年間，能夠從零部件組裝起步，一路發展到生產全球領先的電動汽車，關鍵就在於此。但遺憾的是，在當下的印度，這樣的策略恐怕難以取得理想效果。

二、為什麼中國得以迅速崛起？

印度未能如中國那般順利轉向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絕非偶然現象。

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印兩國經濟處於相近水平，然而此後中國毅然踏上改革開放的征程。即便低技能工廠崗位，也要求工人具備基本教育素養與技能水準，彼時眾多中國工人已然達標，相較之下，多數印度工人卻難以企及最低標準。故而，外國僱主在投資抉擇時，往往更傾向於中國，畢竟中國工人兼具廉價優勢與相應工作能力。

此外，中國工人在實際工作進程中逐步熟練掌握生產技能的同時，他們此前所接受的基礎教育又使他們具備運營小型企業所需的基本會計知識，從而有能力自主創辦諸如生產螺絲、門把手之類產品的小企業。眾多小型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蓬勃發展，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注入了強勁且源源不斷的動力。

除勞動力因素外，中國還具備其他諸多利於發展的優勢。儘管西方慣常認為中國施行“中央集權”模式，中國的地方政府實則握有相當程度的權力。出於爭取政績以及升遷機遇的考量，中國地方官員在行事過程中往往極“注重成果”，對當地企業時常採取寬容態度，助力企業應對嚴苛規章制度，為其營造相對寬鬆有利的發展環境。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其官僚體系不但未達成權力的有效下放，而且缺失推動增長的激勵舉措，反而淪為本土企業發展的額外負擔。

最後，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方面，中國始終擁有印度難以企及的體制性優勢。舉例來説，中國政府在特定情形下能夠將土地徵用於商業開發用途；在勞動生產率提升之際，能夠引導工會節制工資訴求；憑藉向國有銀行儲户支付相對較低的利息，將資金以低成本借貸給企業；能夠維持低水平匯率，確保本地企業的國際價格競爭力。然而在印度，但凡有推行類似上述舉措的嘗試，都必然會遭遇來自各方的強烈抵制。

資料圖：新華社

三、錯誤的方式

儘管困難重重、挑戰不斷，莫迪政府卻依然對製造業發展機遇志在必得。如今，各國都在積極探尋供應鏈多元化路徑，競相降低對中國產品的依賴程度，印度的決策者們從中看到了彌補過往錯失機遇“窗口期”的曙光。同時，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斬獲階段性成果，多座達到國際水平的機場、港口已落成啓用，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裏的佔比逐步提升，使得電力短缺狀況得到有效改善，高質量的高速公路網絡也日臻完善。

然而，印度正面臨其他挑戰。在莫迪執政十年期間，印度服裝業這一“標誌性自力更生產業”（the iconic bootstrapping good）的出口增長率未突破 5%，相較之下，孟加拉國、越南的服裝出口增長率高達70%以上，出口額已是印度的數倍。面對這些挑戰，印度政府開始推行補貼政策，以此刺激本土生產，同時提高手機等產品的進口關税，助力在印國內建廠的製造商在受保護的印度市場獲取更多銷售盈利。

儘管目前就作出定論還為時過早，然而我們理應對莫迪政府的生產掛鈎激勵補貼政策心存疑慮。誠然，補貼策略或許真的能夠吸引製造商赴印度設廠開展組裝業務，但是這些企業卻依舊不得不進口大量零部件。

況且，當下印度工人需要與薪酬低廉的孟加拉國、越南工人競爭，而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同工業化國家的高薪工人較量，這就致使利潤空間被極度壓縮。在此情形下，企業可供再投資的利潤盈餘寥寥無幾，政府在扣除補貼之後所獲的税收增長也頗為有限。

所以，印度若要切實達成升級價值鏈所必需的良性循環，無疑會面臨重重困難，舉步維艱。

更為嚴峻的是，即便莫迪政府能夠順利拓展製造業規模，全球也尚未準備好接納另一個與中國等量齊觀的出口強國。在當下製造業保護主義廣泛蔓延，且環境可持續性備受矚目的形勢下，印度政府所效仿的由製造業驅動的中國式發展路徑，明顯與全球主流發展趨向背道而馳。

四、發揮本國優勢

為推動印度經濟增長，還有另一條路徑。印度可以着重發展由其受過良好教育且技能熟練的人羣所提供的服務的出口業務。儘管這一羣體在印總人口中所佔比例較小，但人數仍有數千萬之多。這樣的策略將基於印度的自身優勢。該國在全球軟件產業中早已聲名遠揚，而且如今它也出口許多其他服務，其服務出口佔世界服務出口總量的5%以上，而其商品出口佔比還不到2%。

從高盛（Goldman Sachs）到勞斯萊斯（Rolls-Royce）等一眾跨國企業，皆於印度的全球能力中心（GCCs）廣納賢才，吸納優秀的印度畢業生。在這些全球能力中心裏，工程師、建築師、諮詢師以及律師們各司其職，打造設計方案、擬定合同、創作各類內容（涵蓋軟件編寫），這些成果隨後被巧妙融入銷售至全球各地的製成品與服務之中。截至2023年3月，印度的GCC數量佔全球GCC總量的一半，麾下僱傭多達166萬印度員工，年營業收入高達460億美元。

資料圖：印媒

新冠疫情大流行致使人們的工作模式發生變革，加之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讓印度各行業專業人才有能力提供範疇更廣的遠程服務，不侷限於諮詢與遠程醫療，甚至延伸至瑜伽教學等領域。當服務實現虛擬化後，服務提供者與客户之間物理距離相距十英里還是一萬英里，已無關緊要。一位身處海得拉巴的印度顧問，現今可代表一個幾乎遍佈全球各大洲的員工團隊，為西雅圖的客户進行演示，其不但接受過優質教育、英語表達流暢，且所收取的服務費用僅相當於美國同行的四分之一。

事實上，印度製造業也在這些變革浪潮中斬獲了一定益處，尤其在那些工程、創新、設計要素優先於單純製造流程的領域表現較為突出。

舉例來講，欽奈的阿格尼庫爾公司（Agnikul）專注於小型衞星發射項目，在工廠內3D打印定製火箭，將傳統制造供應鏈全然摒棄。還有一家名為蒂爾菲（Tilfi）的公司，通過自營網站把手工編織的巴拿拉西真絲紗麗（Banarasisilksarees）推向全球市場，並且聘請專業設計師為傳統手藝人精心打造新穎樣式，而這反過來也有力激發了這些手藝人持續創新的熱情與動力。

毋庸置疑，印度應當善用自身長處——數百萬具備高技能、創造力且接受過良好教育，還精通英語的勞動力羣體。然而遺憾的是，即便印度每年有150萬工程專業畢業生，卻依舊深陷高素質勞動力匱乏的困境。事實上，印度國內僅有為數不多的院校，其教育質量能夠企及全球能力中心（GCC）或阿格尼庫爾（Agnikul）這類公司所設定的標準。按照職業技能評估公司維博思（Wheebox）的估算，近乎半數的畢業生難以勝任工作崗位要求。

事實上，這批畢業生裏有相當一部分僅需接受少量補習教育，便能順利跟上學習進程。但就眾多印度學生的狀況而言，教育資源匱乏問題相當棘手。

雖説幾乎全體印度兒童都能獲得入學就讀的機會，可一旦升入三年級，達到二年級閲讀能力水平的學生佔比還不到四分之一。那些學習進度滯後的學生在後續學習中愈發難以追趕，繼續留校學習的意義也隨之降低，致使越來越多孩子選擇中途退學，轉而從事低技能類工作。也正因如此，當前印度農業勞動力的比例持續上升，這與全球其他經濟迅速增長國家的發展走向全然相悖。可以説，印度當下正遭遇一場嚴峻就業危機。

因而，印度在着力開拓由創新引領的高科技產業之餘，還需創造出更多契合現有勞動力技能層級的就業崗位。同時，印度務必在短期、長期內提升教育水準以及職業技能培訓，保障工人能夠契合未來工作所需。政府在推進改革進程中需留意到，應對這兩大挑戰的舉措實則彼此關聯。

例如一項研究顯示，若政府運營的託兒所聘用一名兼職工作者，可能是一位接受過高中教育的母親，那麼兒童的學習成效便會顯著提升。當下，印度有超100萬家此類日託機構，這便意味着或許會有100多萬名工人邁向長期穩定就業之路。

同樣，通過財政支出資金支持職業教育與學徒培訓項目，能夠助力學生順利跨越就業門檻，將數百萬潛在勞動力轉化為具有生產力的工人。醫療護理人員、管道工、木匠和電工等職業的需求一直旺盛。

資料圖：印媒

五、未來發展

倘若能夠將扶持企業的改革舉措，尤其是聚焦於服裝、酒店以及旅遊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裏的中小企業改革，與之進行有機整合，那麼印度便有希望為更多民眾拓展就業渠道。不過，這一目標的達成需要有精心謀劃、周全佈局的改革規劃作為支撐，而改革進程中所需的部分資金，可以考慮通過對之前承諾給予大型製造商的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補貼予以重新調配來獲取。

從長遠視角審視，擴增兒童保育、教育以及醫療等機構的數量，並同步提升其質量水準，是深度挖掘印度最為關鍵資產——人口潛力的唯一有效路徑。當前，這些領域的公共支出處於較低水平，而這恰恰應當被視作難得的發展契機，畢竟這意味着這些領域藴含着極為可觀的增長潛能。

印度還可憑藉規模龐大的海外僑民所藴含的力量，創建新型高等教育院校與研究機構，擴大高技能人才培育規模。當民眾掌握了適配技能，並與以創新為導向的機制規劃深度交融、協同運作，企業便能在那些看似最不具可能性的地域、領域成功創造就業崗位。畢竟，印度的軟件產業並非依靠政府推動才得以發展起來的。

保護主義的逐漸升温是否會對這條發展道路形成阻礙？未必。

高端服務出口若採用虛擬交付形式，基本上不受地理國界的制約。不僅如此，發達國家同樣也在全球範疇內開展類似服務出口，例如美國的管理顧問以及風險投資家等。這或許意味着，在這些特定領域當中，保護主義的影響力已有所降低。再者，鑑於發達國家正面臨人口老齡化挑戰，這些國家能夠從印度提供的遠程醫療服務當中獲取諸多益處，對於其減少對外籍醫生、護士的需求有着積極助力。

歸根結底，倘若印度能夠規避走上與中國雷同的發展路徑，這將會給全球帶來“積極正向”效應。一個經濟增速更為迅猛的印度將具備更強購買力，可以從其他國家購入更多商品；同時，憑藉高附加值服務業驅動經濟增長，印度也能夠削減其在環境、氣候方面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印度的確存在避免陷入“未富先老”困境的契機，但這絕非易事，關鍵在於頂層發展理念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