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通縮也能高增長”不現實？我們不妨回顧下20多年前
guancha
**編者按：**近幾年，國內外對於中國經濟是否陷入通縮的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而在去年9月舉辦的第六屆外灘金融峯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易綱坦言，“關於通脹和通縮，中、美、歐處於不同的週期之中。疫情期間，歐美出現了高通脹，而中國在過去五年中對抗的是通縮壓力。”
追溯歷史，中國曾多次經歷通縮，最近的一次出現在1998-2002年，當時中國面臨的經濟困境與當下存在不少相似之處。林毅夫教授在其新書《解讀中國經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民族復興之路》中回顧了當時國內通縮的表象、成因和政策應對思路。觀察者網節選刊載，以期數往知來。
【文/林毅夫】
通貨緊縮是物價水平不斷下降的一種經濟現象。中國從1998年開始到2002年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通貨緊縮。按照國外的經驗，通貨緊縮一般都伴隨着經濟的零增長或負增長，但是，中國在通貨緊縮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達到年均7.8%，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1953年至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與通脹狀況 圖源：張明宏觀金融研究
另外從能源的角度來看，產出不會憑空增加，隨着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的使用也應該增加，因為工業生產、貨物運輸等很多方面都需要能源的支撐，而中國的情形卻是從1997年開始連續三年能源消耗都在下降。在其他很多國家，只根據能源消耗情況就可以對經濟增長狀況做出判斷，就是因為從國外經濟增長的經驗來看這兩個變量是必然相關的。
因此在2000年前後，國外有一些學者開始懷疑中國官方公佈的經濟增長速度是虛假的。按照他們的研究，中國能夠有2%-3%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非常了不起了，絕對不可能有官方公佈的那麼高。
那麼究竟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是真實的，還是國外學者的研究是正確的？要對這一問題做出判斷，就必須先弄清楚通貨緊縮的形成機制，是否像國外學者所講的那樣，出現通貨緊縮就必然伴隨經濟的停滯。
資料圖：新華社
通貨緊縮的形成與作用機制
通貨緊縮是供給全面大於需求導致物價不斷下降的一個現象。從這一定義出發，通貨緊縮的可能原因無外乎兩個：一是需求突然下降，二是供給突然增加。
以國外的經驗，通貨緊縮一般的原因都是需求突然下降，這主要與經濟泡沫有關。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居民很少將錢放在銀行，一般都是買股票或是投資房地產。當股票或房地產市場泡沫很嚴重的時候，普通人以名義貨幣衡量都會覺得自己很有錢。這種心態導致了財富效應，使人們的消費需求大幅增加。
在大多數經濟中，國內生產主要是滿足國內需求。例如美國2013-2023年的出口佔國民經濟的比重約為10%-13.5%，也就是説，有近九成的生產都是在滿足國內需求。當需求突然上升時，投資也會隨之上升，生產能力迅速擴大。等到泡沫破滅，很多人的財富一下子就縮水了，反向的財富效應會導致消費需求大幅下滑，原本為了滿足上漲的消費需求而擴大的生產能力變得過剩，投資隨之減少。消費與投資的共同減少會導致需求不足，物價普遍下降，國民經濟疲軟，因此會出現經濟的零增長或是負增長。
反觀中國的情況，自開始發生通貨緊縮的1998年以後，既沒有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破滅，也沒有股票市場的泡沫破滅。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通貨緊縮，原因只能是供給的突然增加。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投資增長一直比較快，尤其在1991年到1995年之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率從此前五年的年均16.5%一下子提高到了36.9%（見下表）。這種持續的投資過熱造成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全面擴張，遠遠超過了消費的增長。因此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經濟的同時，即刻又陷入了生產能力普遍過剩和通貨緊縮的困境。
現在已經可以確定，中國的通貨緊縮與國外的通貨緊縮，雖然表現為同樣的物價水平不斷下降的現象，但背後的形成機制卻完全不同，因此發生作用的機制也不一樣。想要了解中國經濟為何能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還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來進行分析。
中國的通貨緊縮與高速增長
1998年發生通貨緊縮之前連續五年的投資增長，實際上是從1992年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開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就必須由投資來進行推動。
此後五年來，不僅國內企業受到“南方談話”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資，而且外國企業也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力度。1992年以前，外資在我國固定生產投資中的比重沒有超過5%，但在1992年以後這個數字上升到12%，最高時達到過20%。
幾年下來，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結構變化，中國從所謂的短缺經濟變成了過剩經濟。由於中國的通貨緊縮是過剩經濟所帶來的供給增加造成的，不存在財富效應，消費方面不會受到影響，因此消費增長的速度基本和過去相同，大約為7%。
在投資方面，雖然私人投資因為生產過剩而有所下降，但因為中國仍處於工業化的早期，技術和產業升級空間很大，同時政府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強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在這一時期投資仍然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增長速度。以這樣的消費與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經濟增長保持在7%—8%是完全正常的，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性應該得到肯定。
關於自1997年開始連續三年的能源消費量下降，同樣不能以國外的經驗來解釋。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中國一直處於短缺經濟的狀態，需求遠遠大於供給，因此當時的鄉鎮企業即使在技術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量大、產品質量差的情況下，仍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1998年之後中國出現了明顯的生產能力過剩，供給超過需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質量差的商品首先退出市場，緊接着技術水平低、能源消耗高的企業也隨之退出，這一過程直接導致了1998-1999年鄉鎮企業的大量破產和大量的農村負債。取代這些破產企業的是產品質量高、技術水平高、能源消耗低的新型企業。
因此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能源總的消耗量依然會接連下降，其實是生產方式改進帶來的有利影響。隨着產出的繼續增長，能源消耗量必然也要增加，所以從2000年開始，能源消耗量又逐漸恢復到了正常的增長速度。
煤礦工人在檢修採煤機 資料圖：新華社
通貨緊縮的後果
儘管中國的通貨緊縮沒有伴隨經濟的低增長，但仍然產生了許多不良的後果。
如前所述，中國的通貨緊縮來自連續的快速投資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生產能力過剩就意味着物價普遍下跌，企業作為供給者盈利下降、虧損增加，同時工廠裏出現大量的產品積壓，因此開工率嚴重下降，所需勞動力數量也會減少，這就直接引發了就業問題。此外，如果企業普遍虧損，那麼銀行的不良貸款數量也會增加。
一般來説，政府可以使用兩個手段來解決通貨緊縮問題：一個是貨幣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
所謂的貨幣政策就是靠政府增加或者減少貨幣供給來影響市場的利率。在出現通貨緊縮的時候，政府可以增加貨幣供給，使得利率下降。這樣一方面會刺激投資，因為利率是投資的成本；另一方面會減少儲蓄，因為未來消費的價格上升了。
在正常狀況下降低利率的確會起到刺激需求的作用，但在通貨緊縮時期，這樣的貨幣政策往往很難奏效。
首先，即使利率降為零，只要借錢要還，當社會已經全面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投資的意願也很難得到提升。其次，如果儲蓄的利率降低，正常情況下的確會增加當前消費，但現在由於企業的開工狀況不好，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證，即使消費意願可能會有所提高，消費能力也會因收入水平的制約而大大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降低利率既不能刺激投資也不能提高消費，所以貨幣政策基本上是無效的。
相對於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作用要更直接一些，因為貨幣政策是通過利率影響投資行為和消費行為，而財政政策或是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由政府直接進行投資和建設，或是通過轉移支付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來鼓勵消費。
例如，為了應對從1991年開始出現的通貨緊縮，日本政府給65歲以上的老人和小學生髮放一種特殊的貨幣代券“日本振興券”，以此來刺激消費。但是這種做法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因為如果依靠政府的財政赤字來刺激需求，那麼國債的積累就會非常快。
例如，日本在1991年出現通貨緊縮之前，政府積累下來的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這在發達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算是一個很低的比例，所以當時日本的財政狀況是非常健康的。但在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之後十年，日本積累的財政赤字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40%，在所有的OECD國家中是最高的。所以靠政府財政赤字來刺激消費，雖然有效但不能持久。
總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這兩種手段基本上都沒有太大的效果，這也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在處理通貨膨脹問題時，相對而言“招數”非常多，但在處理通貨緊縮問題時，基本束手無策。
例如美國在1929年出現了經濟大蕭條，經濟大蕭條本身也是通貨緊縮。當時紐約股票市場泡沫破滅，突然間財富都蒸發掉了，每個人都變得很窮，結果就是消費減少，導致生產能力過剩，隨後物價不斷下降，投資不斷減少，然後消費信心繼續下降，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在此期間美國雖然推行了“羅斯福新政”，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興建了一些基礎設施，但是後來的研究普遍認為，“羅斯福新政”對美國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幫助其實微乎其微，真正幫助美國在1941年走出通貨緊縮的是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的財政赤字幾乎可以無限大。
生產能力過剩與解決方案
在各種政策普遍失效的情況下，大多數國家在面對通貨緊縮時，只能依靠時間讓一部分企業破產而退出生產，減少產能，同時人口增加，將過剩的生產能力慢慢消化掉。
其實通過研究生產能力過剩的概念可以看出，生產能力過剩在本質上是一種存量的概念，比如現在有100台機器，因為市場已經供大於求，所以只用50台來生產就已經足夠，那麼另外閒置的50台就變成了“存量生產能力”。
解決生產能力過剩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到與存量生產能力相等的“存量需求”，這種需求既有可能來自投資也有可能來自消費。
“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願望並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個概念在市場經濟國家是不會有的，因為只要有需求願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場經濟國家，這樣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滿足。
但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有很多需求願望和支付能力可能會因為體制性、政策性或結構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實現不了，這些存量需求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中消費和投資方面的原因各佔一半）。如果能夠把體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礙消除，已經積壓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存量需求就會像水庫裏的水一樣，一旦閘門打開，就會迅速地被釋放出來，把存量生產能力消化掉。
資料圖：新華社
第一個存量需求是外國企業的投資需求。
四十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以及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對外資企業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外資的進入有很多限制。例如中國在加入WTO以前吸引外資主要以出口為導向，中國作為一個加工生產基地，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到國外去，不允許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因此，這些外商雖然有支付能力，也有到中國來投資的願望，但由於政策的限制，很多投資的願望都無法實現。
中國在加入WTO以後，取消了各種政策限制，給予外國企業以國民待遇，同意生產的產品在中國市場上銷售，同時也鼓勵其將產品銷售到國外市場去，因此外資迅速增加，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國。這就是一個被釋放的存量需求。
第二個存量需求是私人企業的投資需求。
民營經濟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的，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的快速增長，有不少民營企業已經積累了相當大的實力，但是按照原來的計劃經濟思想，國民經濟中有很多領域只允許國有企業來經營，民營企業是不能進入的。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不僅給外國企業國民待遇，而且也給國內的民營企業以國民待遇，讓這一部分的存量需求也能得以實現。
第三個存量需求是城市裏的消費需求。
自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家庭的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一直在不斷提高。20世紀80年代初，城市家庭必備的“三大件”是手錶、縫紉機和自行車，消費水平在100元左右。當時要購買這“三大件”，除了需要攢錢還需要用到各種工業券（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發行的一類用於購買工業品的票證）。到80年代末“三大件”就變成了電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消費水平在5000元左右。為了備齊這5000元的消費品，一般家庭的做法是先存錢，然後購買。
到90年代初“三大件”又變成了空調、音響和手機，消費水平達到1萬元左右，一般家庭的做法仍然是先存錢後購買。但是到了90年代末，所謂的“大件”變成了汽車和房子，在當時汽車大概要25萬元（約3萬美元），在一線城市房子要50萬元（約6萬美元）。當時，對於3萬美元和6萬美元這樣的消費品，即使在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一般人通常也要以按揭和抵押貸款的方式來購買，因為如果先存後買，很多人在存足了錢以後都已經老得不能再消費了。
這種消費貸款一般以個人未來的收入流作為決策的依據。比如，我現在有一份工作，只要我預期未來的工資收入流可以分期付清本利，我就會向銀行借錢，以按揭和抵押貸款的方式買房、買車。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幾年裏，城市中已經出現了大批的白領階層，以他們的收入流來看，完全有能力通過抵押貸款的方式進行汽車與商品房的消費。然而在過去，銀行貸款主要用於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投資，城市裏的這些白領階層由於政策性的原因，沒有辦法通過貸款來實現消費。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銀行開辦消費貸款業務。
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存量需求就目前來説應該是農村裏的消費需求。
上面所講的三個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隨着中國加入WTO以及消費貸款的放開已基本得到滿足。但以農村的情況看，2002年我國的農業人口比重仍高達57%，但是農村的消費水平與城市比較起來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以家電產品為例，2002年城市每百户居民擁有120台彩色電視機，而農村只有60台，相當於城市的50%;城市每百户居民擁有81.9台電冰箱，農村只有14.8台，相當於城市的約18%;城市每百户居民擁有92.9台洗衣機，農村只有31.8台，相當於城市的約34%。從表中也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對家電產品的需求很早就已基本達到飽和，而家電產品在農村還有很大的市場空間。
一些觀點認為農村消費水平低主要是由農民收入水平低所導致的。1998年城市的人均收入是5425元，農村是2162元，只有城市的40%左右。收入水平雖然對農村的消費水平有所影響，卻並不是農村消費水平低的最主要原因。
1998年農村的人均收入是2162元，比1991年的城市人均收入（2025元）略高一點，基本持平。與此同時，與1991年相比，1998年的家電產品價格明顯更低。例如，1991年一台25寸的彩色遙控電視機差不多要5000元，1998年差不多隻要1500元，是原來價格的不到三分之一。按理説，在收入水平相同、價格明顯下降的情況下，農村對家電的需求應該更大。然而，1998年農村的消費水平實際上遠遠低於1991年城市的消費水平。
由此可以判斷，收入水平不是消費的唯一限制性因素，一定還有其他的限制性條件在制約着農民的消費狀況。此外，1998年廣東農村的人均收入比1991年城市的人均收入高50%左右，但對家電產品的需求仍明顯低於1991年城市的需求，這進一步證明了收入水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例如，要看電視節目就必須能接收到電視信號，但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農村地區是收不到電視信號的。要想接收電視信號就必須安裝一個衞星電視接收器，但是一個衞星電視接收器可能就要4000-5000元，前面講到一台25寸的彩色電視機才1200元，結果農民買得起電視機卻買不起衞星電視接收器。當時在農村地區有一個笑話，説農村的電視機都是“雪花牌”的，就是指買了電視機卻因為信號不好而影響觀看。
此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還有不少地區沒有通電，有的地區雖然有電卻電壓不穩，影響了家用電器的使用。而且農村還經常缺電，尤其是在晚上看電視的時候用電量稍高就會引起斷電。因此在這種既沒電又沒信號的狀況下，農民當然不願意買電視看。
洗衣機也有類似的情況，要用洗衣機除了要有電還必須有自來水，但是當時的農村家庭普遍沒有自來水。再比如電冰箱，其特點是耗電量大，一年的電費就要幾百元錢，當時農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錢，這就出現了所謂的“買得起馬，買不起鞍”的情形。
所有這些都是限制農村消費現代化生活用品的重要因素。要想改變這一狀況，提高農村的消費水平，就必須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配套服務設施。因此，我從1999年開始提出了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的“新農村運動”。2005年，國家以政策形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涵蓋了更多對未來農村建設的規劃與指導內容。
本文摘編自《解讀中國經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民族復興之路》，林毅夫著，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