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有美國這樣的“朋友”，烏克蘭和歐盟何需外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 陳佳芮】

近日，美國和俄羅斯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了會晤，歐洲國家[注]和烏克蘭均未獲邀參加，此舉引發了各種混亂和恐慌，不僅使得西歐各國政府反應強烈，還在美國及其他西方政治圈層中激起廣泛爭議。

隨後，法國總統馬克龍緊急召集部分歐洲領導人組成臨時協調機制，商討應對策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則公開抗議，明確表示如果沒有他的參與，烏克蘭將永遠不會接受美俄之間達成的任何協議。現在澤連斯基和特朗普現在已經開始隔空互嗆。

對部分觀察人士而言，將歐洲與烏克蘭排除在美俄談判之外實屬是其咎由自取。因為參與此類會談並非固有權利，而是需要通過實力與行動贏取的資格與責任。但在另一陣營看來，此舉無異於背棄了西方的“共同價值觀”。

這些爭論本身終將隨着時間淡化，但其折射的本質問題——日益鬆動的跨大西洋聯盟，將成為持續塑造國際秩序的關鍵變量。

（[注]我所説的“歐洲”或“歐洲人”通常是指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歐盟/歐盟委員會、捷克共和國和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強烈反俄，但都是小國。在本文中，當我提及歐洲或歐洲人時，不包括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因為這兩個國家是歐盟/北約國家中主張停戰的例外。）

“閉門”談判？

若無歐洲及澤連斯基所代表的烏克蘭力量的支持，無論美俄達成何種協議，持久和平將無從談起。倘若歐洲大國和烏克蘭政治實體無法接受既成的解決方案，破壞性行動與持續性恐怖主義的風險也將居高不下。

俄羅斯始終秉持清晰戰略訴求，那就是徹底終結自蘇聯解體以來長期困擾俄歐關係的烏克蘭衝突。這正是為什麼俄羅斯一直強調要解決衝突中的“結構性根源”。俄羅斯對“結構性根源”的看法以及對建立新歐洲安全架構的需要是明確的。

俄美兩國代表團在沙特舉行會談 紐約時報

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提到，歐洲和非歐洲國家將在烏克蘭部署部隊作為“維和人員”，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歐洲國家並未參與美俄談判，他們為什麼要遵守相關的協議？若美國期望歐洲承擔更多責任，必須徵得他們的同意。

這一提議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頗有爭議，因為（1）多個歐洲國家明確表示，如果沒有美國或《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款的支持，他們不願承諾派遣自己的部隊作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前往烏克蘭；（2）人們逐漸意識到，歐洲既缺乏執行此類任務所需的人員，也缺乏相應的物資；（3）俄羅斯在與美國的會談中再次重申，反對這一提議。

若歐洲既不願意也無法承諾派遣地面部隊，而俄羅斯又反對任何外國軍隊進駐烏克蘭，美國又該何去何從？歐洲或許希望，此舉能迫使美國重新考慮其公開拒絕提供《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集體防禦支持的決定，甚至改變其拒絕向烏克蘭派遣本國軍隊的立場。或者，這可能只會加速美國完全退出歐洲。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歐洲增加國防開支，並對自身安全承擔主要責任。

俄羅斯正意圖利用這一契機，解決“結構性根源”。需要警醒的是，所謂“結構性根源”的核心問題正是北約（NATO）東擴。而美國作為北約的主導者，長期以來對此推波助瀾。要徹底終結冷戰後這一歷史篇章，還有比美國同意撤出歐洲更好的解決方案嗎？赫格塞思、萬斯等人的政治佈局已為此埋下伏筆。

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俄羅斯可能不願看到美國在歐洲的撤退。因為俄羅斯視美國為一種“平衡”的力量，以制衡更加狂熱的歐洲國家。然而，這種觀點或許誇大了其中的考量。可以想象，俄羅斯可能會把自己的最佳利益定位於一個沒有美國的歐洲。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可以與歐洲大陸的鄰國直接談判。鑑於歐洲的軍事能力已被削弱，俄羅斯是否真的需要保留美國作為平衡力量，確實值得商榷。

在什麼條件下？

儘管如此，美國人開始認識到，不能永遠把歐洲人和烏克蘭人排除在外。正如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利雅得會議後所説，“參與衝突的各方都必須接受和平協議，協議需要得到各方的認可和接受。”

因此，問題在於歐洲和烏克蘭將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間，加入這一進程。

當然，只要歐洲和烏克蘭堅決反對通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他們就不太可能為這樣的解決方案做出貢獻。現在俄羅斯的核心訴求是烏克蘭不加入北約，並承認烏東四州和克里米亞永久屬於俄羅斯。從實際考慮出發，若歐烏始終拒絕接受這一條件，那我們又能期望他們在談判中做出什麼貢獻呢？

烏克蘭和歐盟在什麼時間、什麼條件下加入談判進程，恐怕不是自己能説了算的（資料圖）

與特朗普政府相比，俄羅斯並不着急。會談仍在繼續，但消耗戰將有增無減。

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俄羅斯在戰場上的進展越多，整個西方的戰略損失就越明顯。更糟糕的是，從特朗普的角度來看，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他就越有可能被迫分擔這場失敗的責任。美國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事實，無助於特朗普與這場日漸頹勢的戰爭劃清界限。

無論如何，特朗普引以為傲的“政治金身”將面臨現實考驗：在其任期內，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超10億美元的安全援助和致命武器，以增強烏克蘭軍隊對抗俄羅斯的實力。儘管特朗普極力否認，但這場戰爭的政治責任，既屬於拜登，也同樣屬於他。

特朗普唯一可行的話術，就是堅稱如果自己仍在總統之位，這場戰爭根本不會爆發。這種論調的精妙之處在於，這是一種不可證偽的反事實，完全依賴支持者的盲目信任——信者恆信，疑者恆疑。

圍繞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一系列行動表明，美國特朗普政府試圖與烏克蘭問題劃清責任。特朗普與普京的通話；赫格塞思關於“現實主義”的驚人言論；以及萬斯告誡歐洲的演講似乎是協調一致的，目的是在特朗普政府與歐洲之間製造儘可能多的距離，將戰爭和損失歸咎於歐洲和烏克蘭，並在必要的情況下歸咎於特朗普的前任喬·拜登。

毫無疑問，烏克蘭戰爭的結果是整個西方的戰略失敗，這包括美國和歐洲。特朗普將不遺餘力地減少任何有損其聲譽的指責。他抨擊澤連斯基，暗示他並非美國的代理人，而是自行其是，這是其混淆視聽的一部分。

歐洲人對美俄談判的強烈反應，以及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出言不遜，給特朗普協調歐洲立場帶來了重大挑戰。如果歐洲仍希望繼續支持戰爭，而特朗普不願如此，那雙方立場便難以調和。歐洲是否願意承擔因堅持現有政策而導致美國撤軍，進而引發不可控後果的風險。畢竟，赫格塞思明確表示，駐歐美軍可能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在這場膽小鬼博弈中，歐洲大概率會率先退縮。美國有隨時抽身的資本，而歐洲則不然，他們害怕被拋棄。歐洲或許有心延續戰事，但不論是倚仗美國還是自力更生，他們都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源。

這就是烏克蘭戰爭的殘酷現實，它揭露了西方軍事力量不過是徒有其表的“波將金武裝”（Potemkin armed force）。以北約為代表的整個西方，在這場代理人戰爭中，其軍事理論、物資儲備、彈藥供給、人力調配及其系統性補給、修復和替換能力的缺陷已徹底暴露無遺。現代戰爭本質上是體系對抗，而西方軍事體系已在這場考試中交了白卷。

目前一些歐洲領導人言辭強硬，但人們不禁要問，這些空談能否轉化為有意義的行動。我對此表示懷疑，這意味着最終歐洲人將不得不尋求一個保全面子的方法，從他們自己挖下的死衚衕中狼狽逃出。

在歐烏關係中，薄弱環節是澤連斯基和烏克蘭本身。他們像乞討者一樣依賴着美國和歐洲的供給。隨着烏克蘭的命運日益脱離澤連斯基的掌控，澤連斯基的地位能維持多久？澤連斯基何時下台？如果澤連斯基下台，是否會在西歐大部分地區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基輔的政權更迭將成為歐盟和英國政府態度轉變的催化劑。

西歐民眾對繼續戰爭的支持仍在緩慢下降，歐洲民眾也愈發厭倦經濟停滯和國內的諸多社會和經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的困境顯得微不足道。甚至現在大多數烏克蘭人也希望結束戰爭。

俄羅斯很可能堅持要求，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包括北約或歐洲國家各自的承諾。俄羅斯一貫將和解框架定為不可分割的安全，其中北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俄方在戰場上佔據明顯優勢，自然沒有放棄這一立場的理由。若沒有歐洲的參與，俄羅斯與美國達成的協議是不完整的。

至於烏克蘭，澤連斯基很有可能被親俄的領導人取代。從俄羅斯的角度看，這將成為有效“去納粹化”的制度安排，這是特別軍事行動（SMO）的第二個核心目標。特別軍事行動的第三個核心目標是烏克蘭的非軍事化，這是烏克蘭武裝部隊戰敗的必然結果。

歐洲和烏克蘭將被要求成為和解協議的一方——俄羅斯會堅持這一點。到那時，歐洲人很可能已經受到美國和國內民眾的施壓，同意和平解決，而不是繼續戰鬥。失敗的苦果難以嚥下，但現實無法永遠逃避。

為什麼是中國？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提及中國。中國在這一困境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值得考慮。儘管歐洲人對中國存在各種疑慮，但他們可能更願意與中國而不是俄羅斯打交道。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提供了一個緩衝；一個比在克里姆林宮低頭認錯更體面的選擇。鑑於大西洋彼岸的背叛，也許歐洲人會樂於建立一種更加務實的關係，從而開闢一條新的復興之路。

如果歐洲能夠設法與中國實現戰略緩和，或可避免完全被美國欺壓的羞辱，同時着手解決其深層次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不久前，我曾撰文談到歐洲面臨的艱難抉擇，歐洲必須開始思考是繼續充當跨大西洋霸權的“附庸”，還是成為一個堅固堡壘，深度融合歐亞大陸日益增強的一體化趨勢。

在“正常情況下”，容許如此劇烈的變化是聞所未聞的，但如今已非“正常時期”。過去二十五年來，歐洲選擇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不斷推動北約東擴，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在2015年作為擔保國虛偽地簽署了《明斯克協議》。協議中，德國和法國是歐洲的擔保國，但後來奧朗德和默克爾表示，他們並沒有履行協議義務的打算。相反，他們只是在爭取時間，以便讓烏克蘭得到更好的武裝和訓練，為與俄羅斯的戰爭做準備。

畢竟那時，人們相信美國是一個堅如磐石的盟友。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仍然相信。然而，現實已經證明情況並非如此。在這種形勢下，一旦歐洲人逐漸接受這一現實以及戰場上的局勢，他們可能會更清晰地思考自己可能的選擇。

烏克蘭最近表示中國可能在未來發揮建設性作用。烏克蘭外交部長安德烈·瑟比加和澤連斯基辦公室主任安德烈·葉爾馬克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見了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後，烏方稱讚了中國的立場。

與其將關鍵礦產賤賣給美國，不如爭取以更優惠的條件讓中國參與開發。美國向澤連斯基提出了一項協議，該協議擬賦予美國在烏克蘭關鍵礦產儲備上的商業特權，其中隱含的經濟價值提取將超過《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賠償。有這樣的“朋友”，烏歐何需外敵？如果這些資源沒有流失到大西洋彼岸，烏克蘭和更廣泛的歐洲經濟狀況會更好。

中國也有資金支持戰後重建，只要此舉有助於停止戰爭、維持持久和平，那中國很可能會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中國有能力協助採礦和下游加工，甚至可能與未來在歐洲的工業投資計劃相結合，作為更廣泛的經濟緩和計劃的一部分。

中國在該地區的作用持續擴大，而俄羅斯對此可能會保持比較務實的態度。因為俄羅斯不希望家門口出現一個貧困的烏克蘭或歐洲。除了關於新安全框架的協議外，俄羅斯可能也會意識到，烏克蘭和歐洲在一段時間內不會願意探討經濟合作，這一舉措還為時尚早。

當地時間2月21日，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回答問題時表示，美國已“非常接近”與烏克蘭達成礦產協議，基輔將“很快”簽署協議，作為結束烏克蘭戰爭努力的一部分 路透社視頻截圖

情感障礙和新的可能性

政治是創造可能的藝術，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各種恐懼症和仇恨。就歐洲而言，恐俄症在其中名列前茅。但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仇恨需要暫時擱置，原因很簡單，只有這樣才能成功構建一個對話的空間，讓歐洲國家能夠從邊緣地位迴歸，並在新的安全架構中獲得一些保障。

這並非易事。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基肖爾·馬布巴尼最近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歐洲應該停止盲目追隨美國的腳步，開始從地緣政治角度為自己着想。在馬布巴尼看來，這意味着歐洲人需要做三件迄今為止難以想象的事情：

1.退出北約；

2.與俄羅斯人達成協議；以及

3.與中國達成新的戰略協議。

新的歐洲安全架構可能涉及北約，也可能不涉及。可以設想，在新架構中，北約可能會被解散或徹底重組。或者，無論美國參與與否，北約都將成為新架構的一方。再次回想，俄羅斯於2021年12月17日提交了俄羅斯聯邦與北約之間的協議草案。俄羅斯明白，必須達成一項能夠顧及彼此戰略和安全關切的協議。歐洲與俄羅斯達成的協議應減少國防所需的資源，因為歐洲還有其他問題需要解決。

至於與中國的協議，相比一週前，現在更有可能被接受。隨着現實變得更加清晰，舊的恐懼和仇恨暫時擱置一旁，與中國達成戰略協議將對歐洲人和烏克蘭更具吸引力。如果事實證明，美國人越來越不可靠，甚至貪婪無度，那歐洲必須開始思考未來如何為歐亞大陸的持續復興做出貢獻並從中受益，而不是僅僅侷限於大西洋兩岸的關係。

由於美國覬覦烏克蘭的自然資源財富，戰後重建計劃若能引入中國、中國的技術和供應鏈，可能會顯得更具吸引力。

2023年初，中國就烏克蘭和平問題發表的立場聲明中明確表示，需要解決關鍵問題以創造達成和解的條件。這經常被誤解為“具體可實施的計劃”。但事實上，中國的做法更像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框架，旨在促使衝突各方相互接觸。尤其是當戰爭的傷痛深刻而痛苦時，達成持久和平需要長期努力。而自上而下強制推行的解決方案，通常無法實現持久和平。

在俄烏衝突中，中國沒有直接介入，而是一直積極參與。歐洲和烏克蘭可能要求中國在確保和平和戰後重建中發揮更直接的作用，而俄羅斯不會反對，因為它希望按照2021年的提議重構歐洲安全架構。別忘了俄羅斯還有北約東擴這一“結構性根源”亟待解決。

這些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希望達成停戰，實現持久和平。與此同時，隨着時間一天天過去，俄羅斯實力與日俱增，繼續在非軍事化的消耗戰中步步為營。

戰場上事態的發展方向決定了對話的進程。而這些事件並不有利於美國、歐洲或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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