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勉：兩百多年前一場舞女表演，為何會演變成械鬥？

【文/ 徐冠勉】

1752年12月19日夜，巴達維亞（現印尼雅加達）以西約二十多公里處的一個糖業種植園舉辦了一場舞女（ronggeng）表演。在性別失衡的商品邊疆，這場演出算得上是一場盛會。為此，該種植園的華人勞工招呼鄰近糖業種植園的勞工共同觀看，並邀請其中頭人共享晚餐與茶水。但是，隨着演出的深入，盛會轉為一場械鬥，兩個種植園的勞工因不明原因相互持械鬥毆，最終造成數名勞工受傷，而主辦該場演出的種植園亦被打砸搶劫。

ronggeng是一種印尼爪哇的舞蹈，圖為一位ronggeng舞女 licensestorehouse.com

該案卷宗現存於海牙荷蘭東印度公司刑事檔案，內有一百多頁記載，包括約二十位當事人的口供以及前後數份調查報告。長期以來，這些內容瑣碎、字跡潦草的刑訊記錄並不為研究者們所關注。當面對這家世界上最早上市的跨國公司的龐大檔案時，研究者們通常會選擇首先關注它的全球貿易、資本網絡，它所促成的全球藝術、醫療、知識交流，以及它所參與的全球軍事與外交行動。

那麼，我們為何需要偏離主流研究，來關注發生在這個全球網絡的邊緣的一件關於舞女表演與勞工械鬥的事件？這樣一件看似非常地方性的事件，與學者們關心的東印度公司的全球網絡有何關聯？它又能否幫助我們從邊緣、底層出發，從被全球化異化的底層民眾的勞動與藝術出發，書寫一段不同於帝國精英視角的庶民的全球史？

思考這些問題，或許可以促使我們從新的角度進一步消融全球史與地方史之間的邊界，探討在一個特殊的種植園空間裏藝術、性別、勞工、族羣、資本主義這些議題之間複雜的糾纏，進而反思傳統全球史所建構的全球化的烏托邦，關注在這個過程中被邊緣化、異化的人羣所實際生活的異託邦。

一、舞女

首先可能會讓讀者們浮想聯翩的是這些在糖業種植園裏表演的舞女。表面看來，她們似乎是在一望無際的蔗田裏，以藍天綠野為舞台，翩翩起舞。但細究之，便會發現一個悖論，因為一望無際的蔗田並非綠野，而是資本主義商品邊疆擴張的現場，是資本將勞工與自然轉變為商品並榨取剩餘價值的場所。那麼為何在這樣的地點會有舞女起舞？

事實上，這樣一幕在十八世紀巴達維亞鄉村的糖業種植園中每年都會上演。據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殖民史料，舞女表演在種植園已成為儀式。每年三月份，為準備新的榨季，種植園需要搭砌糖灶、豎立蔗車，為此要動員大批勞工連續高強度作業。蔗車豎立後，便要舉行一系列儀式，包括由一位頭人將一隻白色母雞作為祭品放入蔗車碾壓，並有數天節慶，其間便有舞女表演。

該節慶甚至有一個專門的爪哇語名稱，即badarie batoe，意為“豎立石頭”（蔗車的主體是由兩大塊豎立的石磨組成的），或許可理解為種植園的巨石崇拜。榨季結束後，種植園還會安排另外一場舞女表演。這些表演不只是儀式性的，也是勞工們重要的娛樂。

加勒比安提瓜的糖業種植園 維基百科

但不能因此便認為，這些種植園裏的舞女表演與中國鄉村戲班演出無異，將其理解為傳統鄉村節慶的一環。巴達維亞鄉村的糖業邊疆並不傳統，它不是一個由小農家庭構成的亞洲鄉村社會，而是一個缺乏家庭結構且性別高度失衡的種植園社會。

在這裏，載歌載舞的舞女們並不是在參與一場傳統的爪哇鄉村節慶，而是在參與全球資本主義商品體系的擴張。她們的舞蹈、她們的性別和她們的身體都已深深融入了這個體系，而她們的表演甚至成了這個糖業邊疆的必需品，被荷蘭殖民者們污名化為巴達維亞糖業經濟的“必要的惡”。十九世紀的殖民者們更是將這些舞女理解為妓女，將她們的歌聲與舞蹈理解為一種低俗的娛樂。

到底誰是這些舞女？她們如何表演？又如何進入這個糖業經濟體系？這些問題涉及印尼藝術史的一個重要議題，即爪哇音樂與舞蹈中的 ronggeng 問題。

Ronggeng 一詞無法被準確翻譯，其詞源亦不可確考，大體可以將其理解為一位在數位樂器演奏者伴奏下亦歌亦舞的女性（本文簡稱其為“舞女”）。不同於東爪哇地區的宮廷舞女，ronggeng 舞女通常並不依附於宮廷，而是在鄉村、市井間遊走、表演、謀生，有時服務權貴獲取利益，有時又會為鄉村節慶表演。

在近代早期，她們在缺乏強大王朝國家的西爪哇地區尤其活躍，其中一個舞女文化中心是井裏汶。這種傳統在十五世紀爪哇伊斯蘭化之前便已存在，舞女們最初應該是作為爪哇地區稻穀女神的化身，負責在每年稻米耕作之前提供表演，以祈禱稻米豐收。

在伊斯蘭化之後，她們又與蘇菲神秘主義結合，進而延續這種舞蹈傳統。從現有史料來看，舞女們大多來自貧困家庭，需要接受一定的舞蹈、音樂訓練，才能成為職業的舞女。

由於不完全為宮廷所禁錮，舞女們有着一定的能動性為自己謀取利益。174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井裏汶的駐防官報道，馬辰（Banjarmasin）的一位王公派遣一位使臣到井裏汶，請求一個樂器（某種鑼鼓）與一位舞女，為此，該使臣帶來了半兩黃金與兩隻紅毛猩猩作為禮物。

經該駐防官協調，只有一位舞女願意過去，她表示願意到馬辰為該王公服務五個月，條件是80西班牙銀元酬金，並確保五個月後將她送回井裏汶。馬辰位於南婆羅洲，是當時東南亞胡椒貿易的一箇中心，也是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外交爭奪的重要對象。

目前看來，井裏汶舞女可能以特殊的身份參與了這場全球貿易、外交衝突。現存檔案中有一份1770年井裏汶蘇丹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信件，便討論了胡椒貿易問題，同時還請求荷蘭東印度公司幫助其獲取一組年輕且“面容俊俏”的井裏汶舞女。

在安提瓜糖業種植園工作的黑奴brewminate.com

另外，荷蘭殖民檔案不曾記載的是那些活躍於鄉村的舞女。由於缺乏鄉村本地檔案，我們無法確知殖民時期鄉村舞女到底如何活動，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西爪哇鄉村分佈着不少舞女墓地。

儘管鄉村舞女作為一個羣體已經在二十世紀印尼現代民族文化建構中，因其被污名化的身份而逐漸消失，但是至今仍然有村民維護、參拜這些舞女墓地。例如，筆者在2024年7月份便曾兩次走訪了位於井裏汶西部村莊邊緣的一個舞女墓地。

該墓地地處稻田之間，墓地入口標識為“舞女娘祖”（Buyut Nyai Ronggeng），裏面有兩個建築，分別為禮拜堂與墓室。墓室裏面有兩座墓，一座為一位舞女的，據稱是生活在滿者伯夷時期（十三至十五世紀），另外一座是某位男性的，但是村民強調這位男性不是舞女的丈夫。當地村民一直看護該墓，並每週四晚上（伊斯蘭曆週五）參拜。

那麼作為稻穀女神的舞女又是怎麼進入巴達維亞郊區蔗田的呢？首先井裏汶地區本身就有蔗糖生產。根據十八世紀初的兩份合同，上述舞女墓地所在區域就有大片土地被一位井裏汶王公租給井裏汶華人甲必丹，用於設立擁有兩三個糖廍與兩百頭水牛的種植園產業。在十八世紀，該地也是巴達維亞糖業邊疆的重要勞工供給區，每年都有大批井裏汶村民背井離鄉去巴達維亞鄉村糖業種植園工作。

因此，我們可以想象，伴隨糖業邊疆的擴張與鄉村人口的流動，井裏汶鄉村的舞女文化也進入了蔗田。原來為村民在稻田演出的舞女，開始為蔗田裏面的勞工起舞。

二、械鬥

但是，蔗田不是稻田，巴達維亞糖業種植園的社會結構與井裏汶鄉村截然不同。不同於作為家鄉的傳統鄉村，巴達維亞糖業種植園是一個無家之鄉。這裏主要容納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單身男性勞工，他們來此不是為了安家，而是為了賺取工資。

以1752年12月19日夜那次械鬥為例，主辦方參與械鬥的主要是華人。不同於從事海洋貿易的南洋華商，在巴達維亞鄉村有着大批華人，從華南而來成為糖業種植園勞工。他們在此主要佔據着管理層與熟練工人角色，工資高於當地勞工。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這批華人會在這場舞女表演中作為主辦方出現。

可是，這並不意味着華人已在此過上富足、安定的生活。他們更多是苟活於一個動盪不安、充滿暴力的邊疆社會。

這羣華人服務的直落納迦（Teluknaga）種植園位於丹格朗（Tangerang）區域。今天這是印尼的門户，就在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周邊，但在近代早期，這是一個偏遠的糖業邊疆。在十七世紀，它一度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萬丹蘇丹國爭奪的交界地區。1684年萬丹將其割讓給公司後，便成了巴達維亞糖業擴張的邊疆，並在十八世紀發展為爪哇蔗糖主產區。

糖業邊疆的擴張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族羣與階級矛盾。1740年的紅溪慘案就是這些矛盾集中爆發的一個結果。當時巴達維亞郊區的華人形成了一個個以糖業種植園為核心的武裝據點，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丹格朗地區則是這場武裝起義的重要根據地，直落納迦種植園也名列荷蘭軍事行動名單，是該地區六大華人反抗據點之一。

1740年10月，荷屬東印度當局認為當地華人威脅到了自己的殖民統治，在爪哇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大規模屠殺華人。圖中描繪了慘案期間對華人關押者的處決 維基百科

與1740年紅溪慘案相比，1752年的這次械鬥事件可能微不足道，但它所留下的豐富史料為我們揭露了一些深層、複雜的矛盾。大體而言，械鬥之前這兩個種植園之間已存在糾葛。

其中主辦舞女表演的種植園屬於巴達維亞華人甲必丹王應使（Ong Eengsaij），但種植園土地屬於一位已故東印度公司高級官員的遺孀瑪利亞（Maria Herega）。王應使在事發前約兩年（1750年底或1751年初）於瑪利亞處租得這塊土地，以及土地上包括糖廍在內的所有附屬房屋、設備。但1750年底，瑪利亞又將另外一個糖業種植園的設備轉移到直落納迦，建立一個新的種植園。這就埋下了衝突的伏筆。

為開拓這個新的種植園，瑪利亞聘用了一位土生基督教徒沙龍為賬簿書記，一位華人西姆為廍爹（potia，種植園管理者），僱用了六十位勞工，並侵佔了原已租賃給王應使的土地，包括將一塊放養水牛的草地開墾為蔗田。

此外，瑪利亞的手下還阻止王應使種植園的幾位爪哇勞工修復他們的房屋，迫使他們遷移，進而侵佔遺留下來的房屋與土地。瑪利亞甚至親赴現場，指令她的勞工們將王應使種植園廍爹的四頭豬殺死，投入河中。

我們無法完全確定這些供詞是否完全屬實，也不能斷言上述糾紛均為瑪利亞單方過錯。不過從中可以看出，在這個糖業邊疆存在很多摩擦。這些摩擦正如羅安清在《摩擦：全球連接的民族誌》（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一書中提到的，是全球化在這些資本主義“資源邊疆”的必然呈現。

可以説，十八世紀發生在巴達維亞鄉村的這些糾紛，很大程度上預演了人類學家們在當代印尼種植園與礦場的觀察。這些糾紛的源頭並不是兩個當地村莊之間的世仇，而是在種植園主利益驅使下，兩羣素未謀面，且不定居於此、分屬不同族羣的種植園勞工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不斷累積的矛盾。

描繪1823年英國殖民地 Demerara-Essequibo（今圭亞那）黑奴與殖民者軍隊鬥爭的畫 維基百科

12月19日夜的舞女表演不幸成為矛盾的爆發點。儘管各方供詞齟齬，但大致可以確定的是，當天下午四點時候，從城裏坐舢板船回來的沙龍剛一到岸，便碰到王應使種植園的廍爹，後者邀請他去觀看當晚的舞女表演。該消息很快在瑪利亞的種植園內傳開。

晚上八點鐘左右，沙龍帶着手下大約三十名勞工前去觀看，其中不少人都攜帶武器，似乎有意赴一場鴻門宴。到達現場後，沙龍走入了王應使廍爹的房屋，發現裏面的華人正在用餐，並邀請他共進晚餐，但沙龍婉拒。不過，沙龍可能還是坐下來和華人們一起喝了一杯茶。

沙龍的隨從們則直接去觀看舞女表演，其中幾位還走近了舞台附近的賭桌，圍觀賭錢。此後不久，衝突爆發，雙方持械互鬥，各有傷害，最後王應使種植園財物被搶。

關於械鬥的起因，雙方各執一詞。沙龍的手下聲稱是源於賭博時雙方言辭衝突；王應使廍爹則否認賭博存在，堅稱種植園內部不允許賭錢，當晚沒有賭博，只有舞女表演。

讓事態更加複雜的是，荷蘭司法當局調查發現，沙龍手下參與械鬥的並非華人或爪哇勞工，而是一批奴隸，其中包括不少逃匿奴隸。

不同於大西洋的奴隸制種植園，巴達維亞鄉村的種植園建立在一個高度貨幣化的勞動力市場上，依靠僱傭勞工維持日常運作。僱傭缺乏議價能力的逃匿奴隸，便成為種植園主控制勞工成本的一個重要手段。

這批被捕的逃匿奴隸一共四人，均是二三十歲青壯年男性。其中有兩人來自蘇拉威西，一人來自帝汶，一人來自印度西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通過公司的全球貿易網絡，他們被販賣到了巴達維亞三個奴隸主家庭。之後，他們選擇了逃亡。

從他們的供詞來看，巴達維亞的糖業邊疆已成為奴隸逃亡的重要目的地，並已形成複雜的逃亡路線。被瑪利亞的種植園僱用後，一位華人工頭信誓旦旦地和他們説：“在這裏不需要害怕，沒有人敢對你做什麼，我現在就給你一把砍刀，以及其他你需要的東西。”

三、異託邦

經過近一年半偵辦，公司司法機構最終於1754年6月15日宣判此案，被告只有這四位逃亡奴隸。他們被判處鞭刑，外加帶銬服勞役五年，之後被流放。

為何一場在舞女表演時爆發的大規模械鬥，最終卻只有這四位逃亡奴隸領刑？這樣一件最終以四位逃亡奴隸頂罪的械鬥案和我們要討論的全球史又有何關係？

這需要重新思考東印度公司以及東印度公司背後的全球史。不同於傳統認知中的那個開放、自信、進取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我們在龐大的公司檔案中讀到的更多是一個個狹隘、惶恐、保守的公司官僚。

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是一家現代航運公司，而是一個有着壟斷特權的殖民帝國.它並不擅長通過自由貿易獲取利潤，而更傾向於訴諸武力與強權。在實際運行中，它亦非無差別地促進全球化，而是積極切斷競爭對手的全球聯繫，以此維持它在全球貿易中的壟斷地位。

它所用於參與全球貿易的商品亦非完全通過自由貿易獲取，而依賴於複雜的權力運作。其中最典型的個案便是香料貿易：公司通過戰爭、不平等條約控制東南亞香料產出，然後在全球市場高價出售香料，獲取暴利。

同樣的重商主義思維被貫徹到了巴達維亞糖業，公司在此扮演着雙重角色。其一，它是一個壟斷性商人，可隨時出台法令限制私人貿易，管控糖價，然後再將收購到的蔗糖高價轉賣到阿姆斯特丹、波斯灣、印度與日本等地；其二，它是一個殖民政府，通過一整套政治制度維繫這個糖業邊疆的社會秩序，防止勞工暴動。

種植園舞女表演時所引發的械鬥戳中了這種雙重角色的內在矛盾。公司管理者們既要壟斷貿易，又要武力佔領一個能夠提供壟斷貿易所需商品的殖民地，還要保證這個高度不平等的殖民地社會的穩定、和諧與繁榮，最後還要兼顧股東的收益和自己的私利。

要同時實現這些目標，就需要不斷從種植園勞工那裏榨取儘可能多的剩餘價值，同時又要防止這羣性別失衡的、躁動的單身勞工暴動。在此背景下，蔗田裏的舞女，因為她們對於男性勞工不可否認的吸引力，便成為公司管理層關注的問題。

公司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令，試圖規範舞女能否跳舞、怎麼跳舞、在什麼場合跳舞、誰可以看跳舞、誰可以從中獲利甚至如何規訓舞女。這些法令一方面極力預防舞女跳舞所可能引爆的社會矛盾，但是同時又為舞女表演網開一面，因為舞女被認為是吸引男性勞工到種植園邊疆工作的“必要的惡”，同時還是維持爪哇鄉村社會穩定的一個傳統習俗。

為此，東印度公司不斷調整舞女法令，從1706年的嚴禁（規定沒收舞女首飾並罰款），到1751年的部分解禁、開始徵税，到1752年修改舞女税率，到1754年再次收緊，再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更加細化的規範（規定如何領證表演、何時表演、在什麼場合表演等等），最後到1809年出台了在井裏汶建設三所模範舞女學校的管理規定。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碼頭和倉庫 worldhistory.org

這次械鬥案恰恰發生在一個重要的政策轉折期。該案事發一年前，東印度公司於1751年12月11日頒佈了一則新的法令，承認完全禁止舞女表演不可能，故選擇一箇中間路線，通過税收與條例來規範舞女表演。條例規定城內與近郊仍然嚴禁，遠郊與鄉村可以，但表演必須在室內，閉門表演每場收税一銀元，開門則每場五銀元。

不過，所有這些都不適用於奴隸。法令第十五條規定，奴隸不能進入舞女表演場合。因為舞女對於奴隸們而言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於他們會偷竊主人財物去看錶演，甚至僅僅是“為了看舞女一眼”。

但是，這些法令很難管轄到糖業種植園。公司所擁有的治安力量非常有限，糖業邊疆是一個法外之地。在那裏何時舉辦、如何舉辦、誰來觀看舞女表演完全超出了公司的控制。更何況這些地方本來就是大批逃亡奴隸的避難所，在這裏他們至少實現了不受公司限制觀看舞女表演的自由。

1752年底的這次械鬥事件將這一切暴露在公司高層面前。1754年，該案結案後不久，公司便出台一個新的舞女條例，決定不分城鄉，全面禁舞，違者每場罰款一百銀元。

對作為奴隸主的公司高層而言，很少有事務會比防止自己身邊奴隸犯罪與逃亡更重要。但是，公司並沒有能力在種植園禁舞，蔗田裏的舞女是個公開的秘密，被十八世紀後期的出版物反覆提及。到了十九世紀初，公司不得不特許種植園內部舞女表演，將其明確定義為糖業經濟必要的惡。

全球史可能存在兩條非常不一樣的研究路徑，一條是正面讚頌全球化，關注能夠在全球化中獲得社會流動性的精英人物以及他們的全球網絡；另外一條是反思全球化，關注在全球化中失去社會流動性的邊緣人羣以及他們生活的邊緣空間。前者所呈現的也許會是一個符合新自由主義理想的全球化的烏托邦，後者也許比較符合福柯提出的異託邦概念。

這個被異化的、與傳統亞洲鄉村社會截然不同的種植園社會可能就是那樣一個異託邦，只是它不是福柯所理解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異託邦，而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異託邦。這個異託邦讓我們看到傳統全球史中容易忽略的一些問題，看到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被污名化的勞工、藝術與性。

這裏的勞工非常全球化，有來自華南的華人移民，來自爪哇鄉村的季節性農民工，還有來自蘇拉威西、帝汶、印度等地的奴隸。但是這種全球化並未讓他們受益，他們在此勞動，卻難以在此安家。他們在此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生產，卻無法在此實現自身的人口與文化再生產。舞女的表演或許承載了他們對於藝術、性與再生產的全部幻想。但是這種合理的幻想卻被殖民者理解為這個糖業經濟的必要的惡，而被污名化。

事實上，造成這場舞女表演期間械鬥的根本的惡，既非舞女，亦非逃亡奴隸，更非單身華人與爪哇勞工，而是東印度公司用暴力推動的不平等的全球化。作為一個異託邦，巴達維亞鄉村的糖業種植園就如同一面鏡子、一張底片，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洞悉這種惡，進而反思傳統全球史背後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