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當美國開始講“對等”時，就是要“不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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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2月13日，特朗普簽署了一份總統備忘錄，提議徵收對等關税（reciprocal tariff），聲稱要根據對等的原則來對世界各國的產品徵收關税，而不是一刀切地徵收普遍關税。
不過，“reciprocal”這個説法是有迷惑性的，因為很多時候這個詞會翻譯成“互惠”，會讓人以為這種關税是可以談判達成互利雙贏的。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對等關税，無非是另一種威脅的手段，只是包裝了一下。
畢竟説到底，什麼才算“對等”，那是美國自己説了算的，同時也是可以靈活定義的。從特朗普自己撕毀親手簽訂的美加墨協定就可以看出來，只要不達到目的或不讓自己贏得徹底，那就永遠可以視作是自己受了委屈，這是一種“不對等”。
至於這個“對等關税”究竟會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找到一些啓示，特別是從特朗普最推崇的美國19世紀末的總統麥金萊説起。
美國總統麥金萊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搞貿易戰和高關税跟麥金萊有關，特朗普經常自稱的“關税俠”（Tariff Man）這個説法，就是來自於當年極力鼓吹高關税的麥金萊。特朗普也一直把麥金萊在議員時期推動的1890年“麥金萊關税法案”，視為自己關税政策的模板。
而值得注意的是，1890年的“麥金萊關税法案”，雖然其主旨是通過高關税來保護國內相關產業，但也是美國關税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對等（reciprocal）”的概念。在法案中有一個“對等條款”，賦予了美國總統一定的權力，根據“對等”原則來和其他國家談判關税。麥金萊在當時是反對這一條款的，但在時任總統哈里森和國務卿布萊恩的支持下，這一條款最終被加入到了法案裏。
這個“對等條款”的初衷，一方面是提供一個降關税的空間，是一種對民主黨低關税訴求的妥協，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談判來降低其他國家的關税，從而為美國產品出口他國，特別是出口到拉美各國，提供有利條件。
然而這個對等條款，在實踐中仍然是貿易戰和保護主義的工具。“麥金萊關税法案”並不是賦予總統降關税的權力，而是加關税的權力。這個對等的方式不是説兩國國家通過談判一起降關税，而是通過加關税的方式來逼迫對方國家來降關税。
美國19世紀（1800−1899年）關税税率變化 伍山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以美國重商主義形態演變為線索
比如對於當時的拉美國家，美國就認為雙方的關税並不對等，所以威脅拉美國家降低針對美國產品的關税，否則就提高對拉美國家的產品關税。但當時的美國和拉美國家都是對工業製成品徵收高關税的，在這一點上並沒有區別。但是為了保護本國製造業的票倉，哈里森政府威脅對來自拉美國家的原料加税，來逼迫拉美國家降低對美國製成品的關税。
在這一條款的幫助下，當時的哈里森政府很快就在不降關税的情況下，逼迫一些國家降低了對美國的關税，主要都是拉美國家。對於這些經濟和軍事上沒有什麼抵抗能力的軟柿子國家來説，簽訂不對等的條約，已經是他們能爭取到的最“對等”的待遇了。
對於很多小國來説，美國關税上的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是致命的。比如夏威夷王國在1876年和美國簽署了“對等”條約，降低美國產品的關税來換取向美國以優惠條件出口蔗糖，從此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而當1890年美國降低了來自所有國家的糖的關税時，面對其它國家的競爭，大量出口蔗糖的夏威夷王國馬上就陷入到了經濟衰退，並進而引發了政治混亂。夏威夷的美國人藉此在1893年推翻了王室，並且在幾年後直接把夏威夷變成了美國的第五十個州……
考慮到特朗普現在天天盤算着靠關税的經濟威脅來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上面的歷史故事是不是看起來挺眼熟的？
為什麼特朗普這麼推崇麥金萊和高關税，因為他從中得到的啓示是這樣的：19世紀末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一的時期，是美國工業和出口崛起的時期，也是美國對外擴張走向世界舞台的時期。而美國為什麼當年能夠實現這些成就？一定和麥金萊推動的高關税有關。
不過，做因果分析，最忌諱的就是把相關性當成因果性，把時間先後當成前因後果。
不論特朗普實際上如何理解麥金萊關税，這個關税在歷史上的效果都比他所描述的要複雜很多。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從今天的視角看過去，往往都會有一點刻舟求劍的成分，因為歷史上的很多情境和今天大不一樣。
比如1888年的“關税大辯論”時，麥金萊等政客們最關心的還不是什麼產業問題，而是政府盈餘問題。因為當年的美國政府規模非常小，而內戰後的高關税帶來了太多政府花不掉的錢，所以兩黨都認為應該減少政府收入來減輕對民眾的税收負擔。民主黨認為只要減少關税就可以減少財政收入，而共和黨認為減少關税會增加進口，從而增加整體財政收入，因而應該通過繼續加高關税來解決問題……
在政府普遍赤字的21世紀，這樣的關税討論是很難出現在當代國家的。不過沒過幾年，隨着1893年經濟危機的到來，政府盈餘就迅速萎縮，再也不是個問題了。而且19世紀末美國還在實行金本位，而且當時剛好還受制於黃金的短缺，正在遭受通貨緊縮。因此麥金萊關税雖然確實增加了民眾的生活成本，但也並沒有帶來普遍的高通脹。
所以特朗普之所以會頻繁宣稱關税可以替代所得税，關税不會帶來通脹，跟這段19世紀末的特殊歷史時期很有關係。
諷刺的是，當年美國財政的改革方向，其實是在推動用所得税來代替關税為政府提供收入。因為兩黨政客和專家其實也大都同意關税的負擔是由美國民眾來承擔的，只是支持保護主義的一方認為被保護的產業終究會反哺民眾。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在自己的社交媒體（Truth Social）賬號上發文説，上任後他便打算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施加不同程度的關税。網絡截圖
從歷史上回顧，其實19世紀末高關税的效果很有限。美國在19世紀的製造業發展和經濟崛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特別是移民湧入美國所提供的勞動力、自然資源的大量開發以及美國的對外擴張。雖然高關税促進了一些產業的發展，但也通過提高原料成本給另一些產業帶來了阻礙，整體來看很難説高關税具體有多少促進作用。畢竟在19世紀美國的關税較低的時候，經濟和工業的發展也不慢。
而且説到底，麥金萊的這類高關税政策，在制定的時候都是黨派利益驅動的，哪個產業給共和黨投的錢多，哪個產業就可以被關税保護，並不是真的抱着振興美國製造業的目的搞的，所以徵税對象上既有工業也有農業，既有原料也有製成品。
因此即便是在19世紀末的美國，高關税也是很有爭議的。不光是支持自由貿易的民主黨反對，很多民眾也認為高關税是政府在給窮人增加生活成本，從而補貼相關產業的大資本家。
所以1890年推出的麥金萊關税法案，在當年並不受歡迎。共和黨在1890年的中期選舉直接輸掉了眾議院，推動該法案的麥金萊也丟掉了自己的議員位子。而在1892年大選中，共和黨更是繼續輸掉了總統和參議院，1888年輸掉連任的克利夫蘭又再次回到了白宮。
但有趣的是，克利夫蘭剛一上任，美國就在1893年遭遇了經濟危機，導致民主黨成了背鍋俠。於是共和黨在1894年的中期選舉贏回了國會控制權，又在1896年贏下了總統大選，而此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就是威廉·麥金萊。
雖然入主白宮的麥金萊還是幹起了提高關税的老本行，但經歷了這些年的經濟政治波動，他對於關税的認識又有了新的變化。
1893年經濟危機被當時很多人認為是國內生產過剩導致的，因此想要解決問題，就得為國內產品開闢海外市場。而在美國產品出海的過程中，他國關税就成了問題。雖然美國那時候能夠捏一些小國家的軟柿子，但歐洲國家以及它們的殖民地仍然不是光靠關税威脅就能搞定的，他們還會反過來報復和針對美國產品。
所以在美國產業界中，追求真正的“對等/互惠”貿易的呼聲也隨之湧現。特別是對於那些具有競爭力的大公司，他們不再需要關税保護，而是更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和他國政府共同降低彼此關税，從而為他們的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而對於中國這樣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他們則希望通過“門户開放”政策，來確保美國產品能在這中間分一杯羹。
在這種形勢變化下，麥金萊也成為了“對等”原則的支持者。他不光推動國會在新的關税法案里加入允許政府降關税來談判的“對等條款”，也讓國務卿去試圖進行一些新的雙邊貿易談判。直到1901年9月5日，麥金萊遇刺的前一天，他還在泛美博覽會上演講宣稱要改革美國的關税體系，聲稱“商業戰是無利可圖的，善意的政策和良好的貿易關係才能避免報復……”
里昂·喬戈什用一把隱藏起來的左輪手槍擊中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的假想圖，T. Dart Walker繪維基百科
所以特朗普雖然張口閉口都是麥金萊，一上台就把阿拉斯加的北美最高峯重新命名為“麥金萊山”，但是他的貿易戰思路卻頗有一種倒因為果的感覺，用1888年的麥金萊去反對1901年的麥金萊，用崛起前的美國來反對崛起後的美國。
但是這種顛倒也是必然的，畢竟美國在20世紀初逐漸開始放棄貿易保護的前提，是美國經濟的強大和工業的崛起，而當這一前提不復存在，建築於其上的政策自然也免不了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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