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美俄關係重啓？中國會面臨怎樣的局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隆】

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宣稱自己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展開了“富有成效”的對話後，圍繞俄烏問題的信息一時井噴。美國副總統J.D.萬斯、美國新防長海格塞斯、美方俄烏特使凱洛格在歐洲先後表態，近乎對盟友歐洲的一場“羞辱”。

緊接着，2月18日，美俄在沙特會晤——沒有歐洲和烏克蘭。雙方似乎都對四個多小時的談判比較滿意，就四項原則達成了一致。

當地時間2月18日，俄美兩國代表團在沙特舉行會談 《紐約時報》

此時的歐洲還在召開緊急會議，但遲遲未見初步應對方案。本打算19日到沙特的澤連斯基，18日卻從阿聯酋轉道土耳其，與埃爾多安舉行會談；他表示，沙特行程將推至3月10日。

棋局形勢仍是迷霧重重。

2月18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首都安卡拉總統府與到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展開正式會談。 央廣網

凍結衝突還是長久和平，各方對標了嗎？

特朗普在俄烏停火問題上針對歐洲實施“越頂外交”，直接與俄羅斯開展對話談判，並通過高級官員公開表態“歐洲不會參加未來談判”，給歐洲政界和戰略界帶來巨大震動。

歐洲多國領導人在巴黎舉行緊急會議，商討烏克蘭局勢和歐洲集體安全等議題，以應對特朗普的政策調整。但在筆者看來，特朗普政府的這種表態並非一時興起，美歐的立場鴻溝背後有清晰的邏輯鏈條。

一方面，美歐關於“凍結衝突”的訴求不一致。在特朗普看來，任何參與談判的一方，都需要認同烏克蘭難以通過軍事手段恢復2014年、甚至1991年的邊界，為及時止損需儘快結束熱戰。然而，不少歐洲國家的立場是，以接觸線為基礎的停火等同於“俄羅斯的勝利”，難以實現“公正持久的和平”，只要烏克蘭不放棄抵抗，就必須援助到底。

另一方面，部分歐洲國家被視為特朗普“停火方案”的絆腳石。例如，特朗普多次表示加入北約對烏克蘭而言不現實，而英國和部分東歐國家在支持烏克蘭“入約”問題上立場堅定。特朗普還提出，歐洲國家需要在停火後部署軍隊承擔維和任務，但德國等對此持反對意見。此外，特朗普通過極限施壓迫使烏克蘭做出重大妥協，謀求與俄羅斯進行利益置換以實現“大交易”等想法，也面臨歐洲以國際道義和責任為理由的阻撓。

如果從理性現實的角度出發，無論是烏克蘭的停火止戰，還是後續的維和與重建行動，都不可能沒有歐洲的參與。因此，美國政府的這些表態並不意味着歐洲真的被踢出局。從特朗普“交易人”的風格來看，不排除美國藉機將歐洲上桌談判的“資格”作為施壓和訛詐籌碼，迫使歐洲主動再增加軍費、甚至在經貿等問題上對美妥協，實現由歐洲人自己維護歐洲安全和烏克蘭戰後重建的目標。至於歐洲能否應對這種壓力，取決於其內部的立場整合和行動協調能力。

根本上講，如果在歐洲看來，特朗普的“停火方案”過於偏袒俄羅斯，只要歐盟或歐洲主要大國能夠形成一致立場，仍可通過提高軍費上限或發行國防債券，增加從美國的武器採購，扮演對烏援助的“領頭羊”角色。在這個問題上，歐洲缺乏的不是經濟實力而是政治意願。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特朗普的確將俄烏停火作為近期的頭號優先事項之一予以推進，但也要看到恢復談判只是烏克蘭實現和平這一漫長過程的起點。

根據媒體透露的特朗普“和平計劃”，以接觸線為基礎實現停火，對俄烏雙方而言並非不可接受，但在克里米亞的主權歸屬、非軍事區的範圍和功能、俄烏“互換”控制領土、烏克蘭不加入北約的承諾、維和行動和最終安全保障設計等問題上，難以滿足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核心訴求。

同時，特朗普和普京都是主導型的外交風格。普京更關注戰後安排，包括通過修改憲法明確烏克蘭的中立國地位、限制烏克蘭部隊規模和外國駐軍、全面解除對俄製裁等，並得到美國關於戰後地區安全架構方面的具體承諾。

特朗普則更關注迅速凍結戰爭，通過“交易”確保美國不再因烏克蘭過度承擔成本。另一方面，烏克蘭可能更關注如何平衡“主權”與“治權”，如何獲得可靠的長期安全保障，以及如何更快地融入歐洲。各方在議題優先排序上本就存在落差。

資料圖：2019年6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日本大阪參加G20峯會。 新華社/美聯

當然，談判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這次是美俄高層在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首次面對面接觸，有助於雙方把真實的想法擺上枱面。未來特朗普與普京的元首會晤，也有利於淡化上述立場分歧；但在烏克蘭危機持續三年，俄烏承受上百萬傷亡，美歐付出千億規模軍事和經濟援助的背景下，各方在核心訴求上不會輕易讓步，施壓與妥協的相互交織可能持續數輪。

相較於俄羅斯、烏克蘭甚至歐洲強調的“持久和平”或安全保障，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更聚焦短期結果。簡言之，只要能夠通過所謂“百日計劃”實現哪怕是暫時停火，無論最終烏克蘭和平機制和安全保障能否建立，都足以被特朗普以“和平總統”自居渲染為己方的勝利。

普京和澤連斯基，為什麼都不能輕易妥協？

毫無疑問，特朗普的“止戰心切”給予俄羅斯在“戰與和”問題上更多政策迴旋空間。從國防預算增長、持續提升軍工產能、強化合同兵招募力度來看，俄羅斯不會輕易放棄“邊打邊談、以戰逼和”的策略。

俄羅斯要的不只是簡單的停火或凍結，而是期待把停火與戰後安排相關議題掛鈎，重新規劃整個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秩序。正如筆者在上一篇訪談中所提到的那樣，普京要的不是“新明斯克協議”，而是“新雅爾塔框架”。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停火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因為儘管在戰場上佔有相對優勢，但遠未達到可以僅通過“戰場勝利”就解決危機的地步。但是，如果最終的停火方案不能明確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不包括美俄圍繞全球戰略穩定來重構歐洲和歐亞地區安全架構等重大問題展開的一攬子式談判，不包括來自獲得具有約束力的安全承諾，並妥善解決被烏控制的庫爾斯克地區等問題，那麼這種停火在俄羅斯看來，只是為烏克蘭在戰場上覓得喘息之機。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停火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迎合普京的訴求，也取決於俄羅斯的動態評估，俄羅斯目前所提出的強硬立場並非完全不可更改。關鍵在於，特朗普對歐洲的強硬姿態和在國內的強勢地位（共和黨控制國會兩院，在民眾中的勝選餘温仍在）不會一直延續。

根據以往的經驗，如果特朗普快速凍結衝突的嘗試不斷碰壁，很可能導致消耗其耐心並改變其看法。同樣，如果無法在年內取得明顯進展，伴隨着明年中期選舉的壓力到來，其政策空間也會受到壓縮。更何況，俄羅斯一直希望削弱來自跨大西洋聯盟的威脅，美歐在烏克蘭危機上的分歧，也將被其視為機遇加以利用。

考慮到這些因素，俄羅斯可能不會輕易放棄當前這個“機會窗口”，而是利用特朗普的心態，堅持“想打可打、想談可談”的姿態，以軟硬皆施的方式圍繞俄方核心訴求結束熱戰階段。

相對的，在當前圍繞停火止戰的多方博弈中，烏克蘭處於不利位置。一方面，特朗普與拜登對烏政策的巨大落差，以及前者追求援烏等價回報的功利做法，都可能打擊澤連斯基在戰場上取勝的預期。因此，烏克蘭在以軍事手段恢復領土，拒絕與普京談判等問題上都做出了相應妥協。

另一方面，面對美歐分歧可能“被交易”的風險，烏克蘭很可能進一步與歐洲進行立場和利益綁定，如無法最終實現美、俄、歐、烏的四方談判模式，至少會爭取打造以歐洲為後盾充分協調立場的格局，並推動歐洲提供有約束力的安全保障和經濟援助承諾，包括快速加入歐盟等現實利益。

同時，烏軍可能維持戰線上（特別是庫爾斯克方向）的攻防態勢，甚至通過無人機等不對稱作戰展現其能力，在增加談判籌碼的同時，避免因美國政策突變而陷入完全被動。

不過，現在還有一種擔憂的聲音是，澤連斯基會不會成為問題，而不是方案？

此前普京的公開表態是，俄方不反對與包括澤連斯基在內的烏克蘭任何人進行談判，但質疑澤連斯基最終簽署文件的合法性；因為根據烏克蘭憲法，烏克蘭總統即使是在國家處於戰時狀態下也無權延長自己的任期，能夠延長總統任期的只有烏克蘭最高拉達（議會）；烏克蘭沒有正常舉行大選，因此澤連斯基無權代表烏克蘭與俄羅斯簽署任何文件。

同時，就特朗普最新表態中嚴厲批評澤連斯基“三年了，你早該停止戰爭”、甚至稱其不該挑起戰爭的言論來看，如果未來被美方視為談判障礙，會不會成為棄子？

其實，美俄對於停火後烏克蘭需要舉行大選的相似表態説明，雙方都認為需要把“停火協商”和“和平談判”這兩大問題分階段、分對象處理，這對澤連斯基政府而言並不是好消息。

即便在烏克蘭國內，對於戰後舉行總統大選也有共識。2023年11月，烏克蘭最高拉達各派別就總統和議會選舉問題達成原則共識，同意在衝突結束和戰時狀態結束後舉行自由公正的議會和總統選舉，並保證有足夠的時間，即至少在戰時狀態結束後6個月，進行選舉的準備工作。

特朗普2月18日在海湖莊園舉行發佈會 視頻截圖

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澤連斯基在過去三年的抗爭中樹立了強人形象，特別是在初期表現出的領導力，得到西方媒體和政界的高度評價。雖然與特朗普存在立場分歧，但考慮到澤連斯基的國內支持和國際聲望，簡單地挑戰其領導地位仍具有一定風險。

同時，由於戰時局勢和國內政治環境的特殊性，民眾普遍傾向於支持現政府，以便維持政治和軍事上的統一，反對派的凝聚力相對較弱。目前烏克蘭主流政治力量和民眾對特朗普的“停火方案”也不甚滿意，澤連斯基依然具有較強的政治基礎，只要不公開挑戰特朗普或讓美國難堪，不太可能因為單純的“不聽話”而成為“棄子”。

但是，危機的長期化和戰場疲勞感，如果導致民眾認為沒有明確的勝利前景，那麼可能就會支持改革或更換領導人的呼聲。根據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KIIS）的民調，截至2024年12月，烏克蘭人對澤連斯基的信任度為52%，與2022年3月高達90%的支持率形成對比。如果按照特朗普目前的“停火方案”，澤連斯基既要接受接近五分之一的領土被俄羅斯控制的現實，在停火後舉行總統大選，又缺乏類似於北約式的集體安全保障機制，其強人形象將受到打擊，從而影響未來烏克蘭的政治格局。這也是為什麼澤連斯基無法在領土主權、安全保障等問題上輕易妥協的關鍵。

美俄關係重啓？中國會面臨怎樣的局勢？

2月13日，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通報“雙普通話”時的一句話引人注目，烏克蘭肯定會以某種形式參加結束戰爭的談判，歐洲暫不確定，但俄美之間將會有一條單獨的雙邊談判機制。怎麼理解其中的意思？美俄關係的緩和是所有問題中最上位的問題嗎？

顯然，多方參與談判不符合特朗普追求的效率優先，也難以實現快速停火。特朗普的“停火方案”以美國的單方主導為基礎，追求“速戰速決”。在形式上，美國對多方參與、效率低下的和平峯會不感興趣。特朗普似乎希望通過雙軌思路開啓美俄、美烏雙邊談判，以“逐個擊破”的形式迫使當事方接受美國方案。

考慮到歐洲在停火止戰等諸多問題上不但與美國和俄羅斯的立場相距甚遠，內部都難以形成統一聲音，這在特朗普看來又會拖累談判進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俄羅斯在“不需要歐洲參加談判”這個問題上的表態相似，特朗普也可能以此為條件，吸引俄羅斯回到談判桌。

2月17日，歐洲各國領導人舉行巴黎緊急會議。 社交媒體

至於美俄關係的破冰，雙方都存在不少掣肘因素。對俄而言，拜登時期推動的美對俄實施的全面遏制和對抗格局已經固化，兩國先後退出幾乎所有軍控條約，政治精英的互信歸零導致對抗思維的慣性難以扭轉，俄政治精英和民眾的“拒絕再被西方欺騙”態度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在沒有明確停火方案之前，特朗普任何單方面的對俄政策緩和也將面臨風險。同時，特朗普需要利用“俄羅斯威脅”繼續強化歐洲對美安全依賴，迫使北約承擔更多安全成本，因此對對危機爆發後美俄元首的首次會晤成果不宜期待過高，即使雙方在停火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在其他領域的對抗與遏制仍將持續。

特朗普此前曾提出，中國可以在促成俄烏停火方面發揮作用。但從目前的策略和進展來看，他可能並不希望中國作為“調停方”參與談判，打破“特朗普主導下的停火”這一敍事，不希望被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方搶風頭。

與此同時，在拒絕部署美軍參與停火後維和任務的考量下，又期待中國成為安全保障或維和進程的參與方，並期待中國為烏克蘭的戰後重建提供物質力量。簡單而言，特朗普既想要中國為他的“和平計劃”順利實施出力，但又不想中國因此在大國關係和地區事務中拓展影響力與話語權。

實際上，勸和促談是中國在烏克蘭危機上的一貫立場，對話談判也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出路。從某種程度上講，特朗普對停火止戰的態度及其“和平計劃”中的很多要點，與中國此前發佈的立場和文件在思路上有契合之處，這對於此前批評中國立場的不少政客和媒體而言非常諷刺。從目前看，為確保解決導致危機爆發的根源，達成公平、持久、有約束力的和平協議，需要各利益攸關方共同參與其中。

1月23日，特朗普對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視頻講話。 視頻截圖

考慮到危機持續的時間和所造成的殘酷代價，如果特朗普急於求成，在迴避當事方與利益攸關方核心關切的情況下強推衝突凍結，而臨時停火協議又缺乏有效執行和監管，很可能導致烏東地區變成下一個打打停停的“加沙地帶”，無法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持久和平。而如果談判因特朗普失去耐心而破裂，則又會重回激烈的熱戰階段。

因此，美俄恢復高層接觸恐怕只是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萬里長征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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