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對加沙，特朗普真正想的是什麼
guancha
編者按：繼1月25日發表“清空加沙”的驚人之語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決巴以問題的計劃又“加碼”升級，給出了更清晰的“路線圖”。
當地時間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宮與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隨後舉行新聞發佈會。在答記者問時，特朗普重申將“清空”加沙，埃及和約旦必須接收巴勒斯坦人；更聲稱美國將接管加沙地帶，並重新開發該地區；他認為，美國可以長期擁有加沙。
特朗普還表示，為填補加沙地帶的“安全真空”，不排除向該地派遣美軍。至於未來誰會居住在加沙，他認為，加沙可以成為“世界人民”的家園。
此外，就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地區的主權問題，特朗普表示，美國可能會在未來四周內公佈立場。
這個大膽且狂妄的計劃，會在阿拉伯地區掀起多大風浪，巴以問題會迎來怎樣的變局？而特朗普的“司馬昭之心”，是否人人皆知？
當地時間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宮會見內塔尼亞胡。 X
【文/劉燕婷】
繼宣傳以哈停火是“自己的功勞”後，特朗普又在1月25日語出驚人，稱自己正準備“清空”加沙，原因也非常直接：加沙已經成為拆卸現場、幾乎所有東西都被摧毀，“所以我想與一些阿拉伯國家合作，在不同地方建造住屋，這樣他們也許可以暫時過上和平生活。”
而被點名對象，首先就是鄰近加沙的約旦與埃及。特朗普表示已經要求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接收更多巴勒斯坦人，“我説希望你能承擔更多，因為我現在看到整個加沙地帶一片混亂”，接着又稱會與埃及總統塞西持續溝通，“我希望埃及能帶走一些人”。
而關於“清空”本身，特朗普表示可以是臨時性質、也可以是長期，總之在這位美國總統看來，這種作法有助解決反覆發生的以色列-加沙衝突，“我們把這一切清理乾淨，你知道，都結束了。”
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計劃 央視新聞
相關説法也在以色列引發迴響，例如財政部長史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就對計劃表示歡迎，畢竟這位極右政客早在2023年11月就公開要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自願移民”到其他國家，因為以色列將“不接受加沙作為獨立實體存在”。
但阿拉伯相關方就不怎麼買單。例如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人阿巴斯辦公室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不會放棄他們的土地和聖地”；哈馬斯政治局官員也稱，“巴勒斯坦人不會接受任何提議或解決方案，即使這些提議看起來像是打着重建的幌子，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建議”；阿拉伯聯盟也表示拒絕，“強迫性的流離失所和驅逐人民離開他們的土地只能被稱為種族清洗”。
被點名的約旦、埃及當然更加反對。約旦外交部長薩法迪（Ayman Safadi）便稱，“我們堅決反對會造成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的情況。約旦是約旦人的，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埃及外交部也表示，反對任何侵犯巴勒斯坦人不可剝奪權利的行為，“不論是通過定居或吞併土地，或是通過強制流離失所、鼓勵遷移或將巴勒斯坦人從其土地上趕出，無論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
顯然，特朗普的計劃不那麼容易執行，但從他前一任期的作風來看，這種提議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以色列的“重返”呼聲
回顧過去，特朗普當然不是第一個提議“清空加沙”的政治人物，甚至歷史上也早有類似先例，例如1948年開始的“納克巴”（Nakba）、1967年開始的“納克薩”（Naksa），前者導致超過75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後者迫使超過28萬名巴勒斯坦人從加沙、西岸逃往埃及與約旦。
這些事件無疑是當今以色列的立國基礎，也是巴勒斯坦民族敍事的傷痕所在，“鑰匙”則因此成為阿拉伯文藝創作的重要符號，隱喻民族雖然流離失所卻仍心繫故居，即便許多地方已被以色列定居點吞噬。
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引爆戰爭後，巴以再度出現“鏡像”的敍事反應：由於以軍鐵蹄首先攻入北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只能倉皇南逃，“納克巴2.0”於是成為同情巴勒斯坦方的輿論話題；但在復仇心切的以色列右翼社羣內，“重返”加沙的呼聲也是日益高漲，所以才有今日特朗普的“清空”加沙主張。
當然，重返加沙一説也不是毫無歷史基礎。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成功佔領加沙地帶，並在1970年開始設立第一個定居點，接着持續擴張規模與人口，到了2001年已有近7000人。不過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後，以色列總理沙龍為緩解國際壓力、安撫巴勒斯坦，在2003年提議撤出加沙。可想而知，這個提議受到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以色列左翼的熱烈歡迎，卻被沙龍所屬的利庫德集團嚴重反對，時任財政部長內塔尼亞胡就是其中一員。
但即便反對聲浪高漲，沙龍還是在2005年闖關成功：以色列國會在該年2月批准《脱離接觸計劃實施法》，撤離工作於是在8月陸續開展，並在9月正式完成。
從結果來看，以色列一共拆除21個加沙定居點、重新安置8000多名猶太定居者，以色列軍隊也為此撤出加沙，開始沿着邊境重新部署。但回顧整個過程，撤出加沙始終沒能成為以方內部的壓倒性共識，除了部分定居者反覆抵制、2名以極右人士憤而自焚外，內塔尼亞胡也因此辭去沙龍政府職務，表達強烈抗議。
多年來，隨着以色列定居點持續滲透約旦河西岸，“重返加沙”的呼聲也不斷獲得能量。當然，在整個以色列政治光譜中，“重返加沙”還是相對邊緣的主張，但2023年10月“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爆發，無疑是為“重返加沙”創造政治情境，讓這個選項成了右翼眼中的“一勞永逸”。
2023年11月，以色列右翼社羣開始發起各種“重返家園”活動，呼籲驅逐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重建定居點，部分活動甚至有利庫德集團人物參與，例如議員塔莉·戈特利夫（Tally Gotliv）就在一次活動上高喊，“立刻在加沙北部建造隔離牆和塔樓”。
2024年1月28日，以色列右翼召開“定居帶來安全”（התיישבות מביאה ביטחון）會議，這次包括極右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在內，共有11名政府部長和15名執政聯盟的議員到場，討論在加沙建立新定居點、驅逐巴勒斯坦人，與會人數超過5000人，其中有不少是十幾歲的青少年。
2024年2月下旬，以色列定居者組織納查拉（Nachala）發起行動，支持民眾非法突破加沙北部與以色列之間的埃雷茲邊境口岸、就地搭建新定居點，不過活動因為以色列軍警取締而告終。10月20日至21日，納查拉和其他右翼團體在加沙邊境舉辦“準備解決加沙問題”活動，參與者可以搭建棚屋觀賞以軍轟炸加沙的場景，納查拉創始人丹妮拉·韋斯 （Daniella Weiss）開心地表示“加沙阿拉伯人失去了居住的權利”，一位與會者則在回答媒體詢問“那加沙巴勒斯坦人怎麼辦”時，直接表示“我們應該殺死他們，把他們一個不剩地殺掉。”
資料圖：納查拉創始人丹妮拉·韋斯 （Daniella Weiss）
當然，以色列內部對這些聲音也不是毫無批評。
例如以色列左翼媒體《國土報》（Haaretz）就撰文指出，重新安置加沙巴勒斯坦人等同強制遷移，是以上帝之名進行種族清洗。許多人質家屬更是強烈抨擊“定居帶來安全”等活動，認為這不只會阻礙人質獲釋，更是在重複歐洲過去對猶太人的集體驅逐，例如人質羅米·戈南的母親梅拉夫·萊舍姆-戈南就批評，“這不就是歐洲對我們做的嗎？我們説我們要做更好的人，但我們正準備對其他民族做同樣的事情”。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和西蒙·佩雷斯的顧問阿隆·平卡斯（Alon Pinkas）也撰文感嘆，“這不是作為‘創業之國’的以色列、這不是獲得13項諾貝爾獎的以色列、這不是自由民主的以色列。”
甚至就連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多次強調以色列不準備統治戰後加沙、不打算重建加沙定居點。當然，內塔尼亞胡考量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艱難處境，而是達成這一目標需要的極高成本，不過有鑑於定居者是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重要支持者，如果“重返”呼聲持續喧囂，這位政壇九命怪貓未必不會考慮軟化立場。
埃及與約旦為什麼反對
不過內塔尼亞胡之所以遲疑，如前所述，是因為“清空”加沙相當不易，除了以色列內部的輿論批評外，更關鍵的是周遭阿拉伯國家拒絕配合，尤其是約旦與埃及。
2023年10月13日，也就是“阿克薩洪水行動”後6天，以色列情報部起草了長達10頁的“關於加沙平民人口的政策選擇”（Options for a policy regarding Gaza’s civilian population）文件，提出A、B、C三種戰後方案：
“方案A”是恢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加沙的統治權，但文件認為這種作法無法有效阻止襲擊，也無法保障以色列安全，是風險最大的選擇；
“方案B”則是在加沙建立取代哈馬斯的新地方政權，但也被以“成效不彰”否決。
接着就是“方案C”：將加沙地帶的230萬居民遷移至埃及西奈半島，並以安全區阻止巴勒斯坦人重返加沙。
文件指出，埃及有義務允許人口轉移，美國也應該向埃及施壓，迫使該國接收難民，但埃及也可再將難民轉移至土耳其、卡塔爾、沙特、阿聯酋等國，移民政策寬鬆的加拿大也是潛在考慮對象。文件最後評估，方案C是首選，因為人口遷移最符合以色列安全，並且能產生積極且長期的戰略成果。
當然文件也提到，方案C在國際合法性方面可能相當複雜。各方的後續反應也可想而知，這份文件在10月下旬被泄露給媒體後，引發埃及的強烈反彈，不少聲音都批評這種作法等同於種族清洗。為此，內塔尼亞胡只能不斷淡化該文件的重要性，稱其只是作為假設的“概念性文件”，政府內部並沒有針對文件進行實質討論。
2025年1月19日，埃及拉法，在以哈停火期間，載有救援物資的卡車在埃及和加沙之間的拉法過境點附近等待。 路透
但即便如此，埃及還是把大規模接收巴勒斯坦難民劃為“紅線”，甚至不惜通過官員對外放話，表示如果以色列堅持越線，埃及有可能暫停1979年的和平條約，恢復兩國的敵對狀態。而開羅之所以拒不讓步，背後考量除了政治原因，還有現實的安全問題。
首先是政治原因：如果埃及真的大規模接收難民，就等於變相協助以色列清空加沙、促成“納克巴2.0”。雖説近年來阿拉伯國家普遍拋棄巴勒斯坦抵抗事業，並用各種空泛陳詞掩護與以色列的私下互動，但在現實政治上，巴勒斯坦議題還是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最直接證據就是“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後，沙特立即停止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談判。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埃及當然也不會接以色列拋來的燙手山芋。
再來就是現實的安全問題：西奈始終是埃及直面威脅的第一前線。1967年六日戰爭後，西奈半島遭到以色列佔領，一直要到1973年贖罪日戰爭、1979年以埃簽署和平條約後，埃及才終於在1982年完全收復西奈。但即便失地迴歸，“威脅來自西奈”的恐懼還是存在。在內部政治上，埃及軍政府長期壓制穆兄會，但後者正好與哈馬斯存在聯繫，埃及始終擔憂哈馬斯會與穆兄會暗中勾結，在西奈建立新據點與武裝基地；在反恐作戰上，“伊斯蘭國”（ISIS）曾在西奈半島北部肆虐，背後不乏加沙武裝分子的暗中協助，埃及政府也一度為此頭痛。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比起引爆國內輿論不滿，埃及政府恐怕更擔心大量巴勒斯坦人湧入西奈，會令穆兄會與“ISIS”漁翁得利，並讓西奈成為某種襲擊以色列的新基地，導致開羅面臨尷尬兩難：如果不鎮壓武裝分子，就要直面以色列的軍事報復。而不管選哪一個，西奈都會成為加沙的事實延伸，從觀光勝地化為作戰前線，屆時不只影響民生，還可能干擾蘇伊士運河營運，衝擊埃及的經濟動脈。
2025年1月26日，在加沙地帶中部努賽賴特難民營，大量流離失所者希望返回加沙北部。新華社發（裏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攝）
類似擔憂，對已經收容200萬巴勒斯坦難民的約旦來説，當然更加刻骨銘心。1967年六日戰爭後，大量巴勒斯坦武裝隨着難民進入約旦，並將約旦國土當成攻擊以色列的據點，導致以色列的報復波及約旦城鎮；到了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已經成為約旦的“國中之國”，左派巴勒斯坦武裝甚至密謀推翻約旦的哈希姆王朝，忍無可忍的侯賽因國王在同年9月下令軍隊圍剿。
但衝突走向不完全掌握在約旦手中。當時巴勒斯坦武裝派系背後各有阿拉伯國家支持，約旦與巴解的戰爭最後引來敍利亞的軍事幹預，以及伊拉克、埃及的政治施壓，侯賽因國王只能在10月被迫同意停戰。一直要到1971年1月，約旦軍隊才再度發動攻勢，最後巴勒斯坦武裝不敵炮火紛紛撤離，約旦政府也開始針對官僚與軍隊進行清洗，大量巴勒斯坦裔約旦人因此失去工作，支持巴勒斯坦武裝的約旦媒體也被吊銷許可證，軍事衝突最後以政治肅清畫下句點，但這場衝突的影響遠在約旦之外。
1971年11月28日，在埃及參加阿拉伯聯盟峯會的約旦總理瓦斯菲·塔爾慘遭暗殺，犯案者正是由法塔赫成員組成的“黑色九月”組織，目的就是報復約旦驅逐；而失去主要行動基地的巴解則轉往黎巴嫩南部集結，再度把他國領土當成攻擊以色列的基地，結果當然還是引發以色列報復，最後黎南混亂不斷升級，成為引爆黎巴嫩15年內戰的導火線，且這場衝突同樣引來敍利亞等阿拉伯國家介入，伊朗更是趁機滲入黎南扶持黎巴嫩真主黨，成為來日“抵抗軸心”的重要支點。最後，黎巴嫩被內戰摧殘得千瘡百孔，巴解則又被驅逐到突尼斯。
無論如何，經歷與驅逐巴解的政治與軍事動盪後，約旦不只對支持巴勒斯坦意興闌珊，也連帶提防巴勒斯坦難民。1994年約旦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時，約旦就堅持加入防範大規模人口轉移的相關條款，例如條約第2.6條就規定，“在雙方控制範圍內，不應允許人員非自願流動，以致對任何一方的安全造成不利損害”；之後以色列時任總理沙龍也曾多次提議，將巴勒斯坦人大規模轉移到約旦，但後者的紅線還是分毫未動，直到今日。
特朗普在想什麼
顯然，不論是埃及還是約旦，不論是已經經歷還是未雨綢繆，兩國都預見到收容大量難民後的附帶風險。因此觀察兩國動作也能發現，從這一輪加沙戰爭開始，埃及與約旦就反覆強調不會大規模接收難民，而這種“敬謝不敏”的姿態，也不是近年才有。
迴歸巴以衝突根源，在“兩國方案”停滯的這些年，國際上也不乏所謂的“三國方案”提議，也就是直接推翻巴勒斯坦必須建國的前提，將約旦河西岸的控制權交給約旦、將加沙地帶的控制權交給埃及，兩國將各自授予地塊內的巴勒斯坦人本國公民身份，最後這片區域只有以色列、約旦、埃及三國矗立，而沒有所謂巴勒斯坦國。
2024年3月12日，美軍與約旦合作向加沙空投物資。 路透
這種方案既是對1949年到1967年局勢的再現，也是對巴勒斯坦分裂的再鞏固。基本上2007年哈馬斯將法塔赫逐出加沙後，所謂巴勒斯坦就已經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加沙由哈馬斯控制，約旦河西岸則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治理，雙方經歷大國的多次調解，但直到今日都無法實現統一。這種分裂現狀無疑是對“兩國方案”的巨大嘲諷：巴勒斯坦尚未建國成功，內部就已經裂解出兩國。
此外“三國方案”也是對問題責任的轉嫁外包。埃及與約旦既是最早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國家，也是以色列的事實鄰國，而在這個基礎上設計的“三國方案”，等於是讓兩國協助以色列壓制武裝衝突，將巴勒斯坦問題轉移到自己身上，留下以色列獨自美麗、享受安寧。
當然，這種明顯利好以色列的方案，無法被埃及與約旦順利接受。多年來，兩國內部雖有渴望獲得領土的聲音，卻都敵不過對“授予所有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的質疑，約旦政府的反彈尤其強烈，再加上近年以色列定居點已經大量滲透約旦河西岸，“三國方案”的現實基礎早已不復從前。
不過特朗普上台後，這種利好以色列的慣性明顯在其政策中毫不遮掩地發揚光大，不論是前次執政的“和平計劃”（Trump Peace Plan，又稱“世紀協議”），還是這次一上任就提出的“清空”加沙，特朗普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以色列量身打造“解決方案”，最終目的就是確保以色列安全、終結來自巴勒斯坦的威脅。
2019年6月16日，內塔尼亞胡在戈蘭高地北部克拉阿隆（Kela Alon）地區附近出席“特朗普高地”（Trump Heights）定居點的命名儀式，以此感謝特朗普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這處新定居點原名為布魯西姆，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目前約有10位居民。 IC Photo
在2020年1月公佈“和平計劃”構想前，特朗普已先行推進各種“為以色列正名”的前置作業：2017年12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2018年停止資助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2019年3月承認戈蘭高地屬於以色列、2019年11月放棄美國持續40年的既定立場，否認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不符合國際法。
最後，“和平計劃”直接揭露了特朗普的“理想願景”：巴勒斯坦將能建立一個“主權有限”的國家，首都設在東耶路撒冷郊區，但要在計劃實施4年後才能建成；以色列將控制“巴勒斯坦國”的邊界、領空、電磁頻譜、外交政策和安全；巴勒斯坦人必須解除加沙地帶所有武裝，包括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及其管轄下的所有團體，並且承認以色列是猶太國家；未經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國”不能試圖加入任何國際組織。這些標準都達到了，美國才會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但何謂“達到標準”，基本上由以色列和美國認定。
顯然，特朗普的“和平計劃”與聯合國版本的“兩國方案”相差甚遠，甚至可説是允許以色列推進併吞的煙霧彈，就算“巴勒斯坦國”日後真的成立，這種狀態也明顯不是正常國家，而是一塊被以色列宰制的殖民地。
不過這些質疑很快就回歸平靜，因為特朗普落選、內塔尼亞胡的執政夥伴甘茨反對併吞約旦河西岸，“和平計劃”最終在一片嘈雜聲中無疾而終。只是各方沒想到4年過後，特朗普還會轉而提出“清空加沙”。
在政治策略上，“清空加沙”可以算是“三國方案”的某種變體，企圖將巴勒斯坦問題外包給約旦、埃及分擔；但在核心目標上，“清空加沙”其實與“和平計劃”一脈相承，終極目的都是讓猶太人安然定居，同時阻止巴勒斯坦建國。
當然，從目前埃及與約旦的悍然拒絕來看，這次的“清空加沙”也可能會像上次“和平計劃”那樣，雖在全球引發不少討論，但無法在現實中推進任何一步。不過這種曾經邊緣的極右説法，如今卻被美國總統“頗為認真”地公然提出，無疑是對巴勒斯坦黯淡未來的殘酷映射：種族清洗或許無法徹底執行，種族壓迫卻是醜陋日常，被困其中的巴勒斯坦人不斷原地反撲，似乎只換來兩者差距的不斷縮減，而非建國幻夢的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