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中國輿論場關於俄烏衝突的撕裂，是時候回看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三年前，當俄羅斯與烏克蘭發生戰爭時，不顧西方國家一致對俄羅斯做出的“侵略者”的定性，中國與其他大多數南方國家一樣持中立立場，沒有在聯合國公開譴責俄羅斯，始終將這場戰爭稱之為“俄烏衝突”。

這曾讓西方國家極為不滿、強行指證中國“暗挺”俄羅斯；中國內部也因這場戰爭而在輿論場上嚴重分化，“挺烏”“挺俄”的觀點與立場互不相讓，不少中國人認為中國沒有“站在正義立場”去反對俄羅斯，這是“與人類文明主流”為敵。這些聲浪直到現在仍未停息。

如果當時中國真的如西方國家和一些中國人所願，公開站到俄羅斯的反面，甚至參與制裁俄羅斯、斷絕與俄羅斯的經貿往來，那麼中國當前的處境，用一個詞“危險”來概括可能並不為過，而最近三年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杯葛，就不算什麼了。

最糟糕的處境當然就是最近一段時間輿論場上經常談到的美國“聯俄製中”。特朗普政府推動俄烏衝突結束和與俄羅斯接近，也讓人擔憂一個問題：會不會出現美俄聯手對付中國的局面？三年前，中國面對俄烏衝突的外交選擇是艱難的，中國精英人羣充滿了反俄挺烏的情緒，但也在那時，已經有人提出假設：如果未來俄羅斯倒向美國，中國該如何應對？

美國聯手俄羅斯整治中國的設想，在美國早已存在。比如，早在2012年，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出版《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書，就已建議為應對亞洲崛起，美國應改變與俄羅斯的關係、選擇與其合作。“反俄”的中國人滿懷正義感指責俄羅斯違背了國際法、是罪惡的侵略者，他們不知對最近的事態有何感想？

當美俄代表突然在沙特利雅得舉行會談，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戰爭責任在烏克蘭一方，美國甚至在本週將召開的G7(七國集團)會議關於俄烏衝突三週年的聲明中拒絕稱俄羅斯為“侵略者”時，一個匪夷所思的事實出現了：當前美國對俄烏衝突的定性，已與中國趨同。為美國助陣會獲得什麼呢？

美國副總統萬斯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歐洲多國提出批評 美聯社

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日前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時説：“別聽美國人的，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當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當朋友是致命的。”三年前，如果中國選擇“站到美國一邊”，今天可能就是美俄合作修理中國，那就不僅僅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沒有朋友”的問題了，而是將同時面對世界兩個主要大國的敵對，其中一個國家還與中國有着漫長的陸上邊境線，中國是不是會陷入一場極其危險的地緣政治和安全危機？

要考慮是非，更要考量利害

回想三年來中國內部關於俄烏衝突的輿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混淆了利害與是非。這兩個方面當然都不可或缺，一個沒有是非的國家難以獲得他國尊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一個不知利害的國家會沒有未來，因為它可能給自己招來無妄之災。在利害與是非之間，國家只能首先考慮利害，因為對於國家來説，生存永久是第一位的。個人可以“殺身取義，捨身成仁”，國家不能這麼做，一個連自身生存也無法保證的國家，奢談道義是沒有意義的。

最近一些年來的烏克蘭，正是這樣的一個悲劇國家，它想融入歐洲和加入北約，從基於“國家主權”的理據來説並沒有什麼不對；然而，這嚴重觸碰了俄羅斯的安全禁忌，不知不覺捲入了大國間的激烈競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聽到一位來中國訪學的烏克蘭學者坦言：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那將是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之時。烏克蘭內部並不是沒有人懂得烏克蘭不可以加入北約的道理，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烏克蘭卻一直在為加入北約而努力，美國也一直在以此為餌對之引誘。

烏克蘭的政客們為何沒有充分考量其中的利害？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曾説，“烏克蘭從來就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國家”，可能沒有多少人會認真思考這句話的含義。

自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建國以來，沒錯，在國際法範疇和聯合國框架內，烏克蘭已經是一個主權國家，然而從國家所需要的制度體系、內部認同、政治權威來説，烏克蘭真的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性的國家了嗎？並沒有。烏克蘭尚未經歷通常所説的“國家建構”，一個過早實施民主化、被內部四分五裂的政治集團和高度分化的政治意志左拉右扯的國家，只不過有了“國家”的外觀而無“國家”之實，政客們不是為國家的長遠未來和利害得失而謀，而是政治集團的是非利益而鬥，分不清國家的利害與是非權重再正常不過，而其悲劇命運也就難以避免。

烏克蘭成了大國競爭的犧牲品，在當下時刻被它曾經的“金主”無情拋棄、甚至還被指責為事端製造者，它再次清楚表明在互動性的國際場域中，任何國家的行為都不能不考慮牽涉其中的權力關係。“主權”所能行使的範圍實際上是有限的，“國家意志”不是想怎麼用就能怎麼用。

相比中小國家，對於大國來説，維護大國間的關係平衡再重要不過，因為大國總是面對來自其他大國的競爭，任何針對某個大國的其他大國聯盟的形成，對這個大國都再危險不過。只要有可能，一個大國都不要輕易與其他大國為敵，已經形成的大國友好關係，更是要盡力維護，不能在一時是非上糾纏不清。

大國關係更需要確定性，只要別的大國的行為沒有損害本國利益，都要想方設法維護確定性；把希望寄託在不確定的未來上，給自己帶來的則是自身命運的不確實性。當年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的外交活動，所竭力避免的就是歐洲其他大國產生針對普魯士德國的軍事政治聯盟，它曾給德國創造過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德國開始轉化為重要的工業化國家和世界強國。

過去三年，對俄烏衝突的很多判斷和説法都錯了

在俄烏衝突發生之時，有人認為，俄羅斯以只相當於西班牙經濟總量的體量挑戰西方，無異於以卵擊石、註定會失敗，這場戰爭會使俄羅斯進一步喪失全球影響力，對中國也只有壞處沒有好處，中國宜及時與俄羅斯切割止損。還有人提出，在20世紀的兩次大戰中，中國兩次都站對了隊、跟在了文明進步的一方，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其義可能在於提醒當前中國要“正確”站隊、仍要站到“文明進步”一方。

學者之談是基於自己所見所聞，不必過多指責其對其錯，但事過境遷，卻因為有關言論曾產生較大社會影響，因此有必要回顧所談與事實進展的契合或背離。從當前因“特朗普新政”而帶來的新變局來看，三年來中國場域中對俄烏衝突的理解和判斷，特別是對戰爭進程、俄羅斯大國地位、中國應取立場的一些觀念，是有嚴重錯判的，如果真按照這些判斷和提議做出決策，此刻中國外交要應對的會是什麼？

是以利害為重還是以是非為先？這對經歷了漫長和平的人來説已經無感，然而經歷了磨難的人會清楚明白其中甘苦。曾經參加過國民黨抗日隊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後來對中國歷史的評點中，經常用到的歷史觀察方法乃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技術角度”即權衡利弊得失，黃仁宇認為中國歷史上常常存在以道德論是非而導致誤國誤民的現象。戰略史家紐先鍾在研究以往的中國戰略史時，同樣指出過中國歷史上在高談“心性”中走向敗亡的悲劇。明清之際思想家顏元在總結前朝歷史時，曾以“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這句話諷刺南宋以後信奉朱熹的腐儒們在明朝滅亡只能選擇自殺殉國，看似高尚，實則無能，在空談心性中置國家於危難。

“挺烏”人羣認為俄羅斯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規則，這是事實。然而，這仍然不是中國要與之切割的理由。今天所説的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很大部分乃生成於“二戰”結束之後，它是如何而來？其實都與“戰後國際秩序”高度相關。以聯合國、國際法等為重要方面的戰後國際秩序，既有平等的一面、是眾多國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也無法迴避和否認，當時的兩個主要大國美國和蘇聯又扮演了主導作用，是大國權力意志的結果，體現的是“主權者立法”。

斯大林和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

規則的背後乃是權力，當權力認為法和規則不再代表其意志時，轉身不再“依法行事”，其邏輯是清楚的。美國和俄羅斯近年都表現出明顯背離自己參與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傾向和不再“守法”，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當代形態的國際法就是在它們主導下建立的。從戰後國際秩序乃是結合了多種意願、是多種意志博弈的結果來看，大部分國家仍選擇維護戰後國際法、國際規則，和少數大國選擇對其背離，都可以從法源上找到符合自己願意、需求的解釋，這是由全球權力關係和權力結構決定的。

回頭看，中國做出了正確抉擇

幸運的是，面對三年前的重大突發事件，中國並沒有喪失戰略定力，對全球局勢的判斷是清醒的。這使美國當前推進改變與俄羅斯的關係時，中俄業已形成的戰略關係在可見的未來仍將保持確定。

中國對俄烏衝突的表述，並非基於國家機會主義，首先當然是基於中國對相關事務的歷史是非曲直的認識，它與中國並不直接相關，其是非也並非一清二楚、而是各有其理，中國當然沒有必要對此明確表明立場。

其次，衝突的實質乃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對立，這些年來，美國已經明確中國是其“戰略競爭對手”、不遺餘力在構建對中國的包圍圈、對中國發起一輪又一輪的非戰爭攻擊，中國有必要聯合敵對者來反對友好合作國家嗎？

再次，大多數南方國家對俄烏衝突都持中立態度，暗含了對美國霸權秩序和西方國家主導地位的不滿，中國也看到了這種強大的國際思潮，在俄烏衝突問題上，是站到西方國家一邊還是站在廣大南方國家一邊？這也不言而喻。

還有，中國的歷史智慧一向是“離強合弱”，只有相對弱者才有可能形成緊密合作關係，中俄實力目前都弱於美國，相互合作順理成章。與實力相對強的大國合作聯手對付另一個實力相對弱的大國可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兩宋的選擇是經典例證。北宋與金合作滅掉了遼，但金卻又滅掉了北宋；南宋與蒙古合作滅掉了金，但蒙古人卻又滅掉了南宋。

與任何大國關係一樣，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是複雜的，不能只截取一個片斷來作為處理當前中俄關系的依據。比如，在沙皇俄國時期，中國大片領土曾被其佔領，這是中國近代史之痛；然而，同樣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支持，清朝解體後的中國能不能重新實現國家統一，要打上一個打問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如果沒有當時蘇聯給中國提供的156個工業項目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中國的工業化沒有那麼容易推進。在近代以來與俄羅斯/蘇聯的往來中，黑暗與光明同在， 哪一個片斷都是真實的，“挺俄”“反俄”完全都可以憑自己的是非口味從歷史上尋找自己想要的不同證據。

大多數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既有“陽面”又有“陰面”，過於計較其中的是非就無法有效開展合作。國家只能根據當前利害得失做出選擇。今天中俄兩國形成穩定的戰略互信合作關係，是兩國的共同利益驅動的結果，它與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做出改善與美國關係的決策，道理是一樣的，儘管在此之前，中國一直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中俄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是美國，然而如果美國真的願意尊重世界多極化的現實、放下對中俄兩國的成見，中國未來再次選擇與美國合作，也並非不可期待。

當代世界日益加劇的全球性問題需要大國間的攜手共進，如果未來中美俄三國之間能夠重演“二戰”結束前夕大國密切合作的場景，當前因“全球化終結”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給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帶來的陰影可能消除，全球整體的災難性局面也將因此可能避免。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