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學3個月後，我發現導師學術不端”

當Frank滿懷憧憬地踏入美國西南地區某知名大學開啓研究生生涯之時，卻發現導師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結果竟然站不住腳。

Frank再三檢查後把問題反映給導師，導師卻安撫他“不要把問題搞大”。“初生牛犢”的他沒聽導師的話，把問題捅了出去，導師的論文被撤回。現在，他仍在導師手下工作，每天都在水深火熱的師生關係中煎熬。

近日，被無形壓力籠罩的Frank選擇向Science雜誌“吐苦水”，尋求解決之道。實際上，近年來國內外都有學生揭露導師論文問題的案例曝出。他們有的檢舉無門，有的在事發後陷入泥沼甚至斷了自己的學術之路……

圖源：Science

發現導師之錯

入學3個月後，原本躊躇滿志的Frank突然覺得很喪。

導師讓他在之前一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展新的研究。他卻越做越不安：之前的研究似乎存在根本缺陷，數據沒有意義，結果無法重複。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新研究，能有什麼好結果呢？

Frank忐忑地嚮導師傾訴了自己的困惑。導師則温和地表示，“這些數據一定有合理的解釋”。Frank相信了導師的話，他勸説自己：“哪有人會公開發表一些明顯錯誤的東西呢？”

然而，經過連續幾周、幾個月的反覆檢驗後，Frank無奈地發現，之前的那一篇論文的確存在問題，而且十分嚴重。而該論文的通訊作者正是自己的導師。

經過一番精神內耗，他再次鼓起勇氣，敲開導師辦公室的門。但這一次，坐在辦公桌後的導師聽完他的話，聲音中卻夾帶着怒氣：“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把這件事搞大。錯誤總會發生，有人會忘記給東西貼了錯誤標籤。你真以為五年後你能看着我的眼睛説，你對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有100%的信心嗎？”

導師倚在桌子上，目光尖鋭，盯得Frank渾身不自在。

Frank倔強地回答：“我能。”

在他看來，實驗中難免有疏漏，比如弄錯試管標籤、搞丟樣本記錄。但發表一篇建立在一堆錯誤之上的論文是不可思議的。

過去，Frank所接受的教育讓他一直認為，科學是嚴謹的、需要勤奮耕耘的領域，在科學規範和同行評議的守護下進入正軌。儘管現實中不乏一些草率的甚至是更糟糕的研究，但他覺得那些都是離自己很遙遠的警示故事。他從未料到，有一天自己竟要面對這樣的事。

是保持沉默，順其自然；還是堅持真相，扭轉謬誤？站在十字路口的他難以抉擇。

何去何從

一想到剛入學就不得不和導師對着幹，Frank深感挫敗。但他還是硬着頭皮，選擇了誠實。

新研究已無法在此前工作的基礎上展開，導師讓Frank重做原來的研究，並希望他能證明相關的問題只不過是小疏忽。他重複了原來的實驗方法，重新分析了數據，詳細地追溯了原始論文，擬出了一份問題清單——實驗設計錯誤、數據分析錯誤、數據相互矛盾、結果無法複製。

Frank小心翼翼地把清單呈給導師。導師最初保持耐心和沉默，但隨着他逐條闡述問題，導師的態度逐漸轉向防禦。“這些差異都是小問題。”他打斷Frank的陳述，“有些根本不值一提。”

沒人喜歡傳遞壞消息的人。Frank知道自己正在拿未來冒險——他需要導師的支持才能繼續學業，有朝一日還需要請他寫推薦信。

但他沒有退縮，要求撤稿。導師臉色驟變，繼而遊説他用一個簡單的勘誤或附錄來掩蓋這些問題，隨後將這一提議反饋給期刊。

Frank的堅持最終得到了期刊編委會的認可。期刊編輯在召開專門會議後認為，問題過於系統和嚴重，無法通過簡單更正來解決，決定撤回原論文，代之以Frank分析後的新論文。

這個結果讓Frank鬆了一口氣——錯誤和他想象的一樣嚴重，選擇揭露問題是對的。

故事到這裏，似乎有了一個令人欣慰的結局，但現實卻遠遠沒有如此快慰。

弱者之勇

Frank的行為得到了該校其他教職人員的盛讚，認可他堅持科研誠信。但這無法改變一個事實：他仍需要在導師的管理下繼續工作。每次師生互動，他都處於無形的壓力之下，這讓他覺得難以呼吸。

這次挺身而出，也讓Frank精疲力竭。他深刻理解了為什麼很多年輕的研究者會在類似處境下保持沉默。“指出錯誤並不容易，尤其是當這個錯誤與對你有很大影響力的人聯繫在一起時。我再也不想在真相和隱忍之間做出選擇了，尤其是在我被導師‘管控’的情況下。”他寫道。

Frank的故事並非孤例。國內外學術領域都不乏憑藉一腔孤勇，揭露導師學術問題的學生，但事情的最後，這些學生卻往往面臨拿不到學位，甚至在學術界無路可走的風險。

例如，幾年前天津某高校農民家庭出身的碩士生呂某，因導師張某卿學術造假和壓榨學生，不得不退學，此後寫下長達123頁的舉報材料檢舉導師造假。2024年，湖北某高校11名碩博研究生聯合實名舉報導師黃某若學術造假、打壓學生等，學生們深知這可能會讓他們無法按時畢業，甚至數年研究生涯毀於一旦。

在高校師生關係中，相對於握有學業指導和評估“生殺大權”的導師來説，學生無疑是弱勢羣體。特別是在師德失範時，這種“弱勢”顯得尤為突出。正如呂某在前述舉報材料中所言，“師兄師姐告訴我，只要進了導師的實驗室，你只有三條路可以走：一是跳湖解脱，二是退學回家，三是造假畢業”。

實際上，即便有學生順從老師的要求，一旦學術不端被揭發，他們也會成為“背鍋俠”。呂某退學正是源於導師遞來的一紙“認罪書”——要求學生畢業前簽署一份聲明，聲明實驗數據的“真實性”，一旦相關研究被舉報，潛在責任將轉嫁給學生。

國外學術界也不乏類似現象。如2024年末，英國鄧迪大學教授Dario Alessi陷入學術造假風波，有27篇論文涉嫌造假，目前由他擔任通訊作者的兩篇論文已被撤稿，而他的學生、兩篇撤稿論文的第一作者Alfonso Mora承擔了全部責任。學生Mora則認為整個過程“不公”，並對調查機構的公平性提出質疑。

正因為學生在導學關係中所處的天然弱勢地位，他們檢舉導師的行為往往顯得“悲壯”。有學者直言，應給予學生們公平公正的待遇，讓學生有力量抵制師德失範行為。

但這顯然並不容易。即便是在著名的哈佛大學，當研究生Zoe Ziani揭發導師Francesca Gino的不端行為時，仍遭遇重重阻力。學校的學術顧問警告她不要繼續批評導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甚至以拒絕批改她的論文相要挾，迫使她刪除對Gino的質疑。直到獲得博士學位後，她才自費展開調查。最終她獲得確鑿的證據，Gino也被停職。

對此，有學者認為，教育系統要為敢於發聲的學生撐起一把“保護傘”。包括但不限於調整導師、妥善安排學生的科研去向、確保學生的學業不因舉報而中斷等具體措施。例如在前述湖北某高校案例中，學校在接到學生舉報後，一邊迅速將涉事教授停職，一邊立即組建新的導師組接手。這種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既保護了學生的權益，也維護了學術的公正性。

“錯誤不是恥辱，而是科學探索中必然的一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Olivier Gimenez認為，教育系統不僅應有基本的學術與道德底線，還應有開放和坦誠的態度，“如果我們能更開放地面對錯誤，就更容易作為一個羣體共同進步”。

（文中Frank為化名，其在Science匿名投稿披露了整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