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匕首之刃,刀劍之鋒
guancha
【文/ 羅援】
蘇聯時期的戰鬥英雄奧斯特洛夫斯基撰寫的自傳體革命小説,告訴了我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由劉江波撰寫的《匕首之刃 李強傳》,告訴了我們“鋼鐵是怎樣淬火成鋒的”。
李強原名曾培洪,出身於江蘇常熟望族。因革命需要改名李強,意為意志堅強。在《李強傳》中,讚譽李強為“革命的匕首”。

所謂匕首者,乃匕之刃,刀之鋒,短小易藏,鋒利無比。或隱於袖,或藏於襟。猝然弒敵,近不可防。在敵我博弈的生死較量中,匕首是我黨的防身鋤奸之術,大隱隱於市,出鞘挾寒光。無處尋覓,又無處不在。不動則已,動則一劍封喉,至敵於死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匕首在,革命同志感到安全;有匕首在,叛徒特務則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

在我黨的情報羣英中,李強就是一位別具一格的傳奇英雄。他由學霸轉為紅色“殺手”,由紅色“殺手”轉為科學明星,由科學明星轉為紅色工匠,由紅色工匠轉為紅色儒商,由地上轉入地下,再由地下轉為地上,變幻於隱形與顯形之間,行走於刀尖與遊絲之上。
他的每一次華麗轉型,都“玩”得驚心動魄;他的每一次艱難選擇,都循的是“黨心至上”。黨的需要,就是個人的志向。只要黨有所需,他可以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只要黨有所求,他可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我們都説“共產黨員是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那我們就看看李強這樣的共產黨員,是怎樣聽任黨來搬的?
李強自幼聰穎好學,酷愛數學、擅長英語,讀過私塾,學過新學,這些都為其而後的情報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3年夏,李強以優異成績獲上海南洋路礦學校中學部的中、英文兩張畢業證書。本可憑英文證書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深造。但李強執意要留在國內救國圖強。

李強回憶五卅時期學生運動等革命歷史手稿。
正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的血雨腥風中,李強加入了革命行列,先是共青團員,後轉入中國共產黨員。他從事過軍事工作、青年工作、工人運動,每行每業都幹得有聲有色。
1926年9月上旬到10月下旬,為了應對反動軍閥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手無寸鐵的共產黨人必須掌握自己的“打狗棍”。於是,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交給李強一個艱鉅的任務,全力以赴研製炸藥,以備“作戰和破壞鐵路、橋樑、建築物”之用。
一個工科大學沒有畢業的青年學生,對化學知識僅僅是“粗知一些”,要在北洋軍閥嚴密控制下研製“危險品”談何容易!但是,既然是黨交代的任務,責無旁貸,李強毅然決然白手起家。
他到書店裏去購買了幾本英文版的製造炸藥的書,又在舊書攤上買了幾本兵工方面的參考資料,在化工儀器公司購買了製造炸藥的材料,按照教科書上的配方,終於研製成功屬於我們自己的炸藥。爾後,李強又利用各種渠道購買了手榴彈和槍支彈藥,為1927年3月22日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上海灘一片白色恐怖,共產黨員血流成河。在此危難關頭,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李強從老家常熟虎口脱險,毅然決然返回上海,尋找黨組織,也由此開始了他人生最精彩的華章。

國民黨的殘酷屠殺,迫使共產黨人開始了自衞行動。1927年5月,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在武漢成立了軍委特科,下設保衞股(股長李劍如)、特務股(股長李強)、情報股(股長董醒吾)和匪運股(股長鬍孑)。
鄧穎超同志曾稱李強為“第一特務”,即緣由於此,李強是中共中央第一個特別事務機構——軍委特科的特務股股長。如匕首之刃,是自衞或弒敵最先見血的關鍵崗位。初到武漢的李強,最緊迫的任務是“鋤奸”,即懲處共產黨的叛徒和國民黨奸細,人稱“打狗”。
這是關係到共產黨能否在武漢生存下去的頭等大事。李強最恨叛徒,因為叛徒非常危險,碰到叛徒,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殺我們,有敵無我,有我無敵。
叛徒熟悉共產黨的活動規律,熟悉共產黨人的行蹤軌跡。他們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出賣靈魂,起到公開的敵人起不到的作用,許多被叛徒出賣而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曾在黨內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他們的不幸犧牲給黨的事業帶來了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所以叛徒是鑽入我們營壘中最兇惡的敵人。

因此,李強他們對叛徒的懲治必須毫不留情,絕不手軟,要實行“紅色恐怖”。李強做了最壞的打算——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自己都必須也應該能夠做到,堅定信念,遵守紀律,保守秘密,永不叛黨。
李強作為這段血雨腥風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在他的口述和筆述回憶當中,詳盡地介紹了一些細節。
比如1927年5月在武漢成立軍委特科的經過及組織架構,以及軍委特科的一些業績。李強作為軍委特科特務股的骨幹成員參與了許多鋤奸行動。他之所以由一名書生演變為一名紅色“殺手”,完全是由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的屠殺政策造成的。
面對敵人令人髮指的暴行,李強的心無法平靜,他震驚、憤怒、沉重的喘息和壓抑着的悲憤使他義憤填膺,這個滿懷古道熱腸和嫉惡如仇的“書生”,逐步鍛鍊成為一名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的革命“鬥士”。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下轄四個科,即總務、情報、行動和交通科。交通科後改為無線電通訊科,李強任科長。
在此期間,李強還參與了營救我黨領導人羅亦農和澎湃、楊殷等人的行動,雖然這兩次營救行動沒有成功,但懲罰了出賣我黨領導人的叛徒。
“紅隊”隊員擊斃、擊傷了出賣羅亦農烈士的何家興、賀稚華夫婦。當黨中央得知出賣澎湃等四位領導人的叛徒是軍委秘書白鑫時,周恩來同志果斷下達了鋤奸令,在電光石火之間,“紅隊”隊員邵扶民將白鑫擊斃。至此,國民黨反動派只要聽到“特科”的名字,便聞風喪膽。
李強還詳細介紹了“龍潭三傑”是由張沈川、李克農、錢壯飛的“街道支部”發展成為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組成的“特別黨支部”,以及這個“特別黨支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的千鈞一髮之際,對黨做出的特殊貢獻。
李強多次説過,沒有錢壯飛,我們這些人都完了。黨的歷史也會重新改寫。“為此,我們都深深感激錢壯飛同志,沒有他的忠誠、機警和及時報告,我們的遭遇將不堪設想。”
李強還客觀、公正地評價了傳奇人物鮑君甫(楊登瀛)的功過是非,還原了一位真實的鮑君甫。

李強在“中央特科”的另一大功績,就是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在相關特科人員的參與下,製造了我黨第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建立了第一個無線電台,創辦了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第一次在香港實現了滬港跨域無線電通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共產黨人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戰友們的遺體又繼續戰鬥了。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各地黨的組織逐漸得到恢復,紅軍和農村根據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開天闢地第一次,共產黨有了自己的軍隊。但相對於國民黨軍隊旅以上各級指揮機構均已配備短波無線電台的優勢,各地紅軍和根據地的通信指揮手段卻嚴重落後。
除個別部隊配備電話外,大多仍以軍號為主,只能適用於戰術通訊,無法承擔全局性戰略戰役指揮聯絡的使命。
而此時中共中央遠在上海,同相距數千裏的各地紅軍和根據地的聯繫主要靠交通員傳送文件,既費時又不安全。這使中共中央意識到,必須儘快建立自己的無線電通信系統。
李強臨危受命。周恩來同志指示李強由他來研製收發報機、組織人員培訓和建立電台。
李強雖然上過大學,但當時他對無線電卻一竅不通。特別是國民黨特務對無線電設備檢查控制很嚴,一經查獲均施以重刑。而且書店也根本沒有與此相關的中文書籍。周恩來同志鼓勵李強:沒有中文的,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礎不錯,完全可以自學。
李強果然不負眾望,通過自學和從敵人管制較松的洋行裏購買無線電零部件,研製、組裝成我黨第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

中央特科電台訓練班舊址。1930年3月中共舉辦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李強任教員。第一期訓練班採取分散居住,登門教學的秘密方式進行
以後,他又與張沈川同志一起創辦了我黨第一個無線電培訓班,他負責機務教學,張沈川負責報務教學,為我黨培養了一批傑出的機要報務骨幹。
根據地下工作的需要,周恩來同志指示李強到香港建立秘密電台。1930年1月,香港台與上海台正式加密通報,在我們黨內首先成功地實現了無線電通信,這在我黨通信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革命。黨中央通過無線電波實現了對全黨的統一領導,及時指揮。

中共中央第一個秘密電台遺址延安西路420弄(原大西路福康裏)9號
凡此種種,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李強在我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上,功不可沒,是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奠基人和開創者之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又被捕叛變。白色恐怖籠罩着全上海,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李強必須迅速轉移到蘇聯避難。
這改變了李強的命運,他被迫結束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1931年6月李強離開上海到達蘇聯。11月,王明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到達莫斯科。他認為李強曾與顧順章有工作交集而不信任乃至排擠李強。李強忍辱負重,潛心科學研究。以六分之七的時間工作,也就是除了六天工作日,連星期天也搭上。

一年後,他完成了題為《發信菱形天線》的論文,在蘇聯無線電學界引起轟動,蘇聯政府以李強的名字命名其研究成果為“李強公式”。李強成為當時蘇聯最著名的七位無線電專家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李強因其重要的科研成果,在1955年6月召開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上被推選為技術科學部委員(1993年後改稱“院士”)併兼任中科院第一任電子研究所所長。

李強作為紅色科學家成績斐然。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強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國。到達延安後,黨組織決定讓他和王諍擔任軍工局副局長,由他主持全面工作,後任軍工局局長。

圖為我軍軍工史上自己製造的第一支步槍
李強團結、依靠全體職工,特別是劉鼎、沈鴻等專家,白手起家,奮發圖強,終於在1939年4月25日生產出陝甘寧邊區第一支七九式步槍(又名無名式馬步槍),邁出了從無到有的第一步。
據不完全統計,自1939年至1943年,延安軍工局生產各種槍支9758支,子彈220萬發,手榴彈58萬餘枚,擲彈筒1500門,擲彈筒彈19.8萬發,82迫擊炮彈3.8萬發,修理槍支逾萬支,修炮四門,製造地雷上千萬顆------
1944年5月,李強在陝甘寧邊區職工代表大會上被授予“特等勞動模範”榮譽稱號,毛澤東主席為他親筆題詞“堅持到底”。

李強作為紅色軍工專家和領導人成績斐然**。**
1944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李強兼任自然科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前身)第四任院長。
早在1939年5月中共中央就決定創辦自然科學研究院,同年底,改為自然科學院。李富春、徐特立、陳康白先後任院長。

李強作為紅色軍工專家和領導人成績斐然
李強接手後,強調“實事求是”、“學以致用”的辦學方針,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自然科學院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創造了一批邊區急需的科研成果,積累了寶貴的辦學經驗,探索出一條有別於國統區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獨特的科技教育之路,培養了一批又紅又專的人才。

這是李強拍攝的延安軍工廠工人自力更生土法上馬造槍造炮的情景
李強作為我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大學的領導人之一,作為紅色教育家成績斐然。
1940年春,周恩來同志在蘇聯療傷返回延安時,帶回一台蘇制廣播發射機。中共中央決定建立屬於自己的廣播電台。由中央軍委三局承擔建台任務,由軍工局負責設備安裝及維修任務。

於是,李強又投入到我黨廣播事業的籌建過程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菱形天線原理和長期積累的實踐功底,用他自己的説法就是“一隻大三腳貓”本領,即什麼都通曉一點的特長,攻關克難,解決了許多技術難點,為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特別是開國大典的盛況傳遍全世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9年10月,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為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李強任局長兼郵電部無線電總局局長和電信總局局長。

李強作為我黨廣播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成績斐然。
李強最大的跨界和轉型來自於毛澤東主席的一句話。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一天,毛主席在中國駐蘇聯使館遇到李強,就問他是否可以改行搞貿易。
沒想到這麼一問,改變了李強的人生軌跡。1952年8月,李強被任命為對外貿易部副部長。1953年2月,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館商務參贊,從此開始了長達29年的外貿生涯。

期間,李強參與了蘇聯援華項目156項的談判和落實,這個“156項”為主的蘇聯援華建設項目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核心,不僅填補了中國工業空白,使經濟在短短三年內就恢復和超過了戰前水平,還對規劃佈局和建設門類齊全、完整高效的工業和國防工業全產業鏈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蘇關係開始惡化。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將1957年10月雙方協定的由蘇聯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的規定推遲兩年。中國人民永遠記住了這個屈辱的日子。
為了爭口氣,中國科學家把研製原子彈的工程稱之為“596工程”。

1961年4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會見外貿部部長葉季壯和副部長李強率領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赫魯曉夫左側為李強
就在蘇共中央“6.20”函件發出僅十幾天,周恩來總理就在廬山向有關部門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陳毅元帥接着説: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李強為了支持“596工程”,竭盡了全力。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李強帶領有關人員開始清理蘇聯撕毀合同帶來的損失,經過調研摸查,欠債大約23億盧布。毛主席、周總理指示,“爭取明年還清這個債。”李強參與了這項任務,他感慨地説:“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的,它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服的精神。”
中蘇關係破裂逼迫中國外貿出現轉折性變化,中共中央提出由東向西轉移方針,力求突破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封鎖。
在李強主持下,中國先後與40多個西方國家簽署了貿易協定,他還親率中國貿易代表團出訪了20多個國家,接待了前來中國訪問和洽談業務的外國幾十個工商界代表團。

1973年,經周總理建議,擔任副部長長達21年的李強被任命為外貿部部長。
“文化大革命”動亂高潮期間,“四人幫”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給外貿部扣上了“洋奴”“買辦”“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等一大堆帽子。
李強帶領外貿戰線幹部職工與“四人幫”展開了堅決鬥爭。並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穩步對外開放。
中美貿易額從1954年的零起步,到建交之年的1979年達到24億美元。到1981年,中美貿易額已近59億美元,為本世紀兩國每年五六千億美元的巨大貿易規模打下了基礎。
李強參與了中美貿易的破冰之旅,參與了蘇聯援華項目的“156項”,無疑是他外貿生涯的巔峯。

1970年12月,李強在胡志明小道途中
李強作為我國外貿事業的領導者和奠基人之一成績斐然。
李強同志去世後,中共中央對他曾有一段特別的評價:李強同志“不僅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是我黨的一位難得的複合人才”。
李強豐富多彩的人生戴有許多耀眼的光環,但所有的光環都聚焦於四個大字——“共產黨員”。

他的一生也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不辱使命。他的一生承負多種使命,這些使命對於黨來説,都是急難險重的燃眉之急;這些使命對於李強來説,則往往是完全陌生的領域。
但是,只要黨需要,李強就義無反顧,毫無怨言,埋頭苦幹,不勝不休。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正如毛澤東主席讚揚他的“堅持到底”。
他就是有這麼一股韌勁、狠勁、鑽勁,像是黨的一把匕首,黨指向哪裏,他的血刃就投向哪裏。衝鋒陷陣,無所畏懼、劍鋒指處,所向披靡,刀刀見紅,無往不勝。

陳雲同志曾經評價:“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鬥堡壘”。
確實如此,中央特科湧現了一大批無名英雄,“龍潭三傑”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陳賡、李強、陳養山、張沈川、陳壽昌、譚忠餘等等,在“特科”的英雄面前沒有戰勝不了的敵人,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對黨忠誠,不拍犧牲,隱身弒敵,攻關克難,為黨無我,有我無敵。
這就是特科這個黨的戰鬥堡壘鑄就的匕首精神。我們現在多麼需要這種匕首精神啊!
——是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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